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多年的后来，才明白，我的辞职只是在完成一个仪式。
大一时，宿舍里卧谈四年后想留南京还是回自己的家乡，只有我选择了回家乡，谁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选项，而我成了班里唯一一个来上海工作的。
我进了一家国有银行，离开后，那里像是我在上海的娘家，想起来还是觉得亲切和温暖。银行总部在北京，我所在的是上海分行的一个部门，但同时又作为独立核算的一家支行，对外营业。办公地点位于外滩，来面试的时候，站在天桥上，抬头仰望高高的分行大楼招牌，心里充满了憧憬。
面试本来很顺利，其中一个没说话的考官突然飙英语问我有没有注意银行的英文名称是什么，我傻了，懊恼自己没有多看一眼那招牌下方的一行英文小字，只能随机应变瞎翻译。所幸，他又问了我一句我学校的英文名是什么，窃喜，因为校名里有两个不常用的词，面试前我可是专门背过几遍的。
8月1日报到，办公室主任6月底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提前去帮忙，于是一放假就直奔上海。我被带到人手特别紧张的信用审核科，副科长张老师问了问我的年龄和家庭情况，说：“我就是你爸，不，不，我是说我是你爸的同龄人。”之后的相处证明，张老师果然很逗逼，也真的像爸爸一样对待着我们这群年轻人。科长傍晚才回的办公室，笑眯眯的，话不多，他比张老师年轻几岁，微秃，额头光亮光亮的。
很快就明白了，在这里，无论是谁，称他老师一定没错。科室里年轻人很多，一边忙碌一边斗嘴，谁反应更快，语言更幽默，常常能获得大家的喝彩。同事以上海本地人为主，难得几个外地人，都是和我一样是近几年从校园招聘的大学生。
来得匆忙，什么准备也没有，只好暂时借住在亲戚家。从田林到外滩的公交车在万体馆换乘，每天我用好奇的眼睛观察着来往的车流，匆忙的人群，一切都是陌生的。
投简历，才有了第一次来上海的机会，之后一次来面试、笔试，一次来签约。以后有的是大把的时间来认识这个城市，我这么想，所以并没有刻意去了解更多。对上海的认识停留在道听途说，有人们的闲聊，有电视剧或者小说中的描述，而我在那之前竟没有和上海有过交集。听说万体馆推出一个新鲜项目蹦极，一定要试一次，等发了工资吧。车开到“万国建筑博览”时，有点恍神，彷佛穿越到了那个年代，摇曳生姿的旗袍、绅士风度的礼帽、噌亮的老爷车和黄色的人力车交错着、穿梭着。
亲戚家房子并不宽敞，爸爸急忙从老家过来，帮我租房。浦西的房子太贵，浦东距离外滩不远，而且便宜很多。连着几天中午和晚上，爸爸带着我去看他选中的房子。我从东昌路轮渡到浦东，爸爸已经等候着，带我乘上公交车就出发了。天真热，约好的中介迟迟没到，我一阵心慌，眼前发黑，赶忙躲到路边，扶着电线杆呕吐。爸爸当年还很年轻，比我健壮，他到旁边买来盐水棒冰，说我这是中暑。
房子不少，但我的工资是1400元，如果租金高了，我就养活不了自己。于是看的房子越来越远，直到靠近外高桥的东沟，虽然远，但方便，轮渡上来后，81路直接到达。
房东是公交公司的调度员，就在东昌路渡口出来的公交车站上班。房子是单位分的非产权老公房，一室户，但之前住过一对新婚夫妇，房间被隔成一室一厅，面积虽小，五脏俱全。小夫妻搬走后，带走了所有家具，那间房子就成了一个堆放杂物的仓库。房东开价300元，爸爸跟人家聊了聊，得知房东的父母也是江苏人，认了老乡，叫我也认了伯伯，说要把我托付给他，请他多关照。“伯伯”于是主动把租金降到250元，算是认下了一个“侄女”。
初来乍到，爸爸不让我为租房的琐事分心，一个人在浦东收拾房间，我继续在亲戚家暂住。周五，爸爸通知我下班后可以直接去浦东住了，声音里充满了欣喜和得意。轮渡加乘车，一个半小时，我到了住处。爸爸已经把房间刷洗干净，买了一张木板床，床尾还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台电视机。像招呼客人一样，爸爸说：“天太热，快来吃个冰激凌。”床边，两个三色杯已经打开，我拿起一个，化了，问爸爸怎么不先吃，爸爸笑嘻嘻地：“想等你一起吃。”化了的冰激凌不解暑，不解渴，但我再也没有吃过比这更好的冰激凌。
第二天周六，爸爸和我到亲戚家把我的东西搬来。表姐夫开车，除了我的东西，还有他读研时的小桌椅、表姐给的床单等一些小物品，也是为我省了一些开销。安顿下来了！爸爸很舒心地和我憧憬了一下未来，准备周日就启程返回家乡。
我说：“我去买点菜，和你一起下楼。”默默地走到小区门口，我向左去菜场，爸爸向右去车站。走几步，回头看，发现爸爸也在回头，眼泪突然就滚了下来，挥挥手，又走。“从此，我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了么？”反复在内心确认，好像之前的一切都很虚幻。再悄悄回头看时，爸爸果然还在回头。我转弯拐进菜场。
多年后，爸爸说，这一天他是抹着眼泪走的，想想把我一个人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肯定很孤单。这也是他除了生活必需品，还给我买了一台电视和一部手机的原因。
电视机真的是最有用的，每天回到房间，我第一件事是开灯，第二件事是开电视。广告、新闻、电视剧，随便它播什么，有声音，房间里就有人气。电视的另一个用途是学沪语，各种沪语肥皂剧是我的启蒙老师。办公室里沪语为主，有谁对着我说上海话，我完全没有意识，根本不会抬头。有人主动教我上海话，先教数字与钱的读法。“二十二”读“奈尼”，“二”和“二百”又会读“两”和“两百”。经常拿这些很绕的读法考我，也是一段时间里办公室的乐事。另一个男生认真地教了我两个音“gā z”，让我猜意思，结果有很多，戒指、架子、茄子......区别只在音调和个别音的清浊，我果然从此只能凭语境判断这两个音的意思。
那时候我宁愿在办公室里加班，反正工作没做完，回去一个人，不如在办公室里有乐趣。银行食堂里的饭菜也很美味，一些本地同事嫌弃难吃时，我特别想推荐他们去高校食堂走一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套餐了。“You are young, and you see it through charmed eyes.” Mr. Rochester这么说Jane。我和工作的蜜月期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知道要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很快，同学来上海读研，学校就在浦东，每天上下班路过。两个女生一起混了一段日子，她有男友了，只好三个人一起玩，我一点也不介意当电灯泡。再后来，小区里遇到一个退休返聘某会计师事务所的爷爷和我一起去“上海”上班，知道了本地人称浦西为上海。同事、同事的朋友、同学、同学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两年后，房市开始红火，房东准备卖房，开价五万。考虑到每天在路上要花三个小时，我决定既然要搬，就要搬得离单位和男友近点，从此住到了浦西。工作的蜜月期结束，再度过婚姻的蜜月期，完成生娃的任务，我决定跳出体制内。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没有考虑太久，也没有争取好的package，只是一门心思想脱离安逸的生活。
多年后明白，这个挣脱只是简单地宣告：我要开始为自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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