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两个女人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 | 三明治

文｜张可心

编辑｜二维酱

我坐在奶奶身旁，我们俩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四五点钟的阳光渐渐退去燥热。我们就那样坐着，不知道是我陪她，还是她在陪我。眼前是满院子的豆荚棵，等待被摘下的绿豆荚，密密麻麻地和叶子混杂在一起。

奶奶年迈，坐着的时间越来越多，话越来越少，我看着她一点点老去，安静迟缓，无欲无求。家里人不知道都出去干嘛了，大姐二姐还有弟弟都不在。印象里的童年是父母不在场的童年。弟弟去了哪里？他是个比我更小的小孩，照理说，也应该被留在家里，安排点活，做不做都没关系，只要在家，没有跑丢就行。眼下却是，我和奶奶静静相依，彼此陪伴又默默无语。

这是鲁西北大平原无数个村落中的一个，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我们家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幼年时的清贫生活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不知道是因为年代太久远，我选择遗忘；还是一个孩子对四五岁之前的记忆不深。

农村很快实行土地责任承包制，它像一架卯足力气的马车，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让以耕种为主的农民的日子迅速热闹起来。人们干活的热情高涨，顾不上汗水和疲惫，只为把自己的耕地拾掇好；孩子们也被发动起来，打点零手，做些家务，抽空再在野外疯一下，内心欢乐无比。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小孩，没人带着玩时，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奶奶也很少出门，妈妈用我们那儿的俚语说她：大门不出二门不到。

我想起来我和奶奶是要做事的，妈妈让我们摘豆角，绿豆荚还没成熟就随着豆秧拔回家，晒熟再被摘下。记忆中我们家有做不完的事，干不完的活。我摘一把豆荚，停下，抬头看看天，再看看摊在地上的一片绿豆秧，好多啊，赶紧再摘一把，然后看看奶奶，她还是那样坐着。我想她已经老了，不应该再分担家里的活计，所以想坐多久就坐久吧。不坐着，她又能干什么？去趟厕所都要耗掉她大半天的力气和工夫，叫人帮忙搀着，还得开口求助，面子已经是老人仅存的尊严，这惟一的仰仗是很多老年人拼命坚守的。

如果时光倒流半个世纪，爷爷刚刚病逝，奶奶成为一家之主。她的五个孩子，就剩最小的闺女待嫁。大儿子成家多年，已经自立门户；小儿子新婚不久，眼看着要抱上孙子。我妈妈就是那个即将临盆的小儿子媳妇，可惜生的不是男孩，是我的大姐。

半个世纪前的奶奶，有着触摸不到却绝对能感受到的家长权力，大到修屋盖房，儿女婚嫁；小到几点吃饭，吃什么，大家干什么活，都是她说了算，

奶奶和妈妈，是我的两位女性至亲，奶奶个头不高，体态丰盈，妈妈身材高挑，中年开始走形。当我偶尔回想起奶奶，脑海里浮现的，是和她坐在一起的那些时光。说不上什么感受，只是无比的熨贴、踏实。妈妈说起奶奶，是另外一种情形。在奶奶当家作主的日子里，妈妈体会更多的是冷漠和不公平待遇。

许多年后，妈妈对捡麦穗的事依然耿耿于怀。

麦熟在夏天最热最热的时候，正午去地里干活会中暑，两三个小时下来皮肤会脱皮。所以人们中午休息，三四点起来再去地里干活。妈妈此时怀着大姐，走路左扭右摆，眼看就要生了。

麦收后的一个午后，太阳还叫嚣着，奶奶幽幽地对妈妈说：“小诚家（小诚是父亲小名），你去地里捡捡麦穗吧。”然后，又淡淡地补一句，“三女要打麦场去（三女是父亲的小妹妹）。”似乎是有意无意的解释。我的妈妈，刚嫁到爸爸家一年，年轻，没多少生活经验，行事处处看奶奶的脸色，奶奶说什么也不会分辨，只会默默地照做。

捡麦穗是小孩子都干得了的活，轻松不费力。可是妈妈腆着大肚子，妈妈说：“根本弯不下身子，太难受了，天又热……”妈妈不是娇气的人，后来爸爸去棉厂上班，一家人的地妈妈一人干，里里外外的大小事，也是妈妈自己张罗。妈妈的委屈，无声地埋在心底。她理应是被照顾的人，农村生活条件差，她不奢望什么，在她有限的认知里，能把她当成一个孕妇，或许就知足了。但是这件事让她失望，她的婆婆令人失望。

我尝试着去想象奶奶的霸道专横，很难。她从来都是一个慢声慢语、轻脚走路的老妇人。但是奶奶不苟言笑倒是真的。曾经作为一家之主的她，是否刻意如此，以为这样就可以树立威信；还是在她朴素的观念里，家长就该是这个样子，她的长辈就是这样冰冷对她——意志不可动摇——地位不可撼动。我宁愿相信是后者。我也相信，在安排妈妈去捡麦穗的时候，她的内心一定经过思考和挣扎，只是她不可以柔弱，不可以悲悯，更不能屈尊请求。她是一家之主，地里刚割的麦子，遗漏的麦穗自己不捡回家，别人会顺手解决。她必须有个安排。

也许是和奶奶之间长期积攒的不平等对话，让妈妈在往后的岁月，把种种的不快，转化成一遍遍的倾诉。

被妈妈常常提及的，除了奶奶的不体贴人，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名字的来历。这个故事在我们家都快讲烂了，妈妈不厌其烦地说，可能多多少少，有在为自己生女孩的事实开脱的意味，只是她自己觉察不出来罢了。

她说奶奶重男轻女。在我们那个地方，落后贫穷的小村庄，三十年前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家里不生个男孩出来，简直全家、全族都会觉得丢脸，别人看不起，自己抬不起头，邻里家有个是非口角，动起手来都觉得气势不如人。所以等到我，家里第三个孩子要出生时被寄予厚望。前面两个小姐姐没争气，我出来还是不争气。那天姥姥在，父亲有事去邻居家了。看到又是个女孩，奶奶扭头走了。姥姥跑去找父亲，见到父亲抱怨道：“又是个丫头片子。”父亲笑笑：“闺女又咋地？也挺好。”父亲温良，喜欢孩子，对女孩的事实坦然接受。等看到我这个新鲜的小毛头时，父亲忘了奶奶的介怀，激动地说：“就叫可心吧。闺女一样称心如意。”就这样，这个意味着期待和遗憾的名字，一直伴随我。

虽然奶奶不喜欢女孩，但在我对她有限的记忆里，她从没打骂过我和姐姐们，从没发过脾气。我对她毫无畏惧感。我想她可能和父亲一样，本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只不过岁月和身处的环境影响了她。出于天性，她喜欢孩子；出于一个大家长的责任，她期盼着早日抱上孙子，盼望着自家香火绵延的一天早日到来。

后来她终于抱上孙子，就是我的弟弟，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只是她越来越老，话越来越少，坐着的时间越来越多。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带不了孙子，小孙女就跟她厮混。

我有记忆的时候奶奶已经六十多岁，妈妈步入中年。岁月毫无征兆地索取奶奶的一切，也毫无征兆地赋予妈妈成熟的力量。成熟，意味着担负更大的责任和付出更多。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很长一段时期里，妈妈操劳家务非常辛苦。爸爸被棉厂招去上班，家里零花钱有了，可里里外外的活全留给妈妈。我家住老宅，奶奶理所当然跟着我们住。在一个农闲的初冬，老房子翻新成当时最流行的砖房，一大排北屋，宽敞明亮。我们从住了多年的西屋，带着奶奶一起搬进了新房子。这时的奶奶，拄上了拐棍，偶尔给我们做做饭，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妈妈天天像个陀螺，忙得都没有停下来的工夫，家里地里的事早就学会了自己安排，自己去做。

八十年代的家乡时兴种棉花，棉花生长周期长，种植麻烦，光摘棉花就要持续一两个月时间，更别提之前不同阶段的各种活计。农忙的时候，也是爸爸经常加班的时候，棉厂收购棉花、加工棉花，和农民的步调高度一致。不忙的时候，他中午和晚上准时回家，忙的时候，常常到夜里十一点多。九亩多棉花地，除了几个孩子能在放学后搭把手，家里只有妈妈一个壮年劳力，她像长在地里一样，起早贪黑，无比辛苦。

四个孩子，一个老人，加上没完没了的农活，让妈妈变得强硬，脾气也有些急躁。我们稍有顽劣的行为，她就吼起来。有次弟弟捣蛋，趁人不注意，把家里做饭的黄瓜、茄子和西葫芦全都切成乱七八糟的块块，说要做房子和家具，二姐看到，又气又急，妈妈快回家了，得赶紧想办法处理干净。正当我们在枣树下挖坑，打算掩埋证据的时候，妈妈回来了。她疲惫不堪，衣襟湿透，坐了几秒钟后，忽地站起来，对着弟弟的屁股“啪”的一声打下去。弟弟哇哇大哭。妈妈的气还没消：“让你糟蹋东西，中午吃什么！”她又想打，奶奶蹒跚出来，护住弟弟。“怎么能打孩子？他还小。你先去歇歇。”

那是我见过的惟一一次奶奶责备妈妈。大部分的时间里，她们没有交流，奶奶寡言，日渐衰老，妈妈忙碌，惦记田地的收成，又要算计一家的开销，对几个孩子，常常无暇顾及，或者眼里只有让我们干活这件事。奶奶平时最多的话是“嗯、嗯”，妈妈说的最多的是，“叫你奶奶来吃饭”，“给你奶奶开门”，“扶你奶奶一把”，“帮你奶奶把便盆拿出去”。

我十六岁离开村子，在二十公里外的高中读书寄宿，之后去到更远的地方读书、工作、定居。读高中第一次离家的时候，妈妈为我准备了崭新的床单。再见到妈妈的时候，我们喜悦，她给我做好吃的，做很多我爱吃的包子带上。那些时候，只有暖暖的幸福感包围着我，我似乎忘记了她急躁起来的模样。她好像回到年轻时代，温顺而内敛。惟一不同的一是，她跟爸爸一样，开始抽烟。

村里有一些中年妇女会抽烟，有个和妈妈年龄相仿的大娘，烟瘾就很大，经常烟不离手。这个本家大娘，个性泼辣，能说会道，她的丈夫叫张昌兴，是个性格温和，大部分时间沉默的中年男人。昌兴大爷也在棉厂上班，农闲的时候，两口子常来我家串门。昌兴大娘手夹香烟，会在兴致盎然的说话间隙，猛吸一口，或者缓缓轻呷，聊天的节奏随烟雾缭绕的变幻起伏。抽烟，好像赋予她更强的能量和社会地位，仿佛和男人有同样的爱好，就会同样强壮一样。妈妈是否也有这样的心理呢？

妈妈是怎样学会抽烟，而且烟瘾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呢？其实在我还没读高中的时候，她就抽了好几年了，不过那时候抽的少，多是在没人的时候。据她自己讲，奶奶晚年瘫痪在床，大小便需要人照顾，她每次擦完奶奶的身子，总要去厕所蹲半天才出来。后来她不再避讳我们，不再避讳邻里熟人，婚庆吊唁的红白喜事宴上，也会坦然地接过主人递上的香烟。

“我就是从照顾你奶奶那时候开始学上抽烟的……弄完她，鼻子里老是有那个味。抽根烟驱味。”

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可是心里怪怪的：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比如，比如吃点水果。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在我勤俭持家的父母眼里，水果，是节日的装点；是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我对妈妈刻薄了。在我内心深处，健康比她的嗜烟爱好更重要；在更深处，更深层次的浅意识里，我其实希望她是个婆媳关系和睦的妈妈，是个完美的妈妈。

我不愿在奶奶入土后的年月，妈妈还把自己的不良嗜好和奶奶扯上关系。

奶奶终究还是败给了岁月。

都说上了年纪的人最怕摔倒，摔一下很难再完全康复，好点的开始轮椅生涯，糟糕的，常年卧床不起，直至迎来人生终点。奶奶没有摔倒过，她的行动能力是一点点衰退的，有一天，她就下不了床，走不了路，她的腿脚变得不听使唤。

这当然不算完，躺在床上的她，依然在一步步衰老下去。先是不会走，接着是再也坐不起来。奶奶瘫痪了。

农闲的时候，妈妈在家照顾奶奶，爸爸下班，也会尽快回家。我和姐姐们在家时，也帮着照看奶奶。“奶奶，要喝水吗？”，我记得这是我对她说过的最多的话，行动不方便后，她为了减少小便次数，有次连着三天不喝水。我一直记得这事，每次见到她，总会忍不住要求她喝水。很快，爸爸的哥哥，也就是大爷大娘家也轮流照顾奶奶了。很快，奶奶变得不听话起来。

先是在大爷家住时，大娘气恼地告诉妈妈：奶奶竟然自己爬下床，要爬着去厕所！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为啥要这么做？大小方便的器物都给她准备好了，伸手就能够着。

妈妈要去地里干活了，爸爸下班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只能把奶奶一人留在家里。她把她安顿好，还扶她靠在床头，以便看到窗户，看到院子。奶奶的世界早已狭小到方寸，妈妈以为她是太闷才往外爬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午妈妈回家，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她：奶奶浑身污浊地躺在院子里——她要自己爬着去厕所。农村房间内没有卫生间，厕所都在院子里。疲惫的妈妈担心、不解，更多的是上火。她还要抓紧时间做饭，孩子们中午回家只有吃饭的工夫。现在这情形，真让人心力交瘁。她把她放在床单上，拖进屋，换好干净衣服，再费半天劲，把她推上床，之后命令道：不要再乱爬。

妈妈忽然明白了，让别人端个屎尿盆也会难堪。可是，要不怎么办？本来就是一家人。此时的妈妈，有着绝对的家庭权力，也担负着更大的责任。奶奶呢，失去自理能力的她看着自己的不体面，除了沉默，就是沉默。

奶奶的生命在枯萎，妈妈正拥有着整个生命过程中最多的选择权。

奶奶活到74岁，死于心力衰竭。

我读初二那年，奶奶走了。青春期的我，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同龄人身上。几乎半个月以来，医生天天光顾我家；家里的亲戚络绎不绝，爸爸、大爷和姑姑们，二十四小时守在病床前，直到奶奶咽下最后一口气。奶奶的身上盖了白布，看到她双脚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她永远离开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亡故，没有悲痛，只有无尽的惘然。妈妈和爸爸始终忙忙碌碌，好容易见上一面，打过招呼后他们又消失了。我看到他们的眼眶红红的，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从来没有过的严肃。

奶奶去世，一代人的帷幕落下，只是她对妈妈的影响好多年没消失。以后的很长岁月，说起奶奶，妈妈反复提到的是饿到心口发慌，奶奶还磨蹭着不说开饭；快要分娩，还让去捡麦穗；连生三个女孩，愈发难看的脸色。妈妈诉说的语气里，流露出委屈，暗含着一个婆婆对儿媳的权威和压制。我常常在想：奶奶和妈妈之间，是否一直暗流涌动。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那是两个女人的较量，妈妈成为一家之主，意味了奶奶时代的落幕。

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权力像一团迷雾，只能用心感受。奶奶个性温吞，内心冷漠又柔软；妈妈勤劳，性格直爽，面对奶奶时隐忍；面对自己的人生要强。奶奶和妈妈都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关系，是上个时代农村婆媳关系的写照。那些生活在我故乡的女人们，恪守孝道，恪守做人本分，她们本能地，又感性地活着。

黄昏降临，光线暗下来，我停止摘豆角的活，和奶奶进屋。她的大北屋是个安静的游乐场。她上炕，躺下，昏昏睡去，我轻轻散开她的发髻，一绺灰白、稀疏、柔软的头发。我轻轻地编着小辫，想着要不要再剪一点点，老年人留什么长头发，看她护得跟宝贝似的，要不再把她的长指甲剪点？不过要轻轻地，惊醒她，就玩不成了；上次剪成了锯齿状，嘻嘻，把她气得……我蹑手蹑脚去取剪刀，为即将实施的壮举兴奋不已。

“小心，摘了多少豆角？”妈妈突然出现在门口。

不知什么时候，家里人回来了。“嗯……嗯，半簸箕……”这是个不太令人满意的回答。我的声音一路低下去。奶奶醒了，抬头看了看妈妈冰冷的脸。我看到她的嘴唇蠕动了一下，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明天摘一簸箕！”妈妈丢下一句话走了。

“只知道天天干活，让小孩子干什么活。”奶奶憋回去的话，在幽暗的暮色中，在宁静的房间里，缓缓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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