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0日和21日，我发表了《前男友昆汀给我一场爱情的骗局》《我与前男友的亚洲女友们，一起向学校投诉了他》。

两篇文章合起来讲述的是我离奇的“恋爱”故事。2020年8月，我发现相处了一年多的法国男友竟然在和我“恋爱”期间，操纵诱骗另外两名同校的亚洲女生进入恋爱关系，骗取性关系和情感付出。我们三位女生一起向高校投诉他，却被学校以“恋爱事宜属于个人隐私”为由而拒绝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文字在接下来承载了巨大的使命，成为我和其他几位女性的经历联结起来的纽带。在文章发表后的短短一个星期内，有4名女性读者称自己是文章中昆汀的受害者，在我们投诉后和他有过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从此，我的生活也被推上了一辆不受控的过山车。

第一篇文章发表的下午，我躺在房间的沙发上守着屏幕上变动的阅读量，紧张到想吐，不知道接下来面对的会是什么。

首先来问候我的是妈妈。在之前，她只知道我和昆汀在异地恋不久后就分手了。通过文字，她才第一次知道我和昆汀相处的细节。她在评论区留言，打来电话，说：“这件事写下来就当是发泄了，就算是过去了。”

当天陆续有两三位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女生给我发来消息，告诉我，能写下这些很勇敢，在爱里的错误将会帮我在未来认清自己想要的，未来很美好，要爱自己。从看到第一条消息开始，我就大哭了起来。一时间，我感到一年多来没有卸下的包袱在20号这天，终于放下了。

记忆里非常清晰的昆汀的脸变得模糊，令我困惑的爱和怀念的感觉逐渐消失，我感到自己在文章中的脆弱被很多很多的爱接住。我只能放声大哭，从2020年8月4号收到邮件到2021年12月20号，忍了一年多的眼泪，在这一天流尽了。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结束了吧。

但这只是开始。

12月21号下午，三明治编辑部发来消息，一位女生L给三明治留言，表示她也是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并且认识昆汀，想要联系我。

我倒吸一口冷气，生理性反胃的感觉又翻涌上来。我决定把邮箱留给L。

L说的认识昆汀是什么意思？她会写信给我吗？如果她真的是投诉失败以后新的受害者，是不是很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还要再投诉吗？

再打开电脑，L的邮件已经躺在我的邮箱里：

你好！非常抱歉以这样过于直接的方式打扰你……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看到了你发表在公众号“三明治”的两篇文章。我也受到过这个人的欺骗，而且初遇时间刚好在你们收到信息学院回复之后一周。他当时的Tinder名字叫Guillaume。我在认识他一个月之后主动问起，他才说昆汀才是他的名字，“因为我想在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

我可以感受到与你们相似的心情。刚刚看到文章的时候，我始终无法相信，直到反复看了三遍才确信这必然是他，一切的细节他从未变过，他也从没改过，虽然会道歉、会反复强调自己是出于好奇心、会辩解说自己一直在为你们的事情感到愧疚，但看不出他有任何负罪感，他内心依然是个爱无能。这种人格特质十分恐怖。尤其在看到信息学院的回应时感到无比难过。所以非常冒昧地在公众号后台要到了你的联系方式，希望可以与你取得联系。

昆汀在2021年3月的时候，因为受到了举报事件影响而不得不离职（他的自述，无法辨别真伪），并回到了波尔多。他的研究生涯并未受到很大影响。波尔多有很多亚裔女生，我不敢想象他回去之后又做了些什么。

非常抱歉，并没有带给你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希望你可以知道，你们丢出去的石头是有回声的。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你正在努力开展自己的新生活。可以从你的文字里感受到你是一个坚强、善良、情感纤细的人，你值得遇到一个真诚的人、被真诚地爱着。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交流。很想有办法能使更多亚裔女生知道这个人的存在，避开他的陷阱，去寻找坦荡正直的人。

最坏的一种情况来了。

邮件中，L提到昆汀说自己已经于3月份辞职回到波尔多。

鉴于对他说谎成瘾的了解，我并不相信“辞职”的说法，立即搜索了昆汀的学术页面。果然，在学校的官网、研究协会和谷歌学术页面上都找到了他仍然就职于爱丁堡大学的信息。

我和L在微信上取得了联系。她向我讲述了她和昆汀的故事。

2021年10月初，也就是我们的投诉刚结束一个星期，昆汀在约会软件上改名为“威廉”，与L结识，并发展了长达一年多的关系。在这一年多里，我的遭遇在L身上重蹈覆辙，而这一次，昆汀的控制手段更为精细。

昆汀在L面前扮演一个体贴、外向、照顾人的形象。由于L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为了不让她对感情产生动摇，昆汀向L主动提出交往的请求，成为男女朋友。

为了体现自己外向的一面，他还提出想要认识L的女性朋友，邀请她们在跨年的时候来家里吃饭，而这背后却另有企图。他总是向L试探性地提出对女同性恋的幻想，说，“如果你和你朋友是一对拉拉情侣，那就好了。我总是幻想你们在一起的样子。”L虽然感到奇怪，当时只以为这是西方文化中，双方相互坦诚交流对性的想法的一部分，所以也没有提出质疑。

为期一年的研究生生活结束时，L选择了回国。为了进一步控制L为昆汀提供情感劳动，满足他“体验多种人生”的虚荣，他提出要继续和L异地恋。他甚至给了L未来的计划：“我也会考虑去中国，找找看中国的教职。”L根本不知道，在这番把她写进未来的感人戏码之外，昆汀还在同时和另外的人交往，同时远在法国还有一位相处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长期伴侣。虽然她有时也怀疑昆汀对她的感情的真实性，不过听到这些令人期待的承诺，谁不会侥幸地想维持这段关系呢？于是回国后，她继续远程和昆汀保持着亲密关系。

好景不长，看到文章后，L明白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原来，她只是这漫长骗局中的一环。她去质问昆汀，而在事情败露后，昆汀使用了和两年前一模一样的模版式道歉，“你很好，你是个很好的人。而我是一个垃圾，我一直在欺骗你。你值得更好的。”

在道歉之后，昆汀也许预料到了一些别的事情。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要求L删除在手机上关于他的一切资料，并且说：“如果你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文章合著者的话，希望你能提前告诉我。”这冷静的语气就好像他已经提前知晓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第二，他立即撤下了自己在谷歌上的一切信息，再次搜索他的谷歌学术、学校网站，再也找不到带着他真名的页面了。

我回复L说：“再忍忍。这些资料不能删，都是证据，也许以后能用上。”

哪里结束了？这才刚刚开始。我们必须要再做点什么。

在思考下一步行动之前，我、L和恕行都说一定还有更多的受害者。我们把这件事分享给了依琳和童雨。即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找到更多人，尤其是在爱丁堡的亚裔女生。

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动，我们决定先用中文、韩语和日语简单写上说明文字，再在海报上贴上我写的两篇文章的二维码，作为辨认昆汀的细节依据。依琳还在爱丁堡，有些害怕会遭遇昆汀的打击报复，但仍然决定打印200份海报，悄悄地散发给图书馆的亚裔女生和爱丁堡的各大亚洲超市。

我们同时决定重新启用当年依琳寻找我的那个邮箱地址：truth hurts。如果有潜在的受害者，那么她们可以写信给这个邮箱。

我们的“捞人”海报

依琳打印的200份海报

接下来几天里，我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去看一眼邮箱。我希望邮箱里永远没有新消息，但又觉得一定会有消息。就在这种矛盾的焦虑里，我等来了3封邮件。

12月21日，W给我们写来了第一封信。

2021年10月，W和昆汀在约会软件上认识。当时她对昆汀并不感兴趣，所以昆汀在第一次见面伸出手想拉住她的时候，她拒绝了。但是由于昆汀表现得很有教养，她又答应了和他见第二次面。

我和W取得联系的时候，昆汀刚刚给她发出了第三次见面的邀请。

她在来信中说：

我是一个很理工科，很“天真”的人。有时候总以为世界像model一样有系数，事情发展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包括使用Tinder一样，我曾经以为如果我写“for something serious”或者“friends only”就只能遇到同样想法的人。看了你们的文章后，不寒而栗，what if that person is a total lie … 我们不知道面前的是不是一张面具。

由于W还在爱丁堡，跟昆汀同在信息学院，出于安全考虑，她决定不再参加接下来的行动。

三天后，我收到了R的来信。她偶然在三明治看到文章，才惊觉里面描述的昆汀就是现在的约会对象。她从2021年3月和他约会到年底，在9个月里，一直以为昆汀的名字是“威廉”并这么称呼他，并和昆汀保持着礼貌的约会关系。随着时间和感情投入得越来越多，R很希望能够确定这段关系是否还能深入发展，可是昆汀从未主动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反而会经常回法国，在通讯软件上消失。R为他的突然消失感到担心和生气，心情每天因为昆汀起伏不定，纠结于“他爱不爱我”。

她也感到困惑：这是否就是法国男人约会的方式，疏离又磨人。但是万一有一天，关系又能往前走一步了呢？毕竟也相处了9个月了。她有时候会找塔罗师来算昆汀和她的姻缘，靠塔罗的信息来判断接下来这段关系的走向。她也想过干脆一刀两断，但又难以割舍昆汀偶尔传递来的浪漫爱意。文章是朋友转发来的，R看了很久，由于昆汀的名字和威廉对不上号，直到她看见我的文章中写“昆汀家里可以直接看到卡尔顿山”时，她才确定，我写的昆汀，就是她一直约会的“威廉”。

获知真相后，R和昆汀对峙：“告诉我谁是昆汀吧，威廉。”

昆汀冷冷地回复：“你已经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昆汀的语气冷得像冰窖一样，R不敢相信，这是前一天还在跟她发甜蜜消息的人。她问：“就这样吗？甚至没有一个道歉？”

昆汀就好像早已掌握了事情的动向一般，说：“我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可信的价值了。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

我把几位女生都拉到了同一个微信群里。

L、R、依琳、童雨和我，各怀着分裂的情绪。我说不上来那是怎样混沌的感受，大家各怀着对同一个人的爱、憎恨、疏离、痛苦，聚在一起。因为他，我们的人生背负上一道无法卸下的十字架，虽然每个人的遭遇不尽相同，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千钧重负。

我们在微博、豆瓣等各大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又扩散了一轮之前的海报，希望找到更多的潜在联系人。

当决定把自己的私人情感交出去，别人的评价就不再是我能掌控的事情。人们对于情爱和亲密关系的窥探欲和消费心理是助推的燃料，把舆论的火点燃。那段时间，我尽量关上手机和电脑，不去看这些令人烦恼的评论。

即便我们给昆汀的照片打了码，还是有人去搜索了他的照片，在社交平台下面讥讽地评论：“这男的长这样还有人喜欢，还这么多？女的咋想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普遍的声音：“Tinder上聊来的，用约会软件找到的关系能正经吗？”“第一次见面就接吻，第二次就直接去家里发生关系。这种事情还能希望对方可以很专一吗？”

这样的声音确实在某一刻动摇了我：我感到写作的负担，它开始变得困难。我本想写下来作为一次记录，这件事就结束了。而现在，写作把我塑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完美的受害者，我被误解成是一个私生活混乱，在私人感情里走不出来，对前男友发牢骚的女生。

一面是昆汀对我的伤害再次袭来，一面是我反问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推进关系的节奏？喜欢的感觉到底从何而来？对性自由的追求错在何处？为何欺骗是值得声讨的？为何这不仅仅是“私事”？我感到困惑，如何解释这一切？我和共同经历这一切的几位女生，该如何解释我们共同的经历？

我感到急需通过写作证明一些、解释一些伏在所谓“私密感情”之下的，模糊但更为公共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只是被包裹在了亲密关系的伪装之下，隐隐蛀蚀着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

当我们忙着计划接下来的行动时，我收到了来自第四位受害者C的消息。C起初只是给我的文章打了赏并留言“来自另一位受害者的赞赏”。也许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她给我们发送了一封匿名邮件。

从微信联系到C的时候，她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她的姓名、专业等等任何个人信息。

她私信给我她和昆汀从10月到12月相处的时间线，在L、R都和昆汀对峙的那两天里，昆汀和C在苏格兰一个小城里旅游。L打电话给昆汀对峙时，C说，昆汀正和她在火车上，离开座位很久去接了电话。

C说，圣诞节前夕，她还没读到文章。此时昆汀可能已经知道事情会败露，于是主动找C聊天。他作出可怜的神情，全身颤抖地告诉她，他过去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在这种情况下约会了其他人。他是一个出过轨的男人，本不值得和C在一起。但是他已经和所有的受害者道歉。他很珍惜和C的感情，然而现在他感到羞愧，所以会在圣诞结束后从学校辞职并且离开爱丁堡，索性他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面对分手的请求，C很难过。她说，还有可能的话，想再见他最后一面，并约好了寒假回来要好好道别。而现在，她看到了文章，知道了昆汀向她坦白的“真情流露”也不是真的，真相比他的谎言更加可怕。

可是C最终没有选择和昆汀对峙，也没有和我们一起参与接下来的投诉行动，选择了消失匿迹。别人收到的生日或者节日礼物都是一样的抱枕，而C收到的礼物却是一本书。她愿意相信送书是因为昆汀感受到了她的特别。也许在跟别人的对照中，她认为自己在昆汀心里不一样。

C的证据至此失去效力。如果昆汀通过C知道了我们的投诉计划，C、R、W和依琳都还在爱丁堡，可能遇到危险；其次，如果昆汀要是先于我们的计划辞职而不被投诉，他仍然可以混迹于学术界，利用自己的职权盯上别的女生。先前的计划要推翻重来。

我告诉她，你退群吧。我只恳请你不要把我们的投诉计划告诉昆汀。C说，请我们相信她，她一定不会说。她祝我们成功。

面对C，我又看到了当年那个不愿意相信真相，希望沉浸在爱情叙事中的自己。我内心和她感同身受，也明白 ，毕竟她才20出头。同为受害人的身份，我们越是去劝诫她，她也许越感到我们企图分割她和昆汀的关系。依琳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尤其是当你亲眼见到他跪在地上非常诚恳地表演他的悔恨时，一个有感情的人很难不为之动容。这就是他当骗子的狡猾之处，年轻的女孩子更难逃脱这样的伎俩。

她告诉C，如果有一天，她还想回来，还是可以找我们。

童雨和依琳仍然支持我们的行动，但希望能减少参加的程度。因为再次参加投诉，让依琳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无法向前，似乎是她真的做错了什么一样。如今，她有了新的伴侣，博士终于要毕业，收拾好的生活不能再承受新的震荡了。

我完全理解依琳和童雨的感受和选择。我也为无法走出这个阴影而痛哭，质问上天为何给我们这样残酷的考验。然而事已至此，我写下了文章，已经和新的受害人联结起来，没有退后的余地。我时常也对她们感到愧疚，要是2020年的诉求被驳回以后，我能立即据理力争，当即再采取行动，也许她们就不会有2021年的这些经历了？某种意义上，再次投诉，也像是我在偿还一笔没有清算的债务。

我和L、R继续整理资料，思考扩大声量的方式。我们希望能首先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曝光昆汀，尽可能争取到媒体、舆论的声量，再借此机会向爱丁堡大学施压，投递投诉信，让他们不要再逃避我们的问题。

但是我们立即在社交媒体的投放上遇到了困难。向爱丁堡各大有声量的组织的社交媒体平台投稿后，好几个都拒绝了我们。他们说，这种暴露私人信息的帖子会引起对当事人隐私的破坏，而数据保护法是需要保护个人隐私的，他们不太愿意承担这个法律风险。

我们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实名给昆汀实验室所有的领导、同事、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组织都发邮件。这一定是对昆汀名誉造成影响的最直接方式。这里面存在法律责任的风险暂且搁置，这个策略是否能够达到赶走他的效果？在白人主导的理工科领域，我们的声音是否会被误解成公报私仇的私人事件？如果我们同时还要向校方投诉，这个策略可能会对投诉结果的判定造成负面的影响。

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决定先不利用媒体，而是先向学校发起投诉，同时投诉昆汀和信息学院。

收集证据和整理时间线非常复杂。每次线上碰头差不多就是一两个小时，开会也令人疲累。涉及到正经工作的部分占一半时间，另一半时间，我们在核对细节，讨论昆汀的反社会人格，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样的讨论对我来说是一场次生灾害。我仍然不愿意去回想过去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却又听到这些真实的事情在另外几位女性身上重复了好多遍。

在C参与投诉之前，三明治的同事帮忙整理的7位女生和昆汀关系发展的关键事件时间线

我自己制作的8位女生和昆汀关系发展的时间线

我和L考虑过直接把昆汀的一些言论直接发给他的导师、同事，也不要等待投诉了。早在两年前我的朋友就让我这么做，让他社死，“搞臭”他。我对这个提议非常不舒服，跟朋友说：“算了吧，有用吗？”朋友反问道：“投诉有用吗？”

有用吗？再次面对这个选择，我仔细思考，我的愤怒在昆汀吗？我想要斗倒他吗？不，我的愤怒不只在他。我的胸中有很多愤懑，对昆汀的，对学院的，对把亚裔女性看成是猎物的，对男人把女人当作玩物的，对默许这套观点的系统。搞臭一个昆汀，这个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昆汀，因为我就生活在一个默许“昆汀”存在的世界里。

从24岁开始谈恋爱到27岁时写投诉信，整整3年了，昆汀成为了我身上甩不掉的一个黑影。我像是欠了命运一笔巨大的债，这么三年我都在努力偿还。追求爱情似乎成为一种罪过，遗留的伤害追着我。我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还完？”

巨大的委屈和耻辱感侵袭着我，但我坚信不能退出，忍不住在街上流泪。

在C退出的当天，W给我发来了一个请愿活动的链接。发起人是一位爱丁堡大学的大四女生Aarti。她要求爱丁堡大学公开发信，向爱丁堡大学所有性暴力的遭遇者道歉，并且立即采取行动改进不完善的处理机制。在看到这个网页时，请愿已经有了3万多的支持者。

带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给Aarti的Instagram发私信，大意是我们也是爱丁堡大学的性暴力受害者，一共是八位亚裔女性，遭遇了爱丁堡信息学院的性捕猎者（sexual predator），在投诉过后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能进一步联系，看看是否能够相互帮助。

在消息发出后1分钟后，Aarti立即回复了我的消息。她带着饱满的情绪，告诉我她感到糟心，因为请愿发出后，她听到了很多和我们这样类似的故事。此刻她正在联系报社媒体增加曝光度，并且不断推进网上的请愿活动，如果可能，她希望我们的故事也能写进当地的媒体里，让爱丁堡大学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再过了2-3分钟，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的截图，邮件是她和学校Rector的通报。她告诉学校的rector，“又有8名亚裔的受害者遭受了信息学院一名工作人员的性暴力行为。请你们立即成立调查组重新调查这件事。”

我傻眼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任何成形的书面材料，也没有完全收集好照片、聊天等证据，怎么这件事就已经通知校方了？再查一查，什么是Rector？看到维基百科的主页，我才知道Rector是苏格兰大学政策制定和决策的最高权力代表人。

为了跟进媒体报道的事项，Aarti想要了解2020年调查的是一件怎样的事情。我大致跟她说了昆汀控制我们进入关系，信息学院对我们置之不理的经过，并且把和信息学院往来的邮件附上送给了她。

Aarti追问：“我知道这个很敏感，但是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请问对方是否有强制使用暴力和你们发生关系，或者是否有任何一次是未经同意的？”我只能回答，很遗憾，没有。这就是昆汀的狡猾之处，整个过程用亲密关系作为糖衣包裹起来，骗取我们给他性同意。

Aarti对我们遭遇的“热情”似乎冷淡了一些，她不再打算把我们的事情一起报道进媒体。她说，请愿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目前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她已经力所能及，帮我们联系了校方，希望我们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Aarti的邮件很快得到了校方的回复，学校投诉处理机制的负责人和我们写信联系，说我们可以通过官方的投诉处理渠道投递正式的投诉信。我们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通过Aarti，搭上一班“顺风车”，获得了“上级领导”的关心，这件事情的进度一下被推进到80%。

机会摆在眼前，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快速上，协作的效率前所未有地高。我主要负责全部投诉文件的陈述，L和R负责整理她们俩过去和昆汀的时间线和关键性的证据。我们定好，要在1月28日前发出邮件。

我查阅了一些关于性诈骗的法律条例。在法律上，很难将因为诈骗而发生的性关系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因为昆汀和我们的性同意都发生在亲密关系的框架下，而性同意的准线是以每一次作为衡量的标准，所以去追究对亲密关系同意的真实性，在法律上难以下手。

但在学校的员工亲密关系行为准则的相关政策里，我们找到了投诉相应的依据：

第一，“Consent which appears to have been freely given but would not have been given if one party did not hold a particular position of trust, power or authority. ”真正的性同意应该在自由、充分知情且双方关系平等的情况下达成，并且该同意不应受到其中一方在职位、权威或权力的胁迫。正如罗翔在《刑罚中的同意制度》中这样解释性诈骗的行为：“同意必须是主体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被强制、欺骗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显然也无法作出有效的同意。”

在和我们的接触中，昆汀利用了学校给他的研究人员的身份和学术资源为他背书。彼时我们都是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停留一年甚至更短的研究生和交换生。在异国他乡，对当地文化的陌生和不适应成为了昆汀在情感上利用我们的软肋。在相处交往中，我们常将感到的不适视为是文化差异，认为来到国外，就应该尊重他人的文化；而学术项目期限短暂，我们多数来到爱丁堡一年多就要回国，意味着发现真相的可能性又大大降低。从他把捕猎的策略瞄准在亚洲国际生开始，我们和他之间就形成了智识、职位、身份上的不对等。

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更高级别的职称建立权威的形象来获取我们的信任，总是由他来决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面对我们的要求，只要告诉我们“他在忙于做实验”，我们的需求就会让位于对他“追求学术”的热情；他隐瞒了自己的年龄、真实姓名等信息，在我们产生疑问时以西方人喜欢保护隐私为由，告诉我们他在网络上没有痕迹，而出于“尊重文化”的想法，我们也让步了。

更为过分的是，在被问及约会的女生为何都是亚裔时，昆汀给出了这样一段解释：“不是我自己主动找到这些亚裔女孩的，我只能匹配上她们。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非常有肌肉的那种男性，在约会市场上，也许我不受白女的欢迎，所以也许就是这些亚洲女性会匹配我。”

他将自己物化成约会市场上的货品，也将不同种族的女性化为已被明码标价的货品，匹配不同等级的男性。而亚裔在他的这个体系里，是低于白人女性的：因为他是白人女性挑选剩下的货品，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去选择更低等级的亚裔女性。在白人男性有毒的约会文化中，亚洲女性颇受欢迎。一系列东方主义美学的电影（如《蝴蝶夫人》《艺伎回忆录》等）将东方女性塑造成了“服从，温柔，体贴”的形象，让白人男性感到自己的男性尊严得到了维护。在约会的时候不把对方当成一个人来看待，而用种族标签对女人进行策略组合和排列，以方便他能够最大程度上获得“女性资源”，这是对女性作为人的个体性的漠视，也是对亚裔女性深重的冒犯。

他利用了处于种族、职位高处的资源和身份进行伪装和欺骗，换得我们的同意，这就是“不充分知情的同意”。

第二，“Grooming or predatory behavior”和“use of seuxally suggestive images and/or language. ”Grooming的常见形式是，施暴者会在最开始用正常甚至是良好的互动方式获取受害者的信任，然后通过逐渐试探和侵蚀，逐渐突破受害者身体可以接受的边界，从而达到性侵犯的目的。当性侵以缓慢的方式推进实现，通常受害者很难意识到并拒绝。

在相处过程中，他以建立亲密关系为伪装，不断试探我们的底线，用极具性暗示和性挑逗的语言试探我们身体可以被利用的边界。在和L、R核对细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迹象都暗示着这段恋爱关系的不正常。比如，“性”在我们和昆汀的关系中的占比很高。他会主动在不合时宜的场合，以不合时宜的方式谈论“性”。有一次，R和女性朋友吵架了，昆汀会说起：“你和她吵架后，反而有点毁了我对女同（女同性恋）的幻想。”还有一次，昆汀主动邀请L和她的女性好友到家里做客，过后他对L说：“你和你的朋友满足了我对女同的幻想。”

除此之外，他曾经常跟我聊起他脑海中的一些性幻想画面，描述得非常具体，还带着一些享受的表情。现在想来，这些冒犯的语言已经是性骚扰的一部分，因此也符合了学校对“性暗示语言/图片”和“诱奸/狩猎行为”的定义。

他在日常谈话中通过逐渐加入近乎骚扰式的性暗示语言来试探我们的边界，如果我们没有明确地拒绝和表达不适，他就会反复地提及他的性幻想——到了日后我们几人核对信息的时候，所有人对这一点都印象深刻。他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将他骚扰式的需求种在我们的脑海里，暗示我们应该具有“探索精神”来试着理解和接受他的性需求。

通过书写一份详细的投诉信，我看得更清楚，昆汀是怎么样设计了一盘精妙的感情骗局，又是如何让八位亚洲女生分别走进他编织的密网。公共的议题在再一次的回忆和书写中逐渐清晰，浮出水面。

我们8位女性的遭遇并不仅仅是在亲密关系里“遭遇了背叛我们的男人”，因为感情中不管牵涉多少人，每一方都需要是平等和充分知情的，而我们和昆汀的关系在年龄、职位、经验、种族、信息各方面都充满不平等。

他对我们的操控不在于传统定义中使用暴力手段或者打压，而是通过分析我们的个性，表演相应的人格，通过展现自己在学术领域的权威和经验来获取信任，从而操控关系距离的远近。比如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会主动进攻提出发展长期恋爱关系，让对方感到安全并长期和他在一起。比如对于热情的人，他又会故意疏远一段时间，让对方惴惴不安，再回到她身边，让对方觉得，这就是他“爱”的证据，这就是他能给她的全部。

我们都曾在关系里无数次地感觉到困惑：这就是亲密关系应该有的样子吗？这到底是不是爱？面对现实，我们虽然拥有“不舒服”的感受，却偏偏不太相信自己的感受。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东西两种所谓的“约会文化”的双重规训，将其作为我们亲密关系的准则而忽视自己内心的需求。

从小看到的英美影视作品，比如《老友记》，约会和性似乎就是如吃饭睡觉那样平常，也是会在朋友间并不忌讳反而津津乐道的主题。而在东亚，感情关系，性与爱三者紧密结合，社会对这些课题缄口不言，默认一段感情关系的目的和终点是婚姻以及生育。

在这样的夹缝中我们丢失了掌控关系的主导权。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开始受到家人与社会期待的“成家”的压力，却又时常看到社会中令人担忧的两性不平等与婚恋关系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我们成长于性和爱得到了更多讨论的时代，我们希望更多地理解性、探索性、探索亲密关系的模式。然而，从小性教育的缺位却让我们划不清骚扰和讨论的边界。即使当我们感到不适，但顾及到身处一个不熟悉的新环境里，我们劝诫自己这也许是西方约会的文化，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而昆汀正是利用了这些弱点，占据了控制关系的主导权，来操控跟我们关系的远近。

在1月28日这天，我们的投诉信终于落成了。

在投诉邮件上，我们郑重写下了6点细化的诉求：

1. Terminate the working contract with Dr. Quentin.

终止和昆汀的劳务合同。

2. Immediately suspend Quentin Rouxel's teaching and academic work where Asian female students are involved, including seminars, tutorials, dissertation supervision, etc.

立即停止昆汀涉及到的任何有亚裔女性的学术、教学工作，包括学术讨论、助教课程、论文辅导等工作。

3. We strongly request Quentin to giv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about his racist/sexist behavior in paperwork and provide detailed evidence where necessary.

强烈要求昆汀用纸面文件正面回答我们的投诉内容，在必要处给出细节的证据。

4. To ensure the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request to be informed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panel. We request a panel with a balanced gender and race ratio. We strongly advise Asian and female staff to take charge.In addition, for Quentin Rouxel's to the complaint this time in the interview, we require access to any text or video record of his response.

为了确保调查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我们要求知道调查人员的组成情况。我们要求成立种族、性别比例平衡的调查委员会。强烈要求亚裔女性成员负责调查。另外，我们需要获取调查昆汀产生的任何文字或者视频资料。

5. We request Quentin to write an open apology to victims who raised complaints, that is, the letter of apology should be known to but not limited to his supervisor, co-authors, and colleagues at the School of Informatics.

我们要求昆汀向发起投诉的人公开道歉，即，该道歉信应该被包括并不限于以下人员知晓：他的导师、合作作者、信息学院的全体同事。

6. We request the panel at the School of Informatics which investigated Quentin's case in September 2020 formally and publicly apologize to all victims from 2018 to 2022.

我们要求2020年9月信息学院的调查小组就昆汀事件的调查结果公开向2018-2022年的所有受害者道歉。

我们写下这些诉求，更多是希望昆汀能够快点离开爱丁堡，不要让更多不知情的女生再掉进陷阱里去。也是希望信息学院在2020年没有实现的公正，能在2022年完成。

因为传播这两篇文章，我陆续收到了好几位女性的私信，讲述她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感情中的欺骗、伤害。

最令我震惊的是脸书上一位来自缅甸的女性的消息。她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因为被一名白人男性控制、利用，进入了亲密关系。在她发现自己怀孕后，他却恶毒地抛弃了她，并说：“你们这些亚洲女人不就是想找我们白人生个白小孩吗？” 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不支持海外单身母亲为孩子注册国籍，她被迫回到缅甸，生下了孩子。几度想要结束生命的她为了孩子坚持活了下来。她联系到我们，说现在她在缅甸从事一些性教育的志愿工作，希望我们也尽可能帮助女孩子们都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控制、欺骗、种族歧视等等这些难以体察分辨的问题。

她和我们有着同样困惑的感受。她说，好几次，那个男人野蛮的行为让她感觉他并没有把她当作伴侣来尊重，但是又因为他的甜言蜜语让她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真的感情。

看到这条消息让我背后发凉。我觉得自己侥幸躲过了一劫，但细思极恐的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充满厌女和种族歧视交织的世界里，这样的事离我们既遥远又极其接近。没有人会是幸存者。

半个月后，2月14号这天，学校给我安排了针对投诉信的面谈。在面谈前的半个小时，我深呼吸，戴上眼罩，打开了一段冥想音乐。在一股缓缓流淌的溪水声中，我眼前浮现出一个蜷缩成一团的影子，留着长发。我走过去抱住她，告诉她：“你会幸福的。”

我心里默念：“走吧，曾经那个在关系里弱小的我，走吧，我现在足够强大来保护自己。”

然后，我目睹着那个影子顺着水流越漂越远。

面谈的委员会由非信息学院的一名白人男性老师和一名亚裔女性老师组成，旁听的还有笔录员和信息学院的一名人力管理的代表。他们会和递交投诉信的每一位女性都单独面谈。面谈当天，我准备了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和阐述昆汀违反学校政策的论证观点。面谈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被问到，我都对其做了准确的回应。

一轮面谈后，新的投诉会成员判定昆汀违反了三种学校政策，分别是：1. 学生和员工亲密关系政策；2. 尊严和尊重政策；3.员工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在这之后，判定结果移交决策委员会，交由另一群人决定对昆汀做出什么样的行政处罚。

5月14日，昆汀已经离开学校（是否是被学校解雇不明确）。学校的回应是：“the member of staff in question no longer works for the University and therefore you should not expect to have any further interactions with this staff member on campus.”）。同时，投诉会成员判定2020年信息学校的投诉流程和结果有缺陷，在日后学院会整改投诉流程，保证流程的透明程度，也会加强员工在政策上的培训。

至此，这两年的煎熬和辛苦总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理想。投诉过程中，我们面对了近乎苛责的问题，面谈委员会并没有对我们展现出应有的关心和尊重。整个投诉的过程漫长到无边无际，每一环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给我们积极的回应，这让我们感到挫败，承担了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的煎熬。最后，学校连是否真的开除昆汀也没有指明，而只是很委婉地说昆汀已经不再为学校工作。我们要求罗列的6点诉求，只有1和2实现了。学校在这次投诉中全身而退，尤其是信息学院，并没有表现出歉意，反而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告知结果，并且在投诉的每个环节反复跟我们强调“隐私性”，警示我们不能将投诉中的任何对话和文字记录传出去。

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个不完美的结果值得庆祝。得知消息的当天，我在上海封锁的家中尖叫和大哭起来，这个结果来得真的太不容易。它意味着，校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承认了昆汀存在利用权职侵犯亚裔女性的事实，不再将其简单定性为“亲密关系”中的私人纠纷。在无数私隐的亲密中潜伏的暴力，终于被一个庞大的系统看见并修正。这是我们一步步努力，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讨论才得到的。这个小小的进步值得被听见。

我的朋友圈封面长年都挂着伊藤诗织在法院门口拿着“胜诉”的那张照片，她时刻鼓舞我，我们会有胜利的一天。从2020年夏天种下“胜诉”的信念以后，我就希望以写作的方式来控诉，然后胜诉。可以说，这一天甚至来得比想象中还快。

当胜诉的时刻真正来临，我却舍不得撤下这张照片。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和更多关心这些议题的人讨论，一起产出文字、播客作品，我的痛苦在不断讲述和联结中被分解，我对女性个体的复杂感受也有了更真实的理解。在女权主义的讨论尤其受到关注的当下，我们在讨论结构之外，应该看到这个理论关照到的每个人的境遇。我想，这也是我第五篇故事书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