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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流瑜伽研究

2023-08-02

导读：编者按：文中观点“真的”不代表公众号意见——尤其是关于“食人”习俗。又及，公众号之所以间或转载一些介绍殡葬

编者按：文中观点“真的”不代表公众号意见——尤其是关于“食人”习俗。

又及，公众号之所以间或转载一些介绍殡葬、死亡相关的文章，原因在于无常、死亡真的存在，也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而我们——或许真的了解不多呢。而真正的实修，是时时刻刻在为死亡做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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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凯特琳·道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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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旧金山—湾区快速运输系统（地铁）工作人员称，周六中午12点左右，一名年龄约20岁的男子进入旧金山地铁轨道，遭列车撞击后身亡。

目击者称，该男子“站在铁轨上等车撞过来”。地铁发言人林顿·约翰逊称，他“甚至没有试图躲开”。

事故发生在旧金山市政中心车站，男子遭撞击后被卷入地铁列车下方。据约翰逊称，该车站全部列车被迫停运3个小时，造成大规模延误。

雅各布迎着呼啸而来的列车，结束了自己22岁的生命。他只比我小一岁。他的脸上有几处轻微擦伤，破了几道口子，看起来不像被火车撞过，更像是凌晨两点在酒吧斗殴时挂的彩。

“上个月送来一个被城铁碾过的家伙，身体断成了两截。”麦克不以为然地说。

雅各布唯一的重伤在左眼，他的眼球没了，可能丢在了事故现场。但如果只看右脸，雅各布和常人无异，他似乎马上会睁开完好无损的右眼，开始与别人交谈。

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说过：“只有自杀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权利。”生活处处与人作对，“这个世界能够夺走我们的一切……但没有谁能阻止我们自行了断”。不足为奇，这名“沉溺于料想事情最糟状况”的人，最终患上失眠症，孑身一人死在巴黎。

萧沆或许是消极自恋的典型，但不管我们推崇哪种哲学流派，疯狂与绝望都会找上门来。尼采在44岁时精神崩溃，他在《偶像的黄昏》中有一句名言：“凡是不能毁灭我的，将使我更强大。”之后他开始由妹妹悉心照料——他的妹夫此前不久刚在巴拉圭自杀身亡。

很多人认为自杀是残酷而且自私的行为，但我支持雅各布的选择。如果他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我没法要求他继续忍受这种折磨。我不知道雅各布为何选择自杀，他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也可能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我没有资格对他的动机妄加评论，但我可以评论他的实施方式。就后一点来说，我完全不赞同他的做法。

雅各布自杀的方式让我有些不安。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选择了一辆满载的列车。上大学时，我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一家咖啡馆当经理。我去西风火葬场上班的两个月前，店里的副经理和女朋友大吵一架，随后在卧室里自缢身亡，他的室友回家后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自杀的行为成为这两个女人一生的负担，这个后果比他的死更令我难受。如果你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将对他人的伤害降至最低；假如生命是一场派对，你可以从后门溜走，但不要扫了别人的兴。

雅各布的行径造成的损失大多是经济上的：几千人上班迟到，错过了旧金山机场和奥克兰机场的航班，没赶上重要的约会，等等。

但是对列车司机而言，他的损失与经济无关。他与雅各布四目相对，刹车为时已晚，只得任凭列车向这个男孩冲过去。列车司机在职业生涯中平均要撞死3个人。当你别无选择，只能从别人身上轧过去时，你逐渐会对这份还算稳定、理想的工作失去热情。

对那些站台上的目击者来说，他们的损失也和经济无关。他们不得不站在那里，尖叫着让雅各布躲开：“天哪，他没看见列车开过来了吗？”这时他们突然意识到，雅各布当然知道列车来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将要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一刻，现场的画面、撞击声、人群的尖叫，统统挥之不去。

麦克说，站台上有些人估计会忌妒我，巴不得自己来火化雅各布：“他们首先会给他几拳，作为小小的报复。”

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永远见不到雅各布的尸体。雅各布将一直在他们的梦境中徘徊，他们奈何不了他。

想想当年那起商场坠楼事件对我造成的影响，我特别同情站台上的人们。我想为他们敞开火化炉的大门。火化当天，我希望他们能够到场，在雅各布尸体旁站成一圈，我要大声告诉他们：“看，他在这里，因为他自己选择了死亡。他已经死了，但你们没死。你们还活着。”

不过我这个“欢迎参观尸体火化”的臆想是违法的。根据加利福尼亚州行为准则：“以土葬或其他任何形式处理的人类遗体，其准备及处理工作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19世纪末的巴黎，每天都有上千民众前往殡仪馆围观无名死尸。人们排队等候入场，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各色小商贩趁机向人群兜售水果、点心或玩具。好不容易进了场，人们被赶进一间展览室，隔着玻璃窗打量躺在厚木板上的尸体。巴黎学者凡妮莎·舒瓦茨称当时的殡仪馆为“一个真正的奇观”。

殡仪馆的展览越来越受巴黎民众的欢迎，最后只能停止对外开放。时至今日，殡仪馆仍然大门紧闭，也许因为管理者不想让大众过分关注尸体，在他们看来，这种好奇本身就是错误的。你可以拒绝开放殡仪馆，但不能阻止大众选择其他方式满足这份好奇。冈瑟·冯·海根斯(Dr.Gunther von Hagens，解剖学者，他将人体铸型标本的生产技术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先后成功研制了成人整体动脉、静脉铸型标本、动脉与骨骼结合铸型标本，并开发了动物铸型标本技术。)举办的“‘尸体世界’塑化尸体巡回展览”，充分说明人类展示尸体的冲动一如既往的强烈。虽然冯·海根斯不断招致非议，但这并不妨碍“尸体世界”成为参观人数最多的巡展（截至2014年初，已有3800万人参观过）。

雅各布住在华盛顿州，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来到了旧金山。他的父母通过电话处理儿子的后事，用传真把填好的表格传至西风，在电话里给我们念信用卡号。像往常一样，火化间只有我和雅各布两个人，我把他放上传送带，他用仅剩的一只眼睛看着我。

由于死亡方式比较惨烈，雅各布先被送去医学检查部，然后才转到西风。医学检查部是现代版的法医办公室，由医师运营，主要调查可疑或暴力死亡事件。当西风火葬场前去接收尸体时，检查部的人会把死者身上的遗物一股脑儿交给我们，一般都是衣服、首饰、钱包之类的物品。

雅各布的遗物是一个背包。他的父母不想要它，所以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跟雅各布一起火化。

我把背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这可是了解一个疯子的好办法，我心想，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结果没想到，从包里拿出的东西恨不得一件比一件普通：换洗的衣物、护肤品、工夫茶杯。这时我掏出一沓记事卡。终于被我找到了！难道是他发疯自杀前写下的胡话？不，汉字学习卡片而已。

我有些失望。我原以为他的背包能给出答案，解释他为何要自杀。

“喂，凯特琳，别忘了把他的钱包一起烧掉。”麦克在他的办公室里喊道。

“等等，你拿着他的钱包？”我问道。

“我正在看他的身份证。里面还有学生证、驾照和一张到旧金山的灰狗巴士车票。哦，这儿还有一张地铁路线图，看着真叫人沮丧。他貌似在地图背面写了字。是个单词，‘anthropophagy’。这词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谷歌一下。告诉我怎么拼。”我说。 “A-N-T-H-R-O-P-O-P-H-A-G-Y。”

“见鬼，意思是‘食人’，‘cannibalism’（指食人，同类相食等）的近义词。”

麦克放声大笑，好像雅各布玩了一个黑色幽默：“有意思。他是想说自己是个食人魔吗？车票显示他在自杀前一天到达旧金山，他干吗不直接在华盛顿自我了结呢？”

“问得好。如果你要自杀，为什么非得来旧金山被车撞呢？”

“也许他没想死，只是打算在列车撞过来的那一刻躲开，和《与我同行》里那个小屁孩干的一样。”

“科里·费尔德曼演的那个？”我问道。 “不是，另外一个。”

“瑞凡·菲尼克斯(River Phoenix，以及前述的Corey Feldman均为美国男演员。)？”

“也不是，”麦克摇摇头，“不管怎么说，如果他真只是躲火车，那他可算是把自己玩死了。”

直到把雅各布推进火炉的一刻，我对他的了解还仅限于他22岁、来自华盛顿州、学中文，至少在临死那一天对食人感兴趣。几周之前，我买了一套HBO出品的热门电视剧《六尺之下》，是关于一家私人殡仪馆的故事。其中有一集，葬礼承办人奈特拜访了一位即将孤独死去的年轻人，协助他安排火葬事宜。年轻人火冒三丈，嘲弄自己命不久矣，还数落了一通对自己不闻不问的家人。他问奈特，自己死后，将由谁按下火化炉的按钮启动火化。

“你指定的那个人，”奈特答道，“佛教徒会选择家人，有的人谁也不选，这样的话将由火葬场的人完成。”

“那我选那家伙。”

指的是我。我就是“火葬场的人”，我就是雅各布的那个“家伙”。不管雅各布做了什么，我都不想让他孤零零地离开人世。

经过成千上万年的进化，人类的大脑获得了认知死亡的能力，这可谓生而为人的一大幸事（也可能是一大不幸，看你怎么想了）。我们是一群拥有自我意识的可怜虫，成天想方设法地逃避“凡人必有一死”的真相；不管觉得自己多么强大、多么受宠、多么特别，我们都明白死亡乃命中注定，自己最后将变作一摊腐肉。世界上再没有别的物种存在这种精神负担。

假设你是一只瞪羚，正伴着《狮子王》的背景音乐在非洲大草原上吃草。此时，不远处有一只饥肠辘辘的狮子跟在你身后，它突然起身一跃向你扑去，但是这一次你跑得比它快，侥幸逃生。反抗或者逃跑，你本能地做出了判断，但逃命的那一刻令你惊心动魄。经验和进化的结果教会你远离或躲避危险，但确实有那么一瞬间，你吓得心脏都不跳了。可是没过一会儿，你又开开心心地在大草原上吃草，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吃，我吃，我吃吃吃，直到狮子又开始第二轮进攻。

也许人类在躲过狮子追杀之后，会长舒一口气，不过心里却清楚得很，自己最终难逃一死。死神一直在等待，一想到这里，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好，甚至不能精心料理他人的丧事。

大约在9.5万年以前，一群智人把同类的尸体埋在现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卡夫泽洞穴。1934年，考古学家挖掘出这片遗址，同时发现尸体的埋葬方式很讲究，不像是敷衍了事。一些残存遗骨上带有红色颜料的痕迹，应该是用天然的红色赭石涂抹上去的。考古学家认为，赭石的使用意味着人类在进化之初，就已经懂得了在埋葬死者时举行仪式。其中一具遗骨是一个13岁的小孩，下葬的时候双腿蜷在身体一侧，怀里放有两只鹿角。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祖先对死亡、来生或者遗体有什么看法，但是卡夫泽洞穴中的遗骨表明，他们对此确实有过思考。

当死者亲属来西风殡仪馆安排火化或土葬事宜时，他们一般都坐在接待室，紧张兮兮地用纸杯喝水，一副“要不是有人死了，我才不愿意来这种地方”的表情，当然更多时候是因为自己不得不为丧事埋单而闷闷不乐。有时候人们为了看死者最后一眼，会要求在西风的小教堂瞻仰遗体。小教堂偶尔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在福音歌曲的伴随下默默流泪；有时只有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里面，半小时后一声不响地离开。

人们经常在小教堂和接待室之间来回穿行，甚至还会进入员工办公室。但火化间是我的地盘，用麦克的话来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孤零零地“躲在后面”。

我们有一项业务叫“火化见证”，我在西风工作的前几个星期，都没看到有人选择这项服务，直到姓黄的一家人出现。那天早上8点半，我一进门就看见十几个亚洲大妈，正忙着在储藏室里拼凑出一个临时用的灵位。

“麦克？”我一边叫一边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怎么了？”和往常一样，麦克爱搭不理地说道。

“嘿，为什么会有人在储藏室里？”我问道。

“哦，对了，今天下午他们要见证火化。他们的东西太多，小教堂根本放不下，我就让他们把灵位摆在储藏室里。”他说。

“我……我不知道今天有人要来。”我有些结巴，一想到有人要侵犯我的地盘，打乱我的常规，我就害怕得不行。

“我以为克里斯告诉你了，伙计。别担心，有我在呢。”他说。

麦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也许他闭着眼都能完成火化见证仪式，但对我来说可是个大危机。“火化见证”包含以下几个流程：死者亲属在小教堂默哀，尸体推入火化间，启动火化，家属在旁边观看火化全过程。“家属在旁边观看火化全过程”，这几乎和运送核弹头一样恐怖。

在西方，以往火葬使用的是柴堆，之后逐渐向工业化演变。早期的火化炉上有一个窥视孔，死者家属像偷窥色情表演似的，通过这道小孔窥看尸体火化。有些殡仪馆甚至要求家属必须亲眼看着尸体送进炉膛。随着时间的推移，窥视孔全部被封了起来，死者家属也不必再踏入火化间。

过去的几十年里，殡仪业挖空心思，尽可能让死者家属远离与死亡相关的方方面面，生怕引起他们的不快。可以告诉你，如此谨慎行事的不仅是火葬场。

我的朋友玛拉的奶奶不幸中风，生命危在旦夕，玛拉火速乘上前往佛罗里达的航班，赶去给老人送终。接下来的一周，玛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被病痛折磨：呼吸困难，没法吞咽，不仅身体不能动，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最后，死亡终于将老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玛拉却没能从始至终参加完奶奶的葬礼。葬礼那天，玛拉发给我一条短信：“凯特琳，坟已经挖好了，我们就站在边上，旁边就是奶奶的棺材和人工草皮。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当着我们的面让棺材入土，结果没有。我们走的时候，棺材还待在原地，根本没埋到坟里。”

只有在玛拉和家人离开后，殡仪馆才会把奶奶的棺材放进墓穴，用黄色的挖土机往里填土。

如今这种逃避死亡的经营战略，成功将哀悼者的注意力转移至“歌颂生命”这一积极主题，毕竟生命比死亡更有市场。一家大型殡葬公司在等候室里摆放了几台小型烤箱，这样一来，新鲜出炉的饼干香气可以缓解死者家属的心情，分散一些注意力——嗯，希望他们的巧克力饼干能掩盖住化学试剂和尸体腐烂的味道。

我回到西风殡仪馆的储藏室，向那些大妈点头致意，她们速度惊人，灵位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黄先生的遗照下方摆满了花圈和一盆盆的水果，不用说，他就是家族中的父权权威。照片完全是照相馆风格，一个年迈的中国老人身穿笔挺的西装，双颊红润得不正常，身后飘着几朵白云。

按照麦克的指示，我和克里斯把黄先生的木质棺材抬到小教堂。打开棺材后，只见黄先生穿着生平最好的一套西装，安详地躺在里面。他的脸很平滑，表情略显僵硬，这是经过防腐处理后的典型尸容，不再是“云彩照”里那副不知所以的严厉模样。

那天早上，越来越多的家属来给黄先生吊唁，每个人都把水果和供品放在灵位处。“你，”一个年长的女人极其不满地冲我吼道，“你怎么能穿红衣服？”

红色在中国文化里代表喜庆，是绝对不能在葬礼中出现的。我身上那条樱桃红裙子甚是扎眼，像是在挑衅：“哈，你们这群凭吊的！我可不在乎什么文化差异！”

我想为自己辩解，告诉她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一家今天要来，更不知道他们要来见证火化。但我没说出口，只是含糊地说了句“对不起”，端着一碗橙子从她身边溜走。

此时麦克已经开始给火化炉预热，时间一到，我就跟他来到小教堂。屋里站满了黄先生的亲属，我们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其间不少人都对我的红裙子指指点点。我们把木棺材送至火化间，亲属们紧跟在我们后面，大约有30个人，蜂拥闯入我的那片圣土。

我们刚一进去，所有人（包括老太太在内）全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长长的哀号声混杂着火化炉的噪声，场面不是一般的诡异。我目瞪口呆地站在他们身后，感觉自己像个人类学家，误打误撞目睹了某种未知的神秘仪式。

聘请职业哭丧人是中国丧葬习俗的一个传统，他们帮助死者家属宣泄哀思之情，力图将葬礼的悲情氛围烘托至极致。现在跪在地板上的这些人，很难分辨出里面谁是黄家人专门雇来渲染气氛的。难不成奥克兰本地有人做哭丧这行？他们看起来伤心得很，不像是装出来的。但话说回来，一大群成年人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放声大哭，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此时此刻，再能忍的人也在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

突然，一个手拿摄像机的男子在人群中走走停停，拍摄这些悲痛欲绝的亲属。我之前没怎么注意到他。他走到一个正在恸哭的人跟前，向上摆了摆手，意思是继续哭，继续！那个人立即大吼一声，声音比刚才大得多，感觉也更真切，然后不住地用手捶地。似乎没有人愿意被拍到一副沉静、克制的模样。

黄家人的举动正是传统的仪式，将信仰和行为融为一体。安德鲁·纽博格和尤金·达其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从事脑神经方面的研究。他们指出，如果想要仪式发挥作用，那么参与者必须动用“大脑和身体的所有组成部分，身体行为必须与思想行为调和”。黄家人通过哭泣、下跪和表达悲伤等举动，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某种事物建立起联系。

黄先生的棺材已送进炉膛，麦克示意黄先生的儿子按下点火按钮。这只是一个象征性动作，但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麦克之后告诉我说：“你就得让他们按下按钮，他们特别喜欢这么干。”

黄先生比雅各布幸运得多：他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所以没有沦落到由一个随便指定的、毫无文化敏感性的火化工送他上路。

我们关上炉门，眼瞅着黄先生被火舌吞噬。克里斯迅速冲上前，在机器前点燃了一根巨大的蜡烛。“火化见证”一直由麦克和克里斯组队完成，黄家人也不是第一次在葬礼上哀号，看来没见过世面的只有我一个。

黄先生的火化见证迫使我考虑，如果我的父亲走了，我该做些什么。说实话，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敢肯定，有一些参加火化仪式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伤心，大部分时候都在逢场作戏。不过这没关系，黄家人至少举办了一个仪式。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一点令我非常羡慕。他们知道如何哭得大声，如何表现得悲痛，还知道要带来一筐水果做祭品。家里的丧事使他们团结起来，按照传统的观念和风俗行事。

我的父亲在一所公立高中教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课。虽然学校位于岛的另一侧，但他仍然保证每天5点半起床，开车把我送到火奴鲁鲁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车程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再开一个小时去自己教书的高中上班。这样一来，我就不必乘坐公交车上学。他为我开过了几千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千米。）的路。在他去世后，我怎么能狠心将他交给别人呢？

我从西风学到的越多，就越觉得开办“死亡美学”殡仪馆的想法不妥当。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根本就是错的。我在西风只待了几个月，便发现自己天真得可笑，竟能想到“把乐趣还给殡仪馆”这种主意。“歌颂生命”式的葬礼不能有尸体出现，也不能谈论死亡，只能趁着大伙喝潘趣酒的时候放一首老爸最喜欢的摇滚乐，这就好比你用创可贴去给人家处理枪伤，上面还画着凯蒂猫，感觉特别不着调。

不，当我父亲去世时，我要为他举行火葬。我不会选择西风这种仓库似的火葬场，而是一个美丽的殡仪馆，有着大大的落地窗，阳光可以直接照射进来。如果这间殡仪馆拒绝或隐藏死亡的存在，那它算不上美丽；说它美丽，是因为死亡在这里能够被接纳。在这里，人们可以亲自清理亲人的遗体，可以安全、舒适地陪伴自己故去的亲人，直到尸体被火化的那一刻。

1913年，萧伯纳记述了自己见证母亲火化的时刻。她的遗体躺在紫罗兰色的棺材里，双脚先进入炉仓。“哦，看哪！”他写道，“她的双脚神奇地燃烧起来，火焰像缎带似的跳跃着，明亮的色泽如同石榴石。火舌好似圣灵节的热焰，没有烟雾的困扰，样子却颇为热切，一下子将整个棺材全部点燃。我的母亲化成了艳丽的火焰。”

我想象着我的父亲，炉门打开，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如果他在我活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会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化作那“艳丽的火焰”。我不想让别人火化我的父亲。随着我对死亡和殡葬业愈发了解，一想到由他人处理家人的遗体，我就觉得不寒而栗。

粉红鸡尾酒

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瓦里人。他们与世隔绝，从未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传教士不请自来，两拨人都企图和瓦里部落建立关系。这群外来者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疾病（痢疾、流感、麻疹），瓦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招架不住。不到几年的时间，每5个瓦里人中就有3个染病死去。部落里的幸存者变得极其依赖巴西政府，因为后者提供专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药剂。为了得到医疗、食物和政府救济，瓦里人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 ——食人。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在标题极其直白的《论食人》一文中写道：“人人都把与自己不同的做法称为野蛮。”我们确实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我们的确没有这种习俗，谢谢。只有反社会狂人和野蛮人才会吃人肉，比如猎头人和汉尼拔·莱科特(Hannibal Lecter，美剧《汉尼拔》中的食人魔形象。)。

我们之所以坚信食人是精神错乱和冷酷无情之人的勾当，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被自己身处的特定文化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例如处理丧事的方式、构成恰当和体面的标准等。

在食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自以为思想开放，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已经被固有的文化传统禁锢住了。这就像你打算穿过一片树林，树和树之间却结满了蜘蛛网，你隐约能够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没走多远就被蜘蛛网缠住，脸上、嘴里粘得到处都是。因为这些“意义之网”，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瓦里人的习俗。

瓦里人其实是将食人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如果部落里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绝不会没人管。死者的家人一边摇晃着尸体，一边用平稳、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声和哀号声向族里的其他人宣告有丧事发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邻村的亲戚们听闻后也立刻赶来。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遍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拆下一根木头房梁，屋顶随即变得摇摇欲坠。人类学家贝丝·考克林认为，摇摇欲坠的屋顶意在提醒人们，死亡撼动了整个村落的安宁。他们把从各家取下的横梁绑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装饰，一副焚烧架便制作完成。

最后，死者的家人抬出尸体放在架子上焚烧。村里的女人们还准备了玉米面包，做佐餐之用。

瓦里人不觉得食人有任何不妥。他们对动物和肉的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现在依然如此）。他们认为，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既不从属于人类，也不比人类低级。每一天，人类和动物都在进行猎人和猎物角色的转换。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当作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当作野兽。瓦里人尊重他们吃下的一切生灵。

此外，只有和死者血脉不是很近的人，才能食用处理后的人肉，比如姻亲、远房表亲、部落成员等，统称为死者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报复心强的嗜血狂魔，也不是变态——这些是人们常说的食人动机。事实上，由于亚马孙雨林温暖潮湿的气候，尸体在屋外放置几天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烂。强迫自己吃掉一具腐烂尸体，只是意味着他们对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与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获取死者的能量无关。食人是为了毁灭肉体。把尸体整个埋在土里，瓦里人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只有被吃掉，尸体才算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对死者家人和部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迹也要被处理掉，不然整个部落就算不上完整。处理完遗体之后，死者的所有财产都要销毁，包括他生前种的庄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须统统烧掉。死者的家属可谓失去了一切，这时他们的亲戚和部落里的族人就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确实得到了应有的照料，死者的丧事加固了族人间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巴西政府强令瓦里人放弃食人，改用土葬。让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里腐烂，无疑与瓦里人的信仰和习俗相左。只要肉体还在，生者就会一直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难。

如果我们生在瓦里人的部落，被我们贬为“野蛮行径”的食人是悠久的传统，我们会认真地举行这个仪式。要是在北美洲，我们会先进行防腐，即长时间地保存尸体，然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埋入地下。对于瓦里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无礼，而且陌生。都说西式葬礼意味着真理和尊严，但这种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产物。

刚来西风上班时，我对现代防腐技术一无所知，只知道尸体都要经过防腐处理，这种狭隘的认识显然来自我身处的“意义之网”。在我10岁那年，我表姐的公公去世了。阿基诺先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掌管着一个夏威夷菲律宾裔大家族。葬礼在卡帕里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举行。我和我妈跟在人群后面，排队等待瞻仰他的遗体。快要轮到我们时，我站在棺材边上，瞥见了躺在里面的阿基诺伯伯。他看起来简直像个假人。灰暗的皮肤紧绷绷的，一看就是血管中注入防腐液产生的副作用。几百根蜡烛环绕在棺材周围，在烛光的映照下，他的嘴唇几乎呈艳粉色，油亮亮地反着光，像是一张扭曲的鬼脸。阿基诺伯伯生前风度翩翩，死后竟变成了一具自己的蜡像复制品。成千上万名美国儿童都有过我这种经历，他们匆匆走过棺材，与打过蜡的亡魂擦肩而过。

在我看来，愿意从事给死人上蜡这种悲催职业的，长相应该和《亚当斯一家》(1991年上映的美国哥特黑暗治愈系电影，卢尔希是影片中的管家。)里的怪人卢尔希差不多：面容憔悴，双颊干瘪，身形又瘦又高。卢尔希的长相加上20世纪50年代恐怖片中送葬人的造型，就是我心目中遗体防腐师应有的模样——身穿实验室用的白大褂，把荧光绿色的液剂一点点注射进死人体内。

不过我的这番想象绝对不适用于西风的防腐师。他叫布鲁斯，是个非裔美国人，一周来殡仪馆几次给尸体防腐。他满头银发，却一脸稚气，看起来天真无邪。就像6英尺高的加里·科尔曼(Gary Coleman，美国演员，因自小患有疾病，身高仅有几英尺，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童星”。)，50岁的人有一张20岁的脸。他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整个殡仪馆都能听见。“你好呀，凯特琳！”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嘿，布鲁斯，你好吗？”

“你知道的，姑娘，和往常一样，又一个和尸体做伴的日子。” 从技术上说，我现在接受的是火葬场运营方面的培训，以后要做麦克的副手，但布鲁斯曾在旧金山殡葬学院担任防腐技术副讲师，而该学院就是被西风抢走处理流浪者和穷人尸体的生意，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的那个机构。虽然之后旧金山再也没出现过殡葬学校，布鲁斯骨子里还是一副讲师的派头，逢人便要传道授业几句。不过，现如今的殡葬学校可入不了他的法眼。

“要是在以前，凯特琳，学这门手艺就等于学一门艺术。防腐意味着让尸体保持原状，而现在这些殡葬学校，我真不明白他们在教些什么。他们的毕业生给尸体放血时连血管都找不着。想想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你每天都得跟尸体打交道，睁开眼睛就是尸体、尸体、尸体、尸体。”

北美殡葬行业声称，现代防腐技术传承自几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艺术，可谓师从最资深的尸体保存专家，以至于现在的丧葬承办人都是一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势。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漏洞太多。防腐师可以宣称自己的手艺源于古埃及人，但是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才开始运用防腐技术，图坦卡蒙(Tutankhamun，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3年—公元前1085年）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的时代和19世纪初的美国之间分明差了一条银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当地殡仪馆使用的技术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大约2500年前，埃及贵族的尸体都会经过精心细致的处理，整个过

程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殡仪馆，从头到尾只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一具尸体。换句话说，如果防腐师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个钟头，你这辈子算是值了。几年来，大型殡葬企业不停收购地方“老字号”殡仪馆，一方面打着“老字号”招牌拉拢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务价格，垄断防腐设备。这样一来，尸体处理几乎成了流水线操作，防腐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尸体。

古埃及人认为，为尸体防腐是一种宗教行为，每一个步骤都意义非凡——不管是用长长的铁钩伸进鼻腔把大脑捣碎，把内脏放进带有兽首形瓶塞的卡诺匹斯罐(另作卡诺皮克罐、卡诺波罐，是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用来保存内脏，以供来世使用的器具，一般用石灰石制作，或者是陶器的制成品。)，还是将尸体置于碱盐中40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干。北美洲的防腐师没有大脑搅拌钩和内脏存储罐等装备，他们只会在尸体身上打洞，排干血液和其他液体，然后注入烈性防腐剂。最关键的是，现代防腐技术的诞生和信仰毫无关联，完全是市场和消费主义作用下的产物。

就在这一天，布鲁斯的工作台上躺着一个人，身份远没达到享受古埃及防腐特权服务的标准。他叫克里夫，是一名越战老兵，孤身死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像克里夫这样的老兵，防腐和安葬（于国家军人公墓）的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承担。这些男人——偶尔也有女人，死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

布鲁斯拿着手术刀，在克里夫喉咙下方比画：“好吧，我们现在开工。首先要给尸体放血，然后冲洗血管，就像清理汽车的散热系统。”

说着，他切开一道口子。我满心期待鲜血飞溅的场面，没想到伤口干净得很，完全没有肢解电影里那种视觉冲击力。“尸体在医院放得太久，已经不新鲜了。”布鲁斯无奈地摇摇头。

布鲁斯把福尔马林和酒精倒入玻璃缸搅匀，调配成防腐专用的“粉红鸡尾酒”：血液抽干以后，就由这种橙红色的防腐剂取而代之。他戴着手套，把手指伸进克里夫喉咙上的切口，一下撕开颈动脉，插入一根细细的金属导管。导管的另一端连着一根粗点儿的橡胶管。布鲁斯拧开玻璃缸下方的开关，玻璃缸震动了一下，发出“嗡嗡”的响声，粉红色的液体随即一涌而出，蹿入克里夫的循环系统。当防腐剂不断流入颈动脉时，置换出的血液从颈静脉喷出，顺着操作台流进水槽。

“血就这样随随便便流进下水道？不会有问题吗？”

“当然不会了。你想不想知道下水道里还有什么？”布鲁斯说道。好吧，我得承认，和他说的那个玩意儿比起来，尸体的血算不上恶心。

“他的血不算多，凯特琳，”布鲁斯继续说，“如果我处理的是一具刚做完尸检的尸体，你浑身上下早就血淋淋的了，才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干净。想想O.J.的案子吧。”

“等等，你是说O.J.辛普森( O. J. Simpson，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此处指的是1994年的“辛普森杀妻案”，该案由于警方的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失效，辛普森以无罪获释，这起案件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大案件。)？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瞧，我在殡仪馆上班，对吧？我把尸体切开，身上难免会沾上血迹。特别是切开动脉的时候，血会流得到处都是——你知道，就是血该有的样子。人们都说O.J.用刀杀了两个人，但他逃离现场的时候，车里只有三滴血。”

“好吧，布鲁斯，凶手应该另有他人？”我问道。

“不管是谁干的，他一定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如果你浑身沾满了血，根本就洗不掉。看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的犯罪现场吗？现场一片狼藉，血腥极了。我的重点是，凶手肯定会留下痕迹。”

布鲁斯滔滔不绝地破起了案。与此同时，他正在用海绵给克里夫擦拭身体，并轻轻按压他的全身，以加快防腐剂在血管中的流动。一个成年男子给一个尸体擦澡，这幅画面看起来实属诡异，不过我已经适应了西风的风格，可以做到见怪不怪。

随着福尔马林混合物的不断注入，克里夫的鲜血顺着操作台的斜面流入下水道。福尔马林在常温下呈气态，无色透明，属于致癌物。克里夫显然不用为患上癌症操心，但布鲁斯就不一样了；不留心点儿的话，说不定会发生什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称，遗体防腐师患上骨髓性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血癌的概率逐渐增高。防腐师靠给别人放血而生，却被自己体内的鲜血背叛，这太讽刺了。

用化学制剂给尸体防腐的方法诞生在内战爆发之后，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人还从未享受过克里夫的待遇。那时的人们都自己动手，在家处理亲人的尸体。死者通常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在床上一命呜呼。与死者关系最近的家属负责清理和包裹尸体，然后把尸体安放于客厅，连续几个晚上在旁守灵——“守灵”一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守望”，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守护灵魂”，好像尸体会突然复活似的。

为了防止尸体在家中腐烂，人们想出了不少新奇的点子，例如用醋浸泡裹尸布、在尸体下方铺满冰块等，都是19世纪发明出来的。守灵期间有食物和酒水供应，带着一种送别死者离开的意味。美国丧葬习俗研究者加里·拉德曼对此的解读是：“虽然死者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火花，但根深蒂固的社会风俗仍要求生者给予他们适当的尊重和关怀。”

守灵那几天，死者亲属还要制作一副木质棺材，有时得委托当地木匠完成。棺材为六边形，底端比上端狭窄，表明是专门用来装死人的。和以前不同，现在流行两端一样宽的矩形设计，连称呼都从“棺材”变成了“灵柩”。守灵于几天之后结束，家属把尸体放入棺材，扛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化大城市已经发达到将殡葬作为一项产业。与农场和小镇不同，大城市分工明确，殡葬承办人成为一门职业，虽然工作不外乎贩卖葬礼用品和装饰，比如制作棺材，出租灵车和葬礼马车，兜售丧服和珠宝等。他们同时也从事其他生意赚点儿外快。所以你会发现200年前的广告特别搞笑：“约翰·詹森——葬礼承办人，其他业务包括拔牙、点灯、造房、打铁、做家具。”

之后，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内战——爆发了。1862年9月 17日发生的安提塔姆战役，被“誉”为内战中（也是美国历史上）日伤亡最大的战役，共有2.3万人死在战场。他们鼓胀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旁边躺着死状同样凄惨的马和驴子。4天后，宾夕法尼亚第137团到达现场，团长不得不要求上级同意他的士兵先喝酒再埋尸体，因为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这个任务才可能完成。

南北双方开战的4年间，许多家庭很难把儿子或丈夫的遗体从前线领回来，因此尸体一般由火车运回故土。然而，南方夏日的高温导致尸体严重腐烂，腐尸散发的气味远不止难闻那么简单。

联邦军的军医记录道：“维克斯堡战役中，交战双方不得不短暂休战，因为没人受得了烈日下那股扑鼻的尸臭。”可想而知，用火车将如此令人作呕的尸体运到几百英里开外，再爱国的列车长也不会受这份罪的。铁路公司开始拒绝运输死尸，除非是密封在铁棺材里的尸体——但是铁棺材造价昂贵，大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

有些人立即嗅到了商机。如果死者家人同意支付费用，他们就用一种名为“防腐”的新技术保存尸体，并可在战场上当即操作。哪里爆发了战役，他们就跟到哪儿，可谓美国最早一批发灾难财的人。面对激烈的竞争，据说他们经常放火烧掉同行的帐篷，还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经我们防腐处理的尸体，永远不会变黑！”为了让客户信服，防腐师会处理一具无名死尸，然后将防腐后的成品摆在外面示众，以此证明自己技术超群。

战场防腐师的设备异常简陋，一块木板架在两个木桶上就是操作台。防腐师往新鲜尸体的颈动脉中注入化学药水，成分包括“砷化物、氯化锌、二氯化汞、铝盐、铅糖，以及盐、碱、酸混合物”。托马斯·霍尔姆斯医生声称，内战期间，他一个人用上述配方为4000具士兵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每具收费100美元。殡葬业至今有人把他奉为“防腐之神”。承担不起昂贵化学配方的家庭，只好选择更实惠的方法，也就是取出尸体内脏后，用木屑填充空空如也的体腔。污损尸体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项重罪，但是一想到能与所爱之人重逢，宗教理想可以先放一放。

即使现在，清除内脏也是防腐的必备程序，只不过不往里面塞木屑罢了。要说现代防腐行业的肮脏小秘密，最卑劣的当属套管针的使用。那是一种细长形的活塞针管，金属质地，大小和绝地武士(电影《星球大战》中的角色。)的激光剑柄差不多。布鲁斯像挥舞着“王者之剑”似的举起套管针，径直戳进克里夫的肚脐下方，在里面一通猛刺。肠子、膀胱、肺、胃等器官全都遭了殃。这么做是为了用套管针吸出内脏中所有的气体、液体和废物。伴随着一阵恶心的汩汩声，一股棕色的液体从针管流出，顺着水槽进了下水道。布鲁斯把套管针倒过来，但他没有继续抽取体液，而是从针管另一头，向胸腔和腹部注入更高浓度的“粉红鸡尾酒”。

布鲁斯一脸镇定地戳着克里夫。在他眼里，防腐不过是他几十年来熟练掌握的一门工种，就像克里斯把运送尸体比作搬家具一样，不需要对每一具尸体投入感情。他毫不犹豫地用套管针在克里夫体内搅动，全程还一直陪我聊天，自在得如同一边喝咖啡一边跟朋友闲聊。

“凯特琳，你知道我正在想什么吗？”他刺了克里夫一下，“那些该死的鸽子。你知道吧，就是葬礼上放飞的鸽子，”又刺了一下，“那些鸽子可挣钱了，真的。我决定搞一些来。”一口气刺了三下。

内战时期给尸体防腐是有原因的。家属需要死去亲人的尸体完成仪式，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即便现在的尸体不需要远程运输，防腐也很有必要。就像布鲁斯说的：“防腐对你来说有用吗？没有，但如果你要他辗转于殡仪馆、教堂等好些地方，折腾得跟《伯尼家的周末》(又名《老板度假去》，美国喜剧电影。)似的，你最好给他做做防腐。”这么说的话，克里夫其实用不着，因为明天他就要葬在萨克拉门托军人公墓了。

防腐说起来简单，但收益可不简单。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每具尸体都要进行防腐处理，但防腐是北美殡葬业的首要业务程序，而殡葬业在北美已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是因为防腐处理，整个行业一百五十多年来才一直兴旺不衰。如果没有发明防腐，殡葬人说不定还在一边卖棺材，一边给人拔牙呢。

那么，我们为何会如此推崇防腐，以至于把阿基诺伯伯装点得不伦不类，像个道具似的躺在棺材里？我们为何理所应当地认为防腐属于标准程序，而没有询问有关部门是否需要给克里夫做防腐处理？19世纪末，殡葬人认识到他们的专业性需要由尸体呈现。尸体有可能而且也确实成了一种产品。

奥古斯特·伦瓦尔是美国最早从事防腐工作的人之一，他在1883年说过：“公众一度认为，殡葬是一个连傻瓜都能干的职业。然而，防腐技术令人们惊奇不已，让他们觉得保存尸体是一个‘神秘’和‘高深莫测’的过程，因此对从事该领域的专业人士特别尊敬。”

在殡葬业发展的早期，人们之所以觉得傻瓜都能当殡葬人，是因为这一行没有什么国家统一资格认证或标准。所谓的“专家”从一个镇子来到另一个镇子，教授为期3天的防腐课，课程通常以“专家”推销自己代言的防腐剂告终。

但短短几十年间，防腐师改头换面，彻底摆脱掉小商贩的嘴脸。防腐剂生产商将防腐师塑造成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才——既关注公共卫生，还懂得审美，经过他们处理的尸体漂亮得可供人欣赏。他们大肆宣传这种形象，仿佛科学和艺术终于在这个领域完美地合二为一。类似的广告铺天盖地，刊登在诸如《裹尸布》《西方殡葬师》《光明》等业内刊物上。

掌握了防腐技术的新派殡葬师开始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的技能可以保护公众远离疾病的侵害，他们的美学可以给死者家属留下“最美的回忆”。是的，他们靠死人发财，但医生不是也一样吗？难道防腐师就该白白干活儿吗？当然，在没有防腐师的情况下，几百年前的人也能在家把尸体处理得妥妥的——这个暂且不谈。防腐技术像个神奇秘方，要是没有它，再专业的人也称不上专业。

青木新门(Aoki Shinmo，日本作家、诗人、入殓师，奥斯卡获奖电影《入殓师》即根据他的回忆作品《纳棺夫日记》改编。)是一名日本入殓师，工作包括尸体清洁、入棺等，有过一段因从事殡葬业而被社会排挤的经历。亲人与他断绝来往，妻子也拒绝和他同床，因为他们觉得他身上“沾了脏东西”。青木于是买了白大褂、口罩、手套，每次上门服务时都穿戴整齐，像一名医务人员。人们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对他的新形象特别买账，张口闭口叫他“大夫”。青木的美国同行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打扮成“医学出身”的样子才有说服力。

看着布鲁斯给克里夫做完全部处理，我想起了黄先生家人见证火葬那天，我发誓要自己动手火化家人的遗体。

“布鲁斯，我觉得我可以火化我的妈妈，但我真不忍心像你这样给她做防腐处理。”我说道。

令我吃惊的是，布鲁斯竟然同意我的观点：“是的，你根本做不到。也许一开始你觉得自己能行，但当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操作台上，你还能割开她的喉咙把管子插进去？你还能用套管针插入她的身体？这可是你的妈妈呀。除非你铁石心肠，否则根本下不去手。”

说到这儿，布鲁斯停下手中的活儿，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他的一番话让我深思，我能感觉到，这份工作对他而言不只是用来谋生那么简单。虽然布鲁斯看起来咋咋呼呼，时不时还会有“靠贩卖葬礼白鸽致富”这种不靠谱的想法，但他是个哲人。“这么说吧，你在妈妈肚子里待了九个多月，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的肚子就是你的故乡，没有她就没有你。难道你要拿套管针又扎又刺，亲手毁灭生你的地方？你真的想这样做吗？”

每一种文化都有处理遗体的独特手段，不仅令外行人吃惊不已，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之网”有所挑战——瓦里人烧烤自己的族人，我们用针管捅别人的内脏。但是，瓦里人的所作所为与布鲁斯对克里夫的做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瓦里人的信仰要求肉身必须彻底消失，而我们北美人给死者防腐，但并不信奉防腐本身。防腐不是一种仪式，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平和，但能让我们挣900美元。

如果连布鲁斯这样的专业人士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妈妈做防腐处理，我就纳闷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别人做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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