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古滢

编辑 | 童言

我推开车门，前方空荡荡的人行扶梯旁，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指示牌。“Shenzhen深圳”，前行箭头。

香港境内的深圳湾口岸大楼就在我们眼前。

大楼的一面全是透明的长条形玻璃门窗，但4点半的阳光依然强烈。一位工作人员指了指门边贴着的二维码。我早已准备好手机，打开“安心出行”程序，扫码，展示。她点点头。“过了第一关”，我暗想。

我一边走，一边将双肩包斜挎打开，拿出在信封里装好的港澳通行证、工作签证、核酸检测报告。“海关申报、健康驿站的预约码都在手机里截好了图，接下来十四天隔离地址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毕竟，这是我自新冠疫情开始至今，唯一能掌控的事了。

2020年的前半年，疫情在国内肆虐横行。还在深圳的我因为不满公司对中外员工的差别对待，工作四年后，计划跳槽。不出两个月，面试的消息传来，还是我一直期待的那间高薪、无差别待遇的公司。可就在我通过一轮面试后，我被告知，我当时的上司动用了关系，那家公司不允许挖走我们公司的员工。我极为愤怒，心想：进不了深圳的，难道我还进不了其他地方的公司吗？于是我疯狂地向世界各地投简历，终于在2020年6月，我接到了香港工作的面试机会。

我飞快地读完合同，合上电脑，冲到公司楼下一口气跑了六圈。晚风扯着我的嘴角上提，胸口砰砰直跳。想着这半年不停浏览招聘页面，麻木地修改自荐信，不断投出简历却石沉大海，这样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想着上司不光彩地通过潜规则把我留在公司，而我终靠自己的努力跳出深圳。想着我如愿给自己加薪，在二十岁留学后的下一个十年又能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生活，我跑得更快了。

几圈后我终于停下来，喘着粗气，轻颤着手指将消息发给了丈夫G先生和父母，脑海里已开始想象自己在香港兰桂坊酒吧街乱窜的样子，想象第二天酒醒了再信步到半山区找间咖啡馆吃班尼迪蛋的样子。就算家人不同意，我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

9月初，我拿到了手里的这张粉色签证纸。那时，我也在这个口岸大楼里，拖着当年留学用的大行李箱前往香港，心里计划着，等10月疫情缓和，我就回家探亲。

10月转眼到了，疫情却远未结束。我在香港独自租了一套两房公寓，面朝维港。一下班，我就跑去各大超市，凭着自己的喜好，挑选比在深圳更多品种也更便宜的芝士和洋酒。周末，我常出门与同事们一起爬山，再跟着去品尝各国菜系。对他们来说那是回忆思乡的味道，对我来说则是新奇刺激的体验。

到了晚上，我将白天的见闻告诉我的丈夫G先生，给他发照片，我总兴奋地重复这么几句：“等你到时来了一定带你去这家吃饭”，“山上的视野你一定喜欢”，“这条街很好逛，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你一定要去”。

谁知11月底，香港第四波疫情爆发，一天确诊接近200例。听闻最近一例就在我隔壁的公寓时，我在心底盘算：12月，1月，有两个月，回家过年还是有希望的。我忘了不可预知的除了疫情，还有疾病。

12月中，妈妈病了，要尽快做手术。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今年体检出了点问题，需要复检。听到的那一刹那，面对着手机屏幕的我竟不知道该看向哪里。

平安夜那晚，我临时起意，决定一个人去看香港的圣诞节庆灯光。灯火璀璨的中环将节日的热闹倾洒在维港的水面上。楼群之间悬挂的灯饰点亮头顶的夜空，那一刻，身旁是欢笑歌唱的行人，我也跟着笑了。那晚爸爸打电话来，“因为复检已经刺穿了，现在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都要尽快动手术。正在排队，切了就好了。”他语气温柔，似乎我才是最需要安慰的人。

离2021年还有两天，妈妈如期做了手术。视频里，我仔细看着屏幕里妈妈的脸色，她刚醒，麻醉还未散去，只是眨了眨眼，没什么表情。爸爸说“一切都好”。我出门买了几包在家陪父母看电视时必备的坚果，又照常练了瑜伽，做饭，洗澡，看跨年节目。不知看了多久，我突然按下暂停键，大哭起来。

我脑子里响过一位朋友无意中说的话：“你圣诞居然不回家？为什么你一个人在香港好像很快活的样子？”是的，我快活的时候，真真是快活极了，我想家的时候，便用我回复他的理由安慰自己，是隔离政策让我回不了家，我在妈妈手术中的缺席不是我的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如果我能预见这一切，我会如何选择？眼泪在我的脸上乱成一团，我把嚼在嘴里的坚果吐了出来，灌了一大口水，将酸涩从喉咙处压下去。

疫情持续到了2021年2月底。我虽错过了家人的生日、与G先生的结婚纪念日，但仍不忘常常与同事们出门登山，挑战香港闻名的麦理浩径与港岛径，俯视着与山海和冬阳相伴的城市天际线，心底生出一股闯江湖的豪情壮志。同时，我开始关注推送通关消息的公众号，也许是新闻标题太抓人眼球，只要看到“突发”、“曙光”、“有望”、“变数”我就会不自觉点进去，读罢，才发现它们把我戏弄了，只剩茫然的未知。

我不甘心。关上微信，又打开浏览器。历史记录中的搜索关键词”when covid end”、“covid world data”、“border reopen”，我按顺序点开，弹出来的网页标题大多是紫色，都是浏览过的。我手指上下滑动，再却不知从何点起，哪里结束。

谁知曙光真的出现了！3月，从香港返回深圳的隔离政策由14天变成了7天。我与同事们开玩笑：“我们的聚会要赶紧安排上，不然等4月份你们就约不到我了。我要回家了。”说完，我自己却笑不出来。

4月到了，深港果然没能通关，为应对迅速蔓延的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Delta），隔离政策又回到了14天。许多网友在新闻评论区里嘲讽道：“狼来了！”我看罢哈哈大笑，觉得评论太损，但很精辟。

我开始频繁地打开日历，倒数日子。一数完，发现距离上次倒数不过两天，只好又把手机放下。信息铃声响起，我有一两秒的恍惚。因为一次肠胃不适，我的身体变得虚弱，同事朋友的邀约已被我全部退掉，而我也没有心情联系老朋友，从头交代与解释我的近况。屏幕亮起，我一看，是G先生。

“你在干吗？”

“我躺着呢，肠胃不太舒服，可能要来月经了。”我总觉得我的腹泻与月经有关。

G先生勾起嘴角，抿着嘴笑了笑，“那么快，又来？”他总在知道我来月经时开玩笑。

我作势要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但突然想到之前痛经时，止痛药是他买的，也是他介绍我用卫生棉条的，这个为了我来到中国定居，并建立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丈夫，这个我白天欢喜时便忘记、晚上孤独时便想念的丈夫，这个我见识过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仍觉得他最好的丈夫。泪水突然控制不住地涌出，我放肆地哭出声来。

离家10个月后，2021年6月底，我终于等来了一个半月的假期。上完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班，当晚立即赶回深圳。经历了5个小时的过关程序，我坐在前往隔离的车里，看着在夜幕下钻进黑暗隧道的车厢。车内的报站屏已被熄灭，司机座位后方贴上了厚实的塑料隔层。司机穿着白色防护服，看不清他的样子，也不知道他正开向何方。

车里在母亲怀里乱蹬脚的小孩，有穿着运动鞋的两个女人，还有一对交头接耳的情侣，还有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人，沉默不语，满脸疲惫。

大概是毋需再猜测我是否正在工作，爸妈打电话来的次数变频繁了，他们提议给我送饭，我婉拒了几次，终究抵不过好意。站在酒店的玻璃窗前，我向送完饭准备离开的爸妈招了招手，心底的情绪搅在一起。一方面，我恨不得马上冲出去与他们团聚，另一方面，我知道解除隔离后，我们还剩一个月又要分离。

终于等到与父母坐下吃饭时，我四处乱转的眼睛停留在妈妈的脖子上。就在锁骨中间，比食指还长的疤痕，颜色比妈妈视频里展示时要淡。笑口型的刀疤，两边细长，看似就要愈合，而中间的缝越来越宽，正中，新长的肉些微凸起。妈妈看见我的目光，笑了笑，说她恢复得挺好，下周再去复查。我没有追问，就像去年11月刚得知时，我失去了追问的勇气一样。

爸爸捏起一小杯白酒，故作随意地问我什么时候回香港。他的眼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怜惜，就跟他刚见面抱着我，说我“瘦了”的时候一样。

“能有什么打算，签了两年合同。”我撇着嘴，装作在思考到底要夹什么菜。

爸爸摇摇头说：“一年够了，赶紧回来。”

“爸，”我突然又想好了，坚定地说：“我现在工作很好，连下班时间后回邮件都要被老板教育，为什么要回深圳拿那么一点工资去做更多的事，然后再被双标和潜规则一次？”

爸爸叹了一口气：“家不要了呀……”

我撑大了眼眶，深吸一口气。要，但我想要的生活，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安稳地工作而毫无成长，不是长期与熟悉的社交圈子打交道而限制了视野，更不是生下一两个后代，从此开始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操心而失去了自我。但我却说不出口。

在深圳度假的那个7月，一共31天。我规划一周去看望爸妈两次，并安排了带妈妈去度假的行程。与朋友们的聚会见缝插针地一轮接一轮，无非是在各大商场的网红餐厅，一起约着排一小时的队，菜刚点完，他们就问，“有什么打算？”

我通常先说一句“不知道”，随后又补充说：“我挺喜欢在香港生活的，很便利，爬不完的山，同事都来自不同地方，有趣得来又很包容。”

“那你老公怎么办？”

“就……一个人在深圳啊，香港没有这行的市场。”我就事论事。

“反正你就是冷血吧，一个人无牵无挂。”朋友一边摇头，一边羡慕地看着我。

我一时语塞，心里默念：朋友懂我，我不也是这么想的吗？想罢便含笑白了朋友一眼。

晚上回到家，与G先生刚养的小猫大胆地迎到我跟前。它往我身上一靠，粉白的猫爪轻碰我的脚踝。估计是饿了，我们给猫换了水，再给它开了一盒猫罐头。我和G先生则围在它的身侧，听小猫砸吧砸吧地舔它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