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在明确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合作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当前外贸政策有着“战略定力”与“创新突破”双重特征。其一是针对外部不确定性，以巩固基本盘、推进市场多元化来缓和；其二是通过绿色贸易与制度型开放继续培育新动能。深刻解读与理解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是外贸企业的必要之举，这关乎企业的短期经营决策，更关乎其长期战略定位。
政策目标的双重定位
“稳规模优结构”是政府工作报告对外贸工作的基本定调，其蕴含着国家的深刻考量。“稳、进、活、韧”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对2025年外贸底色概括，据此其强调2026年要建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三大支柱”，这意味着2026年政策目标不再是看重单一的总量扩张，而是在“规模稳定”与“质量提升”间寻求平衡。
展开来看，不计代价的规模扩张并非“稳规模”核心要义，尤其是面对外部需求逐渐收缩这一现实。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可能放缓至0.5%左右，此严峻现实意味着“稳”不再是唾手可得，而是需付出百倍努力才能很好实现。“优结构”主要围绕着三个部分，一是市场结构，必须从依赖欧美转向多元化布局；二是产品结构，劳动密集型不应占据绝大比重，应转向技术密集型；三是贸易形态，不再主要依靠货物贸易，而是兼顾货物、服务、数字贸易。
政策工具的三大支柱
2026年外贸政策的“三大支柱”无疑会带领中国外贸走向更充分的发展。具体而言，第一支柱是货物贸易，从政府工作报告分析而言，货物贸易的政策着力点不再是单一的出口支持，而是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第二支柱是服务贸易，“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指出前进方向，即鼓励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推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提质升级。第三支柱是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与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的蓬勃发展，表明企业数字贸易的身份不再是“新业态补充”，而是“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
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
认识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是理解2026年外贸政策的前提。商务部前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指出，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正从单一的关税层面，升级为“体系竞争”。此判断表明局部的、短期的关税摩擦已经不再是中国外贸要翻越的主要“大山”，涉及规则、技术、标准、金融的全链条竞争来袭，成为中国外贸要重点攻克的对象。这种“体系竞争”包括部分国家以“去风险”为名，行“贸易壁垒”之实；中东地区冲突再现，中东航线物流停滞，进而影响全球供应链；贸易保护主义“更新伪装”，更难被发现被制裁，绿色壁垒、数字壁垒等新型贸易限制手段层出不穷。
内部基础的深刻变革
外部压力不断增大，但中国外贸的内在基础仍在发生着质的飞跃。首先，市场多元化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有关统计，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占比已提升到51.9%，非美市场的占比不断增加，其有效补位明显减少了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其次，出口结构逐渐向价值链高端靠拢，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5.25万亿元，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仍具有鲜明竞争力，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与品牌价值有了明显提升；最后，贸易新动能的成长也在加速进行中，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服务进出口额首次突破8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4.2%，跨境电商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达4.43万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传统的规模扩张已是过去式，高质量的质效提升助力中国外贸实现历史性跃迁。
市场布局：多元化战略的深化
“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是此次工作报告又一政策导向，其意味着将市场从被动应对引向主动布局。全国政协委员吴富林建议，在东盟、中亚、东北亚等周边地区大力发展中间商品贸易，同时深度挖掘非洲、中东等地的对美商品转移潜能。这一建议为企业指明了两大方向：一是深入探索周边市场，通过中间商品贸易进一步融入周边区域产业链条；二是开拓新兴国际市场，把握“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机遇。
对企业而言，市场多元化并不是简单地指向“将鸡蛋分篮”，而是基于比较优势在特定区域的深耕，而非广而散的低质量扩大。商务部研究院白明强调，必须通过加强竞争力来形成定力，并与及时优化贸易方式、市场及产品结构相配合。
动能转换：数字与绿色的双轮驱动
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是报告着墨最多的新兴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以区域化、多节点为特征的供应链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其中海外仓、区域中心仓、保税仓在内的多阶段多层次布局，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绿色贸易领域，政策重点是构建绿色贸易体系，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抓手，引导行业头部企业带动产业供应链绿色转型升级。为完成上述转型升级，企业需要加快ESG合规能力建设，解决新型贸易壁垒的困境，以更好地构建能够带动经济稳中向上的绿色贸易体系。
规则突破：制度型开放的企业机遇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义在于从商品与要素流动两大基础方面开放，逐渐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过渡。这一政策对企业有着直接影响，首先，服务业开放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这为相关领域的企业带来更大的跨境区域合作空间；其次，跨境数据流通规范逐渐明确，全国人大代表潘越建议，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监管，进而与国际数字规则相衔接，这就提醒数字贸易企业要密切关注数据合规要求的变化；最后，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属性，吴富林建议扩大跨境人民币产品服务和应用场景，这将显著降低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汇兑风险。
能力建设：从“产品出海”到“企业出海”
面对欧美市场的贸易壁垒，“出海”建厂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政策回应。全国人大代表权衡提醒，企业出海的问题在于风险防控与合规经营，这就要求企业要提升其“走出去”的专业能力，包括商务咨询、区域国别研究、法律服务等。与此同时，在政策层面仍需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为企业能够“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后盾。
2026年的中国外贸如一艘巨轮，正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海域，风浪越大，中国外贸越显其卓越格局。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展现的，政策制定者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部基础的韧性有着清醒认知，其清楚地告诉企业需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以不懈的创新突破开辟发展新空间。多元市场的走向不会改变，数字化转型的机遇继续存在，制度型开放的红利逐步体现。在这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兼顾”的转型战中，唯有那些保持战略定力、勇于创新突破的企业，能在对外贸易这一巨轮上站稳脚跟，在风浪中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甘肃省侨联涉外法治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贸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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