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九寨沟，逃离我的家，曾是我最大的愿望｜三明治

   文｜段大侠

编辑｜二维酱

被子的一角被轻轻地掀开，一股凉风灌进了被窝，寒冷把我从梦中捞起。微凉的手在我的腿上悄悄地游走，腿上的凉意像扎了根，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双手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死死地扣住床单，我屏住呼吸，夜晚黑沉沉的，掩盖了我瞪大的双眼，从窗帘缝里漏出的些许灯光让我看到床前那一抹比黑暗更暗的身影。我挪动了一下位置，假意没有醒来，手的主人退了回去，紧接着响起衣服布料的摩擦声，脚步与地面接触声，慢慢地他整个人都从我的房间退了回去。

我慌忙把四周的被子往里掖，用身体把被子压住，不敢漏出一点缝隙。被子里残留的陌生味道夹杂着我恐惧的喘息声，让我再也不敢睡去。

“妈，后爸昨晚摸我。”

我站在妈妈面前，手上的纸被搓揉成了一坨碎渣，胀红的脸因为高原红显得更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倔强地不肯落下来，模糊的双眼看着她的手带着针，拉着线在一只鞋垫上穿梭。她头也没抬，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听到一个不怎么好笑的故事一样。

“他都一把年纪了，两个女子都二十多岁了，怎么可能嘛？肯定是帮你盖被子吧。”

泪水顺着眼眶流了下来，划过干燥的皮肤，留下一丝丝刺痛。从那一刻起，心里就此种下了一颗种子。

那一年我十二岁，是我妈再婚的第一年。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走出大山。

说起九寨沟很多人都觉得那是童话世界，可是在我看来，它不过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夹缝里的一个小县城。县城四周都是由山石组成的大山，贫瘠的土地长不出遮天蔽日的森林，大山一年四季都披着它廉价的外衣。举目望去，由山体勾勒的有限天地就是我长大的地方。

有一句歌词写到，爱上一个人就爱上一座城。而对我而言，讨厌一座城，大概也是从一些人一些事开始吧。

每每跟母亲谈起从前，她总会从她的婚姻说起。

作为长姐，作为挑起家庭重任的老大，母亲都是对父母言听计从的，除了婚姻。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邻村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可是人看起来机敏勤奋，又在重庆皮鞋厂里打过工，学了一门做鞋手艺的男友。

当时那个年代，婚姻就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人生转折。她自认为算准了一切，认为选择了手艺人就是选择了一个铁饭碗，走哪里都不会饿死，却不知道把自己推入了婚姻的火坑。

一贫如洗的家里除了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小姑子和一个弟弟，以为放下了担子，却又挑起了另一头担子。结婚两年没有怀孕的妈妈，被婆婆嘲笑说是下不了鸡蛋的母鸡。原本以为怀了孩子就好了，可是沉重的家务和冷落还是依旧。她心想着，也许生下一个儿子就有转机了，可是到生完孩子也没有得到一顿现成的饭吃，即便生下了儿子，婆婆一家依旧对她不满意。对亲人盲目偏袒的丈夫，让夫妻关系在姑嫂矛盾和婆媳矛盾中发生了变化。

无奈之下，母亲拉下脸找到自己的父母，借了两百块钱，又听同乡说当时九寨沟很偏僻，还是一块做生意的处女地，决心要和我爸去九寨沟打拼，不再寄人篱下看脸色过活。两个人带着刚满一岁的孩子，背着一台小型缝纫机出发了。

从广安到九寨沟五百三十公里路，兜兜转转地坐车。因为是山区，滑坡泥石流常有，看着去往九寨沟的路因山体滑坡掩埋，两个人又不得不挽起裤脚在泥水里徒步，整整三天多才到达目的地。补鞋子、卖豆芽、卖魔芋、做皮鞋、开皮鞋专卖店，从老家的烂烂瓦房到村里的第一座两层小楼房，这些都是两个人起早贪黑的成果。

而我的出现，是他们在九寨沟落下脚三年后。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大致是男人有钱变坏的戏码，苦都能一起吃的夫妻，就是不能一同去享福。直到被告知哥哥跟着父亲，而我跟着母亲时，十岁的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离婚了。直到母亲哭着责怪我跟哥哥，那时童真地告诉她把钱交给父亲时，我才知道操劳了十多年的她，离婚后仅仅收到了一万二千多的补偿，外加我这个拖累。

后来，父亲带着哥哥离开了九寨沟。母亲和我还留在这里。

我想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小县城结束了我童年的所有快乐回忆，而后留下的只是想要离开的挣扎。

所以和众多想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不同，我没有想过辽阔的大海，没有想过美丽的草原，没有想过钢筋水泥混凝土铸造的丛林，只是想逃离禁锢我的牢笼，只是想离开永远被视作外乡人的地方。

战战兢兢地转动钥匙，推开厚重的木门，老房子散发出陈旧的味道马上将我包裹，老旧的DVD里播放着8090年代的歌曲，外面吹进来的风让厨房的窗户一开一合。

“你对你朋友这样好，能不能对我也亲热点呢？”后爸靠在门口看着我放下书包，戏谑的语气像是发现了我巨大的秘密。

后爸是一位林业工人，据说因为前妻刁蛮无理，跟他吵了架，带着两个女儿跑了，于是两人离了婚。妈妈在经历第一段以为手艺是铁饭碗的错误认知后，觉得体制内稳定的饭碗才是最可控、最安心的。离婚一年后，妈妈可能意识到凭借寡淡生意养活一个孩子读书上学太过于辛酸，恰逢这个男人对她关心又体贴，询问我的意见后，匆匆领了证结了婚。

我看了看身旁的柜子，原本柜子上的小锁不翼而飞，青春期的女孩子对异性的好奇和好感全部都记在了日记里，锁在了柜子里。血液好像全部流向了脸庞，通红的脸不知是羞还是怒。我匆匆打开柜子，之前整理好的日记本以及跟朋友互通往来的书信一下子倾泻而下，散落一地。

“你凭什么动我东西？”我握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去质问。

“凭你住在这，凭我养着你。”他不屑地笑着说道。

我无力去反驳，我也知道我的解释对于妈妈来说只会变成“为你好、对你好”的敷衍，要么就是“当初你说他可以，我才同意”的责怪。

DVD里传出欢快的旋律嘲笑着我的懦弱，我跪在地上捡起散落的纸张，一张张把它们叠整齐，认认真真地阅读着上面记录的每一种心情，然后又一张张把它们撕得粉碎。我跑到客厅取出平时他们敬拜财神烧钱纸用的灰盆，用打火机把碎纸片一张张点燃放进去，就如他们平时给财神烧纸钱一样，我不知道燃烧的纸张会烧给哪个神明，如果真的有神明存在，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祈祷。

文字在火光里化为灰烬，眼泪掉在火光里暗了一小块，不一会那一块又亮了起来。跳动的明黄色火焰一下跳进了心里，把仅剩的尊严也烧的一干二净。

我想要离开这个家、离开这座城的那颗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

高中开始住校了，每周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我都会挑在午饭后，那个时候后爸肯定不在家。而我只需要和妈妈一起吃个晚午饭，拿个换洗的衣服就可以回学校了。

那天收拾衣服的时候，突然瞥见枕头下面有几本书，仔细一看是三本被反复翻阅过的小黄书，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有一个裸女躺在上面，她们做着夸张又张扬的姿势证明着书的类别。

我脑海里马上闪现出后爸躺在我床上翻看书籍时露出享受的样子，突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我用食指和拇指拿捏着书的一角，把它们扔在了妈妈身上，转身又回到了我的房间。

没过了一会儿，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妈妈无法抑制的哭泣声。我终于明白不论我说了多少次关于夜晚扫射我的手电筒，还有门缝里偷窥的眼睛，亦或是口头上的奇怪话语，都抵不上枕头下面三本书来的有冲击。妈妈犹豫了好久，终于觉得不能逃避，慢慢坐在我面前，局促不安的手想来给我些安慰，随后又退缩在了她的膝盖上。

“我没有办法，他也这么大年纪了，也活不了多久了。”

“你马上也要毕业了，我如果离婚说起来多么不好听。”

“算了吧，忍气吞声嘛。”

三人在餐桌前的对峙显得很正式，我反倒像是远道而来客人。后爸用苍白的解释把自己修饰成了一位马虎大意的好父亲，此后这件事情再也没有了任何波澜，他们就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一样，那颗丢在水里的石头很快就掉在了水底，没有任何回响。

钱是我离开的垫脚石，很早我就明白这个道理。

从初中开始，每个冬天我都会呆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穿着肥硕的衣服，用玻璃把对联与对联间的空隙压平，以免大风来时我追着破碎的对联到处跑，等到有人来买对联时又卑微地跪在地上，用冻红的手笨重地拿下厚重的玻璃，把对联仔细取下来换取那几块钱。

初三毕业的暑假，第一次去酒店打工，应聘客房服务，因为身材矮小又未成年，差点被拒之门外，每天完成十多间客房的清扫服务，高强度工作让我每个月都有了1800元的收入。

高中开始住校，妈妈每周都会给我一百块钱的生活费，每周我都会省下来五十块，然后等钱凑成一百块的时候，独自去完成存钱这个仪式。一张一百块钱放进存钞口，按下确认键后，存钞口缓缓关闭。就算只有一百块，“咔咔、咔咔”自动存款机数钱的声音不会和存几百块钱有什么区别，那是我十八岁时最爱的声音。

不想向家里伸手要钱，填写志愿的时候就报考了当年的特殊教育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就要回到同属阿坝州的汶川呆八年，但想着大学免除学费和其他费用，一学期还会补贴一部分钱，只要自己去做点兼职什么都可以过来的。

一直说要走出大山，为了钱暂时把这个想法搁浅，想想四年后又要回到山里，失落的心情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安慰自己好歹总算走出来了一段吧。

去大学报道的前一天，也许是压抑太久的情绪找到了突破口，跟后爸终于在这天早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说着再不依靠这个家的狠话，他更是生气地点燃了三支香，对财神诅咒我出门被车撞死，骂我忘恩负义。妈妈用力拉扯着他的衣服，试图让他放弃这个荒谬的想法。

我含着眼泪拖起笨重的行李箱，径直走出了门。等待出租车的时候，妈妈穿着拖鞋追了出来，把我搂在她怀里，一边用哽咽的声音一直对我说着对不起，一边用粗糙的双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

去往成都的大巴车在山间夹缝里穿梭，车窗外熟悉的街景逐渐向后倒退，退到我再也叫不出所在地的名字。想象中的离别应该是充满好奇和希望的，但这一天真正来到，心里滚出一股莫名的酸涩，离开好像也没有那么让我觉得马上释怀。

逃离九寨沟，逃离我的家，一个人到陌生的城市读大学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觉到解脱，隐形的绳索依旧牢牢的把我铐着。

刚进入大学的第二个星期，约定与同学一起去大佛玩耍，景区附近的小贩使劲地游说我买她手上的佛珠，同路的男孩子耳根子软，经不住软磨硬泡也就买了两串。我们转身要去跟上大部队的时候，一辆车突然开了过来，我吓得愣了神，男孩子立刻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拉到了马路边。

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过太多的马路，巴掌大的小县城连个红绿灯也没有，直到我上高中都还弄不清红灯停，绿灯行是针对人而言还是针对车而言。反正不管怎样只要凑齐一波人走过去就好了，所以我一直是中国式过马路的典型代表。

后来那个男孩成了我的男朋友。每次约会的时候我们之间都横着一条马路，他在马路那头，我在马路这头，有时候他会从那头走过来牵着我到马路那头，有时候他也会笑着看我走到马路那头。之后的日子，我再也不用担心过马路了，他总是在我左右陪我走过车水马龙的街道。

可是好景不长，当我像侦探一样质疑他的朋友圈子时，当我N次反复确认他是否喜欢我的时候，他承受不了，提出了分手。也许是原生家庭衍生出的那种自卑，让骨子里渗透出对男性的不安全感，时时刻刻想把对方攥在手心里，疯狂的控制欲终于击破了青春懵懂的好感。他提出受不了我的时候，我也被自己击败了。

我的算计好像落空，发誓要彻头彻尾的改变，结果发现离开与不离开对我好像没有太大的突破，想要逃离的东西反而被我带了出来。

朋友告诉我，“只有当你生活中的快乐中断了或者想要逃离痛苦时，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局限。” 我想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局限。

大三的下学期跟一帮朋友参加义工旅行，去了贵州黔南州一个叫皮桶的山里，那个地方比我家还远，交通方式换了四样，最后换成摩托车才抵达，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从这座山里来到了那座山里，这里和很多描写贵州山里的情况一样。收集的雨水会作为日常饮用水，买简单的生活用品都要走二十几里路，即使在冬天，孩子们依旧穿着单薄的外衣。可在我看来，物质条件不是衡量幸福感。他们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快乐和幸福并不比我少，谁都没有资格怜悯幸福快乐的人。

那天，我陪几个小孩在山坡上放牛，我们躺在草坡上，看着老牛慢条斯理的咀嚼着干草，太阳照在脸上热辣热辣的，一个叫小美的姑娘问我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掐了根干草放在嘴里。

“你先说。”

“我的梦想是考上大学，能走出大山。”

“好巧，我也是。”

“真的呀，你不会骗我吧。”小姑娘一下子坐起来扑进我怀里大笑了起来。

如果太过执着于梦想本身，反而会忘记眼前的幸福吧。

跟伙伴一起去赶集，去的时候搭乘的是邻居大叔的摩托车，大叔再三跟我确认回来的时候在原地集合，奈何他不知道我有点路痴，等我终于到了找到集合地点时，那里只剩下一片空地。我凭借着仅有的点滴回忆，在干裂的泥巴路上走得有些丧气。

突然两辆摩托车停在了我旁边，车上的人是我没有见过的面孔，他们彩色的头发用发胶固定，整个头炸起来像个刺猬，这是传说中的杀马特少年。

“美女，你要去哪里？”

“皮桶，你们知道吗？”看着他们疑惑的表情，我努力表述着我居住环境的特殊标志。“那里有个小学，以前那里……”

“我知道那里。”听到我的回答，其中一个红色头发的小伙高兴地说道。

说罢，红头发的男孩子便让他后面的人坐在了另外一辆摩托车上，他指了一下他身后的座位，示意让我坐上去，我有些犹豫。一方面担心一个摩托车坐三个人也太危险了，另一方我完全不认识他们，万一被卖在山里我就亏大了。

我抬头又看了一眼那弯弯曲曲的黄土路，下定决心跟他们同行。

摩托车油门轰鸣，我坐在了一个陌生人背后，他有点炫耀车技的意思，摩托车速度很快，风吹得眼睛都睁不开，我只好用手捏着他的衣角，把头藏在他身后，还时不时确认这条路是否是自己来时的路。

“你来这边做什么呀？看起来你不像这边的人。”迎面的风把他声音很快就带走了，他重复了三遍我才听清楚。

“支教。”

“老师呀，老师好。”

说完，他打开了摩托车旁边附加的音响，一首《老鼠爱大米》的歌曲唱了起来，整个过程因为这首歌好像变得轻松了许多，那三个人也在摩托车上嚎叫了起来。天空暗了下来，摩托车的灯照亮着回程的路，看着周边的景色越来越熟悉，我心也随之落了地。

把我送到门口，我摆手说谢谢。他们带头的大哥笑着说，你是老师，不用谢。

于是他们再次调整了座位，又发动了摩托车向黑暗中奔去。

从那一刻起，大山给我的困顿得到了释怀。

工作第二年的寒假，妈妈打电话让我去华西医院照顾生病的后爸，她在家里有些工作丢不下。

说是照顾，更多的是坐在医院的角落的凳子上，看着老公围着后爸忙东忙西。后爸生病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情，喜欢打牌常常整夜整夜地流连于牌馆，二手烟熏出了一系列肺上毛病。在九寨沟时就常常住院吃药，妈妈一个人要一边工作一边跑医院，因为这个原因我更是对他没有一点好感。

经过几天专家会诊，主治医师把我和老公叫到一旁，劝说我们回九寨沟治疗，他的肺已经坏掉三分之二了，活不了多久了，即使在华西也只是吸氧吊命。我把情况告诉了妈妈，她打电话劝说后爸回九寨沟治疗。后爸挂完电话低垂着头，猛吸了一口氧气，抬头对我说我们明天就走。

那是我第一次正眼看他，长期的医院生活让他看起来异常消瘦，输液管插在干瘪的手上，氧气罩长期勒在脸上，有了许多凹槽，每说一句话就像是要消耗他一部分生命。

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突然觉得心情有些沉重。

三月初，早上接到妈妈电话，她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后爸走了。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走得早，我对死亡没有太多概念，但是当妈妈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脑海里浮现出跟他相关所有的事情，转瞬那些记忆像被按下了删除键，又马上变成一片空白。联系到回九寨沟的车后，一个人蹲在厕所呕吐了起来，胃部的抽搐让眼泪也连带滚了下来。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去面对这一切，一起生活了十多年的人，当他真正离开时，心里跟他相关的东西也随着他离开了。也偷偷希望他不要死去，活着至少能够陪伴一下我妈，但是看着妈妈为他奔波的样子又觉得他的死也算是对妈妈的解脱。

九寨沟的三月还没有春的气息，枯黄的山依旧还是那么枯黄。家里的亲戚以及从远处赶来的后爸的弟兄们聚在一起，吃了顿饭便一致决定第二天就入土。因为是异乡，掐去了葬礼该有的环节。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宾客、没有了烟火，殡仪馆里冷冷清清，只有自己家的几个人围坐在一堆火前谈论着他的身平，诉说着与他的回忆。

看着黑色棺材被慢慢地放进土坑里，再慢慢的被黄色的泥土掩埋，平地上隆起的小山包成了他的归属。几块大石头立在坟头，再插上几根香，几根蜡烛，等到这一切办妥，所有人都散去了，连坟头的蜡烛也渐渐熄灭了，只剩下石头上的蜡油证明它曾经燃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