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传播，研究重点在于解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中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成为一门逐渐崛起的新兴学科。企业传播的研究范围涵盖到公关、营销、广告、AI制作等各方各面，并逐渐走向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传播相关研究。对此，一些学者逐渐提出了系统化的传播模式，如“战略—体系—手段”的3S分析框架（胡钰、景嘉伊，2020）等。未来企业传播的方向应该更多地指向人工智能、新技术发展发展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特点，更多关注企业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策略调整（包国强、黄继晨，2025）。
近年来，对于中国品牌出海传播的研究出现了多维度的发展，无论是研究对象、传播模式都出现了更为细致的论述。姚曦（2024）指出，跨文化营销传播的核心范畴指向主体、情境、媒介间的互动关系，更进一步地，文化、制度、技术、市场被看作是分析跨文化传播营销的四个维度，跨文化传播需要兼顾文化之间的可沟通性，制度方面，不仅要顾及正式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顾及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技术是跨文化传播营销的内驱力，而市场则是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所以，可见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之下，企业的营销策略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传播要重视时代性，在如今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企业传播要增强穿透力，就需要精准定位受众，培养去中心化的品牌多元思维，并增强共情感（王晓维、丁娜，2022）。
除了外部时代性，对于企业自身成长周期而言，在不同阶段，企业应当采取适应自身的传播策略（张三保，2019）。在初创期,由于合法性缺失,企业采取叙事和比喻的语言形式,运用故事和比喻促进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认可；到了成长期,为了获取资源和竞争优势,企业亦采取叙事和比喻的语言形式,向利益相关者揭示投资价值、诱导资源分配；进入成熟期,为建立新的制度并抑制竞争,企业通过话语的语言形式,运用文本去除原有制度,或利用模糊语言影响竞争者进入决策；到了面临衰退期,为修复因形象危机造成的合法性损害,企业则采取框架的语言形式来挽救受损的声誉和形象。
中国内地企业传播总是与国家经济体制、文化、以及市场充满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内地企业与我国在国际上争取合理地位、提高国际声誉的外交诉求相关（季为民，2021）。随着经济体制的调整，传统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局面逐渐扭转，国家、城市、企业三位一体的传播格局逐渐形成（戴永红等，2022），国家赋能、城市赋信、企业赋利方能实现品牌的国际传播。此外，随着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迅猛发展，企业大多投身公益，社会责任也越来越为企业所看重，公益逐渐成为赋能品牌传播、塑造企业形象的重要部分（李宁，2023）。
参考资料：
文字：陈俏含
图片：网络
编辑：关心怡
审核：朱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