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科研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中科院自1949年11月1日成立至今，为我国的科学家人才培养做了杰出贡献。在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之际，中科院1660名科学家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10月17日，中国科学院双喜临门，其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以下简称硅酸盐所）迎来独立建所60周年庆典，“薪火相承一甲子，材料筑梦新时代”。
硅酸盐所在庆祝独立建所的同时纪念着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所）建所91周年。今日若去看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架构会发现，数理科学组里头没有工程研究所，包括先进陶瓷在内的高性能材料研究课题归属在“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下。这是因为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时任工程所所长的周仁和其它各所共计72位院士拒绝迁台，其中60位院士把根留在了大陆。由于种种原因中研院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史学界讨论，尤其以建国前后的历史鲜少被人提起并整理在通俗读物上，本文借此因缘简单梳理了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从建所至建国前后的变迁轨迹。建国后，尤其是独立建所后的建设成果可移步国庆专题，一并阅读后可对硅酸盐所的发展历程有所认识。
工程所在建国后曾短暂易名为中国科研院工学实验馆。从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工学研究所再到中国科研院工学实验馆、冶金陶瓷研究所，这条传承之路便是硅酸盐所前身机构和建国后变迁的历史沿革路线，直至1959年1月12日挂牌“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这才标志着硅酸盐所独立建所。对岸“中研九十，求真究实。“但如今还有多少人读过洛夫的《未寄》：“某夜，好像有人叩门，院子的落叶何事喧哗，我把它们全都扫进了一只透明的塑料口袋。秋，在其中蠕蠕而动，一只知更鸟衔着一匹艾草打从窗口飞过，这时才知道你是多么向往灰尘的寂寞，写好的信也不必寄了，因为我刚听到，深山中一堆骸骨轰然碎裂的声音。”
1927年北伐期间，经蔡元培牵头和筹备委员会代表张人杰、李煜瀛、褚民谊等人提议和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羿年6月9日，中研院首届院务会在上海东亚饭店召开。在办院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筹建包括总办事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十一所机构。
图1. 《典型在夙昔: 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上)：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 80頁，陶英惠。
建所初期时局艰难，预算紧张。在1928年时工程所仅拨得年度33万元国币的经费，其中仪器设备经费拨得20万元国币，却已是众所中经费属较高的院所。和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一样，诸多工科所需设备、仪器需要从国外进口。工程所在沪筹建钢铁实验工场后，周仁从美国采购了三相电弧炉和引进电炉冶炼技术解决优质钢的冶炼困难的瓶颈，成功试制了各类钢铁产品（《周仁：中国近现代电炉炼钢的开拓者》）。陶瓷试验场则建在南京，发展了特种工业瓷和耐火材料。
也因工科的设备、仪器较多，当时三所共用“理工实验馆（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理工实验馆于1933年竣工后，工程理化三所纷纷从霞飞路（现上海淮海中路）899号小实验馆（《重塑衣冠：中央研究院在上海（1946-1950）》，姜良威）搬入了白利南路（现上海长宁路）的新址。
七七事变后中研院开始内迁计划，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当月下旬各所的科研工作已告停顿。位处南京的研究所都已陆续踏上内迁之路，总办事处也迁往汉口，并于11月再迁往长沙。
图2.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三十年來的中央研究院》，108頁
位处上海的中研院工程理化三所并未在战争爆发前后立即开展内迁工作。11月上海沦陷，深陷敌占区的工程理化三所未能及时迁出。却也由于研究院地址位于白利南路，在当时是租界地带，尚且未被日军占领而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蔡元培经海路于1937年11月底抵达香港。12月13日，中研院总办事处在长沙召集临时院务会议，会议暂定“历史语言、工程、化学、天文研究所迁往昆明”（《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 卷三》，台北中央研究院，2008）。1938年总干事朱家骅和十位所长齐聚香港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将工程理化三所之可搬迁资料、书籍、设备、仪器转移到昆明，不能转移的重型设备仪器则留在上海。工程所内迁至昆明后搬进大观楼外采云里7号（《中央研究院组织系统表及所属各机关地址一览表》，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图3. 内迁昆明时的工程研究所办公楼，昆明大观楼外采云里7号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据有关资料记载内迁过程中各所转移书籍、资料、仪器、设备皆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例如历史语言所之古籍损失近二成，仪器全部损坏（《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139页）。而不能搬迁的仪器设备，以工程理化三所共用的理工实验馆损失最为严重。只因被敌伪侵占为“市政府”使用，所有设施皆被严重损毁，“恐非巨量金钱与长久时日，不能修复”（《京沪接收报告》，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但是尽管在这种困苦时局下，各研究所依然利用简陋的科研条件开展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应用在抗战斗争中。工程所在内迁时期成功试制硼制光学玻璃、钨磁钢、各类玻璃制品；协助化验各类合金；基于云南木材进行了力学试验；和昆明当地机关合办中国电器制钢厂（《朱家骅先生言论集》，78~83页）。蔡元培在1939年的年会上说道：“人类的历史，本充满着打破困难的事实，于困难中觅得出路，正是科学家之任务（《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档案史料与研究，1989，35页）。”
图4. 中国电力制钢厂旧址 ©中央研究院（台湾）
由于内迁时蔡元培已身患重病，蔡院长于1940年3月在香港长逝。中研院在蔡元培过世后召开年会推选评议会成员。周仁继续担任工程所所长，茅以升、王宠佑、凌鸿勋被选举为聘任评议员（《第一、二、三届评议会名单》，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研院开始复员回迁，除留在昆明的钢铁部分（现为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外其余各部回迁至理工实验馆。为纪念丁文江和杨铨两位总干事，中研院将自然科学研究所重命名为“在君实验馆（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将理工实验馆实验楼重命名为“杏佛实验馆（现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杏佛楼）”。
1947年初国统区经济崩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中研院在12月开始迁台，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率先反对迁台，社会科学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为由坚决不迁。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同意迁所广州的妥协决定，但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提出坚决反对：“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1948 中研院去留纠结》，1948年，南方教育时报）。”最终，成建制迁台的只有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大陆。81位院士中，迁台者9人；去美国者12人；留在大陆等待解放的有60人，超过七成的院士选择留下（《81位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60人》，扬子晚报，冯海青）。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上海解放。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中研院在沪各所。6月底完成物资清点，8月对人员进行整编统战。1950年3月21日，中研院正式并入中国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沪区。此后先后改名为中科院工学实验馆和中科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周仁一直担任所长直至1959年独立建所之后。
尽管最初的中研院已在历史中淡去，但在共和国成立后，中研院的科学家和科研资源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硅酸盐所在新时代取得了包括新型电解质、激光陶瓷、锂硫电池、阳极材料、液态热电材料器件等材料领域的重大进展和突破。近期在对锌基电池的明胶电解质隔膜（DOI：10.1039/C9TA07218G）和固水型电解质（DOI：10.1149/2.1031906jes）的研究先后被发表在海外权威期刊，引起全球学界的关注和认可。
薪火相承一甲子，材料筑梦新时代。九十一年的传承延续生生不息，上海硅酸盐所的未来会更加璀璨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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