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观点汇聚，区域协同治理综合决策制定思路

在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2020年度会议“碳中和背景下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路径”上，各方专家就“区域协同治理综合决策制定思路”提出了以下建议：

王自发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划定的大气污染控制区主要是基于大气环流等气象因素，未来需综合考虑环境容载力和环境容量等因素，以进一步改善区域空气质量。

“十四五”期间，应提高大气环境容载力预测能力，优化重污染应急工作，以支持“十四五”期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长期则应从更高站位进行规划，在碳中和背景下综合考虑产业布局、能源结构及大气环境容载力，协同推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和温室气体减排。

胡京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针对区域联防联控目前面临的两个挑战，即平衡区域整体目标和城市目标及分摊治理成本的问题，未来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突破瓶颈：

一是更好地匹配区域整体目标和各城市目标，合理分配减排责任；

二是将城市差异纳入成本分摊考虑因素中，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打通联防联控难点。

田贺忠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学院教授

我国污染物控制经历了按标准排放、总量控制、以空气质量为约束，再到关注健康风险和气候风险的过程，并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是大气污染防治、还是气候变化应对，保护公众健康都应是最终落脚点。

此外，未来还需加强关注人类生存环境跨介质污染问题，例如，大气污染末端治理措施虽带来了汞减排协同效益，但汞污染依然存在于液相和固相中，体现出污染物会在介质之间转化、迁移的特性。

陆克定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加强PM2.5与臭氧协同治理需从其根源入手，即调控大气氧化性。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氧化性成倍增强，加剧了二次污染生成，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北半球工业国家使用化石燃料导致大量NOx排放进入对流层。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我国臭氧污染与VOCs排放高值区高度重合。因此，虽然全球层面臭氧污染以NOx控制为主，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是VOCs控制。因此，VOCs减排是“十四五”期间区域污染防治及大气氧化性调控的重点工作。

张永波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PM2.5浓度于2015年达标并持续下降，截止2020年12月9日，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PM2.5浓度分别为21μg/m³和20μg/m³（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过渡期第二阶段标准），但目前臭氧污染治理仍是该地区实现空气质量全面改善的最大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其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需对标国际水平，因此加速实现能源、交通和产业结构低碳转型，以及在制定长期战略时获得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等利益相关方的支持至关重要。

黄成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目前，上海已制定碳达峰目标，即力争于2025年实现碳排放总量达峰。在经济、产业和交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上海市能源需求量仍会大幅增长，对其进行结构调整、转型至关重要。在交通结构方面，上海目前是全球新能源车保有量最高的城市（达30多万辆），在进一步加强电动化的同时，将努力推进“公转铁”进程；在能源结构方面，目前上海市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30%左右，未来仍需保持低煤炭消费水平；产业结构方面，上海市将针对石化、钢铁等重点行业进行整治。

此外，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是碳减排的重要手段，包括核算、考核和奖励体系以及市场机制等。

邢佳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评估不同空气质量目标和气候变化应对目标下的空气质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情况，有助于制定健康及碳减排效益较高的协同治理路径。在碳减排政策及体制机制尚未健全之前，现阶段可加速落实协同效益较高的大气污染物防治政策，如能源结构转型、能效提高等。与此同时，应尽快制定与碳中和愿景相匹配的空气质量目标，互相推动、促进两方面工作，实现协同效益最大化。

张强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系主任、教授

区域联防联控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抓手。在碳中和背景下，在完善重污染应急管控等常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应探索区域协同治理路径、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各区域及区域内各城市的气象条件、经济、产业和排放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未来需加强相关领域研究，探索和优化协同治理路径。

此外，开展和加强不同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至关重要。基于该类研究可进一步评估协同治理措施带来的综合健康效益，助力政策措施的筛选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