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的数据，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到2004年首次跨过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外贸用了整整26年；而从1万亿美元到如今超过4万亿美元，却只在弹指十年间。碾过时光岁月，中国外贸既负载着开放前行的荣光，也经历过颠簸泥泞的困顿。
大国崛起，在志，在行，也在心。如今，在制造与“智造”比肩、“引进来”与“走出去”交融、开放和改革共舞的节奏中，积蓄了更强大动能的中国外贸，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着更高峰放歌前行。
奋进路，青睐改革者
“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这是李岚清所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物资匮乏的描述，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之相伴的，还有商品价格、质量和企业管理等问题，而改变的方法“只有改革，放开计划和价格管理，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到国内外市场去竞争”。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国的外贸体制也随之破冰。
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改革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是当时最为迫切的目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陆陆续续开始设立对外贸易口岸，完善进出口许可证、出口配额管理，理顺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实行地区差别的外汇分成制度等措施也相继推出。
外贸体制改革初期探索的成效是明显的。198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比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增长了3.98倍，其中出口额增长了3.88倍，平均每年递增15.2%。也是在改革最初的10年中，对外贸发展影响深远的两项政策——放开外贸经营权和实行出口退税，登上历史舞台。
从1979年开始，外贸经营权由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逐步向地方外贸公司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下放。随后，1987年外贸公司开始实施承包制改革，地方公司和总公司脱钩；1991年外贸企业全面实现自负盈亏；1994年，国家又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提出在外贸企业中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4年，中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对所有外贸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
放权一直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主线，其中深意，在于理顺政府部门对外贸的管理关系，并打破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制度“隔层”。“在最初的‘统治贸易’体系中，即使亏损，总公司也会补给下面的企业，体制改革对我们影响较大。”谈起那段历史，曾经在浙江某国有进出口公司供职过的赵国林说，感受到压力的国有外贸企业纷纷加快改革步伐。他所在的企业不仅加入工业园区，加强硬件建设，还在2000年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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