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纽约，我和男友为了是否买枪而争吵｜三明治

文｜陈猫猫

编辑｜妍

“周末要去买把枪了”,说话间陶哥还盯着电视。Youtube里华语新闻正报导，美国和加拿大好多超市里出现物资匮乏。然则如此，我对哄抢担心可以理解，但对买枪感到费解。问他为什么，“现在纽约还没有封城，已经出现物资紧张了。一旦封城，物资匮乏，很容易出现打砸抢和骚乱。买枪，当然是为了防身”，他回答。

陶哥买枪的念头其实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三月初西海岸疫情乍现时，加州的小姑父便去把枪买回了家，还是一把来福。陶哥甚觉有理，我则甚觉好笑，说他们“草木皆兵”。于我而言，从 2 位数的感染人数到买枪防身，实在是一个过于遥远的推论；可陶哥却觉得是为将来某种必然性的未雨绸缪。那次说得不欢而散，陶哥并没有时间去练枪买枪，我以为这事儿就过了。

陶哥是外科医生，自诩行事惯于想好每个步骤。国内爆发疫情时，他预见到病毒会蔓延到美国。大疫之后常有大难，武汉封城是举城警力保护，美国哪儿有这个？于是，科学家们联想的下一个画面便是骚乱暴动打砸抢，普通人当然需要一把枪来自保——这逻辑在陶哥心里没毛病。

就好像，拿液压枪的手分分钟能操起AK47一样。

“现在纽约不过韦斯特切斯特发生了几起，你就要买枪，有点杯弓蛇影。”虽然上次我理解了他的思维过程，但买枪的结论于我依然很牵强。纽约是宇宙的中心，如果纽约发生骚乱，则世界金融市场崩溃——因此，美国一定会保纽约不垮，骚乱的大前提并不存在。何况，陶哥虽然是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外科医生，但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真的能开枪吗？开枪以后的后果能承担吗？科学家量化过自己抵御法律风险和道德拷问的能力吗？

这天是3月7号。关于暴力、安全和道德的话题尚是我心中翻腾的 debate，我以为买枪只是陶哥脑海中二闪而过的插曲。那时的我，没有预想到纽约的疫情会发展成之后的地步，也没有想到会有弗洛伊德的惨案，以及随之而来全国各地的示威和骚乱。那时，我和陶哥一个住皇后区，一个住布朗克斯，只有周末才能在一起。我当然没有想到我有机会跟陶哥和他的儿子小桃在一起住大半年，没想到这倾城的灾难会成就我们的小情爱。

那时的我，有盲目的乐观，3月4号还跟朋友一起去中城看了《燃烧女子的画像》。三月的纽约乃至美国都没有几个口罩，全球大多数产品都在中国，CDC指导说保持安全距离不用戴口罩。说是保持距离，地铁里依然人挨着人，散发着城市各个角落带来的味道。头几例感染者就是在地铁上接触到的病毒，可纽约尚无对公交或者人群的指导措施。旁边乘客身上的味道飘过来，即使是乐观的我，心里也有丝丝隐忧，庆幸自己戴着手套，即使抓着扶手也不害怕。

电影院和甜品店人都少了。吃东西时，我把洗手液拿出来让大家都消毒。两个朋友都羡慕我还有免洗消毒液——这是春节国内爆发疫情时陶哥买的，因为消毒是抗疫的关键。朋友坐在窗边，愁容印在窗玻璃上，玻璃背后是灯火阑珊的56街。

他俩都发愁买不到口罩，问我陶哥有没有途径。其实陶哥的医院已经物资紧缺了，但她嘱咐过我不可外传以免引起公众恐慌。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依然鲜有戴口罩者，我没想到半年后我们的生活会离不开它。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封城前最后一次看电影，下次就要到9 月14号看《天能》了。我更不知道，那天最重要的不是看电影，而是回家以后陶哥的电话。

陶哥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要起床，然后做手术一整天，到晚上6点左右才能到家，所以他常常 11点前就睡了。4号到家时，陶哥竟然还打电话，我极为意外。接通Facetime，却也不是什么大事，陶哥问我周末安排，神色颇为踌躇。

因为陶哥在布朗克斯，离爆发疫情的韦斯特切斯特很近，我以为他担心我害怕，于是调笑道：“这不是该问医生的问题吗？你觉得我过来安全吗？” 谁知我完全猜错了方向，他不是“问”我去不去，而是劝我不要去：“你也知道有风险，所以我希望你考虑清楚。我在想，如果我们感染了，最好各自隔离。如果你感染了，我不能被传染，因为我是医生，不能生病。而我是高危人群，一旦爆发，我肯定会接触患者，我也不希望感染你。”

初听这话如一记闷棍，把我给气得半死。我和陶哥恋爱几年，跟小桃也朋友似的，我一直觉得彼此家人待之，而今大疫当前，他想的不是彼此守护，竟是各自安好？我顿时有点怀疑人生——几年恋爱谈成这样？

“所以你是打算大难临头各自飞吗？”我冷笑着问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为一个现实做准备。如果疫情爆发，我得上一线，我不能要求你跟我在一起”，说话间，陶哥理性的大脸几乎溢出屏幕，让我更生气。

我正想说“原来你理性的思考就是不管不顾我吗？“ 可话要出口时，陶哥那句“我不是这个意思”让我停了下来。我瞪着他，大脑飞快检阅了一遍他说的每个字，发现重点是他得“上一线”和他“不能要求我”，于是问他：“先不说生病的可能性，我就问你是想跟我共度时艰，还是觉得各回各家更好？”

“当然是共度时艰，但是我不能这样要求你。”

“那为了共度时艰，我们是不是彼此支持更好？”

陶哥想了想，说“是”。

要在回想中，我才意识到我忍的那一嘴和陶哥那句“是”把我们从男女朋友变成了生死之交。

决定了要“共度时艰”，我就在学校改成远程教学的时候搬到陶哥家了。学校封校确实略微令人不安，但我心中却一阵窃喜，感觉像提前的周末，让我得以跟陶哥团聚。去布朗克斯那日天气极佳，地铁过东河时看到河面的波光和往来的行船，岸边一片新绿，阳光也是暖暖地发黄，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初春景象。我那天穿着轻便的外套，背一只书包，以为网课可能最多就上到4月，连春服也一件未带。

这天是3月12号，地铁上的人已没3月4号那么多了。我戴着口罩和护目镜，还用帽子把头发也包了起来。然则如此，同车的乘客中，只有亚洲人才戴着口罩。头几日新闻说中城一位华裔妇女因为戴口罩被袭击。全副武装出门时，我其实更怕被人骚扰，看到没有乘客侧目而视，才让我稍稍安心。

往常，去陶哥家坐地铁的1个半小时我都在车上批改作业。学校改成网课后要求暂时减少作业量，给学生心理和生活的适应期。没有作业可批，我就用这个时间替陶哥起草了一封给小桃校长的信，要求学校尽快转移到网上。

我的学校改网课，小桃却还天天挤地铁上学，实在令人焦虑。小桃跟纽约所有亚裔好学生一样，在纽约最好的公立学校斯戴文森上学。这所超过3000学生的学校在哈德逊河畔，毗邻世贸遗址、高盛和华尔街，可学生大多来自皇后区、斯坦顿岛或者布鲁克林的工薪家庭。他们每天通勤时间都不会少于1小时，是流动的传染源和感染源。

听小桃说，老师们都不想去学校了，因为在公交车中太易感染。然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戴口罩的依然不多。最糟的是，斯戴文森必须听命于学区调度，不能像私立学校自行停课。可市长白思豪畏首畏尾迟迟不肯下令封城。我于是建议陶哥给斯戴文森校长写信督促停课。

陶哥对找校长的想法颇犹豫，因为华人家长群没一个提出过这个办法，陶哥怕擅自出头让孩子在学校立场尴尬，也不确定是否能有效。我懒得费唇舌去说服他，于是自己写起了信，因为我知道，这是美国的游戏规则。斯戴文森的校长或许不能决定是否停课，但作为纽约最大最好公立学校的管理者，他得听家长的意见，而他对学区的建议也必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邮件很简短，只是我有理有力列举了私立学校的先例和转为网课的紧迫性。陶哥一看就被点燃了，不仅把这封信发给了校长还发给了学区的学监，又跑到几个家长群里分享，鼓励大家一起向学校施压。一些家长和我们想法一样，但有位群主似乎以前在国内当领导，极有威严，见陶哥搞“串联”，气势汹汹地要求他证明自己的医生和家长身份，还要出示“通勤上学有感染的危险”的证据，不然就要把他踢出家长群。这群主的“官威”把第一次在美国搞群众运动的陶哥气得半死。

一日后，校长亲自给陶哥打电话，向他请教当前风险和防疫办法，也向他解释了学校的立场。学校当然想停课，但是斯戴文森有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的家里可能根本没有一张可以学习的书桌，没有可以上网课的网络，没有午饭，甚至没有人看顾。这就是市政府不敢停课的原因。然而，这些善后，难道不正是市政府该解决的问题吗？

总之，又两日，纽约的公立学校决定停课布置，转为网课。我们的信不一定起了作用，也不一定没有起作用。可小桃不用为了上学把自己暴露在外，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学校是3月15日停课，可市长左右摇摆到3月 18日才决定20号开始纽约“暂避”。“白思豪这个蠢货！迟迟不下令封城，搞得扩散了才知道厉害！” 等待“封城令”的每一天，我和陶哥一看晚间新闻就开骂，满腹恨铁不成钢。纽约的市长确实不行，摆明是担心封城停产会影响纽约的经济，心怀侥幸。他也没有魄力来解决低层人民抗疫的物资和资金问题，因而迟迟不让学生停课。武汉的拖延不面对现实，在纽约又一次上演。官僚的自私和无担当真是天下一般。1 月的时候恨自己不能与国内的亲人同在，可是，当下我们就在场，不能再眼睁睁看着纽约变成武汉，我想，要怎么才能与这里的人民共进退？

“你何不像给校长写信那样，给市议员写信？”陶哥说。

“写什么？”

“白思豪畏首畏尾，但市议会应该讨论！那议员要有提案嘛。你可以把国内比较好的稳定生活和物价的政策调查一下，发给市议员，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个启发。”

隔着饭桌，陶哥的脸在一群残羹和空盘上面闪现出“理性”的光芒和酒足饭饱的满足，但他说的话很有道理。

2月的伤心和泪水有很多无力感与痛惜。这次我在现场，正可以发挥力量帮到别人，也一起守护我们居住的城市。我能做的是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惊魂未定的纽约人。陶哥的话点燃了我，立马在朋友圈发了帖子，请大家介绍自己知道的好经验。

隔离在西安的灵灵是第一个响应的人。她是比我资深的纽约客，当时休假回国。隔离在酒店无事可做的她愉快地与我共同完成了这个计划。我们各自采访学习了祖国各地朋友们发来的社区管理办法，政府抗疫措施，还有普通人的心得感受。

比如说，对家庭主妇来说，保障家里老人的衣食住行就很重要，放到纽约的现实，就是那些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障。我们提出由社区服务中心与社区老年人接触，了解所需。湖北的朋友则提到了物资保障的问题。因为一旦封城就面临物资可能短缺的问题，所以政府应该提早出面保证各大大型超市的采购和物流渠道畅通。

其实，最难的是如何调查了解家庭和个人的所需，因为国内能靠居委会网格化管理完成，很明显在美国不可能有人力和制度能深入到各户。所以我们想到了可以接触领免费午餐的家庭，也可以从社区中心开始。

国内亲友团的亲身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对策。我们接力一个晚上一个白天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出来，3月16号我一封一封发给了纽约将近50多个市议员。陆陆续续收到了 5、6 个市议员的回信，感谢我们并且表示会学习和利用。

我也跟全校的老师分享了这封信，一是介绍自救互助办法；第二，我也想向所有的美国同事表示，我，一个还拿着工作签证的中国人，和每一个本地人一样，关心我们居住的城市，在为我们的社区尽力。这封信在学校收到了更热烈的回应，一向健忘极少回邮件的教务主任竟然是第一个回复，称赞说我们的信是“很棒的社区服务，也是很有用的信息”，温柔的犹太同事说“与我们共同祈祷新冠尽快消失”。无论美国还是外国同事都发来邮件说谢谢和珍重，寥寥数语，可今天读来依然能回想起封城时传递给我的温暖。

团结和关心可能就是这次大疫教给全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一课。这次分享，让我觉得我真切地融入了这个集体。“国际教学”的主任后来邀请我和灵灵做了一个在线 talk，跟全校老师和同学分享我们的“中国经验”。这就是我这海外华侨的爱国抗疫行动。

三月底可称得上“一日长于百年”，日日都有巨变。15号学校停课企业停工，18号全市暂避。“暂避”是“宵禁”和“封城”的委婉说法，全市所有行业被按下暂停键，近 900 万人口被劝导留在家中避免病毒的感染和传播——但医生和警察除外。

陶哥本是“除外”的那部分人。他的医院被列为收治新冠病人的机构，陶哥又紧张又期待，担心那致命的病毒，又期待去领受医生的使命。就在他天天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突然收到通知——他的工作也暂停了，科室要改建为新冠病房，外科医生从3月20号开始强制休假一周。陶哥气得跳脚，大骂管理层昏庸——“最需要人的时候怎么放假了呢？”

我实在不能感同身受他的愤怒，反而窃喜了起来。

陶哥和我“谈”了很久恋爱，但我们没“生活”过。他每天 12 个小时以上在医院，周末共度的时间常常是吃喝玩乐或者游山玩水，我始终都觉得不接地气，就连我和小桃生活的时间都比和他长。陶哥被强制按下暂停键，让我们第一次“共同生活”。

从恋爱进入同居，最大的改变是对沉默的习惯。谈恋爱的时间有限，总有说不完的话，台湾大选，武汉吹哨，宇宙黑洞，宗教哲学。好几次都是睡前去厨房倒水想起什么来，两人就站在厨房里，又一阵猛聊。但住一起就不同了，每天24小时在一起，得习惯无言的共处。阳光好的时候，我拿个垫子躺在露台上晒太阳，陶哥在一边莳弄花草，空气里都是暖暖的阳光味道，新鲜的青草味道，没有甜言蜜语，心里也觉得十分甜美。再往后，跑完步并肩在海滩走很长的路，陶哥会忍不住用汗津津的手握起我的手，然后又自我嫌弃地松开。我一路被海风吹得无言，心里还是会老鹿蹒跚。

24小时共处的一个挑战则是对彼此时间与空间的尊重。陶哥像猫，若人黏上去，他就会走开，须得让他独处舒服了自己凑上来，这时候，呼噜毛也好，摸肚皮也好，握爪爪也都好了。所幸我是天天得上网课的人，每天一起床就钻到地下室去当“主播”，要下午才能钻出来，对陶哥来说是稀缺资源。这样，我们养成了同做家务的默契。以前常常是我做家务，隔离在家以来，陶哥逐渐开始和我一起做，后来又习惯了分工，陶哥做早饭，我做咖啡；我做午饭，陶哥收拾；陶哥做晚饭，我打杂。每一天都被家务和工作包围，但也正是人间烟火无意间维持了我们在这非常时刻的“正常”。

就是在一种乐观与紧张交织的情绪中，我们度过了三月最后的十天。那时，春光已经很美了，杏花梨花桃花和樱花次第盛开，如果不是因为封城，人们会像往年一样涌向各个海滩、山坡，但是今年只有春花寂寞地开放。我们常常像地球的叛徒，在荒凉的街上开车，穿过空空荡荡的高速路，来到只有我们的森林或者公园，在确定四周没有人类踪迹时，甚至兴高采烈地摘下口罩。小鹿、小兔和小松鼠逐渐占领了每片树林和草地，斑鸠，加拿大鹅和海鸥也更自如地在露台和后院大行其道。春天如此盛大地来临，但人类和这一切毫无关系。城里每日有成千上百地人感染，也有许多人从此变成统计的数据。可我无法不去欣赏甚至热爱这灿烂的春光，也偷偷为自己的轻松和欢愉感到羞耻。不过，这矛盾的心情很快就会被克服，因为陶哥在4月8号进入新冠病房。

陶哥是外科医生，是最后一波进驻 ICU 的医生。不是每个医生都可以管理 ICU：首先，呼吸机的操作极其复杂，医生的责任是把所有参数都调整到最适合病人的状态，才能真正让机器帮助病人的生存。其次，呼吸机的接入对人体本就有干扰，何况很多病人有基础性疾病，因而需要管理的医生不仅熟悉机器操作还要懂得急救，所以能胜任的医生并不多。总之，终于轮到陶哥去拯救世界了，他又兴奋又紧张。

其实陶哥进驻时，医院依然只能一天供一个口罩，防护服很不能防护，护目镜更是没有。好在休假的那一周他就开始“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托国内朋友寄了 N95 口罩和护目镜。若非陶哥昔日同窗都官至各大医院主任位置，通过药商关系弄来物资，然后用最贵的快递寄到美国，可能陶哥进 ICU 那天，也只能“裸奔”。美国也有很多医疗器械公司为医护人员专供装备——当时全球物流受限，国内的防护服最终是5月才寄来，所幸陶哥在网上买的防护服及时到了。

装备到位后，陶哥还需考虑如何保护我们。曼哈顿很多酒店为医护人员提供免费住宿，但他不舍我们，我们也不愿他外宿，所以陶哥设计了一套同一屋檐下的隔离流程，我们仨还专门演习了一把：

1.回家直奔地下车库，把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放在那里通风消毒，在此期间我们谁都不能和他打照面；

2.然后陶哥去自己卧室洗澡换衣服，变成一个新人以后才能和我们出现在同一个空间；

3.异室处之，分桌食之，陶哥永远戴口罩。

演习时我和小桃都觉得好笑，但为了满足他，打打闹闹地配合了一把。看着吊儿郎当的我们，陶哥语重心长地强调，不可以摸他的东西，不可以进他的房间，还有，节约食物，每顿只能吃两个菜——以防食物短缺。我和小桃又大呼小叫开始嘲笑他抠门儿。4月7号，一切都好像还远，也或许是我没有面对现实。

所以4月8号的第一个晚班好像是突如其来。他吃完晚饭，带着我给他准备的蔬菜盒子，就出发了。一手提着防护服护目镜面罩和换洗衣物，一手提着宵夜蔬菜和热咖啡，陶哥的背影颇有决绝之态，我还嬉皮笑脸站在门口唱《常回家看看》。暮色中，陶哥的车绝尘而去。我关上门回到厨房，觉得家里好空。小桃在楼上和朋友联机游戏，厮杀正酣——犹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真好。

陶哥是连上3个12小时的晚班，然后休息4 天，再连上4个12个小时的白班。4月9号早上我 6:50起床给陶哥熬稀饭，又给他炒了两个下饭的蔬菜，8点20，下班去河边跑了步的陶哥回家了。他洗完澡戴着口罩端着饭菜就往会客厅他的临时餐桌上奔去，还叮嘱我不许跟着。我远远地站在外面看着他喝稀饭，一脸倦容。

这样严格的隔离政策执行了大概十天，三人还活蹦乱跳，我和陶哥觉得应该没感染，开始敢一起坐在露台隔着两米晒太阳了。尔后，渐渐地，胆儿越来越肥，终有一天，拥抱在一起，戴着口罩接了十多天以来的第一个吻。

陶哥在新冠病房工作到五月中旬，纽约的疫情进入平台期，新增病人逐渐减少，出院病人逐渐增多，陶哥部门的ICU于是撤离了。那时，陶哥的医院也是管理得最好的医院之一。物资紧张的第一个月，医院迅速组建了领导团队，安排调度，配置资源。正是因为医院很早就开始进行海外采购，才做到了每个医护人员每天都有一个口罩。每个医护人员都竭尽全力地救治了病人，最大困难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据陶哥所见，上了呼吸机尔后又痊愈的大概只有3成。很残酷的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有糖尿病或肺部的基础性疾病的病人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死神好像真的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家属没能见到亲人最后一面。虽然陶哥是除了手术别的都不想做的外科医生，那段时间也花了很多工夫来帮家属进医院作最后告别。这个程序繁琐耗时，可他觉得那是为病人尽的最后一份力。

和医生一样，街上的警察也拼着命在挽救这个世界。每天街上都有很多警察巡逻，有的有口罩，有的甚至没有。正是这些普通人在维持这城市的运作，纽约人每天晚上 7 点一起为他们鼓掌致谢。可是5月25号，乔治弗洛伊德的命案，又把风雨飘摇的美国社会推向更深不可测的风浪之中。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5月25号早上9:30，在明尼阿波利斯，乔治弗洛伊德，一个46岁的壮年男子，在警察执法中休克而亡。他临终前的痛苦呼喊，“妈妈，妈妈，我喘不过气来”或许又将成为种族不平等的一桩惨案而进入历史为人们永远铭记。这个故事其实远非种族问题这么简单，但美国此刻处于更为复杂的历史时刻，各路人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它简化为种族不平等，所以愤怒的人们只能走上街头向那看不见的对象抗议“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陶哥一直担心的大规模骚乱，没有在疫情高峰时发生，没有在物资短缺时发生，却因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在美国各地爆发。在曼哈顿，最初的和平示威被别有用心的人挑唆演化为暴力冲突，愤怒的人群没有泄愤的对象，选择打砸“中国城”那些小商店、小饭馆，欺侮跟他们一样艰难生活的人。在西雅图，示威的人们占领了议会山附近的一个小区，宣布成立“自治区”，警察甚至动用了催泪瓦斯。虽然弗洛伊德的死是压死骆驼的稻草，但上街的人并非只为种族压迫。那是同样无产无业的草根，有同样的愤怒、压力和绝望。疫情把经济生产逼停以后，大资本家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有底层劳动者面临失去一切。经济的压力，封城的压抑，生存的艰辛，和最重要的：经济、阶级、种族的不平等，把人们逼上了街头。然而，应当被他们拷问的人都遁形了，于是，怒火只荼毒那些无处可逃的人。

示威到处在进行，游行的队伍颇有出城之势，可电视里竟然开始讨论“缩减警察开支”！陶哥彻底愤怒了：“黑人是人，警察也是人，医生也是人。我们费好大劲来救人，他们这么聚众闹事，如果又感染一堆人，怎么办？”是的，如果没有警察维持秩序，物资和公共安全就没有保障。可是美国的政治家现在只顾着作秀，纽约的市长要整肃警察队伍，而国会的议长则向公众下跪？义愤填膺太容易，下跪也太容易，可只是下跪不能解决矛盾。

骂娘也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买把枪了”，陶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万一他们走到咱们的小区来了怎么办？那些人完全疯了。”

“咱们这里离城里还很远，他们走不到这里来。而且，以暴制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街上的暴力事件也让我不安，可我从内心深处不同意暴力的办法。

“还谈什么以暴制暴？活着是最重要的！”陶哥一副崩溃了的样子，好像我说了什么荒唐的话。

“第一，普通人真的不一定能开枪；第二，开枪以后你不一定能承受夺人性命的后果...” “我怎么不能承受。如果有人要威胁我的生命，我一定可以先发制人！”陶哥似乎觉得被小看了，愤怒地打断我。

“好，开枪以后繁琐的法律程序去证明你的清白。从时间和经济上，也很容易把人拖垮；而你还有小桃。”我尽力让自己不要生气。这不是吵架，这是讨论。如果他情绪上去了，我得有理性。

“第一，我是正当防卫；第二，如果我有枪，对方没有，我在开枪前就可以威慑坏人。”陶哥依然不服。

“如果是为威慑，在买枪这步前，我们还有很多办法，比如提高家里的安全防卫系统。”跟很多美国家庭一样，陶哥的房子装了叫“ADT”的安保系统，跟安保公司联网，要是有人破门或者破窗而入，系统会自动报警。

明显，这个理智的办法在陶哥脑海里产生了回响，他不再和我话赶话，沉默思考了起来。“这个报警系统确实要升级...但是，等他们进来才报警都晚了....不行，我得装几个摄像头。”

“我是觉得，在买枪以前，还有很多办法可以保护自己，” 看着陶哥消停了一点，我也变成了温和鼓励的语气。

“不，我还是要买把枪。”

警察的暴力执法导致无辜市民惨死，抗议警察暴力的示威演化为暴力活动，对暴力活动的恐惧让陶哥这样的普通人决定要用暴力来对抗。人性就此被无下限地拖进了深渊中。所幸，本地的枪店早就关门了，新泽西的倒是在营业，可是根据法律，他不能把枪放在车里开车回家。折腾了半天，陶哥有点泄气，开始上亚马逊买摄像头了。这倒很顺利，我们家现在前门后门装了六个摄像头。我隐隐觉得陶哥的买枪未遂也是一个隐喻，它预示暴力不解决问题。

尾声

陶哥的小区依然风平浪静，我们的摄像头没有捕获任何不法行为，只有朝街面那个，很好地警示了没有公德心的人，从此后再也没有狗便便出现在外面的人行道。陶哥时不时还要喊两嗓子去买枪，可也尚未成行。背着陶哥，我跟小桃聊了枪的问题，小桃说他也反对以暴制暴，但如果爸爸有把枪，他会觉得很安全。有了小桃这一票，陶哥赢了。我的心情很复杂，觉得要实行民主服从多数。要是他最终真去买枪，我或许不会阻拦。也或许，他不会真的去买。

入夏以后，示威逐渐平息，病毒也逐渐退散，纽约开始进入四步走的重启阶段。餐厅，公共交通逐渐恢复营业，然后是商店，医院，学校，现在健身房也要慢慢开放了。小桃依然打死都不肯出门，只有我和陶哥每天到河边跑步看夕阳，然后回家一起做晚饭。

有一天在河边，我们看到翻滚的雨云从曼哈顿倾城而来，如同空中汹涌的海浪，排山倒海袭向人类世界。我们俩被那景象迷住了，坐在长椅上看它奔腾的姿态。风越刮越大，一朵朵硕大的乌云像趴在河的对岸，“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像俩个傻子一样，学着仅会的那句高尔基，笑成一团，又开始唱“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像是对风雨示威，也像两个循规蹈矩几十年的人聊发少年狂。对岸的乌云笑我们不自量，轻而易举地过了河。风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雨打在脸上都睁不开眼，我们连喘带笑跑了一英里才回到车上。雨滴像石头一样砸在车顶咚咚作响，我们俩看着扑向挡风玻璃的风和雨，莫名生出一种“落魄江湖载酒行”的豪迈感。10分钟后到家时，小区里竟然霞光蔚然，还有彩虹。小桃打开门，看着无云的蓝天和湿透的我们俩，哈哈大笑：“fool！”

我们也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