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夏因为“卖书”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无比动荡的夏天。现在他与这一切告别」
43 kg 的行李箱里，有秋衣、衬衫、西装、保温杯、洗漱用具和咖啡，除此之外，还有 10 本 Moleskine——虽然如何也用不完，但不带过去的话，下一次再见到就要等上两年；还有 7 张多年前《新视线》里夹送过的漂亮海报——在曼哈顿岛上找一家 custom painting frame 的公司，裱成巨大画框，用来点亮我租金低廉的房间；还有几张旧时照片，还有一本很薄的书，甚至有 2 管我最喜欢的牙膏。
在多次精简、放弃之后，它们是决心和我漂洋过海的那一部分。凌晨两点，它们会和我一块儿从首都机场的 t3 航站楼搭乘卡塔尔航空，穿过平流层和云朵奔往纽约。
2012年，我就如此这般只身前往英国，那一次父母哭了，最好的朋友送我过安检，坐在飞机上我雄心万丈，激动到恨不能征服整个地球。
之后我成了一个告别成瘾者。陆续间断地，我与英国告别，与 PhD 的梦告别，与《商业周刊/中文版》告别，与三里屯告别，与双井告别，与参差计划告别，与 GRE 告别，与北戴河萧索的海、大庆肃杀的牙科医院告别，与我变黑的朋友圈里 4000 多个好友告别，与我书架上的 1741 本书以及我所有的名誉、我自以为的新闻热情告别，与社交媒体和对公众讲话的资格告别。
它们，是没能和我一块儿搭乘飞机的另一部分，而我终归需要学会在没有它们的日子里高兴地活下去。
告别是世界上距离心脏最近的仪式，我却是没有一点感情的人。最亲切的老友，最想要见到的故交，最多亏欠的伙伴，最难以割舍的人，走之前，我没再见任何人再多一面。
未来数年，在另一个时区，仍旧会为成为 Howard Roark 竭尽全力。如果还有机会再见，一定会变得比此刻更好一点，那时候，希望你没忘记我。
本文经康夏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