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打工，72岁的老人是我的顶头上司 | 三明治

文 | 木乐乐

“料理相关”，我在 Hello work 的申请表里“希望从事的工作种类”一栏这样填好，递给柜台里面的小姑娘。陪老公转勤来到小城有一阵了，在家人、朋友和语言教室的先生的关照下，总觉得自己过着游手好闲又类似“难民待遇”的生活。

看了我的在留卡，问了几个程式化的问题。小姑娘笑容可掬，事实上我觉得她的细腻而高昂的音调，以及每一根头发都兴奋得闪着光， “这些职位里面，市配餐中心旗下的城南高中食堂这个职位也许最适合您，我想。请您看看怎么样。这还是好几年来少见的空缺呢。”

仔细看了各项条件，基本都符合自己的设想。公司里全员80多人全部是日本人，体力劳动对身体好，不占用太多脑细胞，腾出精力练习语言，和对付工作日常。具体工作岗位在学校，也是我所向往的地方，眼下奢谈回归校园，那如果每天上班时能够近距离感受到年轻孩子们的气息也是极好的。

 “好吧，我想试试这个。” 

从Hello work 的二层小楼走出来，看着周围的街景，我有点恍惚，但又非常清醒。如今的生活是完全换了一个轨道了，以往的履历就像是前生的记忆，我活生生地看着自己穿越了一个人的时光隧道，来到眼前这个异国乡镇。   

市配餐中心是当地同类公司中规模最大的，客户涵盖当地各个中小学校、机关、工厂和个人、住户。以往从没有雇佣过外国人。后来，从我的日语先生和其他朋友那里得知：能够被它采用，应该是被肯定了相当的信任度的。

还记得当时去中心接受面试，与其说是面试，我感觉从头至尾都是在被“审问”。

公司里不论多高职位的领导，都没有独自的办公室，所有办公室人员都在同一间大的事务所里办公。对我进行面试的是人事担当和董事。人事担当小川看上去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自始至终都是笑呵呵的样子，事实上那之后我每次见到他，都是那样一副笑脸，简直让人怀疑他会不会生气。董事和蔼又威严，小川每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之后，他都扭头和董事对一下眼色。小川时常会点头、笑笑，而董事那边，我就很难读懂他的态度。

来日本后，第一次经历这么严格的盘问，个人经历和家族成员的详细情况，旅居日本的契机、过程，目前的生活状况等等，幸亏我事先准备得全面，用仅有的词汇量一一对付过来。

小川不住地点头，董事那边似乎还有疑虑。他俩小声交谈了几句，其实大声我也听不懂。小川转回脸来问我： “根据您在中国的工作经历，旁边公司的工作对您更合适吧，为何不考虑那里的职位呢？” （旁边公司是指一家IT大企业）。

“现在的日语能力还不行，恐怕还不能应付工作中必要的交流。而且，我的签证的限制，每周只能工作不超过28小时，贵公司这给职位的工作时间正好适合我，而且离家很近，下班后时间充裕，不耽误给我先生准备晚饭。” 我尽量表现得向传说中的日本主妇看齐。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来弊公司，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两天之内我们给您回复。” 董事终于痛快地说了最后的结束语。

那是一个周一，早上我按照程序换好工作衣、除尘、净手，一系列准备做好，正打算穿上最后一件装备——前一天工作日结束后洗净消过毒的围裙。我在两排挂围裙的晾衣杆上逐个翻了两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隔着玻璃门，看到操作间里生产线已经准备好，即将开动了，其他同事也都已准备就绪。

阴错阳差，我没有留在高中食堂，而是转去总部工作。

在总部上班的前几天，都是在一片温情和紧张中度过的。温情的是周围同事的态度，紧张的是自己的神经。懵懂而还算愉快的一周后，我遭遇到了第一波所谓日企里的江湖套路。

我着急得在众人中寻找大岛的身影，一回头，她恰好就在我身后。 

“对不起，我的围裙不见了。。。”

“啊！？怎么回事？你上次用完挂哪儿了？是第三个勾子上吗？”

我来的第一天，大岛亲自告诉我怎样换工作服、所有的装备都在什么地方放，并指定好我的围裙挂在她的旁边的第三号勾，她的挂在第二号勾上。

“我每天都挂在第三号勾上的，紧挨着大岛桑的。”

“真奇怪！！木乐桑的围裙谁拿走了？” 她大声喊着，手在旁边几件没有人用的围裙里疾速地翻来翻去。

“没有啊，我找了好几遍了。”

此时大岛把目光移至地上，在一件看样子长期没有人用的围裙下面，捡起一件崭新的白白的一团，我伸手接过来一看，胸前里子上是我的名字。

第二天、第三天......后面几天我已经可以自己找到躺在地上的我的围裙，立即捡起来穿上，周围的同事看了都说 “啊！幸亏找到了，还好还好。”

而每次大岛都会在我的身边，大声地讲，似乎特意让准备间里的所有人都能听见： “这是谁呀？怎么这么坏，每天把木乐桑的围裙扔在地上？！”

我一言不发，面带困惑。穿上围裙照常干活。语言表达不力的我，暂时沉默是金。如此反复的情形，到了第四天，再一次上演。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再也无法忽略几天来有意压制的情绪，一团阴云飘来心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遭遇了传说中的“集团欺凌”。

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公司里每一个熟悉的面孔，并没有觉得有貌似可能实施欺凌行为的极端分子。倒是在找围裙时周围同事的反应，让我觉得他们就像是一个个事不关己的壁上观者，甚至或许有暗地鼓掌看热闹的人也说不定，也许我是小说看多了。

只有大岛桑是帮我的，肯为我讲话的。我不由得更加想靠近她，紧紧地依靠这棵大树心里才会踏实。事发第五天，我早早准备好去上班，简直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接下来将会上演怎样的戏码。

令我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我的围裙好好地挂在那里，同事们一边按部就班地更衣、净手，一边用飞快的语速谈笑风生，我和碰巧四目相对的人互问早安，一位浓眉大眼的高个妹子，和每天一样，用中文对我说“你好！”，再用日文道一遍早安。

这个早晨，没有人注意我的围裙，我也若无其事，一切安然无恙。

此时，还是大岛桑说了一句，“啊！太好了，今天围裙没有丢啊！”

我赶紧附和说：“是的呢，这可真不错。”

大岛每天教我记住一位同事的姓名，有时会附带一句，“这是一个好人。”当说到调理室主任坂本的时候，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这个人，好人的不是，心不好，只会指挥别人，自己什么都不干。”  不知为何，我听了想笑，脑中闪过对敌作战类旧电影里发生在敌方指挥部里的对话。

但是大岛不愧是在这个颇为传统又正统的公司工作了39年，如上所述这样的话，她只对我说一次，从不啰嗦第二遍。在指导我做事情的时候，讲解的清楚又详细，还特别强调“这是お婆さん（指她自己）的做法哦，又快又好，有些人不这样做，不要跟他们学。” 

一天中午，调理室里只有我和大岛二人，我们一起在准备下午需要用的餐具。大岛突然对我说：

“木乐桑，你来这里工作太好了！我很荣幸认识你，你能干，又不小心眼，真了不起。”

后知后觉的我也渐渐明白了之前的一切，“拉拢人脉”、“选边站队”在日企文化中是首要的一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于是我觉得自己似乎暂时并没有会被孤立的机会了，倒是开始犹疑如何在这个“小江湖”里“安身立命”了。

没有想到所谓的“融入”，是以如此被动和颇为滑稽的方式开始的。我最初所设想的只动口动手不动脑、劳其体闲其心的工作计划，就这样破产了。有人之处即江湖。

每天上午在一楼操作间的装盘工序完成之后，转战二楼调理间。坂本也会在同一时间来到调理间的办公桌前审阅料理材料单。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同我聊几句，每次还特意着重重复几个单词，有时也向我讨问几句中文。

他最热衷教我一些变态的日语说法，比如“夏天好热啊”，他教我的是“热天好夏啊”，因为“夏”和“热”的日语发音很像，同是一个元音，大概以前有人常说颠倒，就成为老少皆知的日本语言笑话了。开始我不明白，学着说了，他就哈哈大笑。我心想：这鬼子真狡猾！刚要佯装生气，他又一板脸，假模假式地告诉我：你学会说这句，别人会夸你日语学得地道哦。

后来，我有意中止了几天这项对话练习，特别是在由里来这边干活的那些天。我发现每次我和坂本上司对话的时候，大岛都不参与，即便每次都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办公桌前各自边忙边聊天。不仅如此，她甚至是一脸漠然，似乎很不愿意看到这个场景，但又无法表示出不耐烦。

有两次，她在我正要走去办公桌前的时候叫住我，摆摆手示意我先不要过去，等坂本审阅结束起身离开后，大岛对我说“来吧，咱们现在来工作。” 这样的事情有过两次之后，迟钝的我终于有了觉悟。或许是她在以此举动增强我已被动“选边站队”的现实，或许是她看到我和领导这样没大没小地对话不成体统，反正我感觉到了她对此的某种不适。

大岛是我在总部的调理室的师傅和直接领导，她的职位是调理室副主任（意译）。 所谓“调理”实际上就是料理食材的整理、准备等等，说白了就是量取、洗净、切整所有的原材料，从蔬菜、肉类、副食品，一直到调料等等都要备齐并处理好。公司每天向客户供应5000份以上的配餐，其中所有料理都是当天制作，所以全部食材都须在前一天准备好，整个下午调理室的人员就都在分头忙这项工作。男女一共12人，全部听从大岛调遣。

大岛是位身高不足1.60米的小老太太，体重目测不会超过45公斤。这是见到大岛的第一天她自己告诉我的，并且她还告诉我说，她骑摩托车上下班，单程20分钟，住在隔壁小城。自我介绍时，她说叫她“お婆さん”也可以，称她“大岛さん”也行，观察到周围的人都叫她“大岛さん”，看来她还是喜欢这个职业一点的称谓。

不过，只要你和她一起工作上半天，就丝毫不会再去怀疑大岛的职业性。与我在中国国内的经验不同，大岛不仅胜任着这个十几人的团队的执行领导，而且还同时超量分担着调理室的实际工作。她干起活来一点不比年轻人逊色，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任何有关大岛是如何工作的亲耳所闻。

和大岛一起工作的我，还得到了另一种令我内心感受复杂的体验，首先是在她面前我是显得那么年轻，然后是在她背后我显得如此幼稚。由于语言的关系，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一只大岛身后的“跟屁虫”，她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她做什么我就学着做什么，她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大岛桑总是骄傲地说自己到明年开春就72岁了，我问过她打算何时退休，她只是回答道：“明年我还来上班。” 不过，她也明确地对我说过 “不喜欢上班，讨厌。” 这样的话。

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敬重她。受到大岛的褒奖，也让我很快赢得了众人的信任。大岛是一个严于自律，雷厉风行，又说一不二的人。不论在哪个工作环节，她都承担着最不容易做的那部分。做任何决断的时候，也从不拖泥带水。我甚至有点担心，假如哪一天大岛染恙不能来上班了怎么办，对一个72岁的老人来说，这难道不是随时会发生的事吗？

进入公司三个月后，我才有机会和大岛一起下班，看到换下工作制服，身穿自己衣服的大岛。齐耳短发，发梢内扣，明显是仔细修剪过。身穿套装洋服，戴上看上去颇精致的手表，换好衣服后，打开手机，快速翻看几眼，整个过程比我还快。待到出门骑上她的摩托车，头盔一戴，立刻变身三十几岁摩登少妇，一踩油门奔上路了，一只手还给我打个飞吻。此时我已登上了回家要经过的一道长坡，远远地向她挥手说“bye-bye~~”。

我曾经问过大岛：“每天如此拼，累不累？”

“累啊。不过，晚上只要能喝啤酒，好好休息了就没问题。” 

我没有想到她回答得如此之快，不假思索，而逻辑又是如此简单。让我觉得似乎在大岛心里只有工作这件事是绝对核心，其它一切都要服从于此，服务于此，工作是唯一不可动摇的旗帜。

而说起喝啤酒，七十多岁的大岛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她右手半握成空拳，头一昂，做一饮而尽状，问我：“喝啤酒真的爽！……木乐桑喜欢喝什么酒？啤酒？还是红酒？”

“我偶尔喝一点红酒。”

“真好！健康！和我女儿一样。不过，我喜欢啤酒。哈哈哈。。。”原来啤酒、红酒都甚得她意。而我只是万分佩服她的胃。

日本人一般不喜谈论家庭生活，本人不主动提起，别人不会过多询问。大岛也很少提起，我是从其他同事那里知道她和老伴两个人生活，女儿住在附近，周末、节日会来看望他们，一个孙子读大学二年级。大岛除了喝啤酒，还喜欢跳舞，每当连休的日子，她就安排一天去住地附近的公民馆和一群老太太朋友一起跳民族舞。有时在调理室不是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她会干着干着活，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插一句玩笑，然后舞起手臂、跳起舞步，只见右手还拎着一把料理刀。

木乐乐

上海外企退休后，随丈夫转勤回到二十多年前他曾经独自工作生活过的日本小城。徜徉在闲静、美幻的大自然当中，我也觉得想要深探这里的人情，追寻、闻识那些曾经侵染过他的青春年华的异国人间烟火。一切经历都不负人，半年的打工体验后，我在三明治每日书里用30天边思索边记下了这段特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