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苏
三月末我第一次来位于乌鲁木齐中路上的37 House理发店。由于在这附近工作，下班后觉得头发长了，在地图搜“理发”，就近找到了37 House。看这家简单的黑色外墙和白色招牌，小而干净，不像反复劝人办会员卡的地方，就走了进去。
虽然是白天，37 House两边的黑白条旋转柱灯和蓝紫色点状灯刺眼地亮着，颇有些廉价的复古感，仿佛在大声招呼过路人：这里是理发店，来剪头发吗？
这家理发店的装潢以黑白为基调，价目表向外贴在门边，洗剪吹138元是555街区中规中矩的基础价。店里就老板阿强和他的妻子周周。周周负责接待客人坐下，洗头吹头收款，涂抹染发颜料，偶尔端茶送水。她洗头洗了二十年，黄棕色短发，说话响亮却秀气，手脚利索。
玻璃门左侧是待客沙发，灰色装饰墙上贴着五个理发工具的标本，其中一个标注为：牙剪（Dental scissors），搜于上海奉贤金汇镇，产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侧面是各种社区卫生标识，包括夫妻俩的“上海市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姓名、照片和身份证号清楚地写在纸上。一切都一目了然。阿强和周周有随时扫地的习惯，铺地瓷砖虽有旧痕，也在白织灯下微微反光，不见残留发丝。店内共五个理发位，两张洗头椅，一张黑色立柜摆放洗护用品。
我问老板娘周周，这里是不是附近居民来的多，她摇摇头。工作的人多，特别是附近华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护士常来洗头，医生做头发的多一点。来了一位年近六旬的女性，熟稔地和老板打招呼，说要染发。是华山医院的一位主任医生，定期染黑发。等着色的空当，她严肃地浏览着文件，又打电话，和属下商量项目的可行性。
这间小小的理发店每天要接二十几个客人，阿强会和来理发的年轻人聊天，偶尔被气得剪不下去，脸发红。四十岁的他不太理解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对最近流行的“躺平”感到莫名其妙。“年轻要奋斗啊，”他说，“不然干什么。”
阿强1981年出生，老家在安徽芜湖的乡下，“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家里穷，靠种田也难维持生计，十多岁就在家里帮忙，到河里钓鳝鱼，卖给鱼贩还钱。初中毕业后，他便不再读书，因为贪玩，整天忧心被父母揍。
成年后，阿强被父母送到马鞍山市的亲戚那里学习手艺，白天是金银饰品制作，晚上是缝纫。他记得住在那间铁路边的小木屋，夏天闷湿，整日待在里面起了满身的疹子，一夜一夜睡不着。火车轰隆隆路过，但有时太过劳累，他也能伴着车声安眠。一年下来，饰品手工出师了，缝纫没学成。在镇上接手经营一家金银饰店，但毛头小子还没有做生意的那根筋，经营惨淡。
阿强小时候对上海的印象都是从《上海滩》来的。“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电视剧《上海滩》在1985年被内地引进，主题曲的开头刻在了几代人的骨子里。
《上海滩》电视剧剧照
“上海那里遍地黄金”，哥哥的朋友对阿强说。十九岁的他身无分文，连火车票也买不起，但他走投无路，被这位朋友说得心里痒痒，向往那个“黄金”都市。朋友见他心动，慷慨地借了他一百块，让他拿着这笔钱去上海闯。那是2000年，朋友的工资也就一个月三百。
那天晚上两个人都喝醉了。朋友晃悠地骑着摩托载他去火车站，阿强在后座，心提到了嗓子眼。路过鱼摊，车轮子结实地碾过地上摆的一排鱼，摩托差点翻倒在地。朋友醉醺醺来了火气，转身便骂人家，“为什么要把鱼放在地上”。也许是两个醉酒又高大的年轻人看着不好惹，鱼贩子没应声，挥手让他们赶紧走。
二十八块的车票，绿皮火车坐了十二个小时到上海，剩下的七十二块，阿强小心翼翼地和内裤缝在一起。
2000年，上海完成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全市人均GDP突破四千美元；上海港成为全年货物吞吐量突破两亿的世界第三大港；地铁二号线一期工程建成通车；市政府出台《引进人才工作证》制度，中专技术职务以上资格的人才，可享有户口迁移及社会保障相关的待遇。
但这些都和阿强无关。他在烧烤店里搬煤，负责将运来的煤搬到储物间，老板承诺一个月给八百。刚到上海是夏天，每个麻袋足有六七十斤，炎炎烈日下干了半个月，他觉得吃不消。老板好心，本来满月才结的工资给了他三百。之后在街上闲逛了近半年，白天到处找工作，但若要在店里吃住，除了身份证外，店主还要求缴一笔数额不小的押金。上海南站有人张罗“床位”，一块钱占下砖头划出的一个圈，阿强就在那里休息，虽然睡不安稳，要提防人抢钱。车站附近的包子一块钱两个，但填不满他的胃，“还是烧饼管饱”。
终于，他找到长乐路上一家八十几平方，不需要太多押金，管吃住的“太阳鸟”美发店，在那里做了一年学徒。他虽然对店里的饭菜耿耿于怀，饭管够，菜很少，但在别人屋檐下，没有抱怨的资格。
千禧年初，美发行业初具规模，资讯传播速度缺乏网络助力，客人往往对造型不了解，“看着还行”即可，所以基本“照单全收”。阿强羡慕理发师每个月七八千的工资。小时候的梦想还停留在“长大赚钱了，要自己买花生米”，这种巨款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稍有规模的理发店，学徒不易出头，混了一年，他发现自己没有学到什么。
于是他离开“太阳鸟”，去了另一家只有二十几平方的理发店，老板是唯一的理发师。在忙不过来的状态下，他便有机会学习，并开始干与剪染烫相关的活。但薪酬总维持在一个令阿强不甚满意的水平。
要怎么学才能拿高薪呢？
《瑞丽伊人风尚》是当年风靡内地的时尚杂志。偶然的机会，阿强从杂志上得知了位于新天地的沙宣美发学院，听说学费高昂，但许多当地知名造型师都师出沙宣。他有点犹豫，五天六千的学费是他半年的工资。和家人商量，他们对阿强充满怀疑，“你是不是被传销洗脑了”。
店里一位长他十余岁的陌生女客人，却说了让他铭记在心的话，“如果想学习，就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因为站在他们的角度都无法理解你。十年后见分晓，你是在给自己投资，如果那时身体不允许了，就是运气不好。但学习总是好的。”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忘不了，这也许就是生命中的“贵人”吧。他被这番话鼓励着学了下去，从六千到后来的一万多，攒够钱便继续进修。
在小店第三年的夏天，他拿了七千多的月酬。
2005年，阿强到现在的37 House工作，期间曾离开，去浦东一家店面近八百平米的美发沙龙香格俪莱做了五年造型师。后来37 House的老板开分店，分身乏术，无暇顾及乌中路的这家，与阿强商量后，便把店面转让给了他。
前后来去，他在这家店工作已十多年。如今，阿强一家三口在乌中路上租了房，儿子读本地初中，明年就要中考了。
阿强十分健谈，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说着，用轻柔的音量，带了些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吹风机一开，我便听不清他说什么，只能勉强辨认。“因为常和女人打交道，”他这么解释。不同的刀流利地切换，我感受着部分头发微妙地经他的手，与我分离。理发和聊天双线行进，对他来说似乎再寻常不过。
他絮絮叨叨说自己的前半生。但更多地，仿佛是过来人的建议，也说了许多对奋斗的看法，对现在年轻人不上进的不理解和愤慨。从前店里的小学徒向他倾诉最近迷茫和困惑，不知道做什么，又想快点赚钱。阿强建议送外卖，小学徒却嫌苦。他便开玩笑似的讽刺，只有违法的事能满足这个要求。也有年轻客人抱怨，父母没有给他们快乐的童年，压抑成长到现在，却要求他们有所回报。有的回应阿强忍着不说出口，但有时双手似乎都抗议，不想再给这些人理发。我试图劝慰他，现在变化太快太急，年轻人压力确实很大，但另一方面，父母的投入似乎注定无法得到他们所期望的相应回报，双方都不开心，也不怪他们有怨言。他喉咙里嗯嗯两声，我也看不清他是何表情。
阿强的经历仿佛“天道酬勤”的力证，他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他告诉儿子：中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刻，平日的努力就看那一天。
借他一百块的朋友几年前来了上海。朋友如今是家乡的肉店老板，一名屠夫。他问阿强在上海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像当初那样尝到了“黄金”的味道。阿强只是笑笑。他对我说，这里苦。但家乡人都知道他在上海，若没有衣锦还乡，岂不是让家人认为，自己是灰溜溜回去的。所以暂时不回去。
他没有具体解释衣锦还乡指什么，只是一直还觉得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