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境外出差一个月，焦虑持续了出国回国的全程 | 三明治

作者 | 猫里奥

编辑 | 依蔓

跟着机场的指示牌转了几个弯又下了楼梯，距离起飞还有两个小时，候机厅里的大多数人已经全副“武装”。

我脱下外套，从背包里拿出一件蓝白相间的防护服抖开，先把穿着牛仔裤的双腿蹬进两条肥大的裤腿，再反手够到上半身的部分，摸索着把两只胳膊伸进袖子，最后戴上帽子，把胸前的拉链从腰部拉到遮住口罩的一半。

这是我第二次穿防护服，上一次是昨天晚上在家里试穿。我努力把它想象成一件时髦的连体衣，但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抗议地叫热。防护服是自成一体的密闭空间，就连手腕和脚踝处都设计了松紧带，走起路来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正了正N95口罩的尖嘴，又从背包里找出防护面罩戴在头上，整张脸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时间是去年8月，这趟旅行的目的地是中东的一个国家，我即将去那里出差一个月。

跨国出差一个月前的一天，我站在领导的办公室里汇报工作。他忽然放下资料，转了话题问我：“可以短期出国吧？”我愣了三分之一秒，本能先于大脑做出回答：“没问题。”

走回座位的途中，恢复运转的大脑像是终于重启成功的电脑，开始缓慢解析刚接收到的消息。这次要去的是个短差，一个多月的时间，国别安全，气候适宜，涉及的也刚好是我手头的业务。唯二的问题就是疫情和往返机票了。

那时国内的疫情形势正趋于明朗，我所在的城市已经很久没有病例，戴口罩更多是习惯而不是必备，无论在街上、公园还是商场，摘下口罩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不会有人投来讶异的目光。而在我要去的国家，手机的疫情地图上，每日的数字还在成百上千的增加。这样的反差让我有点紧张，但木已成舟，只能一门心思往前冲了。

机票是另一个大问题，去程的机票并不难买，难的是回程。因为疫情管控，直飞回国的航班已经被砍到只剩一条航线，每周仅有一个班次。如果前序航班的感染人数超过一定数量，则会再次触发熔断机制，少则停飞两周，多则数月。

“走之前就要提前定好回程机票。”同事向我传授经验：“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顺利回来。”她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我听说过在海外其他地区常驻的同事，因为航班熔断和机票政策收紧，回程的航班改了又改，已经近两年都没有回过国了。

出差时间定在一个月后。我没有提前收拾行李的习惯，但需要带走的东西陆续来到。除了护照签证、疫苗记录，行程单和文件资料，占据空间最多的是防疫物资：3瓶100ml装的75%酒精消毒液、一排四个装的免洗洗手液、10包10片装的酒精湿巾、10包100个N95口罩、5包蓝色医用口罩、防护服、一次性面罩和护目镜，还有囊括了感冒冲剂、连花清瘟胶囊和布洛芬的常用药品。直到临行前一周，我还没有把行李箱从储藏室找出来，但它的每一寸空间都已经被安排得当，在超重的边缘摇摇欲坠。

家人和朋友对我忽然提上日程的出国极为惊讶，“怎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国，多危险啊。”爷爷奶奶甚至开始提前关注电视新闻上的国际疫情，告诉我那里的确诊人数今天又新增了多少。“没事，据说当地大多数人都接种了三针疫苗，防疫措施做得不错的。”我拿出自己了解到不多的信息，又罗列出我几乎占了半个箱子的防疫物资，保证自己一定会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啊！”几个回合过去，类似的对话总是会以这样不放心的感叹收尾。

一个月的时间过得飞速，我依旧照常上下班，跟朋友约定周末聚餐。然而，当一个巨大的倒计时悬在头顶的时候，生活中好像只剩下滴答滴答往前走的时钟和不得不做的事情。眼前的日子逐渐失色，我开始在夜晚点花里胡哨的的汉堡炸鸡大餐，翘掉不想去的健身课，把写不出字的文档直接关掉丢进文件夹的深处。等到下个月就好了，我这样对自己说。好像所有的问题都会随着截止日期的到来而自动解决。

那趟跨国航班上的人很多，我所在的经济舱几乎看不到空位。

在机舱里，不用看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只要看衣着就可以分辨一个人的国籍——从头到脚裹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面罩和N95口罩的是中国人，穿着T恤短裤，戴蓝色医用口罩的，九成九是外国人。不过，在这趟长达十一个小时的旅程中，这个判断标准随着时间流逝变得逐渐不准确。我看着左前方座位上的大哥先是拉掉帽子、摘下面罩给自己扇风，后来索性脱掉了防护服的上半身，让它软塌塌地垂在腰间。

我也摘下了防护服的帽子，它太紧了，裹着发梢扎进脖子，我隔着衣领挠了挠，猜想那一片已经红了。客舱的灯光是暗的，只有送餐的时候会亮起，就像清晨的鸡鸣唤醒沉睡的人们。餐车有时会带来热食、水果、一小块蛋糕和黄油面包，有时是作为早餐的夹肉汉堡，外层的锡纸在微波炉里热得滚烫，几乎没有人会拒绝这漫长旅途中的款待。我把消毒凝胶在手中搓开，将口罩拉到下巴，端起餐盒，叉子绕过面罩把食物送到嘴里。喝饮料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纸杯抬起的幅度必须跟头后仰的角度保持一致，动作快了，一次性纸杯的杯底就会撞到面罩上，发出沉闷的咚声。

飞机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当地的凌晨，机场的入境大厅依然人声鼎沸。过海关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来自欧洲的年轻情侣，他们戴着薄薄的医用口罩，站在不同来历和国别的人群中间谈笑。他们偶尔好奇地回头看我，也许是看我从面罩的橡皮筋里鼓起的头发、被口罩勒出印子的脸，或是从脖颈一直裹到脚腕的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我提前从背包中找出疫苗接种记录和核酸检测报告，在脑子里过了一下这两样东西的英文，甚至想好了如果被问起，该如何解释我的工作和入境的目的。但海关的工作人员什么都没问，她透过面罩睨了我一眼，接过护照，“咔嗒”盖上了入境章。

从旅客云集的机场到车水马龙的街道，人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完全看不出这里在一年前曾经有过全城宵禁的时候。商场的每个楼层都贴着安全指南：佩戴口罩、佩戴一次性手套、保持两米社交距离、出入商店前使用消毒洗手液。有些店铺门口更加简明扼要地写着“No Mask No Entry"，从中依稀能够看出这里曾经严格的防疫政策。而如今，除了依旧需要佩戴口罩之外，其他条款早已成了一纸废文。

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信息，这个国家每天的新冠确诊人数在过去几个月中迅速从四位数下降到了三位数，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取消了出入城市必须携带核酸阴性证明的政策，导致进行核酸检测的人数大幅减少。不过，这也能侧面看出当地人对于疫情的轻松心态：就算中招，不过是自我隔离几天，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不是极为严苛的登机前检测正在一个月后向我招手，也许我也可以抱持同样的心态，在这里享受短暂的自由。然而，飞往中国的乘客必须在登机前通过严格的核酸和血清检测，才能得到乘机资格。熔断的传闻越来越多，航司规定的上座率却节节下降，万一因为检测结果有什么差池而错过航班，谁都不知道下次能买到机票是什么时候，我不敢冒这个险。

那次出差是为了手头正在跟踪的项目。见客户聊业务、跑政府部门了解政策、回来改方案写报告。这就是我每天工作的组成部分。

我住在公司租的公寓里，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当地人。对他们来说，戴口罩更多是一种习惯和进入公共场合的通行证，如果只是下楼晨跑或推着婴儿车去街心花园散步，即使不戴也没什么关系，这样的想法一如在国内的我。但自从到了这里，我连出门倒垃圾都要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在电梯里遇到其他人会不自觉屏住呼吸，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是钥匙和门把手消毒，然后再洗两遍手。去咖啡馆见客户，对方落座后自然地摘下口罩，我即使心里百般不情愿，也不得不屈从于社交礼仪。把口罩塞进侧兜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他今天应该不会见过什么危险人物吧？”

拆开包装的N95口罩被我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每天出门前抽出一只。除了2020年疫情初期，我几乎没有戴过这种口罩，高防护的另一面是通透性低，戴得久了会让人喘不过气。但用掉几包之后，我逐渐习惯了勒紧耳朵的皮筋和被口罩上边缘磨疼的颧骨，甚至有些迷恋这种呼吸不畅带来的安全感。

至于安全度“不够高”的医用口罩，也有了另外的用武之地。我在门口的挂钩上挂了一只轻薄的蓝色口罩，用于拿快递或倒垃圾这些“不太要紧”的事情。进入房间的所有东西都需要严格消毒，比如从超市采购回来，整个购物袋和放置它的地板都要经历消毒水的洗礼。每样东西都要用酒精湿巾擦拭干净，才能被准许进入冰箱和橱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戴着口罩的情况下完成的。直到把购物袋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才能尽可能不触碰到脸颊地摘下口罩扔掉，然后像沾了什么脏东西一样，举着手穿过房间去卫生间连洗两遍。

后来，我不得不放一只护手霜在客厅的桌上。因为每天接触酒精和洗手的次数太多，不小心扯掉倒刺的伤口一跳一跳地提醒我，如果不涂一点，迟早要蜕皮。

即使处于这样高强度的防护之中，我的紧张情绪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缓，而是随着回程时间的临近愈演愈烈，就像一只处于应激边缘的猫，时常会因为外界的微小刺激而炸毛。

飞往中国的旅客要在登机前十四天、48小时和6小时进行三次检测，随着第一次检测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开始出现频繁地出现嗓子痒、头痛，甚至低烧的错觉，与新闻中描述的症状不谋而合。之所以笃定它们都是错觉，是因为这些症状来去匆匆，会在一夜好眠、一碗热辣辣的酸汤粉，或者一个忙到没时间胡思乱想的上午之后消失殆尽，就像花瓣上的露水被阳光蒸发。

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安慰剂。那是一种绿色包装的感冒冲剂，因为太占地方被我拆去盒子，装在塑料袋里塞进行李箱的角落。每当紧张发作的时候，棕褐色的颗粒在热水中旋转融化，清凉微甜的苦味在舌尖逸散，进入我的身体，治愈我想象中的病毒。

没过几天，我喝空了整盒感冒冲剂。

我也开始在夜晚的黑暗中搜索厨房，像一只勤恳而准时出洞的老鼠，在食物中寻求慰藉。无论是一包薯片、一小块苹果派、两片硬而扎实的黑麦面包、晚餐的半盘剩菜，甚至一只橘子或苹果。咀嚼的时光是最放松的，你什么都不必想，牙齿会引领接下来的道路。

睡前吃东西并不是个好习惯，除了有时会忘记刷牙，第二天醒来时，鼓胀的胃袋还会适时提醒你，你是如何在它消化完成之前就陷入了睡眠。但当黑夜再次来临，我依然会悄无声息地光顾厨房。

这样的焦虑在回国前一周达到了顶峰。那时我正在为第二次检测做一些玄学层面的准备，包括但不限于：多喝水、吃维生素、在屋里原地跑步增加运动量。在别人的回国攻略中，这些方法都有助于降低血清检测的数值，至于是不是真的见效，可能还要靠一点虚无缥缈的运气。

“你知道吗，又有坏消息。”晚上十一点多，我收到机票代理的信息，她也没睡，“今天晚上的航班，有十几个人都到机场了，因为临时控制上座率，还是没走成。”

“而且，上周的航班听说确诊了5例，不知道会不会熔断。”

我觉得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些被运动和感冒冲剂压下去的紧张，像泡面桶上的热气一样从心底升起来，让我几乎想要埋在枕头里哭一场，却又觉得自己毫无道理。

好在回国前的最后一周最终有惊无险地过去。

出发回国那天，我带着打印好的检测报告，锁上公寓大门，拖着行李箱前往核酸检测机构。相比前两次，第三次检测更像是例行工事，棉棒只在我的舌后蹭了两下，还没碰到喉咙口就撤了出来。费用倒是毫不含糊，折合人民币五百块。在机场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把历次检测报告和使馆发放的绿码一一展示，我才被放行进入安检。我在候机厅穿上同来时一样的装备，防护面罩的上方的海绵紧贴着我的额头，让我有些恍惚地分不清年月。

被砍掉的半数上座率主要在商务舱和高级经济舱，那里的乘客可以享受如同中学考试单人单桌的宽松。而我所在的经济舱如同来时一样满座，臃肿的防护服增加了每个人的体积，从远处看去，像是一排排穿着宇航服的人们挤在一起。我靠在不太舒适的椅背上，从未如此迫切地期盼一次航班的起飞。

旅程的前半段被笼罩在后半夜的黑暗里。飞机似乎一直处在气流之中，我在密集而轻微的颠簸中时睡时醒，直到机舱的灯光伴随着窗外的晨光亮起，餐车上飘来食物的香味，透过重重防护的包裹，将大脑和胃一同唤醒。

“Fish or lamb?”

但大多数人像我一样摆手拒绝。空乘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个航段上送不出去的餐点，带着恰到好处的热情继续询问下一位旅客的喜好。有几个人要了一杯水或饮料，偶尔有一两位选了食物，大多是鱼。空乘利落地从餐车下面的架板里抽出托盘，上面放着小面包、甜点和盖在锡纸盒里的鱼，闻起来还不错。我的胃轻微抗议地缩了一下，上次吃饭还是二十四小时前的昨天下午，它已经适应了这种饥饿感。嗓子有些干，安检没有要求我倒掉随身杯里的水，但比起摘掉口罩，再渴一会儿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飞机终于顺利落地国内。

走出飞机的廊桥，两侧的蓝色隔离板和警戒线隔出仅限一人行走的通道，隔板上贴着中英文的双语警示：“严禁攀爬破坏，违者移交法办。”沿着通道一直往前走，拐了几个弯又下了两层楼梯，再穿过一扇小门就到了室外。我在湛蓝的天空下茫然了几秒，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刚想回转，就被前面的工作人员叫住，指挥着走进一排平房里去。

这个房间的宽度不过两三米，长度却有十几米，看起来像是一条有着封闭外墙的连廊。我想象不出这栋房子在疫情之前会被用作什么用途，它看起来像老小区里刷着绿色漆门的车库，或者许多个堆成一排的保安室。不过如今，它的功能一目了然，在布帘隔开的六七个隔间里，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医务人员正手持棉签，静候前来进行核酸检测的人们。

无论曾经做过多少次，鼻拭子依然是最令人难以适应的部分。细长的棉签贴着鼻腔深入，喉咙后侧被捣得酸痒，直到我忍不住张嘴轻咳出来，护士又坚持转动了两三秒，才将棉签抽离出来，放进试管啪一声折断过长的尾端，拧上盖子贴好标签。相比之下，咽拭子要温柔得多，但在一整天没过喝水的情况下被棉棒探进喉咙，依然让我不自觉地做出了干呕的姿势。我转过身咳了两声，护士面无异色地举着棉棒等待我，她们大概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类似这样，并不令人愉悦的生理反应吧。

从行李转盘上拖下箱子，我迫不及待地跑去最近的洗手间，把除了口罩之外的整套防护装备脱下来卷成一团扔掉，又拿出水杯猛灌了几口水，才跟随着大部队来到入境大厅，扫码填完信息，我问旁边的工作人员，我们会被分到哪个隔离酒店。

“是电脑自动分配的，谁都不知道。”他摇摇头，带领我们排成两队走到机场外去坐大巴。

隔离酒店似乎离得很远，上海的冬天已经来临，风很冷，天也逐渐黑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办完入住走进房间，拿酒精喷过行李箱，消毒湿巾擦过桌椅，在飞机上穿过的衣服塞进袋子“隔离”，又给自己彻底洗了一个澡。终于可以扑在床上的时候，心总算落进肚子里，不必有任何担心、忧虑和七上八下。

我忽然想起大巴车上，驾驶座和后排座椅之间的隔板上贴着的几个花体大字。

欢迎回家。

隔离的时光过得飞速而愉快。每天上午和下午量两次体温，做一次核酸，三餐时间的门铃响起，意味着食物已经被送到门外的小桌上。其余时间，我坐在床上抱着电脑办公，坐在床上吃零食，坐在床上看电视和刷手机。床和被子似乎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除了吃饭、上厕所和洗漱，我几乎与它们形影不离。

起初的几天，我极为怕冷，空调开到三十度才觉得暖和。行李箱里最厚的衣服是一件加绒外套，每次门铃响起，我就把它套在睡裙外面，胡乱扎起头发戴上口罩冲出去。体温枪扫过我的额头亮起红灯，医务人员看看我的衣着，理解地笑：“没事，应该是空调开太高了。”

也许是终于到了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直到第二天傍晚，我才发现自己甚至还没有拉开过房间的窗帘。酒店用的是深色加厚的隔光窗帘，我跳下床猛地拉开它，才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今天的日光，只有夜幕再次来临。

我的身体也逐渐意识到秋冬的变化，房间里的空调温度从30°降到26°再到23°。我靠在床头，抓起一把刚从超市外送来的薯片塞进嘴里，想着吃完这些是不是应该起来做点运动。

人的心态总是随着处境的不同千变万化。在国外的时候，我总想着核酸检测千万不要出什么幺蛾子，一定让我顺利回来。回来之后呢，又希望每次无论鼻拭子还是咽拭子都捅深一点，万一真的被感染了，可一定要测出来，毕竟再过几天，我就要见到家人、朋友和我的猫了。

集中隔离的日子无波无澜地过去。回家那天，猫看到我进门，愣了一会儿，喵呜喵呜地大声叫起来，似乎对我出去了这么久，都没带回什么像样的猎物感到失望。我洗过手，摸了摸它的头，猫享受地压下身子，示意我的手指滑过它柔顺的脊背，一直到尾巴尖。

就像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