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丨李睿珺
采访、整理丨乔梦雨
入围了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路过未来》，是李睿珺的第五部电影长篇。在这之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部改编自苏童小说的电影，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拍摄于2014年的另外一部自编自导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入围了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与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
李睿珺的电影是对土地与人的关系现实性的捕捉，无论是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对裕固族在城市化与草原沙化中逐渐消逝的隐痛，还是在《告诉他们，我承白鹤走了》对农村留守老人孤独的哀叹，亦或是在《路过未来》里对农二代的关注，他始终将镜头对准社会发展中的弱者与边缘者。
李睿珺的创作冲动与他的出生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花墙子村——不无关系。这个村子不像典型的“西北村落”，这里有很多水草，但穿过水草步行不到20分钟，又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在起伏的沙丘后面，雪山像背景板一样巍然耸立。每次回到故乡，他都会明显感知存于乡土叙事中的巨大变化：村子旁边的沙漠化问题严重、空巢老人话语权的缺失、留守儿童对于家庭的渴望与刻意冷漠、农民工二代返乡后的无所适从……
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家乡与远方之间“留下来”、“走出去”、“如何回去”该如何选择，这是导演李睿珺的作品中永恒在讨论的主题。村子里孤独治沙的老人、等待着黄土像金子一样覆盖的老人、溯源行走寻找故乡的留守儿童、与故土始终隔阂的农民工二代……这些个体的命运就像是一个切口，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群体性。
在他看来，关注发源于乡土的故事，是一种创作的本能。也是他独有的回到花墙子村的方式。
·以下为李睿珺的口述·
电影的迷人在于它呈现的也许跟你没任何关系，
但是你会被感染
23岁那年，我拍了人生的第一部影片《夏至》，拍完钱就打水漂了，一共欠了30万。
那时刚大学毕业，拍电影的经费主要是父母给了些钱和自己打工挣钱，还有就是借钱。那是在2006年，当时的30万都可以在北京买房了。对于拍电影，家里人整体还是支持的，父母觉得孩子是学这个的，他毕业了干什么呢？他又想去从事这个。别人都不支持，家人再不支持怎么办呢？虽然心里面也并不支持。
我本身是学影视广告的，培养方向是出来做一个广告导演。学校在山西太原，现在的名字是山西传媒，它前身是由原广播电视部建立的华北广播电视学校，也被称为“老华广”，是广电部直属的四所院校之一。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很多综合类院校扩招，影视还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专业，很多人学这个是因为家里有人从事相关行业。我家里也没人从事这行，高考前几个月老师收到了山西传媒学院的招生简章，觉得影视专业没准是个出路，就建议我们试一试。我属于误打误撞考进去的。
影像是不同于文学的另外的体系，老师要建立起你的影像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告诉你影像是怎么回事、影像是怎么诞生的、各种电影的类型...... 所以真正懂电影是在大学阶段。因为想做电影导演我还申请过转专业，系主任说电影是两小时讲故事，广告是一分钟内的故事，它们是长短的区别。如果一分钟以内可以讲个好故事，拍电影就时间很富裕，所以我后来就也没再坚持了。那时候也没很多钱，但宿舍有个同学家里比较富裕有个电脑。大家有闲钱的时候就去买DVD，然后在他的电脑放。但也怕不方便，后来我们就申请了固定的教室，用学校的设备放想看的电影。
印象比较深的是《偷自行车的人》，我没去过意大利，但是看完电影会特别受感染，好几天都在想影片中的人的遭遇，他和他的孩子因为一辆自行车的遭遇。这种感染力特别强，我突然间就意识到以前学的音乐、美术的表现力是有限的，而电影可以把各种元素综合在一起，更直观、也更直接。
还有一次我路过阶梯教室，师哥们自发地在放《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个我根本没经历过的年代，但是在看的时候突然会有亲切感。电影的迷人就在于它呈现的也许跟你没任何关系，但是你会被感染。就像姜文在电影里旁白说的一样，也许和他也没关系，那些在故事层面虚构的，是一个比现实还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2
从曾经的生活中剥离出来
去记录生活过的乡土，是一种本能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花墙子村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电影中最常出现的叙事空间。
虽然故事是拍的西北农村，但很多人说在画面上不会让人觉出那种刻板印象中的“乡土”。原因首先是和摄影师的沟通很顺畅，例如《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拍摄的时候又是在秋天，秋天是张掖最漂亮的时候，本身色彩和光线也很好，然后那个地域也没有工业污染。我们基本上早上七八点开拍十点结束， 下午是等太阳落到差不多四点过才又开始拍。
太阳是西北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无论身在何处。我真正离开了“故乡是在上大学和是毕业后的去北京。那时候我住在北大附近的一个被改造的四合院里面的一小间，房间只有一个勉强用来透气的窗户，那屋子特别暗白天也要开灯。我天高云阔自由惯了，突然长时间见不到阳光会受不了，像是被囚在里面，特别压抑。住处附近有个中关村图书大厦，为了吸引客流量，那儿放了很多小凳子可以坐着看书。图书大厦很安静，阳光也很通透。
我有时候去那儿改剧本，累了翻翻书。有天就翻到一本苏童的短篇小说集看到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刚看了几句就被吸引了，觉得这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花墙子村。影片的画面里有很多水很多草，会让人觉得不太像西北。其实花墙子村周边现实中是比较魔幻的，从这片水草步行不到20分钟，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一个沙丘连着一个很沙丘。这个沙丘的背景是雪山，然后穿过这个沙漠又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这些成为了我的另一部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场景。
住在沙漠另一边的是裕固族。在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会从草原那边骑着骆驼到我们村子里买牙膏、电池、盐、茶砖这些日用品。那时候的他们有很鲜明的民族特征，服饰不一样，说的汉语听着也不一样。他们想要什么，就用草原的草和我们换，我们也拿粮食去换别的物资。很多时候他们来，天色晚了回不去，当天就住在村子里面。有时候我们这边农民家里做饭烧的牛粪不够就去草原捡牛粪，人家也很热情相互来往，就像是隔壁邻居。
但是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还来，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骑着摩托车就从沙漠里过来了，说着流利的汉语，外在的民族特征没有了。那时候沙漠化也很严重，有段时间是要退牧还草。把草原变成耕地，没有水就打机井抽地下水，越来越旱。所以我觉得应该拍一部他们的电影，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关注民族性。
像一个旁观者从曾经的生活中剥离出来去记录生活过的乡土，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如果问为什么，其实没办法解释清楚。每年回家的时候发现曾经生活的地方有很多变化，物质生活、人的情感、家庭组成结构、人际关系......这些各类的变化，然后在新的政策调控下又会出现新的变化。所以这种创作观念的产生是不自觉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选择，当然之后会慢慢的成为一种自觉。
3
“帽子都破成那样了，他能拍电影？
要拍的故事发生在村子里，就想着回老家拍请村民演。当然这其中还有另一个考虑：经费确实紧张。
我们村是1990年才有电，村子里面所有的人，包括我，早期的经验都只是看过电影但从来没有见过身边有人是拍电影的。所以在他们看来电影是个特别遥远、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像个不可能实现的梦，于是“我要拍电影”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之前在韩国参加电影节的时候买过一顶棒球帽，那个棒球帽的帽檐是两层的，里面黄色，外面枣红，是仿旧磨破款，里面的黄色是露出来的。街边的人吃完饭没事就在村口看我每天忙活，那些人就说：“看看，帽子都破成那样了，他能拍电影？他能拍出什么电影！”我在村子里面选演员，最后选了我舅爷爷，我舅爷爷年轻的时候演过样板戏，是主角。演过主角的人是风光过的。他们就和舅爷爷说：“小伙子不懂事瞎闹，你一大把年纪了跟他折腾什么呢！”舅爷爷后来因为怕别人议论，都不敢去街上买东西了。
但他是我的家人，即使别人都反对，家人总是要支持的。而且他有文艺情怀，喜欢拍电影这个事儿，只是很怀疑自己能不能做成这个事儿，我就帮他树立自信心。他不自信的原因是这辈子都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形象在镜头里出现过，这件事儿在他看来是明星才可以做到的，和普通人没关系，一个农民演电影更是不可能的。我帮他树立自信，就是要去打破他的这种固有思维。这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事情，无非是用镜头拍他，然后把视频线直接接到电视上，他立刻就可以看到整个“普通农民在屏幕出现”的过程。让他明白屏幕不是专属于具体的特定人群的。
还有就是他没有表演经验，以为表演就是以前的样板戏那样的。所以就需要设计动作、给他做示范。有时候他会很不自然，我就拿着dv把他拍下来，放在电视上给他看，他也会意识到确实是有问题，比如某个动作太僵硬了。对于一些特定的状态，如果他找不准，我就给他举例村子里某某的状态，然后他慢慢调整。他后来演了不仅演了《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新片《路过未来》也有参演。
在他演技精进的过程中，村子里的舆论环境其实也一直在变化， 2010年《老驴头》入围釜山电影节，很多人从手机报上看到了，就给我发短信祝福，我还好奇他们在哪儿看到的，他们说是手机报，问我收到没？从那时起大家的观念就在彻底发生变化，很多村民开始觉得，去演电影意味着个人的影像会在电影里留存，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之后的影片拍摄中很多人就想来参演。后来我舅爷爷得了澳大利亚一个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领奖回来后就家喻户晓了。现在他的名气比我大。比如他去县城买东西，公交车上所有人都想和他坐在一起，打听下关于拍电影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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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艺术电影的目的就是
希望有更自由、更多元、更原创作品
对于拍电影，其实如果不是赶上了数码时代，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机会做导演。
在此之前，直到2000年胶片电影都还是主流，拍电影成本很高，技术层面的操作也很繁琐，电影近乎于垄断的状态。但是数码时代电影彻底从笨重的工业体系中被解放出来，谁都可以拍电影。如果说过去确实有人会因为工业的限制没机会发挥出才能，现在客观因素越来越淡化，所以已经没有那么多借口可以找了。真的有才华，就用作品来说话。
青年导演在起步阶段所需要注重的，我觉得是要想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电影有很多类型，一个理想的产业生态应该是丰富的、多元的，不同的导演也有不同分工。到底是做一个商业片导演还是作者导演，这是需要选择的。比如选择艺术的路，这可能意味着不被人理解，但不要抱怨，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我2003毕业后去了北京，基本生活挺艰难的，要交房租还有吃饭，当时连续两个月我都去各个广告公司应聘，都没有应聘上。那时候钱已经花完了，就经编导专业的校友介绍到电视台做编导一直到2013年。我在电视台栏目组做节目编导做了十年，此外也拍了大量的婚庆。有次和耿军吃饭，耿军说他也拍过婚庆。后来和我的《路过未来》的摄影师聊，他说也拍过婚庆。还有次我在武汉和张大磊聊天，他也说拍过婚庆。我们还开玩笑说，要不什么时候再组队去拍一次婚庆。拍婚庆，挣钱，然后拍电影。
我们做艺术电影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更自由、更多元、更原创作品。原创是要创作区别于工业流程下没有个性的产品，通过提供独特的样本来使市场的类型更丰富，否则它就没有艺术价值了。我没有想过观众是特定的哪些人，所能做只是把电影在层次和深度尽量做到自己认可的程度。它应该是像洋葱一样，不同层次的观众看到的不同的层面。我没法去限制观众，只能提供一个横切面有很多层次的电影，其他的交给观众。
对于商业性不强的电影，观众能看到的渠道其实很有限。以前除了百老汇，艺术院线几乎没有。2016年10月成立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一切已经在起步的阶段。艺术和商业其实是不冲突的，它们之间只是个接受度的问题。梵高的画刚开始大家也不接受，但它是很好的艺术品，现在的价格贵到完全想象不到，所有人也都接受了。艺术电影需要的是时间和过程，这个过程中涉及观众的美学观念、受到的电影教育等多方面因素。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随着教育的普及，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正在逐渐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受众所能接收到的信息也比原来更多元。每个人都在接触不一样的信息点，所以大众的审美已经不像我们父辈那样单一。这就意味着有不同类型的电影是有不同的观众可以去接受的，这意味着存在不同的观影群体，有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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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能做的只是大家都在加滤镜的时代，
创作尽量接近真实的电影
对于影片的评价，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决定了众口难调。
我会觉得现在的人对于真实的接受度要比以前差很多，但美化现实的过程中过滤掉的其实就是真实。《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上映后，有很多观众问我怎么做到的用50万的低成本拍了一部有年代感的影片，因为都知道年代戏是开销最大的，布景、道具、人物的服饰……这些都需要花钱。我说那是一个当代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西北某农村。那儿的人就是住着这样的房子、穿着这样的衣服、吃着这样的饭、说这样的话、过这样的生活。
被认为是年代片，这说明我们是多么不了解所处的当下。就比如我们看到的不厌其烦的自拍图是只有经过修饰才会被发布出去的，所有人对生活的认识、自我的认知是来源于美图软件的，如果时间久甚至可能会自动脑补滤镜。我所能做的只是大家都在加滤镜的时代，创作尽量接近真实的电影，并且希望这种真实能够触动观众。
《路过未来》讲的也是当下的事儿，聚焦农民工。中国有2.8亿民工，我们对于农民工群体一直忽略的是，第一代农民工已经现在已经60多岁了，不是每一个都能留在城市，他们何去何从？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深圳从小渔村成为特区需要大量劳动力，所以它是对农民工最先开放的城市，也因此它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样本。我们关注农民工问题，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普通的劳动者的变化，没有办法绕开深圳。
深圳也是“世界工厂”，但中国的制造业在下滑，农民工大量失业。与此同时房价在攀升，这附带了租房价格也在上涨，这也让想要留在城市的人必须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此外还有户籍限制和其他的不便利。基于各种现实考虑，第一代农民工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但是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农民工二代，周遭的一切更是陌生。对于他们而言，故乡是出生地深圳，但身份证又写的原籍。亲戚们都说“你们城里人”，但是那个城市并不接纳他，于是他们的身份变得很尴尬，在城里是农民工，在村里是城里人。所以他们到底是哪里人？这两代人是中国很大的群体。
《路过未来》在入围了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竞赛单元后进行过一些展映，在国外展映期间有外国记者和我说，看这个电影他觉得像是看一部墨西哥电影一样，特别亲切。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像，可能每个国家都面临移民潮、故乡的归属这些问题。“情感的关系”、“年轻人的梦想”这些是全人类的话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域。
最近《路过未来》在上映，它的排片量是我们不能决定的，影院那边有自己的判断。虽然没有票房的估计，但是我希望能够收回成本，这会让片方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继续，才有意愿投资下一部，尝试做不一样的，如果其他导演来谈拍片子，也会更便利。希望市场能给投资方一点信心，这对于电影产业的生态的丰富是有好处的。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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