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吉斯斯坦，穿越边境到德国的一次旅程 | 三明治

文｜冰清

二月初，我去位于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找当地的同学们玩。那时候的吉尔吉斯斯坦毫不受疫情所扰，出了机场就没有人戴口罩。我打车去首都比什凯克，司机跟我说：“病毒是别的国家的问题，我们这儿没有。”国内确实没有病例，面向新疆的边境早已封闭。

从机场坐车坐到城里，亮得刺眼的天山山峦就在正前方，占据了整个视野，把天空挤往更高处。我掏出手机开始拍照，司机表示我未必也太大惊小怪了。日后的我慢慢习惯了随处可见的这片美色，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先到窗边确认当天的山是否还有云雾。我呆得很开心，又和隔壁哈萨克斯坦的朋友说好等她三月底离职再聚，于是本来计划要呆的两周变成了六周，我在比什凯克迎接了春天最初的嫩枝嫩叶和逐渐固执的阳光。

三月份，欧洲疫情爆发。我在德国出生长大，看到消息就开始担心朋友和家人。他们之前大多把疫情当做了遥远的新闻事件，这下子惊慌失措。其中有一位朋友无法回到生活在奥地利的家人身边。习惯了去隔壁国家买菜、加油、上班的我们，生平第一次经历了有国界的欧盟。这些年对国际化的质疑和反思、围绕着难民的讨论、欧洲极右党派的兴起、国际政坛的变化、美国总统对边墙的憧憬，好像一夜之间都有了回应。

那时的吉尔吉斯斯坦仍旧没人确诊，却因邻国出现病例就关闭了边境，学校全面停课。我和朋友的朋友住一起：教德语也做动漫设计的扎娜拉， 和她在同一家动漫公司上班的表哥波罗特和波罗特还在念书的妹妹阿雅娜。阿雅娜就读于水资源相关专业，经常晚上脸上涂着面膜泥在我面前跳来跳去，笑得面膜泥开裂，说：“今天在实验室做实验来着，咱家自来水质量可还行！”她和德国一家游乐场签了合同，打算暑假过去打短工，正在等签证出来。前几年德国初次放宽政策以来，很多年轻人就梦想着去这个平时很难前往的国家体验生活，同时也捞一笔钱。对他们来说，德国的最低工资也相当可观。停课之后，阿雅娜决定回乡下的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告别时，我们说好过两周一起去爬山，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在她离开的几天后，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第一批病例，我的航班被取消，机场停业。

我们被告知除非去买菜不得出门。这一隔离，一直隔到五月份。我们出门带上证件，却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警察的身影，生怕遇到警察“找事儿”。像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疫情不只强化了原有的边界，还制造了新的边界：州与州之间的边界，城市周围的分界线，市内成了警察巡逻的路线的那几条街——小到我们家门口。

在我们家，我睡客厅，扎娜拉和波罗特睡卧室，白天他们还在里面对着两台电脑画画。虽然每隔几周交一点房租，但这样无限期地占领他们并不算大的家，我一直觉得不好意思。他们自己却表现得满不在乎，说已经习惯了我的陪伴。每个礼拜我们出门一两次，去离家最远的超市，顺便散散步聊聊天。我们同情那些在俄罗斯搁浅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正常时期，超过十分之一的吉尔吉斯斯坦人身在国外，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或其它国家打或长或短工，可以看做“吉版”农民工。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父亲，哥哥或姐姐缺席。而现在因为众多国家突然关闭边境的缘故，有几千名本要离开俄罗斯回自己国家，或在俄罗斯转机的外国工人过了海关才发现航班被取消，出不了俄罗斯，也无法回家，于是困在了俄罗斯各大机场，在地上过夜，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更别说消毒剂和口罩。报道里有负责人说道，“大家饿着饿着就直接晕倒了”。在陆路口岸，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本打算坐车回家，结果在签证即将到期，工作和租房合同也已经到期的情况下才发现回不去了。

这让我想到了每次出门就会遇到的乞丐，他们的数量明显比疫情之前要多了许多，纷纷被无形的边界推上了街：因隔离政策无法打工谋生的那些人，没有存款就只有要饭了。不敢想象全世界有多少人就算没染上病毒也因疫情受难，得病，甚至丧命。

扎娜拉和波罗特在卧室里工作时，我在客厅学习。我报了一场六月底在德国举行的考试。当时六月份远得可笑，我心想到时候这一切总该结束了吧？

学习之余，我和萨姆互相传信息。萨姆是我的一位英国校友，刚好这段日子也在比什凯克。他深爱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切，前段时间还拜师学起了传统拔弦乐器火不思，后来学习计划被疫情打断。我们身份相同，时不时交换我们所看到的消息，一起刷机票，为萨姆的父亲担忧，父亲肺不好。机票一直都是十五天后开始有的，等十五天过去了又全被取消。后来德国有两次撤侨行动，票价却远远超乎了我所能接受的范围。

时间一晃，到五月份集体隔离时间结束后，萨姆发来信息说：“其实哈萨克斯坦的机场没停业，你有没有考虑坐车去阿拉木图再飞德国？”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的山中上海，一个布满咖啡馆和林荫道的时髦都市。好吧，还是比上海要小很多。从比什凯克坐车过去只要五个小时，欧盟公民免签。

“边境都关了，去不了吧？”

“今天已经打听了一下，以坐飞机为目标的话可以出短期签证的。”

我订好机票，还跟德国大使馆要了一封信作为保证书，而并不急着离开的萨姆则陪我一起去办事。在家里呆了这么久的我们虽然脸部被口罩遮住，看到彼此熟悉的样子还是有点茫然。签证在要离开吉尔吉斯斯坦的当天办下来，一切刚刚好，然而航班又被取消。我们猜测是欧盟边境还没对外开放的关系——如果所有乘客必须是欧盟公民，这趟飞机当然不划算。

又过了一阵子，欧盟边境恢复开放，比什凯克的机场貌似也要复工了，我订了六月二十四号从比什凯克离开的航班，刚好能赶上二十七号的考试。等到二十二号，机票再次被取消。看来机场并不复工。我手忙脚乱找到了一趟二十四号早上七点从哈萨克斯坦起飞的航班，赶紧订票，毕竟签证已经办好了。给萨姆发消息说原计划被打乱，

他不忘先同情我两句，接着说：“我这边也有坏消息。我爸去世了。”

夜里忙这忙那，二十三号早上起来就备受困意的我收拾好房间，去银行换钱，再和扎娜拉和波罗特道别。我们站在出租车旁边，有点不知所措。在一起生活的五个月里，我快要离开的消息仿佛已经成家常便饭了，不料这次来真的。我们答应彼此疫情过后再会。上了车，我激动得四处发信息：航班居然还没被取消！这会儿真走了！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出租车到了那个虚构又无比真实的地方，一股脏乱差的气息扑面而来。空气全是车辆扬起的沙尘。前方只有一把高墙，墙上有一扇关了的门，门上有一扇开了的窗，窗里有个彪悍哨兵在拒绝我。“边境是关闭的啊！关闭的！”

“我知道，可我有签证，您看——”

“没用的，你离我远点。”

司机赶过来为我辩解。其实也就重复着一样的话。哨兵不耐烦：“你们给我走开，带着你们的车离开！”

我们躲到车上想办法。天空下起小雨。

看旅游指南读到吉尔吉斯斯坦时，或在市里逛街看广告牌，都会一再被提醒：这个地方的人曾是游牧民，在青山金湖之间骑马奔驰，放羊放马。相比祖先对土地的理解，眼前那个化作墙的分界线可真够稳固，少了季节的变化和模糊的共享地带。

去年有人在俄罗斯和芬兰的边境附近建造假站岗，跟人收费，让人以为过了假站岗就到了芬兰。真站岗何况不是如此，把没有自然界限的土地分成两块，靠国家机器的说服力让人信以为真。这就是边境的魔幻之处：我生在哪里本是巧合，一条线却让巧合变成了命运。我的德国人身份就赋予了我别人所没有的权利，资源和保障。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拿起手机打给德国大使馆，再打给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相信这事一定会有人帮我解决的。午休时间大使馆让我打一个接不通的号码。司机变得着急，和我一起等就接不了别的活。哨兵大哥在窗口作出的手势愈发凶猛，即便我们的车停在了几十米以外的地方也坚持让我们离开。最后我们猜测可能只是口岸问题，开几十分钟的车去别的口岸。

到了那里，整个气氛不一样。在长长的两排卡车之间，我们放慢速度开到站岗那里，路过等待的司机们，问：“前面可以过吗？”

“可以过！”

到了前面，站岗的几栋楼也看得见，没有那门墙。我下车，两位哨兵叫我进检查证件的小厅。好几个人推着大包小包排队。查我护照的小伙子皱眉良久，不作反应。

“二三月份就已经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外国人是可以一直呆下去的，”我急忙解释说，“国家规定，因为坐不了飞机，周围国家也不让进。”

“你确定可以去哈萨克斯坦？”

“嗯，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已经说了可以。”

我顺利过关，到了外面立马给扎娜拉和波罗特发信息：“我到哈萨克斯坦了！”

实际上，哈萨克斯坦离我还有几百米的距离，就怕到走过去没信号了。我打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请他帮我叫出租车去机场，打算晚上到了再找个地方过夜。我背着背包推着行李箱走在鹅卵石和灰土上，推不动了回头望吉尔吉斯斯坦的山脉。那里的一切在记忆中迅速变模糊，山间每一朵小云都和我无关。

吉方建筑和哈方建筑的中间有个小桌子，刚出境的人坐在阳伞下填表。风不再夹着雨滴，倒是越吹越大，纸张一次又一次被吹走。哨兵忙着捡石头放桌上，把堆起来的纸按住。我被告知先不要填表，站到旁边等，等久了也并不多想。这里本来就没有人会按照外面的时间习惯去做事。和疫情一样，边境把我们置身另一种时间，我们只能等，我们不知情，我们的时间一文不值。它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

一位金牙老人跟我分享他的参战经验，骄傲地从钱包里掏出证书。我寒暄了几句，脑子里在算年龄，并不清楚他说的是哪场战争。他去哈萨克斯坦是要看望一个人住的老母亲，她的村子就在国界边上。可是想照顾好母亲还得先办一大堆手续，还可能遭拒，弄得这位老人急躁不安。

一个多小时后负责人回来，挥动着手臂说签证不够，告诉我需要 нота。我不知道 нота 是什么，也听不懂他的解释，想想也无所谓。“大使馆都给我办签证了，大使馆说了算，怎么可能还需要别的东西？”想必这是一场误会。

他大概不愿意再跟我这种俄语不好却爱回嘴的外国人争论下去，问一位正在填表的男生懂不懂英语，把解释的任务交给他。男生全程用俄语给我解释说， нота 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发的，我需要现在就回吉尔吉斯斯坦申请，再过两个小时就下班了。当然，他也不知道 нота 究竟是什么，更没有决定权。我再怎么坚信我出境不归外交部管也无济于事。生完气，我只好往回走。

男生组织我和一位同样需要 нота 的吉尔吉斯斯坦姑娘一块回去。姑娘指着我问他：“她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介绍自己，她笑出声来，好像只听见了我那不标准的俄语，并没听到内容。当我们把行李推向吉方，我开始大声怀疑我是不是无法回去了，毕竟外国人现在是不能进吉尔吉斯斯坦的，而我已经出境了。姑娘看我的眼神好像是在听一只格外傻的鹦鹉学说话一样。

幸好我回得去。之前的哨兵小伙子在刚盖过的处境章上加了几行字，说“这帮哈萨克斯坦人也真是的，”就让我走。签证归根到底就是一张纸。而我又回到了原点——又是边境改变了时间，让我兜圈，等待，迟到。

我们上出租车，司机说哈萨克斯坦人果然不怎样。我想起哨兵小伙子所说的话——这事上升到所有的哈萨克斯坦人，还真快。姑娘在我右边指路。“就去附近城镇的外交部吧，这样最快。”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外交部只有一个，在首都。

到了熟悉的街道，经过我家附近的超市和清真寺，再到前天晚上才和扎娜拉一起来看灯光喷泉的阿拉图广场，感觉就像重回梦境。街边依然有人排队，在跟打着红伞的阿姨们买传统谷物饮料；被阳光笼罩的公园有小孩在骑车和年轻人在散步，雕塑依然比人还多；灰色苏联建筑依然具有一种旧时代的含蓄魅力。可这些人和景的时间我参与不了，就算注视它们还是看不清。

身边的姑娘仍旧在乱指路，本以为身边有个本地人省事又令人安心，只是今天这位不懂得使用手机导航，还和我说一口很难听懂的简约版俄语。她和司机说话倒一切正常，俩人对首都不熟，对一个外国人的指正当然也有所保留。

车最后停到了一个并不是外交部的地方，女生下车找外交部，而我则干脆找到了外交部的电话号码直接打过去。接电话的人果然告诉我，我的事不归他们管。

而这时候我终于明白 нота 指的是什么：是我办签证时德国大使馆给我出的信。这封信我带在身上，不过上面的航班信息还是最早定的那一班飞机（因为疫情已经取消），当时以为办完签证就不再需要这封信了，就没有重新申请。

在外交部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终于到达了自由大道安静的北端：红色大理石上刻着金色字母，白色大楼前飘着国旗。姑娘去办事，我急急忙忙联系德国大使馆，才发现手机没钱了。我所熟悉的市区每隔几百米就是一家可以充话费的超市，可这里是国家部门和博物馆所集中的地方，只有停在杨树荫下的豪车和人行道上寥寥几个人。

我开始跑，跑得有点迷失方向，又停下来问路。路人姐姐看我喘不过气的样子，直接拿她的手机给我充。我拿起手机确认，发现大使馆的员工就在刚刚过去十分钟的下午五点收工下班了。爱按部就班，公私分明的德国公务员不太可能现在还留在馆内。一打过去，果然没人接。我走回外交部，唏嘘我的旅程竟然就这样结束了：假如早上七点航班晚飞哪怕几个小时，我就明天还有机会解决问题。既然必须今天到机场， нота 也就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回到了原地，发现出租车竟然不在，姑娘也不见人影。等着等着，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带着我的行李箱跑了，其实是我累得看不清别人的可爱之处——又过一会儿，他们开车回来，说我不来他们就四处搜寻去了。

司机把我送回家，我坐在大门台阶上，忽然想到最后一招：那就是打电话给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人家还老老实实在值班），“提醒”他们 нота 早在办签证的时候就给他们看过的，“已经看过为什么还要看？”——假装航班信息上没有改动。

背后的大门开了。是扎娜拉和波罗特出去买零食。“你在这儿啊！在这儿干嘛，上楼回家呗。”“到底什么情况？你就住我们这儿吧，别管航班的事了，早晚会有的。”

波罗特把我的行李箱扛到四楼。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默默咬牙尽他所理解的作为男性的责任，帮我搬行李。后来我们坐在厨房，我充电喝水吃饼干，尽我仅剩下的最后一点表达能力和他们解释清楚今天的遭遇。这时哈萨克斯坦大使来电：都是边境哨兵的错，可以入境的。

波罗特再次把行李箱扛到楼下，我们再次道别。“不行你就直接回来！”

经过一番劝说，吉方哨兵才肯让我出境，因为怕我又失败了他还得违反规定放我回来。到了哈方口岸，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向我走来，在穿淡棕色军服为主的环境中格外显眼。“是您吗？哎哟，真抱歉，都是我们做得不好。”他批评手下的哨兵，我过边检的时候在旁边等，和哨兵打完招呼先礼貌地问我可否失陪再走。哨兵使劲盯着电脑，好像在找什么，我想该不会是我那份不存在的 нота ？最后，一枚印章落到我护照上。晚上九点钟，我终于到了哈萨克斯坦。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德国老师，她说：“幸亏你是女的，又是德国人。”没错，今天的待遇，一方面和我的国籍有关系。边境不只是一个分国内外的工具，还被用来衡量一个外国人的价值，把我们分成不同级别：移居国外的投资者，动机可疑的难民，游客，低端人口，五星国家，吃瓜国家。至于那些没有国籍的人，他们在这样的逻辑下简直没法做人。然而我的经历和我年轻女性的身份也有关系：一名男性，大概不会被给予这样的关照。

哈萨克斯坦人行道上铺的砖跟吉尔吉斯斯坦的不一样。我在比什凯克呆久了就养出了看砖的习惯，对五花八门的路砖设计情有独钟。这会儿在边界的另一边看着脚下逐渐被黑夜吞掉的砖块，告诉电话里的哈萨克斯坦朋友，不要等我了。

在路边站着坐着等的还有好几个人，看样子都是在哈萨克斯坦有家人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或相反，刚回国的哈萨克斯坦人。我问一位坐在长板凳上的女生是不是也去阿拉木图，可否拼车？旁边一位穿着黑丝皮夹克的男生转过头来：“那我可不可以也一起？咱们三个人？”

女生露出不屑的神情，而夹克男好像并不以为然，等过一会儿一辆小巴在我们面前停下来时还主动帮我们抬行李。我们这才意识到，所有人都要坐上这辆车的。司机收起大家的护照，问我去哪儿。一阵微凉擦心而过——交出护照是违反直觉的事。好几个人抢着回答：“她要去柏林！”“去机场！”“明天早上五点！”

虽然信息不完全正确，我心里觉得很温暖。我们十一个人坐到车内的长椅和地上，我扶着大家的行李，一个孩子没地儿坐了就坐到夹克男的膝盖上，所有人注视着彼此被口罩画底线的眼睛。车厢很闷。我闭上眼等待发车，期待在机场睡上三个小时再走。

一个小时的路程后我被叫醒：下车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停着几辆小巴的阴暗大院子，右边盖了帐篷，里面貌似有人在地上睡觉。左边有一堆人坐着等待。我想，继续前往阿拉木图的人可能要和住在附近的人分路了。我问周围的人，“下一辆车什么时候来？”

夹克男打听后告诉我，这是做新冠检测的地方，入境的人都要在这里接受检测。检测结果可能五个多小时后就出来，也可能要等两天才出来。站到我们车旁边，才看到车上印的红十字。院子旁边的老平方只有一张窗亮着灯。我瞧着被临时改造成医务室的房间和礼貌坐着谈话的两位女医生和游客，和夹克男说：“五个小时太多了，来不及去机场了。”

“那你就不可能了，订别的航班吧。”

“航班也不是每天都有的。”也不是谁都能承担得起这样的折腾——就算退票以后也并不能马上退款，我这几个月前后订了几家航班公司的票，其实已经跟人借钱了。

我心想，这肯定又是一场误会，找医生解释一下就好。毕竟，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来不及乘飞机的话，大使馆的人怎么可能允许我入境？

我们在大门前排队，进展并不明显，我甚至不确定谁是在排队，谁是已经呆上一两宿，出来闲聊的。

忽然之间，房子里有了动静。医生念完实验室所寄过来的结果，几个没被点名的阿姨发怒，指责医生受贿。连接大门的走廊里全是一些口罩没带好的人在大声呵斥。要想感染病毒，这大概是个不错的地方。

我躲到里面去，终于成功拦住了一位女医生，她让我去找男医生。男医生每次出现都是匆匆忙忙路过，一堆人带着他们的请求随身跟着。当机会来了，我尽量简短礼貌地叙述：我是德国人，来哈萨克斯坦是为了赶飞机，大使馆那边从来没跟我提过检测的事，明早离开是入境的前提。以我的签证，我也不能呆更久（实际上可以呆五天）。医生个子很高，罕见的N95口罩在他脸上显小。“大使馆懂什么？”显然，此逻辑非彼逻辑，我怎么来的已经不重要了。“你应该好好安排，早点来。”

“我不知道会来这儿啊，没人告诉我。没人知道。”我开始带着情绪大声讨道理，因为疲惫，也因为觉得或许管用。医务室里的人都在围观。

“我管不了。我的任务是让每个入境的人接受检测。”

“我现在去机场，从头到尾戴口罩，明天早上就已经不在国内了。这跟我留在哈萨克斯坦不知道多长时间，哪个好？哈萨克斯坦现在不是不欢迎外国人来的嘛，我还故意今天才过来，想着少给你们添麻烦。”

“你现在去机场，人家也不会让你进的。”

我当然很认同医生一视同仁的原则，在其他等候的人面前这样耍大牌有点不舒服。在病毒普遍被描述成境外敌人的当下，让所有外来人接受检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疫情差不多——为什么查我们这些过了边境的人，而不是在境内移动的人？过了边境，我们身患新冠的可能性就比其他人更高吗？

医生态度坚定不移，他回去工作，我继续和旁观者们抱怨：接下来我住哪儿？签证到期怎么办？大家都可怜我。一位大姐掏出手机说她有哈萨克斯坦大使的电话。凌晨十二点多了，大使接了又挂。我走到外面的院子里坐下，理清思路：接下来要取消航班，告诉我爸爸不要去接我，问清考试能不能取消，通知学生无法给他们上线上的课。

刚才的大姐站到我旁边：“打通了，大使会联系医院的。”

我回到医务室，不太敢相信。过一会儿，男医生又出现。“你可以走了。”

大家都替我开心，帮我想想如何打车。我在桌上的十几张护照里面找出自己的。女医生也加入讨论，想给我叫出租车，我和她道歉——刚才闹气难为了认真工作的医生。外面有刚拿到检测结果的人准备开车去阿拉木图，我装好行李就出发了，来不及在黑暗的院子里找夹克男谢谢他的关照。上车以后，我坐在两个抱着孩子的妈妈中间，睡一会醒一会儿。

凌晨五点，我在机场下车。这里并不像医生所说的有特殊的安全措施，反而喷一下消毒液即可。我跟三四十个人一起在安静的二楼排队托运。游客戴的口罩明显比吉尔吉斯斯坦街头的好，不知道是国家的原因还是地点的原因。到了边检，查我护照的人看不懂我这几个月的行迹，又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逗留远远超过签证上写的时间，又是在哈萨克斯坦呆了不到九个小时。我几乎没力气解释了，到了候机大厅还在发抖。我花大钱买矿泉水，苹果汁和俄式甜饼，人已经累到水抖着喝完，而甜饼则根本吃不下。在卫生间相对私密的环境中，我突然哭了起来，抽抽搭搭几分钟就过去了。

土耳其航空平时会给乘客发坚果小包作为见面礼，这次换成了口罩和消毒液。在伊斯坦布尔转机的时候，我发现左脚肿得鞋都快穿不上了，走起路来很疼。到了慕尼黑，肿块在两天后消退，考试也一切顺利。十个多小时就能完成却长达五个月的旅程，以此告终。

二〇二〇年，很多人被疫情困在了某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放回原地。可对更多的人来说，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全球难民人数已达到人类历史新高，许多国家境内移动人口也日益增长。他们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没有办法按照“正常时间”做计划，完成学业，上班，维持人际关系，参加社群活动。国际法律上，人人有权和家人呆在一起，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呆在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可既然无权移动，这又算什么？一名难民被逐出，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因而放弃，而是会像我们一样，另找办法，花掉几年的时间走完本来只需要花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不是什么特殊时期，在我的国籍的安全伞之下，我只不过体验了一下做国际农民工的滋味，做难民的滋味，持有别的护照的滋味。疫情成了边境的缩影。

我的朋友萨姆本想早点回英国陪母亲，参加父亲的葬礼。后来他生病了——虽然没检测过，我们认为只能是新冠。三周后他才终于康复并回家。而吉尔吉斯斯坦疫情日渐严重，医院早已人满为患，药也卖完了。曾把我留在自己家的扎娜拉和波罗特，这段旅程我最想感谢的两个人，只能一直等下去。和扎娜拉发信息，她提起比什凯克有人示威游行，让总统把钱花在医疗器械上。

“可他只懂得贿赂人给他投票。好在大家互相帮忙，为器械募捐。”

我只能回她一句，“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