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这些账户属于受限账户，并不等同于冻结账户。OFAC的伊朗制裁项目要求禁止向伊朗个人或实体出口任何的商品或服务，若银行向伊朗客户提供账户操作，相当于提供出口服务，违反《伊朗交易制裁条例》。但这些账户并未被冻结，虽然不可进行资金交易，但账户持有人可申请注销账户并将资金转移至美国境外的其他账户中。
根据《伊朗金融制裁条例》（IFSR），美国境外金融机构可能受到制裁的行为包括以下四类：
协助伊朗政府（GOI）获取或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或其运载系统，或为其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或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供便利；
为（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37、1747、1803、1929号决议或其他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安理会决议）受金融制裁的个人或实体开展活动提供便利。
直接从事洗钱行为，或协助伊朗中央银行或任何其他伊朗金融机构实施上述任一协助行为；
为以下对象促成重大交易或一系列交易，或提供重大金融服务：（i）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其财产和财产权益被冻结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或其任何代理人或附属机构；或（ii）因伊朗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此类武器运载系统或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根据IEEPA其财产和财产权益被冻结的金融机构
境外金融机构包括：境外存款机构、银行、储蓄银行、货币服务机构、信托公司、证券经纪交易商、商品交易所、清算机构、投资公司、员工福利计划，以及上述机构的控股公司、关联方或子公司。
OFAC认定当事人在从事一项或多项可制裁活动时实际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为的违规性质，即认为其存在主观故意。
合规提示：应当知道的核心认定在于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违反制裁，只要根据客观情况可推定其应具备认知能力，即可能被认定违规。
主要的适用情形包括：交易对手名称与SDN清单高度相似但未核实；资金路径经由高风险司法管辖区且无合理解释；使用模糊或异常的贸易术语（如“中间商代理”“第三方付款”）；企业已有类似风险预警但未升级审查流程。
OFAC在认定交易或金融服务是否构成“重大违规”时，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估法，不设固定阈值，而是基于具体情境进行逐案判断，考量因素包括：
1.交易的金额、笔数、频率、性质（基础指标）
金额：单笔交易金额巨大（如数千万美元）通常构成重大性推定，但小额高频交易若累计金额可观，同样可能被认定为“重大”。
笔数与频率：短期内多次交易（如每周数笔）或长期持续性交易（如数月内数十笔）表明系统性参与，而非偶发行为。
性质：涉及敏感领域（如石油、贵金属、军民两用技术）的交易，即使金额较小，也可能因“战略价值”被认定为重大。
2.管理层知情程度与交易是否构成行为模式
若高管、合规负责人或风控团队明知交易对手涉及被制裁实体，仍批准或默许交易，构成“故意放任”，显著加重责任。此外若交易呈现“标准化流程”（如固定收款账户、统一合同模板、规避关键词的通讯用语），表明已形成制度性规避机制，而非个别员工失误。
3.当事人与被冻结实体的关联度
直接关联：交易对手为SDN清单上的IRGC或伊朗央行（CBI）直接控制实体。
间接关联：通过三层以上壳公司、空壳贸易商、代理行进行资金流转，但最终受益人为被冻结实体。
控制权认定：OFAC采用“50%规则”——若被冻结实体直接或间接持有某实体50%以上股权或控制权，则该实体自动视为被冻结。
4.交易对 CISADA 法案目标的影响
若交易资金用于购买铀浓缩设备、导弹零部件；支付IRGC-QF在叙利亚、也门的代理人；绕过国际金融系统（如使用加密货币、以物易物）等，则无论金额大小，均被推定为“重大违规”。
5.交易是否存在欺诈/隐瞒行为
主观恶意是加重处罚的核心要素。典型欺诈/隐瞒行为包括使用虚假最终用户声明（如将伊朗客户标注为“阿联酋中间商”）；修改提单、发票中的原产地或收货人信息；利用虚拟货币、贵金属交易掩盖资金流向等。
6.财政部因个例认定的其他相关因素
目前已公开的部分补充因素有：
交易是否涉及伊朗央行（CBI）的被动储备持有（如CBI在海外银行的美元存款）；
是否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伊朗会员资格所必需的合规性资金（如IMF、世界银行相关缴费）；
是否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如药品、食品），此类交易通常可以获得豁免，但需严格进行合规申报。
“全球查”是由北京光曦国际咨询有限公司自行研发的、完全本土化的国际制裁名单查询平台，可以快速、准确地检索到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制裁黑名单信息，协助企业规避制裁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