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杭州话说唱了十五年，他们也和命运交手了那么久

聚义

1997年，高一辍学的董磊（阿董），在杭州舟山东路上开了一间小服装店，那时候他认识了初中同学的邻居吴琼，俩人天天混在一起，听各式各样的音乐。

两年后，19岁的冯飞也辍学了，他也呆在舟山东路，在一家琴行里帮忙。有一天，一个瘦高个来琴行租排练室，他比冯飞高出一个头，两人坐下聊天，聊激流金属、死亡金属、粘合，音乐风格全是实验性质的。两人一拍即合，拉来另外两个朋友，组了个乐队叫“精体毒虫”。瘦高个名叫汪洋。

阿董不是做生意的料，冯飞和汪洋相遇的时候，他的服装店已关门一年有余了。他做起了酒吧“东部小镇”的驻唱歌手。那时候的卡拉OK是前台点歌，后台有人放碟片，放碟片的服务员叫老严。有天下了班，阿董看到老严他们在玩乐队、排练，其中，鼓手的节奏感不强，排练不是很顺畅。阿董说：“我来试试吧。”福尔马林乐队就这么组起来了。

15年前的杭州，玩地下乐队的可能就那么几十号人。这群人组了十几支乐队，一个人常常在好几支乐队里分饰不同的角色，来捧场的也是别的乐队，圈子基本属于自High型。当时有个论坛叫“声音网站”，乐手们把歌上传上去，供大家分享，混迹这个论坛的，几乎都是圈里的人。

当时，杭州玩地下乐队的，主要是做摇滚。说唱风（饶舌、Rap）并不是那么流行。但阿董和吴琼，听了很多英文说唱音乐。他俩常常捧着一部英文字典，听到不懂的词儿，就翻开字典看看，一看，阿董说：“我X，居然是这么垃圾、这么水的词，老黑也没什么高深的内容嘛，他们就是flow（说唱的发音方式）好。”阿董和吴琼想试试自己来写说唱的歌，他们先试了用普通话写，发现怎么唱怎么难听，想想，阿董说：“要不我们用方言试试。”他们最后选择用杭州话来做说唱。

都是一个圈里的人，圈子又不大，里面的人怎么都能碰着。阿董、吴琼，有天碰到玩实验性质音乐的冯飞、汪洋，大家索性一起玩儿，风格就定在说唱。第一首歌出来，叫《人儿登》（杭州话：这人很糊涂、搞不清楚）。

歌是在阿董家里录的，对着一台电脑，中间一个话筒，旁边两台音响，所有伴奏、延声都这么录进去，根本没人戴耳机。半夜一、两点录完，上传到论坛，几个人再勾肩搭背出去吃顿夜宵。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的第一首歌，火了。

明明那时候是浙大音乐系钢琴班的学生，20岁，刚读大一。他每天混迹音乐论坛，对饶舌、说唱风格尤其痴迷。十多年前，互联网才刚刚在杭州流行起来，有的家里还是拨号网，龟速，网上下载的歌也是储存在软盘里，一个传给另一个听。

听到《人儿登》，明明眼睛直了，“我靠，杭州话还能唱Rap。”他立马给阿董留言，说：“我要加入你们！”他做了一首歌的小样，传给阿董，这首歌就是后来很多人能跟着唱的《贱儿饭》（杭州话：白吃白喝）。五个人见面，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口水军团。

当时杭州另一拨人是玩街头文化的，涂鸦、滑板、说唱，苍蝇是其中一个。20岁的苍蝇，刚从中专学美术毕业，他听过很多国外的说唱，所以，听到口水军团的歌，苍蝇的第一反应是，“新鲜、好玩，但从说唱角度讲，这些歌更像Demo(试样唱片)，还不成熟。”有朋友把苍蝇在街头玩的东西拍下来，传到论坛，被明明看见了。再一次，他主动联系了苍蝇，大家一起玩。

火了

六个人里，除了明明的爸爸是警察，妈妈是小学教师，冯飞家里是做生意的，其他人的父母大多是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阿董的外婆当时还在杭州缝纫机制造厂工作，生产的缝纫机是中国七、八十年代的结婚三大件之一，另外两样是自行车和手表。

阿董的爸妈都在杭州延安路的齐心里长大，一个住齐心里28号，一个住27号。齐心里被夹在两条大马路，延安路和东坡路的中间。以前这儿属于杭州的中城区，现在变成了上城区。从齐心里走路去西湖，只要五分钟。巷子出来，右手边是“浙江老字号”——浙江胜利剧院，对面是龙翔服饰城。阿董的外婆住在沿街的老房子里，窗户紧闭都能听到外面的汽车声、嘈杂的人声，服装店门口的高分贝音乐从窗缝往屋里钻。幸好，阿董的外婆耳背。

这栋老屋有80多年历史了，阿董的外婆是1958年搬进去的，屋子没有厕所，白天要去公共的卫生间，晚上就先尿在夜壶里，清早再去倒。内衣、裤都晾在屋檐下。巷子四四方方的，小孩常在里面玩追赶的游戏。巷子里阴凉通风，坐在家门口的竹椅上，听不到外面的车马声，只有老风扇“吱吱吱吱”地转。吃了饭，洗碗，间或听到用水涮锅的声音，洗锅的水倒在门口的下水道里。

谁家有什么事儿，街坊都知道。谁家孩子辍学了，纹个“左青龙、右白虎”，天天半夜里出去。开始还见得着人，慢慢的，也不怎么看得到这小子了。

齐心里

突然间，杭州的大街小巷都开始放口水军团的歌，连齐心里的汪婶说起《贱儿饭》，也指指齐心里27号，说：“喏，老董家的孩子。”电视台、报纸，都开始采访他们，“忙到没时间写歌了。”连中央电视台也联系他们，来拍纪录片，记录青年人的生活状态。

汪洋还记得当时他骑着摩托车去滨江，摄像在后面跟拍。2002年，杭州在国庆期间做“西湖啤酒节”，乐队阵容是这么安排的：10月2日唐朝乐队演出，10月3日是汪峰+鲍家街43号，10月4日是阿凡提乐队，接下来，5日、6日，都是杭州口水军团演出。

出走

但说唱玩久了，阿董腻了，“这么多好音乐，干嘛非玩Rap。”明明那时热爱Rap的自由风格，这两人僵持不下，吵过、骂过。阿董是个对艺术审美有洁癖的人，他觉得口水的歌像“七言绝句”，flow做得很烂，人们喜欢听是因为他们不懂真正的好音乐。汪洋觉得口水的歌正经做，做不好，大家玩一玩，做出来的歌，别人听过一两遍就能跟着唱，简单、草根、通俗易懂。

从口水军团开始，阿董想认真做音乐，他心里有个自己划的标准，达不到，就在心里骂狗屎。明明坚持乐队继续做这种风格的说唱。汪洋看重兄弟间的感情，大家平时“泡妞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也在一起，想出来就出来，想回家就回家。”兄弟们这么吵，他觉得很累。

冯飞性格比较闷，觉得很多事不必要争，有想法也不太会说出来。吴琼最舍不得口水军团，他说，“我们口水很屌、很牛逼的。”他的心愿就是把口水军团做好。

但阿董还是从口水军团出走了。

阿董走了以后，做音乐的担子落在明明身上，但他当时对数字音乐的操作没有那么好的基础，其他乐队成员，有的开始忙工作，有的琢磨自己开公司，按汪洋的话说，“从一群男人的生活，回归到正常人类生活（谈恋爱、结婚）。”不久，团队就散了。

散了以后，吴琼、冯飞在同一家酒吧做事，几乎天天见面。汪洋转去做能挣钱的广告公司。明明开始做嘻哈风的DJ。而阿董另组了一个乐队，叫聚阵堂。

2003年3月23日，星期天，吴琼和朋友，约了汪洋一块儿去飙车。汪洋当时感觉太困了，没去。第二天，《都市快报》9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3月23日中午，04省道余杭区百丈镇泗溪村公路出口处，一群杭州青年高速驾驶摩托赛车飙车至此，其中一名青年在拐弯时不幸撞向公路旁的护栏，飞跌沟渠，当场死亡，摩托车出于惯性还往前飞出200多米。

吴琼就这样没了。

冯飞说：“毫无征兆的，兄弟不见了。”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人肯定会死，哪怕是两年多来，每天都在一起的“亲兄弟”。为了纪念吴琼，明明、冯飞、汪洋，把阿董找回来，也叫来了苍蝇，他们一起做了口水军团的最后一首歌《made in 杭州》，里面有句歌词：“虽然我还不是毛懂撒个HIP-HOP MUSIC，但是我会好觉听他们到底表达撒西。”苍蝇说，其实HIP-HOP就是单纯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一瞬间的想法，也可以做成作品。

唱完最后一首歌，口水军团解散。

在聚阵堂，阿董不甘心，想用更好的音乐做说唱，那时候，国外的说唱已经进来，其他城市也兴起方言说唱这种形式，人们对口水军团的热度开始降低。阿董认认真真做出来的音乐，反而没有当初那么火，他自嘲，“大家都不care。”

200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聚阵音乐”，接很多商业音乐的活儿。他说那感觉就好像“老是在被人家强奸”，需要考虑的不是好的音乐创作，而是琢磨客户说的每句话。有时候，广告公司一句“这个不是我要的。”阿董就得琢磨到底哪个东西不是对方要的，“你要研究的不是你的技术，而是他妈的心理学，神经病嘛这，你到底在做音乐还是在他妈猜人啊。”

明明做过生意，卖过一、两年服装，因为淘宝的冲击，也做不下去了。2009年，他去上海呆了4、5个月，做DJ。在上海时，明明出门买东西，发现上海人不太看得起外地人，他心里也有身为杭州人的骄傲，这份落差感，把他带回了杭州。

杭州这些年，城区扩建，大量外地人涌入杭州，道路开始拥堵，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容易。冯飞先是开了一家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因为同行业的竞争，工作室倒闭，从此，他做着自由摄影师的工作，拍人像，也拍产品。汪洋先是带着几个人做自己的广告公司，后来团队一并加入了太太的家族企业——百合新娘。

苍蝇在电视台干过四年方言节目主持，做过三年娱乐主持，2012年，苍蝇“牙一咬，眼一闭，脚一跺”，从台里出来，跟合伙人办了公关公司。头一个月，他的工资是在台里时候的一半，公司起步还需要大量贷款，而那时候，他小孩刚刚出生。

这十多年，除了业务上的联系，除了阿董的老婆、小孩儿，跟汪洋的老婆、小孩儿常常玩到一块，口水军团的其他成员，几乎都没怎么见面。直到微信出来，直到一个叫“众筹”的东西出来。

演唱会

2015年，从公司到个人，很多人把“众筹”挂在嘴边。阿董当时帮杭州本土的“开始众筹”这家公司，策划“创造力”系列，一个25岁的年轻员工说了一句，“要不口水军团来一个（众筹）吧。”一屋子的人像被点着了一般，七嘴八舌的，在阿董耳边煽风点火。

阿董不是没动过心思，2013年、2014年，口水军团解散快10年的时候，他找过苍蝇，苍蝇也找过他，两人商量着把口水军团召集起来，再办一次演出。可是问了很多朋友，大家都说：“你们影响力不如从前了，搞不起来的这事儿。”自己花钱搞专场演出，他也担心票收不回来。没人支持那就算了，就不搞了嘛。

2015年，“开始众筹“紧锣密鼓地帮口水军团策划了一场演唱会的众筹。晚上10点左右，口水军团的众筹页面挂上去，不到24小时，筹到了7、8万。口水军团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五个人在里面特兴奋，所有人到凌晨3点，还在发信息。

到众筹截止日，2015年6月17日，口水军团筹到204133元，超过了他们的目标金额，但实际办一场演唱会的花销远远不止这个数。阿董和苍蝇到处拉赞助，又筹到了近20万，加上演唱会合作方“成本价”助阵，这场演唱会的举办才成为可能。

2015年8月22日下午，距离演出开场还有几个小时，明明和汪洋在后台吃饭，很长时间，两人一句话都不说。他们突然同时抬头，问对方，“你是不是很紧张？”距离口水军团的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汪洋戴上一顶鸭舌帽，从后台溜到检票口，看现场到了多少人。“人家不来怎么办？会不会有人买了票也不来？我们在台上会不会怯场？会不会表现得很做作？”他坐立不安。

汪洋（右）

站上台的那一刻，汪洋觉得“好久没这么开心了。”他过了而立之年，迎来中年的焦虑。从前五个人一起吃、喝、睡，一起写歌、唱歌，玩闹的场景，像电影胶片一样从眼前划过，“那种生活像是和自己脱节了。”

80后的任攀是歌迷的一员。他跟现场其他戴棒球帽、穿背心短裤和大头鞋的歌迷不同，作为杭州人毕业之后去了上海工作，周末带着妻子和三岁的女儿赶了过来，还穿着工作时的衬衫西裤，女儿坐在母亲的肩膀上，她已经听不懂杭州话了。

而当五个人出现在台上时，离舞台最近的众筹区的歌迷，攀上了栏杆，身子靠在上面，跟着台上的口水军团一起唱那些无比熟悉的杭州饶舌，相机在拍，手机也在录，任攀的女儿，也像旁边的歌迷一样，对着台上比出了“我爱你”的手势。

演出结束，合完影的歌迷也都离开了，蓝色的卡车倒进现场，围栏被收了起来，工作人员，开始爬上爬下拆台子，“当了一天明星，第二天又要回归普通人了。”汪洋说。

在杭州的G+酒吧，他们喝到了凌晨两点。董磊在朋友圈更新了一条状态：吴琼今天！我们是最屌的！明明在下面跟帖：我真的爱你们。汪洋又回复明明：我们也都爱你的。几个中年男人说着类似的话，就好像这十多年什么都没有改变。

汪洋之前以为是口水军团把舞台丢掉了，在台上，看台下攒动的人头，歌迷们挥动的手臂，听许多人一起唱口水的歌，他明白，这是一场对青春的祭奠 。

阿董

而阿董在那个晚上做了个决定，以后不做商业音乐了，他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