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过去就差一点失去文化的根基，因此我深知道这种危险，一失去文化根基，人就失去信心。”
——李光耀（1978年）
据新加坡总理公署23日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3时18分点去世，享年91岁。但他留下的最后的政治预言，仍旧深深影响着世界。
今天（3.23），世界失去了一位巨人：李光耀。
李光耀是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被视为儒家思想的代言人，在他担任三十年总理期间，和华裔以及其他民族的官员一起领导各族人民，把新加坡从一个渔村建成为一个繁荣富裕的现代化国家。他且有兼济天下的胸怀，用独立的远见制造出中西政见冲突的平衡。
他在临终前，还留下了独到的政治预言，并引发人们的思考与争议。凤凰卫视评价《李光耀观天下》，是21世纪的隆中对。
他说：美国不会系统性衰退，凭借社会多元和创新力，依然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
他说：中国不是前苏联，为国家利益而非输出革命，因此中美理应合作而非抗。
他说：中国不会也不该西方式民主化，否则玩完。
他说：中国过去太注重出口，如果合理调动内需，会继续两位数增长。
他说：习近平沉稳内敛有钢铁般意志，是曼德拉级的领袖人物。
李光耀不是趋一己之利的政客，而是怀抱儒家理想的政治家。他原来抽烟一支接一支。后来，为了创建无烟国，为全体国民作表率，他以身作则自动戒了烟。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一举战胜了多年癖好。戒烟也使得他的政治声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新加坡佛教居士李木源曾被诬从居士林贪污钱财，被贪污调查局调查，调查人员曾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贪污？为什么肯这么辛苦在居士林工作？谁不爱钱？谁这样笨？”李木源回答：“有啊，有一个比我更笨，更不爱钱。”对方问是谁？他说：“我们的总理，李光耀先生。他是一个英国皇家律师，如果做大律师一个月至少赚十万，目前做总理赚不到两万，还给人骂。他也是不爱钱嘛，可是他有他的政治目的，我有我们的宗教目标。”
掀起儒学运动
李光耀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哲学应用于治国，树立了一例成功的标杆。
1980年新加坡政府教育部提出了重新整编中学道德教育课程，以求加强精神发展、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在吴庆瑞和王鼎昌的报告书中，主张实施宗教教育，“为了造就正直的人。”经过政府讨论和接纳后，定出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及世界宗教各种课程，以供中学三、四年级学生选择修读。
1982年初，总理李光耀公开提出要把“儒家伦理”也放置于各种宗教教育课程之中，以供学生选择。李光耀的意见，即时获得了新加坡许多华人的支持。为了编纂“儒家伦理”课本，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属下的课程发展署特别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编写的书籍除了两套《儒家伦理》课本及作业之外，还有教师手册、辅助教材、影视教材和一系列的参考资料。此外，又进行教师培训工作，在重点学校中推行试用，用了近五年的时间，花了许多人力及金钱，《儒家伦理》才得以全面在正式施教。
《儒家伦理》课程的提出和编订，不但在新加坡国内引起了连锁性的社会反应和文化反思，而且也受到国际的注视。首先，是在1982年夏秋之间的“八月群儒会星洲”的热闹场面。由新加坡政府出面邀请了八位蜚声国际的“儒学学者”以高姿态到新加坡访问。他们是纽约大学的熊介教授、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吴元黎教授、纽约市大学的唐德刚教授、耶鲁大学（后转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密芝根大学的陈真爱教授、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全都来自美国；还有另外一位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伍振骜教授。
他们在新加坡作公开演讲，接受电视台记者的访问，以及与政府领导人、社会领袖进行多次的对话。其中杜维明的演讲、交谈和报告，更被编辑成书，1984年由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出版。
新加坡政府推行儒学具有更大的雄心和目的，远远超过仅为中学提供道德课程的简单构想。除开学术研究活动，新加坡政府也鼓励文教组织及民间社团推行儒家伦理。由宗亲会人民协会以及组屋区委会所举办的讨论会、演讲会、征文比赛和其他活动，无月无之，不胜枚举。由一群文化工作者及儒家伦理教师联合组成的“儒学研究会”，更是专以推行儒学为目标的新兴会社。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儒学运动”，即使从狭义而言，也不单纯是课程改革或道德教育运动而已，它同时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运动。参与的认识不限于一群中学生和教师，也包括了许多的社会成员、学术精英和政府领袖。广义来说，它还不局限于教育与文化两个层面，而且与社会秩序之稳定及道德价值之重建、政治威权的确立及外交上权衡撙节的手段，都有着连带的关系。
从西方教育中回归东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说过：“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不仅是余英时一人之见，也是许多评论和研究新加坡历史和政治的学者的共识。从开国到现在，李光耀把面积细小、资源缺乏的新加坡建设成为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国家，贡献实在不小。
李光耀1923年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统治的新加坡，父亲是第二代的中国移民，母亲也是土生土长“娘惹”(Nonya）。虽是祖籍广东大埔，但李氏从小长大，接受的是英校教育。他自言：“我是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年幼时曾经在幼稚园读了一年华文。仅此而已”。李氏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英校，中学毕业后负芨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和法律，以优等成绩毕业。从教育和文化背景而言，李氏是个典型的“英校生”和“西化派”。
虽然后来他说：“如果我再做学生，我要先进入华校。”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974年，已开始注意到中国语文和文化的重要性，但对儒家思想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他只懂得“双语教育”有利，但对儒家伦理和传统中国文化并未深究。
除了李光耀本身对中国文化认识不深这一原因之外，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新加坡建国初期，更因为政治因素使谈论到中国文化和传统成为一大禁忌，因为马来人的疑虑及对“第三中国”的政治标签的敏感，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的华人领袖，都倾向于“压抑华人文化”的政策，例如把“中国人”、“华侨”等词改成“华人 ”，尽量摒除“中国意识”，不谈“文化认同”。
建国时期的李光耀，着眼于政治与经济。“双语教育”和通晓多种语文都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与整合有利，但对国民自信心的孕育、社会的稳定和配合、公民素质的培养，却有赖于文化及价值系统的建立。李光耀在还未深通儒学之前，已经了解到文化、价值观对于社会稳定和民族自信的重要。
在1978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他就谈到“文化根基”的问题。他说：“谁失去了文化的根基（我自己过去就差一点失去文化的根基，因此我深知道这种危险，一失去文化根基，人就失去信心），谁就有一种若有若失的感觉。”在同一篇讲辞中，他谈到存在其内心的“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曾给予他自信心、胆识、热情及充沛精力。他说：“我领悟了价值观念体系的真谛。我通过英文开始去体会这种观念体系，通过英文和华文对照进行研究而了解了这种生活方式。”
李光耀大致是从七十年代中或后期形成其“精神价值体系论”的。从那些演讲开始，他就不断地强调“价值观”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并且把东方和西方的价值观拿来比较，得出“西方价值观”下的公民重视“权利”而“东方价值观”或“华族道德观念”则重视市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把儒家对个人与社会的看法拿来和西方赫胥黎之人生观比较，谈到个人、集体、家庭、社会、权利、义务之关系。他以儒家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概念阐明修养、教育，用“使自己成为有用之人”去解释“修身”，以照顾家庭、爱护国家去解释“齐家”与“治国”，并强调每个人尽上这些义务，天下才得太平，他甚至为孙女起名叫“修齐”，强调个人的努力及其对家国应尽的责任。
由于李氏多次以儒家伦理、东方价值观及精神文化等题目发言，使得他的地位由新加坡儒学的推行者进一步演变成为东亚文化和价值观代言人。1996年一月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选了李光耀为1995年亚洲的“风云人物”，因为李氏“带动一股时代潮流，代表一种社会趋势，给过去一年的历史留下深刻的烙印。” 李光耀被选上，正因为他倡言“儒家伦理” 与“亚洲价值观” ，与西方文化及西方媒体对抗，在思想上对亚洲的国家和人民都有很大冲击和影响。
因是之故，李光耀近年在退任新加坡总理之后是以“思想家”及“亚洲价值观”代言人的姿态重登国际舞台的。总括来说，八十年代他是新加坡儒学运动的推行者，1990年退位之后，他却是整个东亚文化和价值观的代言人。合此二者，使李光耀成为世纪之交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从东西方政见中找到一条新路
李光耀应用儒家思想于国际舞台，最明显的是1992年其“东西价值观不同”之论。首先，他在1992年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创造廿一世纪论坛”上发表了他对西方式民主的尖锐批评，指责美欧国家企图把这套西方式的民主制，强向其他非西方国家推销，不单止促使东欧及苏联的解体，还要把这套西式民主强加于中国、北朝鲜、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之上。
李氏又言：“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要有经济发展，民主才会随之而来。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为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并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和纪律。什么是好政府？这要视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所重视的，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重视的。”
李氏这种言论，正是儒家所说的“富而后教”的思想，也是传统中国人常说的“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意思。不过，李光耀更进一步以“人民的价值观”说明“西方式民主”并不一定是亚洲国家所需要和追求的。因为“西方人重视的是个人自由”，是公民的 “权利” ，但亚洲人 （特别是东亚“儒教文化圈”下的亚洲人）追求的却是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和一个诚实有效率而又能够保护其人民的政府。
在1994年李氏与美国《外交事务》主编的对谈中，他又再次强调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重申亚洲人民重视社会秩序和集体利益，而非西方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他指出专门讲人权和民主的美国，同样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严重危机。他说：“作为一个整全系统。（美国社会）中有许多的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携带枪械、服用毒品、暴力罪案、随处游荡、在公众地方许多不雅及怪异的行为。总的而言，是公民社会的破碎。”
在李光耀的讲话中，有强烈的道德评价。他直斥西方社会中一些败坏行为和不良风气，其根源正是“过分的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
其实，李氏出身英国剑桥大学，念的又是西方法律，对西方民主观念及民主制度的渊源皆非常熟悉，他把东西方价值观作出区分，并没有完全否定西方民主法制的说法。不过，他指出“过份的”强调人权和民主，也会产生一连串的社会流弊。他是针对这些西方的社会流弊（新加坡常用词是“西方文化的歪风”）而提出其“亚洲价值观”论调的，所以他并非完全反对西方和排斥西化。对新加坡政治十分熟悉的郑赤琰说：“李认为全盘西化…行不通。其实他从未否定西方文化及民主制度的价值，只是反对将西方民主直接移植到亚洲来。这样做就像移植树木而不理会土壤是否适合，树木将会枯萎。”
儒学治国
在七十年代之前，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并未特别优待大家庭，组屋（HDB）主要是为小家庭而设计，但在八十年代新加坡的人口平均年龄增加，有老化的趋向。换言之，社会上有着一个庞大的高龄社群，他们需要福利、医疗及精神与生活上的照顾。从照顾老人和奉养父母这个角度看，儒家伦理强调孝亲是子女的“责任”，而非由政府负责。李光耀在推行儒家伦理的同时，也推出“三代同堂”的组屋政策，鼓励祖父母、父母及孙儿同住，一方面希望减少政府开支，把部分政府责任转嫁到家庭上去；另一方面也避免老人独居无人照顾的问题日趋严重，造成社会问题。
潜在的社会问题，是异议分子及不满政府的意见逐渐兴起。尤其是英文学校背景出身的新加坡中产阶级，开始质疑李光耀政府的“家长式”统治方法。他们不满政府的“无形之手”伸往社会每一角落，事无大小，均要干预（如大学女生的婚姻问题，头发长短与吸烟、冲厕等）。李光耀强调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人民好，是求集体的利益，故有时需要个人自由为代价。
儒家伦理强调“公益”高于“私利”，强调“集体”过于“小我”，正合李光耀一贯的治国之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他看到西方社会国家中的一些弊端：过分依赖政府救济、工人好逸恶劳、医疗和福利的支出庞大，甚至拖跨国家的财政等等，更加强了他对市民应尽其社会责任，甚至拖跨国家的财政等等，更加强了他对市民应尽其社会责任，甚至自力更生的想法。他说：“政府不是救济署。”“基本上，他认为失业金、遣散费等应由雇主负责发放，而老人退休后的生活和照顾，则尽量由亲人去承担。”
然而，异议份子对李氏的“家长式”统治不满，除了社会福利政策，还有对传媒的控制和对反对者的压制。例如1986年修正的报章及印刷出版法，加强了政府管制中外报刊杂志的权利；翌年，政府运用此法案禁止《亚洲华尔街日报》 ，亚洲版的 《时代杂志》、 《远东经济评论》 及《亚洲周刊》等在新加坡发行。
当异议者提出新闻自由和个人认知权利之时，李光耀的说法正如其对《外交事务》编辑谈到东亚文化价值观时所说的同出一辙：社会必先讲求秩序和稳定，“过分”的和“过多”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只会破坏社会秩序，所以政府要为大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而对传媒和异见者加以监管，并防其煽动情绪，引起纷乱。
祝家华在1996年《亚洲周刊》中就曾这样写道：“无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论天下’，李光耀正代表了一个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尽管这一切有亚洲兴衰荣辱大背景之影响，但从李光耀身上仍然可以看见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个人主题意志之展现。这是李光耀之所以成为李光耀的核心所在。”
（本文主要引用素材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外圣” 而 “内王”—— 李光耀与新加坡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