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北大女生邱庆枫在昌平校区遇害。经历了这一切的史芸赫觉得“从那时起，我是一个人在替两个人活着。所以，每一天，我只能选择，把最好的生活活出来。 ”随后她环游世界，碰到了很多人，每一个都像带着使命一样出现在史芸赫面前，告诉她一些或许史芸赫本人也不能完全把握其意义的故事，然后她把他们中的12个写下来，成了这本书--《每个小小的人都是一个世界》，7年后集结出版。
文/王雅
《每个小小的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个小小的人都是一个世界。这句话有点拗口，但有一种奇特的味道。这个奇特的味道是，这句话，这个书名，就像是这本书为自己起的名字，作者只是接收到了它。
这本书的封皮上白下绿。就像个胶囊。
我服下。然后我升起。
史芸赫出现在了三里屯机电院的一个叫做DDB的广告公司楼下，为我开门。这是星期六。我上楼，在小具格调的这家她所在公司的办公区，旁观她先继续和一男一女两位同事站着开会。每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这沟通在十分流畅的场中进行。
史芸赫很满意她这份工作。
她会长什么样子，什么气质，什么装扮——这本书的作者？先前我只听了她在电台的一段访谈，用作对她的事先了解。
哦，她短发、瘦、语速快，北京口音但不重，围着披肩，没有化妆。她热情，我在沙发上坐下后她挨着我很近坐下，说话中时不时用手碰碰我的胳膊。她说话时手势丰富，说到信神的Brando时，模仿着他对上帝说“今天你必须得把这事儿给我办了”，食指向下点着。
哦，这就是史芸赫。
我问她预期这本书会有怎样的市场情况，她说，发现许多二三线城市的读者给她写来十分热烈的来信。我点点头。我说：“我想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爱这本书。”
《每个人小小的人都是一个世界》这本刚出版不久的她写的书，是她多年前在美国、英国、香港各地读书、工作的时候写的。她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完本科，去了这些地方继续读硕士、博士然后工作。6年前她回到北京工作。书中是12个人物的故事，12个“小小的人”和12个世界。
12个普通人。每一个都像带着使命一样出现在史芸赫面前，告诉她一些或许史芸赫本人也不能完全把握其意义的故事，然后她把他们写下，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又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千万个人手里，这份使命终告完成一般。
“夏天，我住到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大学校园。做节目的间歇，终有那份闲心和安心，在郊外空旷高远的星空下大声唱歌，在雨后的草坪上静听钟楼的音乐，在图书馆的喷泉边数蘑菇，在低矮的校园围墙上两手伸展开行走、像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直到天黑……那时，心情渐如这个安全的小镇一般宁静，仿佛整个世界都像夏日静夜的大学城，在草叶芬芳的浸润中悠然心醉。”
这是书中第四个故事的片段。这第四个故事和其他的不同，大量的是在写作者自己。作者在那之前遇到了一些生活中的困境，失窃、又输掉官司、申请学校遭遇挫折……然后她在这个静夜里找回安宁。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纯然感染了在那个夏夜校园里那个女孩的心情。
这本书里并没有一个字提到史芸赫大一的一位女同学。
这位女同学曾是史芸赫的亲密朋友，她的生命在大一画上句号，她在昌平校园附近遇害。史芸赫在一篇介绍这本书的自述中说，在冥冥中，她觉得自己是在带着另外一个人的眼睛一起看世界。往后的日子，她真是看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世界。
这篇自述写道：“2000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我懵懵懂懂地从昌平校区去北大的本部燕园参加了一次转系考试。和我同班一起来考试的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绵竹的邱庆枫。考后，我们一起在园子里手挽手散步，聊她的家乡，聊以后去国际关系学院的生活。我们并不十分熟稔，但在那个下午吃冰淇淋，尖叫和大笑，像傻闺蜜一样，消磨了一段明媚的阳光。
临近傍晚，她乘车回昌平的新生宿舍，我回家。我不知道的，是当天夜里，她会消逝在昌平郊外的桃树林里，再也没有走回去。
整整一个星期，我随时被传去问话。没有人问话的时候，则发呆、屏息，听自己的心跳，试图把堵在胸口的东西呼出去。
我于是独自来到国关。
并且从那时起，一直有一个念头：我是一个人在替两个人活着。所以，每一天，我只能选择，把最好的生活活出来。 ”
拍摄/庞琳
于是，在伦敦，在纽约皇后区，在费城，在香港……以及跟着书中人物神游在墨西哥、刚果、巴基斯坦、泰国、爱尔兰……
在这一座座城里，她遭遇并写下欢乐“逗比”无极限总把自己陷入窘境然后又会凭借神勇脱险的奇葩哥俩、仗着冲劲儿和纯粹理想主义就白手当了百老汇导演最后还服务进联合国的热血青年、经历了甜蜜的爱情走进婚姻却成为家暴受害者最终又重获力量走出磨难的女子、在浮世、动荡和漂泊中仿佛置身世外紧紧而宁静相依走过一生的夫妇、告诉她每个人的每个遭遇都有一份自己的使命的基督徒、见证了许多这世界上的大事而自己始终默然不起眼的饱经风霜的温暖善良人，以及平凡的瞎忙又迷惘的青年和乐观又穷苦姑娘。
他们拼成了这世界的拼图。在这个20多岁的北京女孩的眼里。
而她那极有天赋的文字——琳琅的、清晰的、味美多汁的、把全身的细胞都极致打开地——为她完成了这件事，不仅替那个生命停止在18岁的女孩看了世界，也为我，和其他人。
当我读到那段文字的时候，我感受并意识到这本书的某种难以言说的意义。我服下它，然后升起。
“15年后，我那蒙灰的窗外的一切，有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写给了我看。”我这么告诉史芸赫。我的生命，当然，没有停止在18岁，但我感觉像是身体里18岁的那个自己读了这本书。
“我今天晚上会失眠吧！”史芸赫听我这样说，眼睛发亮。
她却没有选择做一个职业作家。
就像是写作并不是她的一个职业身份，她只不过是完成了这件事，她按照和其他人一样的标准选择了职业。
所以我看到一个干练的咨询公司“精英”，我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一对用来书写的眼睛。这些故事的写作跨度是7年，最后一篇也是在3年前完稿的了。不知道当年那个她是什么样子？
史芸赫说着写作和生存之间的矛盾，又说自己现在所处的还算是个挺有趣的行业，可以让她接触各类人，说着这家公司的团队氛围她非常喜欢。
“还会再写书吗？”我实在是欣赏她的文字。
“不知道。几种选择我在纠结。你说呢？你要不要帮我算算？”她得知我会用塔罗牌。
“哈哈。这个再说。我们先……采访。”
“或许我会写一个像剧本或小说一样的东西。另外我很想写一本普及传播学知识和理论的书。”
我又眼前一亮。我硕士研究生专业和她的硕士博士专业一样，都是传播学。她又要做一件我曾经觉得要有人做的事。我们最后还聊出她的大学同班同学是我的高中同学的好朋友。
我是一个对写普通人产生了浓厚兴趣的人。所以我在和中国三明治一起玩耍。
所以我对史芸赫的这本书有兴趣。《每个小小的人都是一个世界》。
“可是，你不再想继续写人了吗？继续写这些奇妙地就遇上的人们的世界和故事？”
“或许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好奇心了，或许是只有在旅途中才能遇上这些人，另外你没有发现吗，中国人很难跟人敞开心扉，你觉得中国人能跟一个陌生人讲这样一些故事吗？”
我保留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我的答案和她并不相同。
不过我宁愿认为，她不再写这样的人的原因，就像她书里被她形容做漂流瓶的那个美好的Tom告诉我们的事，就像她书里相信人生没有巧合都是使命的Brando告诉我们的事——这本书就是一场“使命”的成果。使命完成了。
“我会有下一个使命。”她想了想，回答说。
“从2000年5月19日开始，第一次的，我发现，我不再只是替两个人活着。”“ 我会问自己，路上的荆棘即使割得人遍体鳞伤，她会不会鼓起百般勇气去愉快地承受，如果能换来再活一次的机会？想到替两个人活下去的使命，我便也无所惧怕。”我想起那篇自述文章里还有这样的话。
祝福。
三明治：你的故事里细节那么丰富，你在偶遇这些人物的时候不会也带着录音笔吧？
史芸赫：这些采访没有录音，都是笔录的，加上我那时候年轻记性比较好，有些忘记了就会go back一下。
三明治：这本书为什么等了三年才出版？
史芸赫：2011年我找了两家出版商，无果。我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我2012年底我的生活经历了不便透露的重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新考虑把这本书拿出来再找出版商。这次找得比较认真，前前后后找了有半年的时间。
从我自己的人生阶段来看，我觉得这个阶段出这本书还蛮好的，因为如果这时候能静下心来去看自己的那个积极的人生阶段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是2011年或2012年，那个时候的自己并不需要来自过去的这么强大的精神支持。
三明治：原来你当时写这本书不仅是给未来的读者，也给了“未来的你”一个精神支持。
史芸赫：这本书写的是生活中比较明亮的一面……
当然我当时被偷的时候也低落了很长时间，我那时候走在老城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就觉得不知道那些窗户里面又会冒出一些什么东西来那种感觉。觉得好像存在鬼似的，在搅动我的安全感，搅动我的生活底线，那个状态其实也持续了挺长时间。
从3月份到6月份我去华盛顿，当时我还写了一些文章是我爸爸不太喜欢的。他说雪莉姐姐那篇怎么负面的东西比较多，雪莉姐姐是讲家庭暴力这些的，2006年我写这篇的时候，他就说你在那个地方应该接触一些比较正面比较主流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三明治：看来你爸爸希望你专注于一些正面的东西，所以无形中影响了你的写作。
史芸赫：或许是。另外，如果你在一个新的国家，你可能会立刻处在一个底层的状态，然后也导致我会对象雪莉姐姐这样的人好奇。
我在国内的话可能就不会对他们好奇。雪莉姐姐这种，你在校车上遇见的一个大嘴巴的人，每天跟你讲哪有免费吃的，我会觉得无聊。
但是当你在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因为你本身处在一个底层的状态，而人总是往高处看，你会对所有比你高比你接触的东西丰富的人都保持开放的心态。我觉得这样反倒是一种视野的打开，而不是陷在你自己很自豪地认为你属于的那个地方，去看周围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洞察，就是如果同样我是生活在美国，或者同样把这些人移植到中国来，我就不会注意到他们。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漂流瓶里面讲的那个Tom，他差不多也是在社会的底层。像最后那篇《珍珠结》里面的，湛夕其实也是我在火车上随便遇到的一个人，你如果不是保持了足够的好奇心的话——她的英国口音比较特别——但是如果你不是保持一个聆听的状态的话，你就可能不一定会认识她。
三明治：这些文章之前是发表过吗？还是你只是想把它们写下来？因为12个故事是7年之久的时间内发生的啊。
史芸赫：这些文章有一些是发在了博客上，另外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在一家杂志，他们来约稿，不过那本杂志存活的时间不太长。约的那些稿有雪莉姐姐，然后有伦敦第一晚……绝大多数是没有发表的。
三明治：出书是写它们的时候就想过的吗？
史芸赫：想过的。当时那本杂志的主编问我这些文章想不想拿到别的地方发表，我说我可能想要出书，他说那也不矛盾。
三明治：对了想起来一个我好奇的事，去西藏旅行这个小伙子的故事，我好奇他本人会不会不高兴？
史芸赫：哦，这个故事里面写的他比较迷失，我当时还发给他看，问他会不会uncomfortable，结果他‘脸皮很厚’，还给我评论说很荣幸被收到这本书里，哈哈……他还很热情地把写他进入西藏的一篇文章转载给我，说可能有些细节有出入，我还对了一下。
其实这里头所有人，他跟我的相似度是最高的，都是在学校念完书到国外……其他人奇形怪状的比较多。（笑）
三明治：能说说现在回想书中的人物，你有什么感觉吗？
史芸赫：很正面，给人温暖、踏实的感觉。
三明治：当时的写作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改变没有？
史芸赫：肯定会有。写每篇文章之前肯定就是对这个人比较好奇，跟着他走过他的那个旅程，你会很容易爱上这个人，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甚至希望经历他的一部分人生，之后你一定是通过重新发现了自己，才能写出这篇文章。
一定会在每篇文章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比如《珍珠结》这个故事，让当时的我重新反思了一下自己对待婚姻的态度。我当时没有结婚，但开始很希望自己的婚姻是像他们那样的。
摄影/朱磊
我觉得我这本书的调调是很多人经历了一些苦难但依然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而我自己那几年的状态是其实也经历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事业以及谈恋爱各种不顺（笑），事业上受挫很多时候是因为觉得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尤其在美国赶上金融危机。
三明治：在写这些人的故事的过程里，也是把你自己的生活重新诠释的过程？
史芸赫：是的。再比如Brando跟我说世界上有神存在，我本来是不相信的，当时还跟他argue了很多，最后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当然当你跟这种神圣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拥有一种神圣感但这不意味着你会永远都带有这种神圣感……不过当我一遍遍看着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会一遍遍想起这些感觉。
这些每次重温都有超越的感觉，真的是需要有一些人或者书籍启发你才能达到的。
三明治：所以那个能把那种消化了的感受写出来的你，也并不是24小时都处在那样的状态里是吗？
史芸赫：是的，我是在写作的时候进入一种宗教朝拜的感觉。写作的时候有一种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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