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声音 ▎果冻里的牙签《好好告别：关于死亡你不敢知道却应该知道的一切》2-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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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的声音 ▎果冻里的牙签《好好告别：关于死亡你不敢知道却应该知道的一切》2

音流瑜伽研究

2023-06-25

导读：新冠疫情期间，印度火化尸体场景坠落的声音 ▎果冻里的牙签《好好告别：关于死亡你不敢知道却应该知道的一切》

新冠疫情期间，印度火化尸体场景

坠落的声音 ▎果冻里的牙签 《好好告别：关于死亡你不敢知道却应该知道的一切》2

作者：（美）凯特琳·道蒂

坠落的声音

有人说，你第一个宠物的名字和你长大那条街的名字拼在一起，就是你在色情界的艺名。这么说的话，我的艺名应该是刺客·蒲南蕾。我绝对没有进军色情界的打算，但这个名字值得我冒险一试。

在夏威夷州卡内奥赫一条名叫蒲南蕾的小巷里，我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8年。我家的房子坐落在热带岛屿上，虽然看着普通，但景色极佳：一边是壮阔的山脉，一边是蔚蓝的海湾。在椰子成熟的季节，你得沿着走道一路小跑，免得被熟透的椰子砸个正着。

蒲南蕾的生活闲散安宁，像一盆永远不会变凉的洗澡水，一成不变地进行着：敞篷货车的后视镜上挂着头戴羽毛的印第安勇士头像，当地的夏威夷快餐厅供应意面和照烧牛肉，海岛音乐电台播放着嗡嗡作响的尤克里里曲子。空气总是湿漉漉的，但温度永远不会高过你的体温。

在我5岁那年，“刺客”被装在灌有过滤水的塑料袋里，从柯欧劳宠物商店来到我家。我们把它放在客厅蓝色的鱼缸里，里面铺了一层橘黄色的砾石。我父母给它起名叫“刺客”，名字来源于柯蒂斯·梅菲尔德(Curtis Mayfield，美国歌手。)的同名金曲，但我可不认为我的鱼和歌里的主人公一样，曾经在贫民窟惹是生非。

在蒲南蕾住了没多久，“刺客”染上了多子小瓜虫病，也叫白点病，这种寄生虫会让水生生物慢慢死去。“刺客”的鳞片上冒出大量白斑，它不再游来游去地玩耍，而是半死不活地漂在水里。接下来的几周，它的身体从鲜艳的金黄色，逐渐褪为灰暗的白色。一天早晨，它终于游不动了。我妈起床后，发现它的小尸体正浮在水面上。为了不吓到我，她决定晚上回家再给她的女儿进行第一次“死亡教育”。

晚上，我妈让我坐到她身边，一脸严肃地握住我的手：“甜心，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是关于‘刺客’的。”

“好的，母亲。”

我叫的也许是“妈”或者“妈咪”，但在印象里，我小时候是个标准的英式淑女，举止非常优雅。

“‘刺客’生病死了。我今早发现时，它已经一动不动了。”她说。

“不，母亲，它没死，”我坚持道，“‘刺客’还活着。”

“宝贝，我很抱歉。我也希望它没死，但它真的死了。”

“不对不对，你快过来看！”

我把我妈领到鱼缸旁，一条白色的鱼漂在水面附近，纹丝不动。“瞧，凯特琳，我现在要捅它一下，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好吗？”她挽起袖子。

她刚要碰到“刺客”的小尸体，只见“刺客”快速向前一冲，绕着鱼缸四处乱窜，急于躲开那根不怀好意的人类手指。

“我的老天！”我妈尖叫一声，惊恐地看着“刺客”游来游去，一点儿也不像条死鱼。

我爸在她身后笑出了声。

“约翰，你都干了些什么？”她捂着胸口说道。

其实那天早上，我爸在我妈之后起床，像往常一样喝了杯咖啡，然后径直把“刺客”扔进了马桶。他带我来到柯欧劳宠物商店，买了一条健康的白色小鱼，样子和生病后的“刺客”一模一样。回到家后，我们把它放进鱼缸，它短暂“鱼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妈吓出心脏病。

它做到了。我们给它起名叫“刺客二世”，而我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伪装死亡。

除了可怜的“刺客”（还有“刺客二世”，没过多久也死了），童年时代的我大多从动画片和恐怖电影里见过“死”这回事。我很小就学会了快进录影带，凭着这个本事，我跳过了斑比母亲死去的画面、《小脚板走天涯》中小恐龙妈妈殒命的场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砍掉他的脑袋”的镜头。没有什么能吓倒我。我被这股力量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能快进一切。

直到有一天，死亡不再受我控制。记得8岁的一个晚上，我准备参加温沃德购物中心举办的万圣节化装比赛，那里离我家只有4个街区。我从旧货店买了一条闪亮的蓝色长裙，执意要打扮成小公主。但我很快发现，公主这种装扮太没创意，根本毫无胜算可言，于是决定放手一搏——要么被人吓，要么吓死人。

我从衣物箱里翻出一顶长长的黑色假发。这个道具我后来用过好几次，比如戴上它假扮成艾拉妮丝·莫里赛特(Alanis Morissette，加拿大摇滚歌手。)，用我家20世纪80年代的摄像机自导自演《你应该知道》的MV。我戴好假发，在上面别了一个破碎的皇冠头饰，又弄了些假血——只需几道喷溅的血迹即可。大功告成！我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僵尸舞会皇后。

轮到我上台展示时，我绊了一跤，摔倒在舞台中间。大赛主持人手拿麦克风，问我装扮的是什么角色。我模仿女鬼的腔调，断断续续地说：“他……抛弃……了我，他要付出……代价……我是……僵尸舞会皇后。”评委被我的声音打动了。我赢了，领到75美元奖金。我算了算，足够买好多好多画片，多到令人恶心。如果993年时你是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还碰巧住在夏威夷，那么攒钱买画片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我在商店里的洗手间脱下长裙，换上一条亮绿色的打底裤和一件亮粉色的T恤衫（这在1993年的夏威夷相当时髦），然后和朋友们去商场里的鬼屋玩。和很多商场一样，这个购物中心有两层，中间是开放式的，二楼的人可以看到一楼。我想找我爸多要点钱，买一个大点儿的椒盐卷饼。

我四下张望，发现我爸正坐在食品摊旁边的长凳上打盹儿。“爸！”我从二楼大喊，“爸，我想要个椒盐卷饼！”

我一边喊一边挥手，碰巧用余光看到二楼自动扶梯口有一个小女孩，企图爬上扶梯顶端的扶手。我看着她，只见她身子一歪，从离地面30英尺(1英尺等于30.48厘米。)高的扶梯掉下来，脸朝下摔在一楼的金属柜台上，发出可怕的“砰”的一声。

“哦，宝贝！哦，不，我的宝贝！”小女孩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叫着，从扶梯上冲下来，发疯似的拨开围上来的人群和保安。直到今天，我都再没听到过那样绝望的叫声。

我吓得双腿发抖，往楼下一看，我爸已经混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刚才待过的地方，只有一张空空的长凳。

“砰！”——小女孩摔在柜台上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一声比一声沉闷。要是在今天，我肯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但那个时候，它是我童年时代的主旋律。

“嘿，丫头，你可不要学她，乖乖乘扶梯下楼，好吗？”我爸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脸上一副“‘刺客’事件”时在我妈身后露出的那种傻笑。

但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我想我的眼神已经告诉他，这真的不好笑。

日本神话里有一个传说，神祇伊邪那岐来到黄泉寻找他的妹妹伊邪那美。当伊邪那岐找到她时，伊邪那美却警告他绝不能回头看自己——和西方的俄耳浦斯传说如出一辙——否则她无法回到人间。伊邪那岐最终没能忍住，点亮火把凑近她的脸庞。映入眼帘的却是伊邪那美早已腐烂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蛆虫。伊邪那美追赶着伊邪那岐，伊邪那岐只得用巨石堵截她的来路，二人因此永世诀别。伊邪那岐用巨石隔开了阴阳两界，他不再无视死亡，却又陷入对死亡的恐惧。

那一晚，我不敢关灯睡觉，一直坐到天亮。那个女孩仿佛坠入我的心，正击中我内心的恐惧深处。事故现场一点儿也不血腥，还没有电视节目里演得吓人。但这是现实。直到那一晚，我才真正明白：我早晚会死，所有人都会死。我不知道还有谁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如果其他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怎么忍受得了呢？

第二天一早，爸妈发现我蜷在客厅沙发上，身上盖了好几条毯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带我去“相思木”餐厅吃巧克力烤饼，再也没提过那次事故。

这个故事里最离奇的，不是8岁小女孩亲眼看见别人死去，而是她足足等了8年才看到这一幕。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很少有小孩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了。

北美洲诞生于死亡。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抵达后，死神从此如影随形。就算不是因为饥荒、严寒和印第安人，也会因为感冒、白喉、痢疾和天花而一命呜呼。詹姆斯镇在弗吉尼亚州建成后的头3年，首批进镇的500人就死了440个。儿童死亡率尤其高。如果你生了5个孩子，有两个能活过10岁就算幸运。

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死亡率也没有降低。当时有一首歌谣很流行，小孩跳绳时都会唱：

祖母，祖母，告诉我。

我究竟

能活几岁？

一岁，两岁，三岁，四岁……

很遗憾，许多儿童的寿命还没有跳绳的个数多。小孩被叫去给同龄人送葬，肩上扛着小棺材走街串巷。这是个倒霉差事，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墓地，他们一定很害怕，不比我目击小孩坠楼时遭受的惊吓少。

意外发生的几个月后，女童子军组织队员前往本地消防队参观。我鼓足勇气，向一名消防员打听那个小女孩的情况。“糟糕透顶。”他摇了摇头，绝望地盯着地面。

我不太满意他的回答。我想继续问：“是他们没有捡回她丢失的器官那种糟糕，还是伤得不轻的那种糟糕？难道说她还活着？”

我的确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我太害怕，没敢追问下去，但这个问题很快就不重要了。也许有一天奥普拉会邀请我上节目，一边剧烈地挥舞手臂，一边大声宣布：“凯特琳，虽然你不知道，但是那个女孩还活着！她就在现场！”但恐惧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谁也改变不了。我开始出现幻觉，哪里都能看见死神。那是一个身穿斗篷的暗影，总徘徊在我的视线边缘。每当我想要直视它时，它就消失不见了。

班里一个名叫布莱斯·桥本的学生得了白血病。我不太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但一个同学告诉我，得了病的人会不停呕吐，直到断气为止。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断定自己也染上了白血病，体内正惨遭病魔折磨。

对死亡的恐惧令我想要夺回控制权。我坚信自己必须讨好死神，证明自己是它的挚爱之一。

我开始通过强迫动作和仪式化行为减少焦虑感。父母随时会死，我也随时会死。我需要把一切做好——计算、拍手、触摸、检查——这样才能保证万物平衡，不让死亡找上门来。

我的行为标准虽然随意，但还算理智：喂狗之前，绕着房子连续走3圈；走路时只踩枯树叶，躲开新树叶；查看大门是否锁好，反复检查5次；从3英尺外跳上床；穿过购物中心时屏住呼吸，免得有小孩从楼上掉下来。

校长给我父母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学校谈谈：“道蒂先生、夫人，你们的女儿总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唾沫，我们有些担心。”

有好几个月，我都低着头，让口水流到衣服上，湿渍慢慢扩大，像第二个领口似的。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做出这种举动。我可能觉得，不把口水滴到衣服上是向宇宙神灵宣告，我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们随时可以把它夺走。

有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将患者暴露在引发其痛苦或恐惧的环境中，让其认识到，即使不进行仪式化行为，糟糕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我父母那辈人觉得，只有疯子和变态才需要心理治疗，他们可爱的8岁女儿用不着（其实我刚刚往领子上吐了唾沫，并强迫自己用手指敲灶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痴迷于死亡，仪式行为也悄然而止，而且再也没梦到过小孩坠楼的场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儿，我拒绝承认死亡对我产生的影响。每当我情绪低落，忧伤随之而来时，我都严格抑制自己的情感，并为内心的脆弱而大为恼火。我无情地痛骂自己：“你过得比谁都好，既没挨过饿，又没挨过打，双亲还健在；和别人的痛苦比起来，你的根本不值得一提，你分明就是一头叽叽歪歪、无足轻重的母牛。”

我有时会想，如果能直接认识死神，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会坐在他身边，和他握握手。他也许会说，他是我的亲密伴侣，我的一言一行都将听命于他，并提醒我：“你早晚得去喂蛆。”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那么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好女孩，为何要在西风这种阴森的火葬场工作呢？那是因为我想对8岁时候的自己做出补偿。由于恐惧，那个小女孩彻夜不敢入眠，蜷缩在好几床被子下面，坚信只要不被死神看见，死神就不会把她带走。

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其他孩子尽早了解死亡，免得他们像我一样，第一次接触死亡时心灵惨遭重创。计划很简单，我要建一所优雅精致的殡仪馆，时髦，但仍带有一些古典韵味，名字就叫“La Belle Mort”。这是法语，意思是“死亡美学”。“死亡美学”这个翻译肯定不会错，不过开店前我还是需要再核查一遍。不像有的傻妞，以为自己屁股上的汉字文身是“希望”，其实是“加油站”，我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死亡美学”鼓励家属用新鲜、好玩的方式悼念死者，把“欢乐”还给“殡仪馆”。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畏惧感，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怀着沉重的心情，过于严肃地对待它。我们要做的就是摆脱情感束缚，和传统的葬礼说再见。

传统葬礼上，你会看到一副昂贵的棺材，上面装饰着艳俗的花圈，里面有一具西装革履的尸体。撒呦哪啦(Sayonara，日语，有“再见了，永别了”之意。)，万人通用的悼词（“她步入悲伤的峡谷中”）；撒呦哪啦，慰问卡里的肉麻客套话（“她一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一切安好”）。

我们被这些传统禁锢了太久，是时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直面死亡了。“死亡美学”殡仪馆少不了派对和乐子，21世纪将是盛大葬礼的时代。老爸的骨灰可以送往太空，可以制成子弹一枪崩上天，还可以做成钻石戴在手上。我想以一场明星葬礼总结我的设想。根据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美国“嘻哈天王”，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要求，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全息投影图像将出现在一个12英尺高的香槟喷泉的旁边。

镜头切回西风火葬场。我在火化两具尸体之前，列出一个清单，上面写满了我对“死亡美学”的计划：用骨灰作画，用骨灰文身，把骨灰制成铅笔或沙漏，把骨灰用手拉彩炮喷出去。这是我的“死亡美学”专用笔记本，封皮是朴素的黑色，翻开后第一页全是彩色贴画，画的都是玛格丽特·基恩(Margaret Keane，美国画家，其作品以巨大的眼睛形象为人所知。)风格的动物，眼睛大得出奇。我原以为有了这些小动物，笔记本里的内容可以显得轻松一些，但转念一想，实际效果貌似惊悚了10倍还不止。

“你老在上面写什么呢？”麦克从我的背后偷瞄。

“没什么，老板。就是关于死亡革命的，真的没什么。”我匆匆写下一个新点子，一艘游艇载着家属前往旧金山湾抛撒骨灰，甲板上的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着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

在我的规划中，“死亡美学”殡仪馆就是后现代葬礼策划师的应许之地。既然我现在在西风有一份稳定工作，那我就得每天按时起床，穿上那条短得可笑的裤子，蹬上铆钉靴，在工作间里尽职尽责地火化尸体。如果以后发达了，没人敢说我在殡葬业做得风生水起，凭借的不是真本事。

世上还有很多8岁的小女孩，如果我能为了她们，让死亡变得安全、干净和美丽，我的罪将被赦免，我自己也会被火焰净化。

果冻里的牙签

也许你没参加过葬礼，但全世界每一秒钟就有两个人死亡。你读完上一句话的工夫，世上就少了8个人。现在少了14个。如果你觉得太抽象，那么试试这个数：2500万。这是美国每年的死亡人口总量。死者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以至于生者很难察觉到这一数量变化。除非一年来大家都活得挺好，年底时突然死了2000多万人，我们才会大为震惊——这几乎等同于整个芝加哥的人口，或者休斯敦的，或者拉斯维加斯加上底特律的那么多。除了明星和公共人物的死讯，我们鲜少关心平时都有谁死去，任凭他们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既然人死后就不能自理，那么总得有人给他们收尸，把他们从家里或者医院运到藏尸体的地方——殡仪馆和法医办公室。在但丁的《地狱》里，干这活儿的是卡戎。他是一个魔鬼，满脸胡楂儿，白发苍苍，专门摆渡死者穿过冥河来到地狱。

在西风殡仪馆，卡戎的角色由克里斯担任。

克里斯五十多岁，皮肤晒成了褐色，满头银发甚是扎眼，一双眼睛经常流露出巴吉度犬式的忧伤。他总是穿戴得异常干净，卡其裤搭配老式衬衫，标准的加利福尼亚正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他让我想起莱斯利·尼尔森，《白头神探》系列电影的主演，我童年时的最爱。

克里斯说话慢条斯理，语调很平淡。他至今仍是单身——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每晚他回到家中，一边吃拉面一边看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的访谈节目。他是个愤世嫉俗的坏脾气老头，但并不招人讨厌，看他就像看沃尔特·马修(Walter Matthau，美国演员。)的电影，令我开心得很。

克里斯比麦克年长，从事殡葬工作的时间也比他长，但作为一名尸体运输司机，严格来说，克里斯在为麦克工作。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堪比老式喜剧片：克里斯走进麦克的办公室，说自己要去伯克利敛收一个金先生的尸体，但行车路线不太理想，路上不仅拥堵，还会碰上道路施工，现代城市的罪恶被他唠叨了一个遍；麦克应付地“嗯”了几声，假装点点头，一门心思地用电脑给死亡证明存档，几乎没怎么搭理他。

到人家家里敛收尸体的做法叫“上门服务”。现如今医生已经很少出诊了，但殡葬业仍保留这项业务，服务时间不分昼夜。根据殡葬业相关规定，个人可以单独前往医院、养老院、法医办公室敛收尸体，但前往别人家里的话必须得是两个人。所以当有人要求“上门服务”时，克里斯得有个副手，那个人就是我。

其实我特别感激这条“两人规定”。轮床是人类发明的最难用的东西，根本不听你使唤，怎么推都不动，还发出刺耳的“当啷”声，简直是专门用来让你在上司面前丢脸的。比尸体更不好伺候的，估计就只有这个玩意儿了。让一个人独自在陌生人家里操作轮床，想想都觉得恐怖。

在西风工作的第二周，我迎来了第一次“上门服务”的机会，地点在南旧金山。死者是亚当斯夫人，一个40岁左右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于乳腺癌。

克里斯和我跳上他的货车，像卡戎将死者迎上渡船那样，准备去接亚当斯夫人。这辆车跟随克里斯将近20年了。车是白色的，车厢没有窗户，公共频道播放的防拐广告里，提醒儿童不要搭的陌生人的车型，就是这种。西风有一辆运输尸体的专车，比克里斯的要新，深蓝色，外观和内饰都专为尸体敛收工作设计。但克里斯喜欢一成不变，他只喜欢自己的车。

我们行驶在连接奥克兰和旧金山的海湾大桥上，我不小心感慨道：“这个城市看起来真美。”话一出口，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克里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也许吧，”他说，“但你住在这儿，你知道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肮脏、吵闹的粪坑。假如我们能用燃烧弹炸飞整座城，那就最好不过了。前提是我们能穿过这座桥。”

“为什么说是‘前提’？”我问道，脑子里想着城市被炸的场景。

“想想这座桥是怎么建的，凯特，”——他叫我“凯特”——“一堆80英尺长的花旗松木桩被插在泥里，上面挤满了人和车。从结构上说，这就好比把牙签插在果冻里。我们根本站不稳，木桩随时会断成两半，像折树枝似的那么容易。到那时，我们全都得死。”

我放声大笑，嗓音比平时尖了一些，下意识地仔细沿着桥墩打量。

20分钟后，我们把车停在亚当斯家门口。没有华丽的老式灵车，没有骏马，没有随仆，只有我、克里斯，还有一辆20岁的普通白色货车。

进门之前，我又让克里斯给我讲了一遍流程。我可不想在死者丈夫面前丢人。

“别担心，凯特，这点儿事连猴子都能做。来，我给你讲一遍。”

离大门越近，我就越意识到，我俩要对付的不仅是死者丈夫一个人。屋外至少有15个人在走动，警惕地看着我们走近大门口。进屋后，我和克里斯来到客厅。客厅的天花板非常高，屋里大概有40个人，围站在一个女人的尸体旁。看到我们进来，他们马上停止交谈，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仿佛有人从唱片上挪走了唱针。

“好极了，”我嘟囔着，“他们受人爱戴的女族长就要被屋里仅有的两个白人装进恋童癖专用货车里带走了。”

克里斯表现得倒是很淡定：“大家好，我们是西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请问这位就是亚当斯夫人吧？”他指向客厅中央的尸体问道。

很明显她就是亚当斯夫人，根本用不着问，但众人貌似觉得很受用。一个男人站出来，介绍自己是亚当斯先生。

我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用严肃的口气问道：“您是她生前的丈夫？”

“年轻人，我现在也是她的丈夫，不是什么生前的丈夫。”他以令人畏惧的眼神瞪着我，其他40双眼睛也一起向我投来犀利的目光。

这回砸了，我暗想。我完了，不仅丢了自己的脸，还让家族蒙羞，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然而，克里斯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开口道：“您好，我是克里斯，这位是凯特。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一般情况下，死者的亲属此时都会离开房间，把尸体交由殡仪馆工作人员处理。但这家人非要看着我们干活。也就是说，我要在40个哭哭啼啼、对我恨之入骨的人的眼皮底下，完成首次敛收尸体的工作。

就在我绝望之时，克里斯充分施展了他的魄力。他用那天和麦克描述路况的口吻，向众人介绍敛收亚当斯夫人尸体的方法，其实是在讲给我听。

“现在，我们把轮床推到病床旁边。凯特用侧面的摇柄把床放低。我用布单铺在夫人的头下，凯特将另一侧铺在她双脚下方，然后这么一拉，亚当斯夫人的身体就用单子裹好了。接下来，凯特要把她的双脚抬上轮床，一、二、三，好。现在，凯特再用布单裹一层，然后把夫人固定在轮床上。”

克里斯滔滔不绝地说着，直到我们把亚当斯夫人裹好，用束带稳稳地绑在轮床上。屋里的人看得入了迷，一个动作都没落下。我很感激克里斯，他没有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个外行。实际上连我都被自己唬住了。克里斯细致的讲解，让我觉得自己真的知道该怎么做。我平时一向对自己感觉良好，有这种错觉估计也正常。

我和克里斯把亚当斯夫人推出前门时，她的儿子叫住我们。他和我差不多大，却已经没有了妈妈。他想把一朵花放在轮车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脱口而出：“她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相信我，我看人很准的。”

这无疑是个赤裸裸的谎言。我第一次“上门服务”，对包裹尸体一窍不通，没来得及察言观色就断定死者生前“了不起”。

“嗯，是啊，谢谢你。”他说道。

返回西风的途中，亚当斯夫人在后车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克里斯一直安慰我，告诉我今天没有那么糟糕：“瞧，凯特，我们总赶上人们最难过的时刻。如果有人想要买新房、买新车，他一定会亲自去挑选。但是人们能从我们这里买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我们不但收他们的钱，还把他们的挚爱带走，没有人想要这样。”我感觉心情好些了。

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西风的两台火化炉每天要处理6具尸体（每台各3具）。赶上高峰期，一周可以火化36具。而每次“上门服务”至少需要45分钟，如果服务地点在海湾大桥的另一头，花的时间就更长。理论上，克里斯和我应该天天在外面奔波。克里斯确实经常往外跑，主要是想躲着麦克，不然就得给他跑腿，取个死亡证明或者到邮局办事什么的。我基本都待在火化间，一心一意地火化尸体。现在很少有人选择在家临终，因此大多数敛收尸体的情况不用两个人出面。

把医院作为临终场所其实是一个相对新的理念。19世纪，只有孤苦无依的可怜人才会在医院死去。鉴于此，人们都愿意在亲友的陪伴下，于家中撒手人寰。到了20世纪初，仍有85%的美国人选择在家中离开人世。

直到20世纪30年代，“医学化死亡”的概念才出现。医院数量不断扩大，把人们从可怕的死亡场景中解脱出来。过去，宗教人士为临终之人送行，并引导亲属走出悲痛，如今则由医生陪伴病人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医学解决生死问题，与能否上天堂无关。医院把死亡卫生化、规范化。在医学专家看来，公众并不适合参与其中，因为——借用死亡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的话来说——死亡是“一副令人作呕的景象”。于是，人们把“弥漫着尿臊、汗液和腐败等混合气味，床单上沾满污秽”的房间视为禁忌，坚决不踏进去一步。而医院正是在不冒犯生者的前提下，允许死亡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暗示我们，如果暑假期间没有完成规定的志愿服务时数，我们就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以失败者的身份孤独终老。于是高一那年的暑假，我决定去火奴鲁鲁市中心的“女王医院”当志愿者。我不吸毒，成绩也不错，工作人员核实信息之后，拿给我一件丑陋的亮黄色网球衫和一个名牌，让我去志愿者办公室报到。

你可以选择医院里的两个部门进行志愿服务，每周轮换一次。礼品部和妇产科都是大热门，但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可不想跟写有“早日康复”字样的气球和吱哇乱叫的婴儿待在一起，不然整个暑假都会陷入一种让人倒胃口的伤感情怀。我的第一选择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的前台，幻想着护士给伤员擦拭额头的柔情一幕——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常出现的那类画面。

然而ICU远没我想象的刺激。他们才不会让前台的一名高中生加入到抢救病人的行列。于是，我只得坐在那里，看着心急如焚的家属在等候室里进进出出，不是去上厕所，就是去给咖啡续杯，我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的第二个选择就明智多了。物流部的工作很丰富，例如把邮件和备忘录发往各个病房，帮刚出院的老奶奶推轮椅。除此以外，物流部还负责把逾期未领的尸体转移到地下室的太平间。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部门里的正式员工不太理解我这种热情，但只要出现“黑色指令”，有尸体需要转移时，他们都会很大度地叫我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这家医院实在是不可思议——“没问题，虽然你只有15岁，但我们同意你搬尸体”。我不敢相信他们会让小志愿者做这种事。不过我后来一想，他们一开始确实不太情愿，但经不住我的百般哀求，最后勉强同意了。

我的直接领导叫凯普，年纪不大，是夏威夷本地人。他看了看显示屏，操着浓重的口音对我说：“啊，凯特琳，你能去莆阿喜病房把山崎先生带出来吗？”哦，当然，我求之不得呢。

我和凯普来到山崎先生的病房。山崎先生蜷缩在一尘不染的病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看起来像一具博物馆里的木乃伊，皮肤颜色很深，像块棕色的牛皮。因为疾病和衰老，他全身干巴巴的，体重还不到90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不管是我还是凯普，一个人用一只手就能把他抬到担架上。

“哇，老头子岁数真不小，是吧？”凯普惊讶地说。山崎先生这把岁数，让资深的尸体搬运工都不淡定了。

我和凯普拿来的担架，其实是一个有着担架外观的金属笼子。我们把山崎先生放进去，上面盖上一块不锈钢板，然后用一张白床单把整个装置罩起来。从外表上看，我和凯普只是从山崎先生的病房推出一个空担架，没有人躺在上面。

我俩推着担架进了电梯。里面都是普通访客，手中捧着泰迪熊和鲜花，根本想不到身边还藏有一具尸体（下次你在医院看见两个成年人煞有介事地推着一个空担架时，请想想山崎先生）。这些人早早出了电梯，最后只剩下凯普、山崎先生和我一路来到地下室。

“女王医院”一直用积极的医疗环境标榜自己，展示的不仅是最新科技，还用夏威夷艺术作品装点墙面。他们用一切手段——伪造的担架、地下秘密停尸房——巧妙地掩盖死亡，让死亡远离大众的视线。死亡意味着医疗系统的失败，不能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知道医院有人死了。

凯普和克里斯很相像：两个人都是体面人，都负责把尸体从大众身边运走。对他俩而言，这不过是一份乏味的工作；但在普通人看来，他俩的职业既神秘又恶心。

前几次上门服务，我彻底见识了克里斯的沉着冷静。即使在狭窄到挪不动窝的屋子里，克里斯也能完成任务。看着眼前螺旋向上的窄楼梯，他叹了口气：“拿折叠架来。”克里斯所谓的折叠架，指的是折叠式担架，战场上用来运走伤员的那种。我们将尸体绑在这个鬼玩意儿上，然后把担架侧过来抬。一路上，死者的肚子不断在我们头顶上下摆动——只要能把尸体运上车，做什么都行。

“这和搬家差不多，”克里斯给我解释，“都是一些几何和物理问题。”

面对腐烂的尸体、超重的尸体和古怪的尸体时，克里斯也从未乱了阵脚。说到古怪，有一次我们来到海特区的一幢宅子，一位绅士领着我们进入一间阴冷、破败的地下室。他留着尖尖的八字胡，有一双爪子似的大手，像极了恐怖电影明星文森特·普莱斯。一具男尸躺在地下室的角落里，身体蜷成球状，一只玻璃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见鬼了，凯特，他在冲我们使眼色吗？咱们去拿折叠架吧。”

搬运尸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放弃。听起来也许有些老套，但克里斯对此坚信不疑。他告诉我，他曾经碰到一具重达400磅的尸体。死者生前是个囤积癖，家里堆得满满当当，到处都有蟑螂乱爬。尸体在三楼，克里斯当天的助手拒绝上楼，一口咬定他们二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尸体搬出去。“我一下子失去了对他的敬意，”克里斯说，“我最恨那些不愿意尝试的人。”

在路上奔波的这段日子，我越来越了解克里斯。比如说吧，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夏威夷给一个蛮横的施工经理打工，干了差不多两年，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谷歌地图显示，那时离他住地方圆3个街区以内，还住着我新婚不久的父母和年轻的巴拉克·奥巴马（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他们几个说不定曾在商店里擦肩而过，或者一起在马路边等红灯）。

给亚当斯家提供上门服务的几周后，我和克里斯来到玛丽娜区的一栋豪宅。我俩一路上谈笑风生，谈论着夏威夷的天气和麦克的粗鲁无礼。宅子坐落在一条繁华大街上，我们把车靠路边停好。“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凯特？”我们往外拿橡胶手套时，克里斯说，“咱俩就像杀手，跟《低俗小说》里那两个家伙似的。他们前一秒还在车里讨论三明治，后一秒就爆了别人的头；咱们刚才还坐在车里扯淡，现在就要给别人收尸了。”

我们敲敲门，一个深色头发、50岁左右的女人开了门。我冲她咧嘴一笑，看上去特别真诚。在这种时刻，一个诚恳的笑容远比虚伪的同情有用。

“我等你们好几个小时了！”她大声尖叫着。

“女士，现在是交通高峰，我们从奥克兰赶过来的。”克里斯用“克里斯式”平静的嗓音说道。

“我不管，妈妈应该享受最好的待遇。妈妈做事非常体面，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体面的人。但你们迟到了，这非常不体面！”她没完没了地嚷嚷。

“我很抱歉，女士，我们一定好好照顾她。”克里斯说。

我和克里斯来到卧室，看到了“妈妈”。我俩刚要用裹尸布包上她，那个女人一下子扑到她妈妈身上，夸张地号啕大哭：“不，妈妈，不！我需要你，妈妈，别离开我！”

这应该是人类真情流露时的样子吧。死亡、分离、抱头痛哭，该有的都有了。我认为自己会被打动，但我没有。“内疚。”克里斯含糊地说。

“你说什么？”我小声问道。

“她很内疚。这种事我看得太多了。她很少回来看她，现在却一副没有妈妈就不能活的样子。太扯了，凯特。”他说道。我知道他是对的。

女人终于放开母亲的尸体，我们把“妈妈”固定好，推了出去。我们把轮床推到屋外，街上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们。遛狗的人站在原地不动，推着婴儿车的瑜伽妈咪们也放慢了脚步。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以为我们是侦探或法医，正从穷凶极恶的犯罪现场搬运尸体，殊不知我俩只是殡仪馆员工，上门敛收一个在家里寿终正寝的90岁老太太而已。

死亡并非一直与丑闻和猜忌相随。14世纪，“黑死病大瘟疫”横扫欧洲，大批尸体置于街头，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时一放就是好几天。马车陆陆续续将尸体运到城外，那里已经挖好了大规模处理尸体用的填尸坑：放一层尸体，填一层土；放一层尸体，填一层土。埋尸的方式“和做意大利千层面差不多，一层面皮一层奶酪，如此反复”，意大利一位编年史学家如此形容。

如今，不必被迫与尸体打交道已成为发达国家的特权。在印度恒河畔的瓦拉纳西，每天有80到100个河坛(原文是“ghat”，本意是河边石梯，在印度甚至南亚的许多国家，特指圣河边用来火化尸体的石坛。)用来举行火葬。火化露天进行（有时由低种姓阶层的儿童从事这项工作），骨灰和没有完全烧毁的遗骨被抛入圣河。火化的费用通常不菲，昂贵的柴木、艳丽的布料、高级的火化工人，加起来可是一大笔钱。有些家庭负担不起火葬，但仍想让自己的亲人魂归恒河，只能趁夜色把整具尸体放进河里，让其在水中慢慢腐烂。瓦拉纳西的游客因此时常看到肿胀的浮尸，不是漂在河中，就是被狗啃食。恒河的尸体越来越多，印度政府只好投放几千只肉食龟，让它们把“坏死性污染物”全部吃掉。

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悦的尸体处理方式，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一套体系。就在此时，众多没有标记的白色货车正载着尸体穿行在公路和洲际高速上，飞机也载着货舱里的尸体和客舱里的乘客横跨地球。我们总是把尸体藏在下面。我们不仅把尸体埋在土里，还把它们藏在假冒的担架下面、飞机货舱下面，以及我们意识的深处。

只有当体系遭到破坏时，我们才会发现它们近在眼前。“卡特琳娜”飓风来袭之后，《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麦克·奥斯特霍姆博士的一句话：“‘卡特琳娜’飓风带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就是，美国人不太习惯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无人问津的尸体。”说得太委婉了，博士。

克里斯和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妈妈”从前门推到货车，给了遛狗的人和瑜伽妈咪们一个不大不小的震撼。一丝腐败的气息，他们尝到了命运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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