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是中国一线城市的代称、是超大都市的符号。
在最新发布的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中，这个难以撼动的代称和符号，发生了变化：杭州首次超过广州，“北上广深”变“北上深杭”。
这份榜单由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发布。该机构前身是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于1988年。榜单发布后，没有意外地引发关注和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杭州的确有一些细分指标排在广州之前，但综合得分反超广州，此话怎讲？
我们就此与华顿研究院院长沈晗耀进行了一番深度对话。
谁是一线城市，并非一成不变。
从京津沪，到京沪穗，再到北上广深……这些头部城市的组词之变，就是中国一线城市队列的变化轨迹。
什么是一线城市？或许你还记得，在2010年前后，“逃离北上广”的讨论和新闻，从年初热议到年尾。这场争议，让大都市面临的交通、拥堵、房价等大都市病，成为了社会公共议题，也折射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一线城市就是指代超大规模的都市：城市面积大、人口总量大、经济体量大。
早些年，很多城市榜单追求“大”，以经济总量指标来反映城市发展水平。而华顿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算是一个特例。
“我们觉得城市不仅要大，而且要强。”沈晗耀介绍，他们从2013年开始筹备制定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没有采用传统的唯GDP论的导向，而是划分了硬经济指标、软经济指标，希望能将判断城市的标准，从“大不大”变成“强不强”。
所谓硬经济指标，即GDP分值、储蓄分值、财政分值，而软经济指标则包括环境分值、科教分值、文化分值、卫生分值。
这些软硬经济指标，都有两个特点：首先是综合，因为每类分值都设置了许多细分指标，比如环境分值就包含建成区绿化率、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等，能够反映一个城市在某一维度的总体水平；其次是均衡，因为大量指标体现了人均的概念，比如储蓄分值和科教分值，都体现了人均储蓄、人均床位等水平。
具体到杭广之间，杭州的综合得分虽然只有0.74分的微弱优势，但细分指标波涛汹涌：杭州的GDP分值和科教分值，大幅落后于广州；而储蓄和财政这两个既看总量又看人均的分值上，杭州又大幅领先于广州，扳回了一城。
所以，杭州对于广州的反超，看上去更像是人均的反超。
这不能等同于城市能级的反超，而是城市“强”对城市“大”的胜利。
“杭州在这份榜单上超过广州，并非一次极速跳跃，也不是一年之功。”作为华顿经济研究院的掌门人，沈晗耀熟悉榜单的每一个变化，尤其对杭州的上升轨迹印象深刻。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在2015年首次发布时，杭州的综合排名全国第9，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苏州、武汉、重庆均在杭州之前，且杭州与广州综合得分差距有13.95分之大。
此后，在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中，杭州持续反超：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这10年，杭州从第9到第4，广州从第3到第5，发生了什么？
杭广之间，座次的交换与进退，从得分上看决定胜负的是GDP分值：2015年，杭州GDP分值落后于广州超过20分。到了2025年，GDP分值差距缩小到了4.62。
“GDP分值的差距，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差距。”沈晗耀说，用通俗的话来说，GDP是经济活动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增加值增加得越多，GDP增长得就越快。那些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较快进行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能用更少的成本投入，创造更多增加值。
杭州就是一个例证。这些年来，杭州GDP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上市企业总数、财政收入等一直高于广州，均位列全国第四，与最新的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完成了位次的匹配。
诸如此类高于经济体量排名的指标，得益于杭州将电子商务的先发优势，变成了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布局的先行优势，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增加值，也创造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和税收，让城市活力变得更旺盛。
在沈晗耀的观察中，类似杭州这样以新动能推动快发展的，既有城市样本、也有国家样本。他认为，硅谷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原来的工业社会进入到了科技时代，而美国也得益于科技快速发展，成为了唯一一个由全球工业中心转型为全球科技中心的国家。
放眼城市排位赛的后半场，想要在这场“赛马竞技”中保持领先，同样需要抢占科技创新的高地，大力布局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全新赛道，从而获得城市竞位赛的领先身位。
除了新旧动能的转换，城市竞位还有一个新旧之变：以往是城市单打独斗，现在更看重城市群的协同。换而言之，原来国与国的竞合，是城市与城市的竞合，如今变成了城市群与城市群的竞合。
在长三角，城市的粘合力更强更紧。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杭州是数字经济第一城，南京科教资源丰富，合肥新兴产业布局稳准狠。这些城市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上错位布局、分工协作，且一条G60科创大走廊贯通江浙沪皖，产业和交通协同联动优势明显，造就了当今中国大陆极具活力的一个经济圈。这个世界级城市群，也为各个城市回馈了更加充沛的成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