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今天小编和大家分析一篇2025年1月发表在《Cardiovasc Diabetol》（IF = 10.6）的研究性论文，题为《Correlation between atherogenic index of plasma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across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 stages 0-3: a nationwid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该文献是一项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数据的全国性前瞻性队列研究，旨在探究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与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KM综合征）0-3期人群心血管疾病（CVD）风险的关联，并明确代谢综合征在其中的介导作用。研究纳入7708名45岁及以上CKM综合征0-3期参与者，以AIP（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的对数）为主要暴露变量，以自我报告的新发CVD（心脏病和/或卒中）为主要结局，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AIP与CVD风险的关系，通过亚组分析验证关联稳定性，借助中介分析量化代谢综合征的介导效应。结果显示，参与者平均年龄58.00岁（四分位数范围52.00-65.00岁），AIP水平按三分位数分为低（-1.59~-0.17）、中（-0.17~0.10）、高三组，随着AIP水平升高，BMI、腰围、血压及糖尿病、高血压患病率均显著增加，CVD风险呈逐步上升趋势；在完全调整模型中，AIP每增加1个单位，CVD风险HR为1.31（95% CI 1.11-1.55），AIP 高组相较于低组的CVD风险HR为1.22（95% CI 1.08-1.39），且趋势检验P值为0.003；亚组分析显示，年龄、性别、糖尿病状态等变量未对AIP与CVD的关联产生显著交互作用（P值 > 0.05）；中介分析表明，代谢综合征在AIP与CVD风险的关联中发挥12.3%的介导作用（P = 0.024）。总之，该研究证实CKM综合征0-3期人群中AIP水平与CVD风险呈显著正相关，代谢综合征是重要介导因素，提示AIP可作为该人群CVD风险评估与临床筛查的实用生物标志物，针对性干预AIP及代谢综合征相关异常或可降低CVD发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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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截至2021年，全球心血管疾病（CVDs）患病率已达5.23亿，较1990年近乎翻倍，CVDs也因此成为全球发病与死亡的首要原因。在各类心血管相关疾病中，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KM综合征）因涉及代谢紊乱、慢性肾脏病（CKD）与心血管功能障碍的相互作用，其人群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ACEs）的风险显著更高——美国心脏协会（AHA）已将其归为可导致多器官衰竭的全身性疾病，明确强调需开展早期干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约5%的成年人同时患有心脏、肾脏与代谢疾病，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上升。从疾病关联机制来看，CKM综合征中各疾病的相互作用会诱发一系列严重并发症：例如，糖尿病会显著增加高血压、心肌功能障碍及心力衰竭的发病风险；慢性肾脏病会加剧液体电解质紊乱，进而直接加重心脏负荷；同时，糖尿病本身也是慢性肾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约30%~40%的糖尿病患者会进展为慢性肾脏病。这些复杂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凸显了对CKM相关疾病进行综合管理的必要性。此外，CKM综合征常伴随内皮功能障碍与慢性炎症状态，二者不仅会损害血管调节功能、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进程，肾功能损害引发的继发性高血压还会进一步增加心脏负担；而代谢异常与肾功能受损也会通过多重病理途径共同影响心血管健康，最终显著提升CVDs的发病风险。基于这一疾病进展逻辑，AHA特别强调，需重点开展针对CKM综合征临床前期（0~3期）的研究，以实现对疾病恶化的早期阻断。在风险评估生物标志物领域，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即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的对数转换值）已被证实是评估CVDs风险的有效指标——其水平升高与不良心血管事件及全因死亡率增加直接相关，且已成功应用于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患者的心血管结局预测。然而，目前AIP在CKM综合征患者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及风险评估价值尚不明确。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评估AIP水平与CKM综合征0~3期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联，为高风险个体的及时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基于CHARLS数据库，提取了2011-2012年基线调查（第1轮）及后续2013年（第2轮）、2015年（第3轮）、2018年（第4轮）的随访数据，以45岁及以上人群为研究对象，经排除年龄<45岁、缺失人口学与健康信息及基线有CVD史的参与者后，最终纳入7708名CKM综合征0-3期个体作为分析样本；以AIP（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的对数）为主要暴露变量，通过酶比色法检测受试者空腹静脉血中的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以计算AIP，以2011-2018年7年随访期间自我报告的新发CVD（含心脏病、卒中）为主要结局，依据AHA标准将研究对象划分为CKM综合征0-3期；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AIP与CVD风险的关联，依次构建未调整模型、调整性别与年龄的模型及进一步调整教育程度、BMI、糖尿病、吸烟状态、血压、血糖、血脂、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协变量的完全调整模型，并进行趋势检验；同时开展亚组分析（按年龄、性别、糖尿病状态等分组）验证关联稳定性，通过中介分析量化代谢综合征在AIP与CVD风险关联中的介导效应，使用R与EmpowerStat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展示不同AIP水平组的CVD发病情况，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研究结果
（一）基线特征
本研究将7708名CKM患者按AIP水平分为低（-1.59~-0.17）、中（-0.17~0.10）、高（0.10~1.80）三组后发现：不同AIP分组间患者年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其中AIP低水平组平均年龄最高，高水平组最低；且随着AIP水平升高，患者的BMI和腰围呈显著上升趋势（P<0.001），同时糖尿病、高血压（HTN）等合并症患病率显著更高。综上可知，AIP水平与心血管风险呈正相关，AIP越高，患者心血管风险谱越差，CVDs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表1）。
（二）CKM患者中AIP与CVD的相关性
CKM患者的AIP与CVD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多重共线性评估结果显示，各变量间无明显多重共线性，所有协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在模型1（未调整协变量）中，AIP每升高1个单位，CVD发病的风险比（HR）为1.39（95% CI：1.20~1.60）；而AIP高水平组（T3组）的HR为1.34（95% CI：1.19~1.52）（表2），二者均表明AIP与CVD风险存在显著相关性。在模型2（调整性别和年龄后）中，AIP每升高1个单位及T3组的HR均略有上升，且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完全调整模型（调整所有潜在混杂因素）中，AIP每升高1个单位的HR降至1.31（95% CI：1.11~1.5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模型中HR的变化幅度较小，但这表明在调整多个协变量后，AIP水平与CVD风险之间的显著关联仍得到证实。T3组的HR则降至1.22（95% CI：1.08~1.39），进一步凸显了AIP水平升高与CVD风险显著增加之间关联的稳定性。此外，随着AIP水平的升高，CVD风险呈逐步上升趋势（P = 0.003），这既强调了AIP在CVD风险评估中的重要意义，也进一步证实：即使调整多个混杂因素后，AIP对CVD的影响仍具有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图1）显示，AIP高水平组的CVD发病率更高；log-rank检验的P值小于0.001，进一步证明与AIP低水平组（T1组）相比，中水平组（T2组）和高水平组（T3组）的CVD风险显著升高。
（三）亚组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探索AIP与CVD发病风险的关联，针对年龄、性别、糖尿病患病情况、高血压患病情况、吸烟状态及CKM综合征分期（0期至3期）等不同变量，开展了亚组分析与交互作用分析（表3）。结果显示，年龄、性别、糖尿病、高血压、吸烟状态及CKM综合征分期等变量均未与AIP产生显著交互作用（P > 0.05）。
（四）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表4）显示，代谢综合征在AIP与CVD的关联中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在调整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体重指数（BMI）、糖尿病、吸烟状态、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及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多个协变量后，代谢综合征在AIP影响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过程中，其介导效应占比为12.3%（P = 0.024）。
创新点：
本研究首次以CKM综合征0-3期这一临床前期人群为研究对象，聚焦AIP与CVD风险的关联，填补了AIP在CKM综合征人群中作用机制研究的空白，突破了以往研究多针对单一疾病或普通人群的局限；同时，依托CHARLS的全国性前瞻性队列数据，通过7年随访保障因果推断的可靠性，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结合多维度协变量调整（涵盖年龄、性别、代谢指标、肾功能等），并结合亚组分析验证关联稳定性，还首次量化出代谢综合征在AIP与CVD风险关联中12.3%的介导效应，明晰了AIP影响CVD风险的关键路径；此外，证实AIP可作为CKM综合征0-3期人群CVD风险评估与临床筛查的实用生物标志物，为该类高风险人群的早期识别与精准干预提供新靶点，也为临床制定基于AIP的CVD防控策略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主要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在纳入的7708名CKM综合征）0-3期参与者中，AIP水平与CVD风险呈显著正相关，随着AIP水平升高，CVD风险逐步增加，在完全调整年龄、性别、教育程度、BMI、糖尿病、吸烟状态、血压、血糖、血脂及eGFR等协变量的模型中，AIP每增加1个单位，CVD风险的风险比（HR）为1.31（95% CI 1.11-1.55），AIP高水平组相较于低水平组的CVD风险HR为1.22（95% CI 1.08-1.39），且趋势检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3）；亚组分析显示，年龄、性别、糖尿病状态、高血压状态、吸烟状态及CKM综合征分期等变量未对AIP与CVD风险的关联产生显著交互作用（P > 0.05），表明该关联在不同亚组人群中具有稳定性；中介分析进一步揭示，代谢综合征在AIP与CVD风险的关联中发挥关键介导作用，其介导效应占AIP对CVD风险总效应的12.3%（P = 0.024）；综上，AIP可作为CKM综合征0-3期人群CVD风险评估与临床筛查的实用生物标志物，针对AIP及代谢综合征相关异常进行干预，有望为降低该人群CVD发病负担提供新的临床防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