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过潮汕，大部分人都会沦陷在潮汕的吃食里，牛肉火锅、手打牛肉丸配沙茶酱、粿条、各式各样的粉粿、甘草水果、卤鹅、猪脚饭……今天的短故事作者烁纯，就来自一个在潮汕开“店铺”的家族，家里经营了一家30年的饭店。从外人看来，在潮汕地区的饭店家族长大，再幸福不过了吧。但烁纯并不这么觉得。一家“店铺”，也承载着一个家族几十年来复杂的情感和变化。
文｜烁纯
编辑｜依蔓
我出生在一个开店铺的家族里——用潮汕的方言说，就是“饭店”的意思。
潮汕人一向都有着做生意的基因。我家做生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爷爷那一代。1986年，爷爷提前从学校的后厨退休，闲不下来，为了生计，他开始了他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从此以后，家族的命运，也和我爷爷的这个旅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师从大厨，加上有过在学校当后厨的工作经验，炒菜做美食，对我爷爷来说，就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情。饭店最开始的原型，是从一个小吃摊开始的——简单的锅碗瓢盆加上美味飘香的当地小吃：粿肉，摊子就支起来了。为了方便，爷爷便把路边的一家铺面买了下来，作为店铺的雏形。据说，它就是小镇历史上第一家综合性店铺。
店铺位于小镇的十字路口。两个铺面就顺着路口的西向和北向开了两个大门，一进正门就是店铺烧菜的灶台，灶台往外延展的铁架子上，十年不变地摆放着几叠鸡蛋，高出水平面的番茄、土豆和几根青椒，就堆在一个漏洞的筐子里；而那刚从市场里买回来的鲜肉和丸子，就摊开在一个大盘子上，加上一进门转角可见的三层菜架，似乎在向来往的客人们展示着这是一家有肉有菜的老饭店。店里摆放着的几只大餐桌，每到中午，就在等待着客人们的大驾光临……
店铺的正门
市场买回来的丸子
承接各类婚丧宴，日常售卖潮汕美食，店铺在小镇上小有名气。同学的妈妈一见我，便羡慕起来:
“阿纯，我最羡慕你们家开店铺！不缺吃不缺喝，不像我们，可没这种福气。”
“每次去你家我好喜欢你妈妈做的饺子，好好吃呀！”
然而，任凭她们如何发自内心地夸赞，拥有这样的一家店铺，我并不会以此为豪，更多的是复杂的情绪互相交接，因为它承载了我太多东西——
一忙起活儿来，店铺的杂乱，总会轻易地打破了这个“有菜有肉”的店面。以前，正门的灶台烧过煤炭，再加上如今成天的油烟，把整个墙面都熏得乌漆嘛黑，任凭抽油烟机器整天声势浩荡地向外鼓风。而那朝西的侧门，则是用作整个店铺洗菜、洗碗、倒垃圾的地方。那里，常常摆满了被客人用过的碗盆，还有择菜过后来不及清扫的垃圾。从十字路口向店铺望去，那两面大门，总是赤裸裸地向人们暴露着它的脏乱。要是换做年轻人，则不会认为这是一间饭店。
读幼儿园那会儿，我就颇具虚荣心，从送到家门口的校车下来，我会故意跑到店铺的另一个小门，向同学和老师们掩饰着我所判定的脏乱铺面。我自认为自己应该在别人的眼里保持一个美好的家庭形象，起码它的家门是与别人一样平常的。念中学那会儿，在男同学们的面前，我更是竭力地保持着一种神秘感，害怕被路过的他们发现——我的家人就在做着一份不体面的工作，帮人家炒菜，还要帮人家洗碗，而且这一切工作，就在那个被称作“垃圾堆”的店面里。那时，爷爷有一个绰号，用普通话念起来，就是“垃圾堆”的意思。当然，我自认为人们每次开口的语气，除了是对店铺的嘲讽，也包含着对爷爷身为小镇大厨的搞笑称呼。
20世纪末，饭店所处的位置算是小镇的交通枢纽，外地人一下车，就会到店里来消费。如今，附近一家宾馆的门口，还挂着一块掉了红漆的铁皮招牌，似乎正在诉说着过往的辉煌。那时，爷爷烧得一手好菜，自然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大厨师。后来，镇里开了个商贸城，又开了个南商场，大路也铺设到外头去了，时过境迁，“很多人都跑去外面做生意，这里没人来了，人烟也就稀少了。”这是爷爷常常感慨的一句话。但依托着他以往的名声，店铺还是留住了不少客人，家族里的每一个人也逃不过干着“店铺工作”的命运。
就这样，在这个大家族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姑姑、姑丈，都在围绕着店铺忙转。大人们白天在店铺里上班，晚上回到自家的住处。后来，爷爷又买下了镇上新交通枢纽的一间店面，作为分店交给叔叔掌管。店铺里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和姑姑家负责。爷爷和奶奶则来回管理两家门店。
奶奶奔波于老店和分店之间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见证着老店铺的没落，但由于开店时间长，熟客多，食物出名，店里的生意一直很好。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店里经常接到婚丧宴。拿丧宴来说，以我们那里的习俗，人死之后，家属会请镇上一位大师来确定下葬的日子，从逝世到下葬大概要等三到七天，这段时间招待亲朋好友的丧宴，就常常是由一家店铺来承包。那时，我一听到电话里头说，“那一桌打算做多少钱？120元？200？3桌是吗？几天？”之类的通话，就会猜想，来了，生意来了，这是丧宴，要忙好几天。要是对方的家族庞大，家境不错，那就得办个十几桌。随后，店里就会来一个人，他一般是那场丧宴的理事长，负责统筹餐费。爷爷看到他们，就会拿出一本自制的白色本子，记下当前最为流行的菜色。
“海参如何？我们店里的海参，都是精挑细选，亲自泡发的……”爷爷喜欢推荐海参，那也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但价格昂贵，难免会招来客人的挑剔。
“可以吧，也别太少，和着排骨，可能也就丰盛一些。”
“再来个小吃拼盘怎么样？”
……
他们一边计算着市场价，一边估摸着对方能给出怎样的价位。商讨一两个小时，菜单就出来了。曾经身为大厨的爷爷，望着那一张成型的菜单，总会颇有成就感。他叮嘱对方：“无需交定金，钟点一到，带人过来吃就行，这是我们的名片，有事就打这个电话。”
说着，爷爷便在本子的一角写了“荣盛饭店：2843***”，用手一撕，就把这张半个手掌大的“名片”，交到对方的手里。
拿中午十二点要做八桌丧宴来说，早晨天还没亮，店里就得开始准备了。店铺不是酒楼，时代变了，人们的要求多了，店里45平方米的空间也就显得窄了。为了挪出座位，从店面开门那会，大伙儿就得从家里搬出杂物，保证家里能摆多几张大桌子。二楼适合摆四桌，一楼三桌，摆不下了，我们就在简陋炎热的门外再摆2桌，要是再不成，店铺对面的空地，也成为我们“侵占”的领域。门外的几把木椅条，一铺上门板，也能凑多张桌子。路过的邻里看着这阵势，都会打声招呼：“哇！大生意呀！今天又摆桌……”
每次准备宴席，我所能够帮得上忙的，要算摆布餐具。按照奶奶的吩咐，我已经学会了先将八双筷子横放在桌子边缘，再把小碗绕着桌子分发一圈，将勺子架放在碗里。之后，在每两个碗的中间放一个调味碟。如果客人喝酒，则要把玻璃杯子竖着搁在小碗旁边。一回，我把杯子倒着放，奶奶看到赶紧把它们调换过来，说是寓意不好。
随着楼下的爆炸炉传来轰隆隆的开火声，锅里的油劈里啪啦地响着，宴席逐渐铺排开来——把鲜虾的头去壳做成虾仁，再把虾身中间的脏东西撵走；切小红椒、蒜头、葱条，蘸上酱油，当作佐料；精熬排骨一小时，放入独家泡发的海参，再加上香菇，蒜头，盖上瓷盖，转小火焖……在客人没来之前，我们就把可以提前制作的材料做好，再吃点额外为自家准备的点心垫垫肚子。
这时，爸爸常常会望着街头的转角处，看看客人来了没有。有时客人迟到了，则打通人家的电话追问进度，直到看着十几人开着单车、小摩托从街头过来了……
“小吃拼盘先上桌！”随着爷爷的一声令下，丧宴开始了。
每炒好一道菜，我们都会拿一个大盆装着，毕竟那是近百人的份量。奶奶负责分菜，其他人手执行端菜任务。分菜的时候，我喜欢在旁边假装帮衬着，偶尔偷吃。例如奶奶在分虾的时候，通常会偷偷地往桌边的小碗里丢一只小虾——那只虾太小了，上不了台面，我也就有理由吃到好东西了。爸爸每次端菜，则会急着两盘并三盘地端着，引来妈妈的一声呵斥。或者姑妈端错桌了，直嚷嚷“这里有菜啦！楼下还差多少？”“赶紧往楼上那桌加饭”……整个场面乱成一团。
此时，要是再来几位从工地上干活的工人，整个店铺又开始沸腾了。爸爸搬出备用的桌子，往侧门的洗菜区一堆，摆上餐具，工人们就可以勉强开吃。他们是搞建筑的，夏天很热，个个都汗流浃背，黝黑有力的肤色，也难掩他们的疲劳不堪。为了躲避阳光的暴晒，他们一般从早晨四点上班，然后扛沙、提水泥、砌墙……吃饭前，他们总会自个儿到冰箱里拿起几支冰冻啤酒，互相请客喝酒，也算是一天中最舒服的一刻了吧。
“今天不炒空心菜了，汤盛多点！”
“那就每个人15元，今天就改菜心啦！”
他们不挑剔，列个基本要求，可以由我们任意发挥，只要有肉有菜管饱就行。有时候客人来得多了，没有位置了，他们就站着，先喝酒，这么一想起来，那时店铺已经盛行“排位”。就这样，小店的生意杂乱而有序地进行着。眼看着客人都吃得差不多了，爷爷便拿出茶具，冲茶倒水，迎送客人，并询问着客人今天的菜色能否符合口味……
等大家忙完，一起坐下来吃饭之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
午后的街道一片空荡，店铺的侧面朝西，阳光强烈地烘烤着三层楼高的墙面。架子上晾着洗好的碗筷，接受着来自天然光线的杀毒，仿佛自觉地完成了一次日常充电，而从屋外到屋内的纸团已经堆满了门口外的垃圾桶，地板上有几处有油渍的地方还没来得及清洗。
下午五点，这里又将面临着一场新的宴席。
店铺运营三十余年，也孕育着像我这样的一代人。家里有一张照片，那是哥哥一两岁时在店里的模样。家人常打趣道，那时生意很好，人手也多，哥哥一哭，叔叔就会马上跑过去哄着。而妈妈则称，她怀我的时候店里忙着卖鸡鸭肉的生意，她站太久了，腿脚酸疼。这总会使我心疼且觉得无以弥补。
我对于店里的记忆，是到五六岁才有的，那时随着堂弟堂妹和表弟表妹们的出生，整个家庭也热闹了起来。一次碰上奶奶生日，晚上她在门外打扫卫生，作为大姐的我便组织弟妹几人在餐桌边上一起大喊：“奶奶吃饭了！奶奶生日快乐！”
奶奶听到祝福，长长地回应一声：“好……你们乖乖吃饭就好啦！”
随即，她又继续忙于手里的工作，于是，我们继续大喊，可又感到害羞。毕竟家里不流行表达感情，我们就连“生日快乐”也难以启齿，况且那时才不到十岁，奶奶的反应实在让我们感到腼腆不安。
店铺常忙，我们这群小屁孩也难免会在店铺里厮打成一团，被父母劝架，招来挨揍、气得连生意都做不了……我和哥哥在这一辈中排行老大，照顾好弟妹们，也成为了我俩的任务。一到周末或寒暑假，我们便带着这群小屁孩玩遍小镇上的许多地方，一直到中午店铺基本做完生意了才回来。要是回得早了，大人们总会唠叨：回来得太早了，再去外头转一圈……
奶奶在侧门洗菜
当然，店铺带给我们的不止有玩乐。长大之后，我们也要干活了，差不多五岁，就可以帮忙做粉粿。分工上，小孩子负责擀皮、大人负责包馅。粉粿作为潮汕小吃，形似鸡冠饺形，分韭菜馅、南瓜馅、白萝卜馅和笋馅，蒸熟后晶莹剔透，惹人喜爱。逢年过节，大家都爱吃这种粿，是祭祀或招待客人的美食。
店里有一个客人，来自“广太”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叫他：广太。广太在当地开餐厅，打听到我家的粉粿不错，就常常来店里下单，每次总要好几十盒。按30盒600只的需求算，这个订单就要花费我们一天半的时间。做粉粿这事，用时长，人手需求大。从材料准备到擀皮、到包馅，再加上其它活儿，对我们这群小屁孩来说，就是一种大灾难。当然，大人可不这么看，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
五岁那年，我就坐在木凳子上使劲力气地擀着粿皮。后来，弟妹们也加进来了，一群小孩就围着一桌子擀着。另一边，大人们接过粿皮，包上馅料，就可以放入蒸笼，开火下锅。算好时长，一般在大火六七分钟过后，奶奶便会拿上一双筷子，翘起蒸笼架子，把蒸熟的粉粿从底锅中端出，摆到店前的桌子上散热。那热乎乎的水蒸气，就在店铺的门前一筐一筐地升起。
店铺的活儿能让人富有满足感，一大家子人的合作，让这间店铺的生意红红火火。可合久必分，店铺也见证着这个家族的相散。2009年的一个早晨，敢于反抗的婶婶对奶奶说了一句“饭店不开了……”之类的话，奶奶怒气冲天，直呼分家。
相比店里的其他大人，婶婶的确比较懒惰：奶奶早晨四点就起床卖早餐，她八点才起。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琐事，奶奶一直就对婶婶抱有偏见。但实际上，婶婶的反抗并非叛逆，只是敢于抱怨或者敢于说出需求。毕竟，孩子们都长大了，老黏在一起合伙，也不能对店铺做出多大的发展。虽然那时已经开了分店，但主权还是被爷爷奶奶管着。
回头看来，婶婶的“真言”可以说是极大地推动了店铺的“内部变革”，“分家”这件事也历史性地释放了三个家庭的生产力——三家头开始了自己的谋生之路——爸爸掌管老店铺，叔叔掌管分店铺，而姑姑一家呢？就到镇里新开的市场上卖粉粿。然而，这样的分配也是争论了许久才商讨出来的结果。
由于常年生活在一起，大人们难免有一些小纠纷。例如他们三兄弟妹永远没法坐在一张桌子前聊事。父亲没有身为大哥来组织大事的担当，叔叔老实不会说话，姑姑由于没有分到店面，想要获得和爸爸、叔叔同样的财产而大哭大闹。在我们潮汕地区，女方已经嫁人，就不得分到半点财产，可姑姑一家在店铺工作多年，如果没有店面，的确不知道如何谋生。分家的进展就卡在这里。
那时的我才15岁，第一次听到分家这回事，竟觉得奇怪——分了家之后，互相拿货就要算钱了。例如以前主店缺饭了，就去分店端点饭；分了家之后，连拿饭也要记得带几块钱在身上了。本来店铺热热闹闹的，分家那几天，三弟妹开始嘀咕着彼此的不好，例如谁谁谁买菜的时候，老是跟人家讲价还价，自己肯定私吞了不少家产；爷爷每个月老给婶婶、姑姑发工资，一人两百，可我妈妈却没有，说我爸是老师，每月有学校里的收入……这些琐事，都是我从大人们的嘴里听说的——姑姑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抱怨；婶婶打电话来跟妈妈列好战线；姑姑故意失踪去找老一辈的亲戚们哭闹……
后来，为了支持姑姑一家在市场里买块地，姑姑也分到钱了。在几位老叔、老伯的见证之下，分家的事就到一段落，但是彼此的瓜葛还在，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姑姑的不满。一家人也不如之前亲密无间了。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跟表弟表妹们分割了，仿佛他们不再是这个店铺的小孩。分家之后，每逢过年大家围坐在一起，也开始了应付式的对话，空气里总有一丝尴尬的气息，难以拉回以前的欢乐。
分家后，我们一家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家的住处跟学校离得近，也方便学习，爸爸就在附近的另一所学校当老师，我们只有到了饭点，才有空回店铺帮忙。
妈妈只好一个人撑起整个店铺——她必须考虑到客人关系的维护，一场宴席的成本支出等等。对此，妈妈在早晨五六点就开店，提前到菜市场买菜，提前加工好部分食材。每到中午，我总看到她疲惫地坐在门边的凳子上，眨着那布满血丝的双眼，不敢眯上一小会儿，听到客人的需求立马起身，为他们端饭、加菜。
高二暑假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店里忙着客人的外卖，临时加单量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突然，厨房里传来了哥哥紧急的叫声：妈妈的手指头被刀切伤了！我冲到了店铺门前，突然愣住了：妈妈站在那里，双眉紧紧皱起，牙齿微微咬合，嘴唇颤抖……哥哥和爸爸轮流上阵包扎，白色的纸巾扯散了一地。血从手指头里涌出，溅满了一地。
但随后我走开了。
“快来帮忙啊！”哥哥责问道。
“我怕血，我不敢看……”我忍住眼里的泪水。
是的，我不敢看，但我不敢看的不是那鲜红的血，我不敢看的是妈妈。我独自一个人回到店里坐着，身体重重地坠入了一个鲜红的“海底”——我晕倒了。他们认为是晕血，而我却无法向他们叙述出我不是晕血，而是被那个“流血的画面”所淹没。大家拼命地按压着我的人中，把我从“海水里”救了上来。
在“呛”出“海面”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妈妈站在店铺门口止血的背影。妈妈的形象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里这么深地烙印过。
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住在离店铺两三公里的巷子里头。每当天还没亮，妈妈就起床了，梳理好头发，骑着单车到店里上班。我常常是听着那开门声醒过来，因为她总会喊我几句，叫我记得起来吃早餐，读课文，还给我准备了当天的衣服。而每到晚上，当我做完作业，爬上床睡觉的时候，妈妈才从店里回来，那时，我老盯着床边的时钟看，九点，十点，十一点……店铺的工作时长不定，她回来的时间也不定，有时候忙到十一点也是常态，可我的心里总会跟提了件什么事一样，怕她在回家的路上不安全，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我也难免会对她抱有怨气。我不喜欢在下雨天，别的小朋友都被妈妈接走，我却只能强忍着眼泪蹭着别人的伞走回家。我不喜欢吃晚饭时，妈妈还在给客人做菜，虽然嘴上嘀咕着“马上就好了”的安慰，但她还是要等到客人都散了才有空吃饭。我不喜欢她没有自己的时间好好地享受生活，例如饭后散散步，逛逛街都是奢望。我心疼她，但他们的劳作却已经成了一种惯性。
一直以来，不只是妈妈，家族里的其他人，都是如此般忙碌着，甚至不敢多给自己放一两天假，比如姑姑家大年初一的下午就开始做买卖了，前后合起来也就放了半天假。这常常令我不得其解。而他们给出来的答案似乎只是：为了钱。但我宁愿穷一点，也不喜欢妈妈这么忙。
除了因为停不下来而习惯性地忙碌，他们的思想也因此传统而守旧。不变换价格、不变化款式，不变换店铺的装饰，赚着微薄的利润。就像店铺的装饰一样，十年不变，无法吸引新顾客。
2012年，看着别人的烟草生意做得好，我们家也跟着搞了个卖烟许可证，在店前挂起了卖烟的挂牌，只占一平方米左右的空间，烟多是卖给了前来吃饭的工人们。
出乎意料的是，今年年初，妈妈打来的一通电话，说把店铺换成烟店：“当地烟局说咱们摆烟不能跟做饭店凑一起，要是开烟店，就得把四面八方的墙都摆满烟盒，要不然就不给我们卖了……”
“妈，那你们要饭店还是要烟店呀？”我问。
“开了这么多年，不开饭店了可惜，老顾客来找就找不着了。哎！我现在也干不动啦，一有生意，就会做得很累。虽然卖烟的行情也一般般，你舅舅他们也都劝我别开饭店了，你觉得呢？”
我回想起那个店面，一直以来虽然挺讨厌它，那一刻却有一丝不舍。但仅仅只是一瞬间。
从小到大，我一直就期待着不开店铺的这天到来——当我从幼儿园的校车上下来时，我就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那个店面不是我的家；当妈妈的手指受伤时，我的内心就在强烈呼吁：不要再开饭店了！没想到实现这个愿望，用了二十多年。
最后妈妈决定卖烟，不再开店铺了。店铺关闭之前，我本想回去看看，起码拍拍照片，留作家族纪念，毕竟店铺承载着这一家人多年来的生活和情感。但后来由于疫情，我终究没有回去。装修那会爸爸偶尔发来图片，我来回翻看着，在杂乱的装修背景之下，锅碗瓢盆还没被收走，一箱箱香烟已经挤满了一地。
如今，我跟妈妈打电话，总会开玩笑地问“最近你的生意如何”之类的话。当然生意肯定是没有以前热闹了，但妈妈可以守着小生意，不算差，爸爸在上班之余，也不用再兼顾着店铺了。
其实妈妈曾跟我说过，谁会喜欢饭店这工作呢？可店铺这间店面这么好，是家里流传下来的，咱们有这个机会开店，就要开着。有了收入，就有了底气。瞧瞧别人，去工厂里做工也只是做工，我们比别人幸运多了。大家都是为了下一代，为了一个家。
这几年来，三个家庭的感情也有着逐渐好转的迹象——哥哥结婚那会儿，爸爸冲着喜气，去看了姑姑的新楼房，哥哥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爸爸去姑姑家，也是他第一次看到姑姑那么开心……三家头都盖起了新楼房，我们也逐渐成长，每逢过年围坐在一起，总算是和和睦睦的大家族。
5月，我回了一趟家。我依旧记得我重新踏进新店面的一刻。我对它抱有一种陌生感——墙面洁白，地板光亮。那三十余年石砌炉灶被铲除了，换来的是两排长长的透明烟架，它们按着灶面的位置摆放着，起到了屏风的作用，把屋子分成了两截，后厨已经移在屋子后方。
我坐在那崭新的烟柜前，碰到了许多来店里买烟的新鲜面孔，他们一来，只要指定某一只烟，我从货架上一拿，直接递给客人，就完成了交易。想想以前，客人一来，就是从洗菜到炒菜再到洗碗的全部过程。
一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店里，可一进门，却看到了桌子上摆满了一排排饭盒。
“妈，这给谁的？”我问。
“后山边上的外卖，他们打电话来了，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老顾客主动联系我们，还能不接吗？”
说完，妈妈拿起烟架旁的红色菜篮子，熟练地戴上了安全帽，拿起一串钥匙走向电动车，出门买菜去了。出门前，她还不忘叮嘱我：“我给你买鸡腿吃！你帮我看看店哈，烟不懂卖，价格就在那里。还有大锅里的饭，5分钟后转小火。”
作者后记
这是我曾经最不敢写的故事，也是我现在最想写的故事。从小，总觉得有点自卑。直到长大后，走出家乡，接触更多的人和事，我才知道，也许“店铺”所代表的，就是我的童年，我的故乡，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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