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是逃离西雅图的人之一，因为华盛顿州立法者推动了9.9%的财富税。
如今在美国政坛，随处都能听到立法者声称政府的税收力度仍然不够——尤其是对富人的征税。加利福尼亚州的进步派人士正推动向亿万富翁征收财富税，号称此举能一次性增加1000亿美元税收。纽约市长候选人佐赫兰·马姆达尼正力推对富人征收新税，以便为大规模扩展市政服务提供资金。华盛顿州的政治家们则将本可避免的预算问题归咎于对企业和富人征税不足。
国家层面的情况亦是如此。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等进步派人士多年来一直坚称，赤字本质上是个财政收入问题。共和党人同样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名支持征收关税。而且，正如加图研究所税收学者亚当·米歇尔所言，他们为减税辩护的理由已逐渐偏向"自我补偿"效应，而非基于缩减政府规模的原则立场，这实际上默认了财政收入才是应关注的变量。
他们都错了。问题不在于政府征税太少，而在于政府开支过大。
米歇尔的研究数据显示，1950年，政府总支出约占美国经济规模的五分之一，如今这一比例已升至三分之一以上。同期实际人均支出翻了两番。莫卡特斯中心的杰克·斯彭斯追溯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以探究长期结构性赤字的确切成因，发现98%的赤字源于支出决策。其中约三分之二反映了现有债务利息的复利成本，其余部分则是强制性项目支出的增长，尤其是医疗保险，按其轨迹，到本世纪中叶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较历史平均水平增长近两倍。
任何看似可行的增税措施都无法弥合如此巨大的缺口。无论政府设定多高的税率，其实际能征收到的财政收入都存在一个坚实的经验上限。
自二战以来，尽管联邦最高税率在28%至91%之间大幅波动，但联邦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仅为17%左右。这一收入占比变化不大，曾在2000年因经济增长达到19.8%，但随后便迅速回落。
原因很简单：当税率提高时，纳税人会减少工作、转移资金、改变投资方式，从而导致税基萎缩，直至税收收益回归历史均衡水平。同时，政客们也会通过扩大税收减免来应对高税率压力。目前，各种税收减免项目使联邦收入减少了约国内生产总值的8%。
有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效仿欧洲模式，征收增值税和高额薪资税。米歇尔估算，这将使美国家庭平均每年的税单增加约1.2万美元，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是沉重负担。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洲模式本身也行不通。
以法国为例，该国拥有美国左翼所渴望的一切：20%的增值税、超过45%的最高所得税率、旧财富税的遗留影响，以及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约57%的规模，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然而，面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16%的公共债务，法国并未通过征税实现财政稳健。巨额税收依然赶不上国家的支出步伐。
华盛顿州正在其境内进行一场实验。该州的两年期运营预算在六年内从1020亿美元激增至1660亿美元，远超通胀与人口增长的叠加总和。与此同时，州政客们还对高收入者征收了7%的资本利得税。结果数千人带着他们的收入离开了该州。
如今，该州民主党人又提议对高收入者征收9.9%的所得税。星巴克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正迁往佛罗里达州，这恐怕并非巧合。企业也纷纷示意要搬离。
华盛顿州并非在解决财政收入问题，而是在试图用会侵蚀必要税基的税收来填补支出无度的大窟窿。康涅狄格州1991年开征州所得税后就尝到了这种模式的苦果：增税助长了更多支出，进而需要更高税收，导致纳税人外逃、经济增长放缓。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加州若真对亿万富翁——或未来某个时候对百万富翁——征收财富税，也将重蹈覆辙。支持者承诺的"一年增收千亿"？根本不可能实现。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该财富税法案通过前，已有六位亿万富翁公开确认离开，带走了近30%的预期税基。更严重的后果是，加州因将这些纳税人赶走而损失了未来可征收的所得税收入，这使得该财富税很可能产生负的净财政收益。最终，该州的财政收入可能还不如当初什么都不做。
政府之所以面临财政危机，并非因为他们被动地征税过少，而是因为他们选择支出过多。激进的新税种或许能暂时掩盖失衡，但几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衡。更多情况下，增税反而为政客提供了掩护，助长了支出的进一步增长。这只会拖延最终清算的时间，让未来的调整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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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Los Angeles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