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8号文、《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招商新政的落地，各地招商引资正在从“拼政策”转向“拼生态”，逐步摆脱土地、税收优惠的路径依赖，形成差异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新路径。东部地区以上海、杭州为代表，探索投行化招商与数字赋能。中部合肥、武汉依托产业基础强化链式布局。西部包括成都、昆明借力区位优势推进跨区域协作。这些经验做法，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复制的招商样本。
上海以“投行思维”重构招商逻辑，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建立“124X”服务体系，通过市场化专班精准对接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杭州依托数字经济基因，搭建“城市机遇”场景数据库，定期向全球企业发布智慧交通、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清单，将政策优惠转化为市场机会。两地均重点强调“招商即服务”，上海组建国际化专业团队提供从谈判到投产的一站式服务，杭州首创“亲清在线”数字平台实现政策兑付“秒到账”。这种从“给优惠”到“给机会”的转变，既规避政策攀比风险，又为产业生态培育提供土壤，成为东部地区在新政下“合规招商”的典型经验。
中部地区以合肥、武汉为代表，将“链式思维”贯穿招商全流程。合肥围绕“芯屏汽合”产业链，设立总规模超千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通过“以投代补”吸引京东方、蔚来等龙头企业落地，再以“链主”吸附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武汉光谷则建立“链长制”，由市领导挂帅担任重点产业链链长，统筹招商、科创、土地等要素保障，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突破万亿规模。两地还创新“场景招商”模式，合肥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路段吸引算法企业，武汉在低空经济领域发布无人机物流试点场景，以真实需求替代政策让利。这种“因链施策、以链聚企”的打法，既符合新政对公平竞争的要求，又强化地方产业韧性。
西部地区则立足区位特点，探索出“跨域协同+开放赋能”的招商新范式。成都联合重庆构建成渝“招商联盟”，共建电子信息、汽车等跨区域产业链数据库，实现招商信息共享、项目流转共推。昆明依托中老铁路开通跨境“绿电”通道，吸引光伏组件企业落地建厂，形成“云南造—东南亚用”的绿色产业链。两地还借力数字技术突破地理限制——成都开发“云端会客厅”小程序，实现线上考察、VR看地、云签约。昆明与东盟商会合作搭建多语种招商平台，精准推送RCEP政策红利。这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协同理念，既避免区域内恶性竞争，又放大西部地区的节点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招商服务体系建设上，合肥的专班、基金、场景模式颇具借鉴意义。该市成立16个产业链推进专班，每个专班配置产业教授、金融顾问和法务专员，为重大项目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同步设立天使投资风险池，对科创企业实施“投贷联动”，初期由政府基金领投培育，成长后引导商业银行接力支持。更创新“整链迁移”服务，为从长三角转移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打造“类原产地”生态，复制长三角的物流、金融配套体系。这种将产业生态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做法，使合肥在新能源汽车招商中实现“无政策优惠却引龙头”的突破，为新政下的内陆城市提供转型样板。
此外，营商环境优化也是招商引资新政时代的关键要素。上海全面清理税收返还政策，转而实施全球创新伙伴计划，通过开放实验室、共享研发平台等软资源吸引外企研发中心。杭州推行“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企业通过评价系统实时反馈问题，部门响应情况纳入干部考核。成都试点“政策计算器”，企业输入基本信息即可自动匹配可申报政策，避免“找不到、读不懂、不会报”的痛点。这些改革将营商服务从笑脸相迎升级为系统再造，推动地方政府从政策供给者转向规则制定者。
面向未来，地方招商引资做法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合规性创新，如上海探索“负面清单、标准地”模式，在土地出让环节嵌入亩均税收、碳排放等约束性指标。二是在地化创新，武汉东湖高新区设立场景实验室，邀请企业与政府共同设计智慧城市应用方案。三是飞地化创新，成都与深圳共建“反向飞地”，在沿海设置研发中心吸引人才，在西部基地转化成果。这些探索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地方实践的经验。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新政背景下的招商引资，本质是地方经济治理能力的比拼。东部强在生态构建，中部胜在制度创新，西部优在资源转化，但共性经验在于以产业链思维替代项目思维，用制度红利替代政策洼地，靠服务增值替代让利竞争。当土地优惠、税收返还等传统招商手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那些能提供低成本、高效率、高确定性发展环境的地方，将成为产业变革中的关键变量。
信息来源|杨柳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