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的疼痛，把我与逝去的爷爷重新连接 | 三明治

作者｜乙忻

编辑｜恕行

雷蒙· 阿隆说，“人类的历史是总是在嘈杂和愤怒中行进的。” 我平静地穿过人群，每个人脸上都忧虑重重，我的历史是前一秒的呼吸。

我跟着护工从病房走到这栋楼前，风鼓起我的条纹衣套装。手术室在12层，站在一楼的台阶上，我眯着眼睛望不清楚。我身后跟着父母和奶奶，他们始终与我保持着一段特殊的距离，不长不短，仿佛是怕离近了会惊扰到什么。

一层只有两扇并排的电梯门，左边排了长队，右边空无一人。护工转头停下，对他们说，家属去左边的电梯排队，病人跟我走。他带着我径直站在了右边的电梯门前。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套着病号服的身体上，而我的目光投向了带着无措神情走向冗长队伍的，我的家人们。

苏珊桑塔格写过：“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 只是大家都只愿意使用健康王国的身份，而将疾病王国的那张护照藏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可总有那么些日子，你会掏出它。

出示这张证件往往会使你羞赧无比，被迫承认自己属于疾病王国的一分子。在2020年全球两千万新发癌症患者中，我只是拿脚尖轻轻点了一下这场无声战争的水面，但这微不足道的浅浅涟漪渐渐扩散，也貌似产生对我的自我认同和家庭造成了某种微妙的蝴蝶效应。

在入院前一天，我刚向校长和老师们群发了邮件，大意是我因为甲状腺癌要马上动手术，能不能让我晚半个月补考期末大测。非常抱歉，但我不能没有这学年的成绩，我不想复读啊。同时，我放弃了和爸爸辩论为什么还要争取期末考，为什么还在想着考大学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

但此刻的他应该不会再恼火或者追问我这件事情。爸爸快步走去，排在了人群的末尾，皱着眉头，三条深深的短线在他光滑敞亮的脑门显得格外清晰，他紧抿嘴唇，担忧地看向右边排在第一位的我。此刻我们拉开了十米的距离，再也不是一臂可及的范围。

我意识到，我和家人们此生的告别，可能大多都会像今天这样，默默地走向不同的队伍，分别等待着面前的大门打开，然后去往已知和未知的地方。到了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不该再等待，无论有没有好好告别。

我等的电梯到了，即将要上楼进手术室了。不想要他们无力地慢慢目送我的背影，我转头笑了笑，向他们挥了挥手。本想倒退走入电梯，爸爸却一下子冲上来从背后抱住了我。这场我自己认为的潇洒告别之戏，被一位在场出错的配角给搅乱了。

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双手颤抖着搂住我的腰，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看不清表情。但这个充满温情和戏剧性的举动，也没能治愈我的过敏反应。护工停下脚步，朝我们投来不耐烦的眼神，我感到浑身发痒，分外尴尬，遂掌心向下重重的把他的手拍出了响声，提醒他，我该走了，让我走。

只有我自己知道，因大庭广众之下拥抱而不好意思只是借口，我不想和父亲产生任何亲密接触。

许久，身后的人仍不放手，我从齿缝间低声挤出：“让我进电梯...要来不及手术了。” 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七，却超一百四十斤的矮胖光头，才默不作声将我再用力紧紧抱了一下，然后松开了我。腰间微微的疼痛让我甚至以为他要将我举起，然后将我带离这个地方。

我不敢回头。我不太清楚自己害怕看到什么，也许是妈妈担忧的眼神，也许是奶奶的的皱纹，也许是......直到我躺上窄窄的绿色床单，扎上滞留针，戴上麻醉面罩，失去意识，我都没想清楚。

这是我的青春伤痛文学，但并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只是时不时需要将自己抽离出来，站在较远的地方再回头看看。癌症与我短暂相遇，又轻飘飘地擦肩而过，只留下一个蜿蜒狰狞的刀疤给我的余生做提醒。疼痛，把我与家人们的生命重新连接。

给几位医生看过片子之后，在切除一侧甲状腺和全切之间，似乎还有选择的余地。我的父母已经接受不可能“不移除器官治愈”，但仍然像在和猪肉摊屠夫讨价还价一样，能少拿掉一点是一点地祈求。

爸爸煞有其事地与医生讨论如何切割我的脖子，不顾医院的禁令大肆吞吐烟雾，伸着脖子，瞪大眼睛，仿佛是卯着这十几年的劲在替我拿主意。多少年的不闻不问，“父亲”角色的强行回归令我产生了短暂的不良反应——他和酒精的地位毫无差别，精神意义上可有可无；现实层面上，我轻微过敏，面色潮红并会头疼发作。但我不愿承认，我对酒精过敏，这很丢人（以后还怎么混！）；我也不能承认，我对父亲过敏，因为大家都有爸爸，这很奇怪。

但显然，这位目光如炬、惜字如金的主任医生立场坚定，分毫不受爸爸奇绝的逻辑影响，也不听妈妈泫然欲泣的恳求，如判官般吐出两字：“全切！” 我方二战士遂立马泄气，退步说让我们先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走出医院，我们三人相顾无言，在街上乱逛半晌。腿酸不已，我当机立断逮着一家奶茶店说口渴，想喝杨枝甘露，于是我们便坐在店里的长桌边。三杯奶茶衬着两张愁容满面的脸，只有我一个人撕开了吸管，插到了杯子底端，深深吸了一口芒果和西柚粒。糖分的摄入能刺激我的大脑快乐，虽然这杯茶我尝不出味道。

“但是不全切会复发。” 我说。

“小孩子，切一半在青春期里恢复好，说不定过几年能长回来呢...”

“但是不全切会复发啊！”

“你不懂，我们这是心疼你，你手指上搓开一层皮你妈都要心疼半天。”

“要动手术就全切，我不想因为复发、转移二进宫。”

“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做父母的，怎么这么轻易就做决定呢...”

“但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

爸爸激动地撞掉了他的那根吸管。它在大理石地面上弹起又落下，没人想把它捡起来。这两杯奶茶是注定要浪费在此地了，我很肯定地想着。

在这段无意义的反复拉扯中，我甚至分了些许心思陷入了一种怪诞的幻想：这个像蝴蝶一样张开翅膀的器官，如果只有一半被拿走了，那另外一半还能平衡地在我的体内生存吗？我在侧卧睡觉的时候，是否会感受到剩余一半的它孤独地悬空着，拉扯着我的喉管，那应该会很难过。

况且，我无法忍受可能残余的癌细胞，顺着血液长途漂流到我的骨或肺部，继续苟活，繁殖，蚕食我的身体。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担忧宛如有千斤重的荆棘从脚后跟一直蔓延，缠绕到我的心头，让我忍不住狐疑每一滴流淌的血液是否都是癌症的帮凶……毕竟，自一个上皮细胞开始失控，叛变，忽略身体发出的“停止”信号，开始不停地复制自己，一场为了生存而不惜杀死宿主的反抗之战便开始了。

我绝不容许它有任何反击的可能性。

结核病是时间对于生命的不停消耗，甚至还有天才光环的笼罩；心脏病是一种残缺美，笼罩着脆弱朦胧的雾；那肿瘤就是对于自体增生的恐惧，归根结底是邪恶的自我厌恶。

无法控制的膨胀生长，癌症是人类自己孕育的死亡，用逐渐枯竭的血肉滋养的恶魔。意识到这部分“多余”出来的肢体，或者说攀附在体内的“器官”存在，让我时常产生错觉，好像自己在不断变沉重。

可是就算手术“全切”，通过外力强行纠正之后，失去这个器官的代价我也大概知晓：畏寒，皮肤干燥，缺钙抽搐，生理期紊乱，精神萎靡。

对于这些我了解到切除甲状腺可能的后果，我的第一感受是，还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酷。最麻烦的可能是今后终身需要依赖服药的桎梏。

而克服以上种种小阻碍之后，我最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而非一个“完整”的人。我就像一块错印无法吻合的拼图，再也难以嵌入“完整的人”这个概念版图中。“完整”应该是正正好好，不多不少，就像大家对于“正常人”，有着过分严苛的要求和指标。

那至少做个“健康”的人吧，我对自己说，完不完整很重要吗？

“那让我们打几个电话吧。” 妈妈最后说。我知道，这是他们妥协的意思。

一周之后，有床位。

这是医生唯一给出的信息，但不要小瞧，“床位”背后往往挂钩着生命的重量。有时候，在看到报道医疗资源如何紧缺的时候，我都不禁认为自己不够重要到躺上那张一米的小床。

“We all have such fateful objects——it may be a recurrent landscape in one case, a number in another——carefully chosen by the gods to attract events of specific significance for us: here shall John always stumble; there shall Jane's heart always break.”

——Vladimir Nabokov

我像一块刚从烘干机里扯出来的毛巾，摊在一张窄窄的床上，燥热潮湿，又皱皱巴巴。浑身上下能使劲的唯有眼睛，于是我卖力地“挤眼弄眼”，护士看了我一眼，顺手拔掉了我左鼻孔里插的白色氧气管。床被人推着移动，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松了抵挡疲倦的防备，哼哼一声，她仍不放弃，我的意识塌陷了。

在一个混杂着许多童年和过去记忆的梦中，我颠簸着从一层又一层的梦境中跌落，却始终清醒不了。终于在记忆的某个裂缝中停下，我以为自己还在祖宅中，坐在百灵台上与一大家人吃饭。为庆祝爸爸的生辰，爷爷罕见地没有火冒三丈，或和爸爸一言不合就怒言相向，爸爸也兴致颇高地与爷爷、叔叔对饮。但待我定睛一看，爷爷手指夹着的那斟酒的玻璃杯却变成了开了口的输液瓶，只见爷爷状若无事地边听着叔叔与爸爸谈天说地，边将那透明液体缓缓地抿下。

在我七岁那年，与我感情很深的爷爷因为癌症去世。可能因为年龄太小，我还不足以衡量和品尝“失去”的痛苦，但十年却足够在我记忆中模糊他的面容，抹平对他的追忆和敬爱。此次之后，即便是在梦中，我也再难追寻他的踪迹。爷爷消失在家人们的口中。

但此刻，在这个吊诡的梦境中，蒸腾的热气染红了爷爷的脸庞，即便我忆不起他开怀的模样，仍是眼眶酸胀。万家灯火都与我无关，我只是静静地坐着，重温旧梦，因为他的那盏灯永远不亮了。

爷爷走之后，妈妈也很快与爸爸离婚，带着我远远地离开了这里。这十年，我们都未曾真正团圆过。

在妈妈一遍接着一遍的呼唤声中，我终于睁开了双眼。众人合力将我抬了起来，放在另外一张病床上，这一举动牵连了被层层捆绑缠绕的伤口。颈部连接锁骨处的剧痛，让我再次感应到了与爷爷的联系。

我回忆起了他颈部与胸口大片被射线灼烧而通红的皮肤，和他臃肿乌青扎满针孔的双手手背。突然一阵抑制不住的恶心直冲天灵盖，同时攥死了我的胃。我只来得及拉住离我最近的妈妈的衣服，嘶哑地说，想吐......事毕，在狼藉中，我送出一口平缓的呼吸，妈妈无言地用湿毛巾擦拭我的面部，棉签润了润我干裂的唇，并抱走了床单。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感受不到胃的存在，但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喉咙。也许与吞金的痛苦如出一辙，只不过我的这块呈锯齿状，并且与插入脖颈的两根引流管激烈地摩擦碰撞。

麻醉苏醒的过程，宛如在至暗的静谧水域中泅渡，你不知道自己要花多少力气，才能游出这片水。但爷爷没有这种虚妄的体验，只有周而复始的疼痛和折磨。因为从PET-CT的片子上显示已经有了多处远程的转移，他当年没有手术的选择。在可预见的极度消极的未来，他还是选择了冒险的全身性放疗和大剂量的化疗。

我的感知在慢慢恢复，夹着右手食指的血氧仪是计量生命的时钟，在旁边的电子屏幕上“滴滴”闪烁着心跳和血氧值，左手酸软无力地挂着水。除了纱布裹着的刀口，我的胸口还绑着两个球形储液囊，让我想到了挂在圣诞树上的红色装饰球，它们向上连接着引流管。这意味着甲状腺已经完整地从我的身体中剥离，连带着被玷污的淋巴结。也许，这算是一种别样的祝福和慰藉。

我小心地偏过头，费力地看到趴在床边的爸爸握着我的右手。在睡梦中不明昼夜，我想开口询问时间，但因疼痛作罢，只得用气声“嘶嘶”对话。

见我如此，爸爸没说话。比起听到他的呜咽，手臂皮肤先一步感受到他眼泪的灼热。爸爸随后立刻用他宽大的手掌捂住了半张脸，匆匆走出病房，关上了门。我只清醒了不久，麻醉的余韵让我没等他的回应便又沉沉睡去。这也许是我第二次亲眼见到父亲如此哭泣，上一次还是爷爷在弥留之际。

爷爷的头皮上密匝匝覆盖了一层花白的发碴，远远地容易错看成薄薄覆盖的白雪——反复化疗让他放弃了留长头发。血氧监测器的声音在不断地放慢速度，如同很多乐曲在演奏到最后一节时都会刻意舒缓、延长，好似不愿就此结束，也或许是提醒听众们，是时候该准备鼓掌、散场了。爷爷翕动着嘴唇，仅堪堪叫了一声我的小名，他太累了。

我想，他应该是想说声抱歉，没办法信守承诺活到来参加我的婚礼了。这是他的盼头。

爸爸只能站在床尾地呼喊着，“爷（爸）！” 滚滚泪水时不时呛住他的声声哀恸，显得十分狼狈，那时候他还是清瘦的阴郁模样。某一刻，围在病房的所有人都开始抹眼泪了。当妈妈一把搂住我，开始低声抽泣时，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感受到鼻尖的酸涩，于是我一发不可收拾地流泪，直到爷爷出殡的那天。

后来我才知道，手术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若开刀是一次快刀斩乱麻的痛苦，那么同位素治疗则是更为“生不如死”的折磨。

凌晨3点15分，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我坐在床垫边上，盯着那只纸杯，印在上面的小熊维尼回过头来用天真的微笑盯着我。杯子里装的是米粥，冰凉的，表面凝固着厚厚的一层胶质物，像一支经常被点燃又熄灭的蜡烛。可即便一天都没吃东西，我也不能喝——可以预见的是我马上再要抱着马桶“倾诉衷肠”。

在这里的所有病人，在第一天一口闷了不同剂量的放射性物质，现在人人皆成为了移动的辐射扩散器，被集体封闭在这个病区。这里是H市技术最强、条件最好的核医学科室，走廊墙上挂着两幅清新的装饰画，试图缓解整个病区都被重金属堡垒包围的肃穆感。病房都又窄又深，像是从走廊主干延伸出来的小胡同，而每张病床之间又隔着一堵将近10厘米厚的铅墙，以减少病人相互辐射量。

护士和医生们在治疗前的前一晚便将病区大门锁上离开了。而区域内的病房门永远是敞开的，在夜里也半虚掩着，走廊明亮的灯光透过缝隙倾泻而入。在这个世界里，黑夜不存在，只有永恒的白昼。当然导致失眠的因素远不止这一个：辐射抢劫走了我的食欲、嗅觉和味觉。

被那些十英寸厚的铅墙隔开，病人被关在没有同伴的病房里，埋藏在扁薄的棉被下，寂静隆起的弧度宛若一个个小山包。

在医院里，人连接着不同的塑料和玻璃。你被分类、归档，整合在一起。永无黑夜的白炽灯下，你沉浮，或是被捞起，或是被摒弃，或是被短暂打捞起后重新泡入，继续不知道尽头在何的挣扎。不需要个人意志，也不存在任何感情——羞耻、愤怒、厌恶与同情最好早早抛去。要伪装自己已经麻木，认定了自己是物质的身份，这样才能有勇气再喘一口气。

我驼背弯腰，扶着墙慢慢踱出房间，靠门的阿姨翻了个身，坚持不懈地在“修路钻地”，其呼噜声穿透厚厚的铅墙，响彻整个病区，但仍然无法盖过阿婆在走廊上操着方言打电话骂街。沿着走廊一步一步慢慢走到热水间，我不赶时间，但显然我的胃等不了了。

所谓热水间，不过是一个放在洗手间旁的老式巨型保温热水桶，每天我们伟大的护工叔叔，会在凌晨四点准时用水银胆热水瓶运水进来，灌进两个等人高的桶中。在失眠的夜里，我有幸偶遇了他几回，每次他都分外紧张地盯着我，仿佛我是切尔诺贝利逃出的难民，于是我很识相地往后退拉开距离。多亏有他，无论何时开启水龙头都能喝到滚烫的开水，只是粗心溅着了便会呲牙咧嘴，手心起泡。

我的病床在房间的最深处，临近窗户。竭力回到床边，借着廊灯与半缕月光，我看见一只蜘蛛爬上了桌面。我对节肢动物没有恐惧，因为家人们相信，蜘蛛代表着人们逝去的亲人。他们游过冥河，偷偷摸摸地隐藏在蜘蛛的外壳下来到世间看望我们。

我希望这只蜘蛛是爷爷。

我喜欢在不同的经历和事件中寻找共性，并追溯着印证“宿命”的痕迹，这听上去是不是填满了神秘学和玄学的思想方针？也许就像白先勇的《台北人》中总是不断循环的边缘女性的悲惨遭遇，人与身俱来的“孽”，与因此反复上演在不同年代辈分人们命运的悲剧，仿佛不断强调着一份“不可逃避”。我的父亲、爷爷和我三人的生命，互相缠绕、连接，绕不开这份轮回的宿命感。

我与爷爷有着相同位置的肿瘤，很难不令人联想到某种与血缘有关的“诅咒”，尽管从科学和医学来讲可谓是无稽之谈。

爷爷年轻时当兵，中年时娶了第二房太太，徒子徒孙满堂，还育三子，白手起家创万贯家财，买得起仙丹犀角却救不了自己的性命。但他太辛苦了，病痛将他从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业中剥离，却给了他养生喘息的机会。这是他唯一一次为自己驻足停留，这一歇便是一年。

他漂泊在外、许久不归家的儿子们也相继回到他的身边，侍奉左右。我的爸爸是他的大儿子，却也是他从前忽视了十几年的孩子。爷爷青年时常年不归家，在外既是忙生意也是花天酒地，对爸爸关爱的次数屈指可数。奶奶则是任劳任怨，还时不时当家里的出气筒。爸爸很不与自己的父亲亲近，但又忿忿于自己母亲的逆来顺受，于是在上学时候就搬离了家，独自在外居住。爷爷惊异于这个他不常探望的大儿子的改变——从调皮天真的男孩成长为一个气质阴郁、脾气暴躁的“问题青年”，但爷爷从未体会到爸爸叛逆表面之下纤细敏感，急于博得父亲关爱和认可的的内心。爸爸大学肄业之后，开始借着慢慢富裕的家境自己做起了生意。

在我还在被阿姨（保姆）带着到处撒欢的年龄，印象中爸爸与爷爷时常因为观念不合争吵，虽然这种争吵往往无疾而终，消融在了奶奶炖的热腾腾的猪蹄汤里。我知道，即便爷爷后来有心补偿，想将十几年的关怀重新给予爸爸，但爸爸还是没有真正原谅他，他无法忘记父亲对于自己家庭的背叛。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像手指上的一根肉刺，平日里相安无事，不忍心连根拔起，但一碰就钻心的疼。血缘这样浓厚的羁绊终让人无法割舍，却无可奈何。

在得知爷爷生病之后，对失去父亲的恐惧打碎了爸爸心底的芥蒂，他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来到爷爷身边，亲力亲为地照顾父亲，陪伴他走过人生的最后一程。对爷爷而言，疼痛让他重新拥有了家人。虽然在我们看来，好像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也曾是抱怨过爷爷的。我觉得是他没有教会爸爸如何当一个父亲。爸爸对我与妈妈的漠视、伤害与不负责，不过是爷爷对他童年造成影响的镜像。“宿命”将痛苦从过去转移到了现在的一辈人，也许是注定的不可避免。

阴差阳错的是，爷爷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父爱的空缺。我想起了爷爷还在世时，我们之间一些微不足道但却至关重要的联系。每当下雨的时候，爷爷总是撑着伞来接我；日子久了，我就不记得带伞了。

爷爷的墓园风水极好，在荒野深处的山顶，被常青的松柏围绕，因为大师道如此在死后可以振兴家族人丁，庇佑子孙。他长眠于青瓦砖砌成的矮墙里。

人面对死亡一般持有两个态度，一为短暂的中止，但同时自己的存在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即相信灵魂和轮回的制度，二则为完全回避的态度，认为其是终止符，所以畏死重生。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知论者，不完全否认摆脱科学逻辑存在的鬼神，但对于超脱认知的现象和事物持怀疑态度。

7岁的我尚不完全了解“没了”背后的隐喻，17岁的我在认识到死亡的物理和精神意义之后，仍然愿意尝试去描摹高于我感知范围的世界。赫胥黎大胆尝试的迷幻药让他打开众妙之门，所见皆非凡，探索天堂和地狱的边界。于我而言，如果真的有牛眼泪这一奇物，涂在眼皮上，能让我在未来某一天看到鬼魂，那么我对它求之不得。

爷爷在生前穷尽偏方，想要延续一点自己若残烛般的生命，直到今日，我还没有能从任何别的地方见到如此多的“奇珍异宝”——最频繁看到的是一小袋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白色的“犀牛角粉”，古书曰“燃之带异香，人可通鬼神”的奇物，爷爷淡定将其当蛋白粉般冲泡服用，若无其事地狠狠抓住所有能“活下去”的办法。

爸爸在照顾卧病在床的我之时，曾给我洗过一次脚。滚烫的热水泡的他双手通红，但他面不改色，用浸水的毛巾裹胁着我的小腿擦拭，并轻声回忆给我听：他在照顾爷爷的时候，时常为他像这样洗脚，然后进行足底按摩。唯有极烫的水，和最用力的按压才能使得爷爷满意，他总是接完水一刻都不敢多耽误，哄着爷爷泡脚。洗毕，我靠着病房的床板，倚着爸爸的肩膀慢慢入睡，这是我第一次主动与他亲近。

在记忆中，爷爷避讳提及治疗的疼痛，而被避讳的还有我：他很少让我去看他，因为害怕他躺在床上的样子吓到我。直到我接受了手术，我才体会到他所经历的一切：咬牙切齿的痛苦和挫折感。我也许曾把肿瘤看作是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受诅咒的遗产；然而，在这一刻，我抓住了我们之间的永恒之弦，他是我，而我成为他。痛苦使我们重新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他在我生命中如此长时间的缺席。

蜘蛛在桌面上停顿了一下。当我拿起挡住它去路的纸巾时，它绕过了纸杯，从桌子和床头中间的缝隙中跳下，失去了踪影。

一个像钢铁一样坚韧的人，备受我的钦佩和依赖，搏斗到生命最后的黄昏。痛苦可以被主动忽视和省略，如果一个人愿意继续活下去。

接受无缘无故的痛苦降临，是一件多么令人绝望的事情，故而人们都执着于找到病因。我们就像卡夫卡小说中在流放地的犯人，在一台奇怪的行刑机器下竭力分辨苦难的原因。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苦苦寻找会有结果。

回归正常的生活的过程中，我的烦恼还来自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病耻感。

癌，是在家族中禁忌的病名。我的家人羞于告诉他人我卧病在床的原因，所以常常含糊其辞。而来探病的人们也对病名三缄其口，常常寻找替代词，大家便心照不宣。我思考这个问题，也许这个词背后的意义离死亡太近，也许是因为某种我道不明的偏见，于是我试图在《疾病的隐喻》中寻找答案。

桑塔格将结核病与癌症的隐喻进行对比，在十九世纪社会，人们将发病原因与天赋品格、性格、阶级、生活方式挂钩，与美学思考联系起来，过度美化结核病所导致的死亡——这种“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 而与之相反，癌症病人却许久被笼罩在“道德批判”的雾霭之下。若肺结核是“天才”与“浪漫”的代名词，那癌症便是代表着“压抑”“焦虑”“懒惰”。因为做了“错事”，所以饱受“增生”压迫的折磨。

又或许，这种羞耻感不仅仅来源于外界的眼光，更是在内在审视之后，精神上的恐惧。我思考了很久，如果我现在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有哪些可能，我会是一个完整的人。

没有这条蜿蜒狰狞的疤痕，我会是一个完整的人吗？没有被剥光衣服，切开喉咙，插管，我会是一个完整的人吗？没有被摘除甲状腺和淋巴结，我会是一个完整的人吗？

我把装着标本的载玻片拿远，挪向车窗，夏日金色的阳光轻易穿过被染色的肿瘤组织，紫红色的投影浅浅掠过我的手臂。偷偷拿到冰冻病理切片的第一时间，我将它放在鼻子上仔细观察，我此时的心情也许宛如一个未婚先育的少女，看到自己孕育了多年的肉团，带着新奇和厌恶看着这个小怪兽。

我更多感受到了一股无名的失落和伤感，一种深深的离别。因为它提醒着我，那没有被妥善保管的部分组织，很久之前就失去了血供，没有任何功能性，变成毫无生机的物质，被丢弃，然后等待湮灭。那是我的一部分生命。

*这篇故事来自三明治 “短故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