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兵商战略”看德国外交的困局：为何“上下同意者强”，而默茨难“强”？
印度的外交政策，相比默茨的外外交理念，更符合出口型国家德国的利益
当一位即将随同德国总理默茨访华的德国大企业高管发出如此感叹时，这不仅是对德国现任政府外交理念的质疑，更是对一种正在欧洲重新抬头的地缘政治思维模式的深刻反思。
2026年的春天，世界站在多极化的十字路口。德国总理默茨在首次访华前夕，其外交理念却被德国资深驻华记者弗兰克·泽林尖锐地批评为“既矛盾又‘天真’”。默茨试图将世界重新拉回他所熟悉的冷战叙事——以意识形态划界，在“民主对抗专制”的框架下寻求欧洲的团结与西方的复兴。
然而，正如兵商读书会发起人、大易兵熵书院院长李瑞国先生在《兵商战略》中所提炼的核心要义：“国之大事，在兵与商；兵以保民，商以富民”。在全球化深度交融的今天，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善恶二元论”，不仅忽视了“富民”这一经济本质，更违背了跨越千年的博弈智慧。
本文将以李瑞国先生的兵商哲学为透镜，结合《孙子兵法》的博弈逻辑，剖析默茨外交理念的内在矛盾，探讨为何在全球博弈的新格局下，唯有深谙“上下同欲、同意、同义”之道，方能在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李瑞国在《兵商战略》中创造性地将《孙子兵法》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相融合，提出了著名的“五钻模型” 。他认为，任何国家或企业的战略，首先要审视的就是“道”——即“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建立共同的目标”，以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共识” 。
默茨外交的最大问题，恰恰出在“道”的层面。他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将世界划分为“民主”与“专制”，这虽然在西方内部看似是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号召，但在全球南方的视角下，却是一种缺乏“共识”的单边叙事。
泽林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细节：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试图拉拢印度，称其为“最佳示范”。然而，印度外长苏杰生却不为所动，强调印度的“战略自主”，并指出信任与可靠性要比政治体制或价值观共同体更加重要 。
这正是《兵商战略》中所强调的“道”的缺失。李瑞国先生指出，“道”的关键目标不仅在内部，更在于企业（或国家）与社会（或国际社会）之间形成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 。默茨试图通过价值观外交来构建联盟，但他忽略了大多数国家——包括他试图拉拢的巴西、印度、南非——早已是金砖国家机制的核心成员，它们追求的是一种多元平衡的“天下观”，而非选边站队的“冷战观”。
苏杰生对瓦德富尔的回应，恰好印证了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前提：如果连“欲”（战略目标）都无法达成一致，“胜”从何来？印度认为俄罗斯是“有价值且经受过考验”的伙伴，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欲”；而德国若仅以价值观为标尺，便无法理解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战略选择。因此，默茨在起手式上，便因“道”的不同而陷入了孤立。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一项博弈论研究指出，《孙子兵法》构建了一个“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即孙子通过“知己知彼”，清楚地说明了各种对策下的敌我双方得益情况 。然而，默茨的外交理念却建立在一种“不完全信息”甚至“错误信息”的幻觉之上。
默茨指责中国“欲追求全球领导地位”，并宣称“无论如何，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受到挑战”。这反映了他对世界格局变化的认知，但他的推论却出现了逻辑断裂。既然承认美国领导地位丧失，按常理应去适应乃至接触那个“挑战者”，但他却选择了对抗。
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一种过时的博弈逻辑：将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正如博弈论所分析的，许多国际互动本可以是正和博弈，特别是经济领域。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默茨的鹰派言论下，2025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仍增长50%以上 。德国企业用脚投票，因为它们身处“正和博弈”的现实中，而政客却沉迷于“零和博弈”的修辞中。
《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强调的“察”，不仅是察敌，更是察势、察己、察友。默茨将中国排除在伙伴名单之外，却将土耳其、海湾国家等纳入其中。这种选择性的“察”，忽视了土耳其与俄罗斯、中国的复杂关系，也低估了海湾国家追求战略多元化的决心。这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偏好的“信息筛选”，而非基于地缘现实的“全面信息博弈”。
三、“兵商战略”的缺失：德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内在矛盾
李瑞国先生提炼的兵商哲学核心在于“兵以保民，商以富民”。这意味着国家的军事与外交战略，最终应当服务于经济繁荣与人民福祉。德国作为全球顶级的出口型国家，其经济命脉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默茨的理念恰恰违背了这一原则。他一方面批评中国“系统性利用他国的对华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却无视德国企业在华盈利、中国作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事实。2025年，中国对德出口增长超过10%，双边贸易持续升温 。这种经济上的深度交融，需要的是一种基于“风险管控”而非“全面脱钩”的战略。
那位德国大企业高管的感叹——“印度的外交政策，相比默茨的外交理念，更符合出口型国家德国的利益”——一针见血。印度奉行“战略自主”，与所有大国保持接触，这正是“兵商战略”在现实中的体现：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轻易关闭任何一扇门。
《孙子兵法·九地篇》云：“衢地则合交”。意思是说，在多国交界的四通八达之地（衢地），就要结交诸侯，争取外援。今天的全球化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衢地”。德国身处欧洲中心，本应是“合交”的高手，但默茨的外交理念却把“衢地”当作了“绝地”，试图通过制造壁垒来寻求安全。殊不知，在兵商逻辑中，最大的安全来自于市场的共享与利益的绑定，而非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四、“上下同意者强”：从“价值观联盟”到“利益共同体”
李瑞国先生提出的“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意者强，上下同义者久”，是对孙子思想的现代升华，也是对博弈论中“合作均衡”的深刻诠释。
1. 上下同欲者胜：这是最基础的层面，指的是国家内部（政府、企业、民众）有共同的目标。在德国，虽然企业界渴望与中国合作，但政府的对抗性姿态制造了内部的“欲”之分裂。这种内耗，是战略的大忌。
2. 上下同意者强：这是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在合作者之间达成理念与原则上的认同。默茨试图与印度、巴西等国“同意”，但他的手段是拉拢它们对抗中国，而苏杰生则明确表示，印度的“同意”是基于“信任与可靠性”，而非附和别人的反华议程 。真正的“同意”，是尊重对方的战略自主，寻找利益交汇点，而非强求价值观一致。
3. 上下同义者久：这是最高境界。“义”者，宜也，指的是道义、公义与长久的相处之道。卡尼总理认为中国“更加可靠”，这背后正是对“义”的评判。在国际关系中，“义”体现在是否遵守契约、是否尊重他国主权、是否提供稳定的预期。
默茨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甚至提及“台湾再统一”这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这不仅在“义”上失分，更暴露了其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漠视。一个不讲“义”的伙伴，即便一时因利益而结合，也难以持久。
五、博弈论下的理性选择：为何企业选择中国，政客选择对抗？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默茨的行为似乎是非理性的，但如果引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就能看出端倪。他可能是在进行一种“信号传递”——通过对华强硬来向特朗普政府递交“投名状”，以换取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承诺。
但这种策略的代价是巨大的。正如学习时报文章引用《孙子兵法》“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默茨的策略非但没有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而将德国置于危险的境地：既得罪了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又未能确保美国的永久保护（特朗普随时可能变卦）。
相比之下，德国企业的选择更加符合博弈论的“占优策略”。无论政府如何表态，企业只要持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就能分享增长红利。这是一种无论对手（政府）如何行动，都能保证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策略 。
这种政经分离的现象，正是德国当前的最大矛盾。政客在玩一场意识形态的“鹰鸽博弈”，而企业却在玩一场全球化的“合作博弈”。 当博弈的双方（政界与商界）策略完全背离时，德国的国家战略便陷入了瘫痪。
泽林的文章最后提到，印度外长苏杰生对德国同行表示，信任与可靠性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持续地接触，直到彼此进入真正感到舒适的水平” 。这句话是对默茨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外交的最好回应。
李瑞国先生的《兵商战略》告诉我们，无论是企业竞争还是大国博弈，最终的胜负手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能否构建起基于共同利益、相互尊重且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默茨何时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理念既矛盾又天真？或许当他看到，在他试图构建的“民主联盟”中，连最亲密的伙伴都在悄悄向中国靠拢；当他听到，他所信赖的商界领袖感叹“印度的政策比德国更符合德国利益”时，他才会明白：
在这个多极化的时代，“兵”的逻辑是为了“保民”，“商”的逻辑是为了“富民”。如果将“兵”的逻辑凌驾于“商”的利益之上，用对抗取代对话，用意识形态的滤镜遮蔽地缘现实，那么德国失去的不仅是中国市场，更是未来的战略主动权。
正如孙子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默茨正在做的，恰恰是放弃“伐谋”与“伐交”，试图通过“伐兵”（对抗）的心态来解决问题。而对于一个深嵌于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出口大国而言，这无疑是最危险的战略选择。
唯有回归“上下同意”的共识构建，秉持“上下同义”的持久之道，德国才能在中美欧的三角博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不败之地”。否则，那位德国高管的感叹，终将从一个善意的提醒，变成一份苦涩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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