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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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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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1

导读：日本比叡山延历寺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作者：郭万平内容提要两宋时期，在中日没有国交的情况

日本比叡山延历寺

日本僧戒觉及其入宋日记——《渡宋记》

作者：郭万平

内容提要 两宋时期，在中日没有国交的情况下，商人和僧侣成为中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宋神宗元丰五年，日本僧戒觉率弟子二人偷渡来华，先由杭州经大运河至宋都开封，谒见宋神宗，后赴五台山。其日记《渡宋记》①简略地记述了戒觉的旅华历程，虽然篇幅短小，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宋史等珍贵史料。

关键词 宋代、日本、戒觉、日记

作者简介 郭万平，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硕导。

公元894年日本停派遣唐使之后，中日两国官方关系随之断绝，但民间交往日益密切，僧侣、商人客观上成为中日双方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主要媒介。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由于特殊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宋代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表现出不同于唐代的特色。宋代的中日关系，具有平等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②。作为以个人身份来华的日本僧人，入宋后却被视为外交使节来看待。北宋前中期，日本僧然(938～1016)、寂照(962～1034)、成寻(1013～1081)、戒觉、快宗、仲回③等先后来华，他们巡礼佛迹，广交中国朝野人士，架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关于宋日贸易的研究，日本学者森克己氏用力最勤，先后出版有关论著④，成绩斐然。关于宋日文化交流问题，木宫泰彦在其代表作《日华文化交流史》⑤中有开创性研究，第一次对入宋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根据大量中、日两国的文献资料，制成《北宋时代入宋僧一览表》、《南宋时代入宋僧一览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史料等条件的限制，木宫氏的部分观点和材料在今天看来，似乎存在不少问题。近年来，许多日本中青年学者在“入宋僧”⑥研究领域，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路径，提出了有价值的新见解，尤其是关于成寻的研究。但日本的“入宋僧”研究，多从佛教史、文学史、日本中世史等角度来探索，而对于从中国史的立场出发、利用中国正史以外的史料所进行的考察，似乎比较薄弱，这和有关史料相对缺乏不无关系。元丰年间来华的戒觉，著有入宋日记《渡宋记》一卷，这为宋日关系史和东亚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本文拟对戒觉及其日记略作介绍，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初步探讨，疏漏和错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戒觉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84)末期天台宗僧人，生卒年不详。据戒觉呈交给明州知府的文书可知，他出生于京都，俗姓中原氏，是平安时代中后期的名门望族。戒觉在其父亲死后，曾恩荫入仕，但不久“心动于中”⑦，于1042年入比叡山（延）历寺出家，但其师不详。在40余年的出家生涯中，戒觉曾任播磨国(今日本兵库县)实报寺住持，后又在该寺附近主持兴建引摄寺。当他听到成寻入宋(1072 年入宋)的消息时，顿生赴华巡拜圣迹和灵场之念。当时日本政府采取消极的锁国政策，限制宋商到日本贸易的次数和时间，禁止日本人远航海外，虽然僧人属于例外，但戒觉在向政府提出入宋的申请3年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批准。此时，恰有宋朝商人刘琨即将回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九月五日，戒觉携弟子隆尊、仙势二人，于博多港搭乘刘琨的商船入宋，二十二日到达明州定海县。抵达明州后，戒觉立即向明州知府呈交文书，报告此行之目的，并乞请宋朝官府恩准他们参拜五台。像厚待十几年前来华的日本僧成寻一样，神宗敕令明州等地方官府，给予日本僧人提供衣食住行等多种方便，以朝贡使身份待之。于是，在宋朝官员的陪同下，戒觉师徒三人沿着当时的大运河，赴宋都汴京，晋谒神宗，后获赐紫衣、绢帛等物品。戒觉在汴京停留两个多月后，启程赴五台山巡礼佛迹。后来，戒觉本人圆寂于五台山。

现存《渡宋记》一卷，是由日本僧庆政⑧于1229年委托实报寺僧实尊⑨抄写的，原为九条家旧藏本，现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原本为楮纸8八页、长305.6厘米、宽30.5厘米的卷子本，外题《渡宋记》，内题《渡宋记延历寺僧戒觉述》。《渡宋记》卷末附有戒觉和庆政二人的识语：

元丰六年六月十五日记讫，取要不载子细之文，以便人怠而略。我愿以此托置于日本国播磨绫部别所引摄寺频头卢尊者御前，敢不出山门，备来住人之道心焉。(戒觉识语)

予下向播州之时，于书写山对面实报寺主佛如房之时，令书写之，彼院主以弟子使写之了。院主谈云，并石者，故平刑陪卿忠盛拜见之时被取了，仍不知其趣方耳。金刚窟(土者，被埋引接摄)寺佛坛下之由云云。清凉山茸，在同寺之由觉悟矣，但彼寺今者为废寺，故不能左右也。仍此书安置当寺，当寺当初戒觉上人所住寺也。上人厌喧，窃卜闲地，名引接寺，去引五町许也云云。此佛如房者，寂光寺、实报寺、引接寺三个寺院主也。沙门庆政为恐废忘记之。(庆政识语)

由上可知同存《渡宋记》并非戒觉所撰日记的全文，而是戒觉本人的抄出本。戒觉为了托弟子把日记带回日本国内⑩，特意从原来的日记中摘录抄出。戒觉自抄本今己佚，现存本是戒觉自抄本的首抄本。截至目前为止，《渡宋记》的翻刻和译注本主要有：宫内厅书陵部编《伏见宫家九条家旧藏诸寺缘起集·渡宋记》(图书寮丛刊，明治书院，1970年)、桥本义颜著《贵族的世纪》附录《渡宋记》(讲谈社，1975年)、天台宗典编纂所编《续天台宗全书》史传2《渡宋记》(春秋社，1988年)、宫内厅书陵部编《僧庆政关系资料·渡宋记》(宫内厅书陵部，1991年)、宫内厅书陵部编《僧庆政关系资料·渡宋记》(八木书店，1991年)等。

关于戒觉及其《渡宋记》的研究，是随着《渡宋记》的发现而展开的。在发现《渡宋记》之前，有关戒觉的史料，仅见于《万代和歌集》(1248年成书)卷十七所收录的和歌，但其生平依然不详。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专家木宫泰彦，也曾误以为戒觉为南宋时代的入宋僧。在1969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公开这一资料后，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森克己⑪、小野胜年⑫、桥本义彦⑬、荒稹纯隆⑭、小田切文⑮洋等先后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据笔者所知，在我国尚未发现《渡宋记》的任何版本和研究论著。

二

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大多有记录日记的习惯。曾任九条右大臣的藤原师辅(908～960)在给其子孙的遗训中有：

“先起称属星名号七遍，次取镜见面，次见历，知日吉凶，次取杨子，向西洗手，次诵佛名，及可念寻常所尊重神杜，次记昨日事事多，e中可记之，次服粥，次梳头。”⑯

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中，这种日常起居生活方式颇具代表性。平安时代贵族所撰日记，现存有200余件，是研究日本平安时代史的重要史料。但对于远离世俗社会的僧侣们来说，个人记录日记的情况比较少见。不过，远赴中国的僧侣却是例外，他们大多记录旅华经历，作为异国见闻录而流传于世。今存最早的日本僧旅华日记，为唐文宗朝来华的月本僧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⑰。圆仁在旅华期间，恰遇唐武宗灭佛事件，其日记成为了解当时唐日关系、唐代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北宋时期来华的日本僧然、寂照亦有入宋日记，但今均已佚。今存成寻的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共为八卷，在篇幅上超过圆仁的日记，它收录有裔然、寂照日记部分佚文。成寻入宋时，正值神宗朝变法时期。尽管成寻所接触的宋朝朝野人士毕竟有限，但其日记中收载了许多中国史籍中难以见到的史料，例如关于宋代译经的记载等。南宋时期的来华日本僧侣多为禅僧，故所留文字资料较少，但宝庆年间来华的道元(1200～1253)，曾记录向其师如净禅师参学问禅的问答经历，后由其弟子怀奘命名为《宝庆记》，可视为道元的求法日记或备忘录⑱。

关于戒觉入宋之事，在中国和日本的史籍中均不见记载。《渡宋记》的发现，为宋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和新的研究视角。戒觉简略地记述了他从元丰五年九月五日开始乘船，到元丰六年六月十一日定居五台山近一年内的入宋经历。尽管全文不足三千字，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它是研究北宋时期中日关系史的一则重要史料。当时，日本政府严禁日本人渡航海外，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当时联系双方的，仅有宋朝商人和日本僧侣。尽管日本政府允许僧侣通过申请而入宋，但条件苛刻，手续复杂，消耗时日。宋神宗熙宁五年来华的成寻，便是偷渡入宋的⑲。同样地，戒觉也是在没有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偷渡入宋的，因而在他们乘上宋人商船后，历尽了千辛万苦，“依恐府制，隐如盛橐，卧舟底，敢不出嗟，有大小便利之障，仍不用饮食，身怒怒如经三个年”，同时，由于戒觉“无附骥尾”，即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力量，在航行中遭到“以利为先”的商人们的冷遇。这种状况与此前入宋的成寻存在很大的不同。由于成寻得到包括皇太后在内等人的资助，入宋前后的经济状况明显地优于戒觉⑳。这表明，北宋时期日本僧入宋的背景是各不相同的。戒觉入宋后，明州知府即派人送达官方文书，事实上将戒觉师徒三人视为外交使节。在戒觉从明州到开封的途中，“有府供养，每日钱百文”，“路次国国，受日供钱”，宋廷既赠钱粮，又供马匹，还特意派遣官员护送。他们进入宋都开封后，“依宣旨，经朝见，便于崇政殿之前，赐紫衣一袭衣、袈裟、裳，又出阙之后，追赐香染装束并绢廿匹”，受到了宋廷优厚的待遇。戒觉本人也感叹：“人人云，是殊抽赏也，非先例事”。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北宋王朝欲改善对外关系、促进海外贸易的对外政策。

其次，日记中所收录的表文和中文，是北宋时期外国人赴华所呈文书的典型史料，其格式和内容是研究宋代对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日本僧成寻在其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曾收录了大量的文书，包括他自己书写的文书，以及抄录宋朝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文书。戒觉仿效成寻，在入宋后，撰写了几通文书，其中著名的便是呈交给明州知府的表文和申文。表文属于申报文书，乃外国人来华后向中国地方官府呈交的文书。在宋代，以个人身份来华的外国人中，向宋朝官府递交的文书极为罕见。戒觉的表文记载了他的入宋目的、本人履历、上贡礼品等，为研究戒觉生平事迹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表文

日本国天台山延历寺僧、传灯大法师位戒觉言：窃以远方异俗来朝入觐，巡礼圣迹名山例也。近则阿阉梨成寻，去熙宁五年，赐宣旨遂心愿先了。是以长别父母之邦，遥从商客之便，龄及衰老，更无归乡之望，濒引日获，何有怀土之思。故五台山者，卜终焉之地，宜信道超上人之微言也。天台山者，以自宗之源，欲礼智者大师之遗像也。抑小僧俗姓中原，洛阳城人也，父率之后，虽立身，心动子中，遂遁世，便于延历寺，久汲法水之流，愁生涯之浪，落忏悔罪障之泪千万行，朝夕露寒，修安养世界之业，四十年香火烟老者也。随身显密杂法文并灌顶道具等，色目在别纸。所从弟子二人，僧隆尊、沙弥仙势等也。伏愿曲口鸿慈，垂口纶言，不堪恳欢，上表以闻矣。日本国天台山延历寺僧传灯大法师位戒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

元丰五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国天台山延历寺僧传灯大法师位某上表。

申文是具体的旅行申请书，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作为戒觉的入国申请书来看待。在宋代来华的日本僧中，唯有成寻和戒觉留下了相关文书，因而弥足珍贵。

申文

日本国僧戒觉解，申请知府裁事

请被特蒙府恩，早奏闻上表一通状

副进

法文并道具等目录一卷

右戒觉谨检案内，先须届天台山，而送此冬也，明春赐宣旨，欲赴五台山，望请蒙府恩，早可被奏闻，仍勒事状，以解。

元丰五年十月 日

第三，《渡宋记》中保存了戒觉与北宋官僚士大夫、僧人的唱和之诗词，为他一人所仅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曾枣庄先生曾指出，“(宋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远逊于唐，唐代中日之间文人相互唱酬的盛况，在宋代见不到了。”21“而戒觉与宋朝文人的唱和之作，正可弥补此项不足。曾与戒觉赠诗唱和的代州通判文焕，其人在宋代史籍中亦不见记载，文焕的赠诗可补史阙。

人迹东南阻，心源瞬息间。

迢遥日本国，咫尺五台山。

天竺宁殊土，峨眉岂著关。

何方无胜境，到处有尘寰。

只恐星霜改，安辞道路艰。

一生输重愿，万里谒慈颜。

诗思清无敌(曾观觉大师诗云云)，禅林高莫攀。

清凉多眷属，此去几时还。

戒觉在赠答文焕的诗中，表达了他入宋的决心和对宋人的感激之情，并表示将长居五台山。据“寺家返牒云，真容院收管日本国僧戒觉、巾山势等二人，乃于钟楼前稳便处，擗截闲房一位，计参间”可知，戒觉及其弟子仙势定居于五台山，后来戒觉本人卒于此地。但弟子隆尊的去向不明，可能随宋商返日，并按照戒觉的遗愿，将《渡宋记》带回日本。

零落五周岁(离居渡宋之事已经五个年，故云)，销魂航海间。

更无怀旧里，长欲住灵山。

税驾夕留驿，听鸡晓出关。

心虽求佛土，缘普结人寰。

帝下德音馥，僧除逆旅艰。

我衰愁白首，君盛有红颜。

忽怖诗魔到，争交文友攀。

奈何期再会，岂得去台还(予住五台，长以不还)。

戒觉在拜谒代州知府后，在代州府驿的墙壁上有以下题词：

水冷河东夏(河东者，惣此方路之名也)，麦黄塞北秋(代州北，塞内也)。

前途三日缩，送眼五台头(五台山者，代州之内也)。

虽然这首诗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但它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河东路的自然风貌，提供了一些线索。此外，由于戒觉书法出众，“府行事官一人来，见壁书诗，写取而去，明日闻之于厅中披露云云，人人褒誉云，诗及草字好”。日本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全面吸收隋唐文化之后，自空海开始，经小野道风、藤原行成等人的改造，日本书法己脱离唐风，逐渐本土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草书体，寂照22、戒觉的书法引起宋人的赞叹，即为明证。

戒觉在到达五台山真容院(今五台山菩萨顶)后，施物供养：“文殊尊像一桢及供养料唐绢十匹、名香二里”。在烧香礼拜后，戒觉欣喜若狂，赋诗言志：

先哲追从宜得攀，

一心敬礼五台山。

求方外，厌世间，

愿莫文殊生死还。

此外，《渡宋记》还收录了戒觉的两首和歌，分别表达了他对宋朝的向往以及对自己故乡的怀念之情。二者均用唐代以后在日本刚刚形成的假名书写，是研究中世日本和歌的重要资料。第一首和歌是戒觉在到达开封后，“中心有感，独吟倭言”：

コゝロコソ、ウレシカリケレ、イノチアレハ、カラノミヤコヲ、ケフミツルカナ23

第二首和歌是戒觉在得知宋商欲赴日本时，勾起他的思乡之情，“仍欲附消息，双泪自落，忽课和歌，聊以述怀”：

アカネサス、アサヶノソラヲ、ミワタセハ、ワヵフルサトソ、ォモヒテヲル24

第四，戒觉关于五台山文殊信仰、印度佛教等的记载，对日本佛教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台山又名清凉山，唐代以后作为文殊菩萨信仰的圣地，吸引不少的日本僧人来此巡礼圣迹，灵仙、圆仁、成寻等先后到过五台山。戒觉亦以唐僧道超25为楷模，立志长居五台山，实现兜率往生、弥勒往生的宿愿。戒觉还记载了五台山地区普通民众文殊信仰的盛况，“此州本自以来，七岁以上之者，悉有道心，勤修念佛云云，良有以哉”。

戒觉在宋都开封时遇到来自天竺的僧人，“天竺往还僧相谈曰：菩提树者，拂根而不见芝兰精舍，只础石遗，除摩竭提国之外，余国国无王之由”，说明当时印度佛教已经开始衰落。这一传说传至日本国内后，成为众多佛教说话集(即佛教放直堡)的重要题材，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僧侣远赴天竺国的信念，加速了日本末法信仰的进程，从一个侧面引起了镰仓时期日本佛教的巨大变革。

注释

①《渡宋记》原文，可参见笔者撰《宋日关系史料一则～〈渡宋记〉考述》一文附录，《王云海先生纪念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拟出。

② 黄宽重：《宋日僧侣往来与文物交流～由南宋文献所作的观察》，《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

③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八六、二八七、二八八、三二四，《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文献通考》卷三二四，《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参天台五台山记》等。

④ 森克己：《日宋贸易研究》、《续日宋贸易研究》、《再续日宋贸易研究》、《日宋文化交流诸问题》，见《森克己著作选集》第1-4卷，国书刊行会，1975年。

⑤ 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55年。胡锡年中译本《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⑥ “入宋僧”实指宋代来华的日本僧人，但除了日本僧人，宋代来华的外国僧还包括天竺僧、高丽僧等，所以中国学者不宜采用“入宋僧”这一概念。

⑦ 除特别注明出处外，本文中引文均引自《渡宋记》。

⑧ 庆政(1189～1268)，京都法华山寺僧，1217年入宋，曾舍资参与东禅寺版大藏经的补刻，在泉州得到波斯商人的赠别诗，波斯文原件今存日本。著有《闲居友》、《漂到流求国记》等。

⑨ 实尊，俗姓藤原，太政大臣藤原基房之子，学唯识宗，1226年任兴福寺主务，后为大僧正。见《本朝高僧传》卷十四。

⑩ 戒觉自抄本可能由其弟子和宋商刘琨带回日本。参见森公章：《刘琨与陈咏：来日宋朝商人的实态》，《白山史学》38号，2002年。

⑪ 森克己：《关于戒觉的渡宋记》，《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63号，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