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到杭州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锦锦 | 三明治

锦锦的第一个咨询电话是一个年轻男人打来的，说是她在杭州的亲戚，帮忙咨询一下我们诊所心理治疗的大概情况和费用，患者本人还在东北老家。我向电话那头报了价格，对方表示需要考虑，后续再联系。

我自认为在诊所是个敬业的客户运营经理，但是这通电话我没怎么挂在心上，这种远房亲戚代为沟通的电话成交率不高，不至于为我们的本月业绩添砖加瓦，甚至连回访都没啥太大必要。东北到杭州距离不近，食宿是比不小的开销，更何况现在这个情况，交通往返还有隔离风险。类似的咨询电话不少，从未有患者真的来过。

没想到的是，三天后我又接到了那个男人的电话——锦锦和爸爸妈妈已经到达杭州，可以立马到诊开始治疗。

锦锦来自伊春，今年17岁，上高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伊春这个地名，锦锦告诉我，伊春与俄罗斯有绵长的国境线，有着大多数南方人无法想象的，长达6个月的冬天，年平均气温1摄氏度，距离杭州有2700多公里。

从锦锦正在说话的脸上，我看不出来她刚从那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而来。她有着通常17岁少女不会有的沉稳表情和成熟的外表，她白玉瓷盘子般的脸蛋上画着淡妆，有一头一看就是精心卷过的乌黑长披肩发。第一眼上上去，更像是隔壁直播公司刚签约的美妆主播。一年前，锦锦已经在老家省会哈尔滨的专科精神卫生中心被确诊中度抑郁症。她现在已经休学在家，自己复习，等待来年六月的高考。

在这家青少年专科心理诊所，来就诊的高中生很多，他们通常躲在家长身后很少开口，偶尔有一些孩子说话时，脸上多是孩子般天真怯懦的表情。但是锦锦不一样，她叫我陈老师，说话多用祈使句，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有着成年人的表情和成年人的沟通方式。

锦锦的爸妈跟在她身后，穿着打扮与她显得并不像一家人，夫妻两人个子都不高，锦锦妈妈缩着肩膀，穿一件深红色外套，问我，老师，你看咱们这孩子怎么治？

锦锦的爸妈原本在伊春本地的一个小学门口开早餐铺子，主要给卖包子，烧饼和油条。在锦锦确诊了抑郁症之后，为了给女儿治疗关了店面，已经辗转了几个城市治疗。来杭州之前，锦锦爸妈通过其他亲戚打听到在河北秦皇岛有一个很厉害的精神科医师非常擅长治疗青少年抑郁症，于是举家前往秦皇岛住了三四个月，但是一直没有明显地好转。这次来杭州，他们准备在萧山远房亲戚开的东北菜馆子一边当帮厨赚钱，一边陪女儿治病。

在这求医问药不停的两年，锦锦喝过中药，做过针灸艾灸，吃过大量不同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做过各种各样的物理治疗，包括电休克治疗，却一直没能有效的控制抑郁情绪的发展。精神心理本身就是非常新兴的学科，在国内发展时间不长，各个地区发展差异巨大，每个医院和每个医生习惯用的药品，治疗的方式差异性都非常大——这让锦锦每次换医生都需要时间适应新药物带来的适应症。

彼时已经是2021年11月，离2022年高考只剩下半年多的时间，锦锦的状态无法在短期内再回到学校，她的父母只求她可以顺利参加高考。

锦锦的妈妈不算是最受欢迎的那种家长，第一次在接待区等待的时候就大声收快递——并且用超出医疗机构应有的的体面分贝开始和快递员寒暄：“我出门了，不在家，我妹妹会定期给我来拿快递，你放在小区东门口吧。”然后倒头在等候区的沙发上鼾声如雷地睡过去。其他妈妈会皱皱眉头，我只能抱歉地请其他妈妈谅解，去别处落座。我知道，她极疲惫，极焦虑，对于这样的母亲，我无法把她在这仅有的打盹时间叫醒。

家长都很焦虑，这太正常了，不论是拎着爱马仕的全职妈妈，有专职司机陪同自己开律所的妈妈，还是酗酒老公家暴孩子，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妈妈。她们肩并肩坐在白色沙发上，神情严肃，却从不交流——我们不该出现在这里，我的孩子不该有病。但是，我的大老板Amanda说得没错，在我国巨大且混乱的精神心理市场里，家长是这个市场中最愿意掏钱的人。

在这个诊所，来自上级的销售意见是建议患者以10次心理治疗为一个疗程开始进行治疗，再配合药物以及经颅磁物理刺激治疗，通常而言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甚至还无心插柳的得过几次套餐销售全国第一。但是锦锦妈妈这回只交了5次心理治疗的费用——他们身上现在只有这些钱了。我没有太质疑这件事情，但是显然Amanda并不这么想，对此她说，“你傻吗？孩子这么严重，你说必须交10次的套餐，她都从东北来了能不给凑钱看病吗？他们不是有亲戚在杭州吗？”

在后面每周一次的到访中，我们拼凑出了锦锦在伊春的高中生活。

锦锦的成绩一直稳居年级前十名，锦锦的妈妈也拧着眉毛对我说，“这姑娘从来不让我操心，”然后又怕我不相信，再次补充：“我们姑娘的老师也这么说。”

我并没有质疑她的判断，同时也理解她的困惑——她曾经以为锦锦的不操心怎么也是个好事儿，但是现在，一切标准都不再清晰，她对这句不操心说出口也不踏实。

虽然有着不错的文化成绩，但进入高中生活后，锦锦校服下掩盖不住的美貌和显然比同龄人早熟的生活方式给她带来不少的困扰。在这个只有22万人口的县级市里，锦锦对美丽的追求显得和身边的同学格格不入。在东北老家，这叫“搞特殊”。这在东北小城的高中集体中，是灾难。

渐渐地，学校里开始流传关于锦锦的谣言。可以想象，针对有着极其普通家庭却行为格外突出的未成年女孩的谣言都包括什么，这直接导致锦锦产生了严重的抑郁。

其实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新奇，甚至有那么一丝老套。你我他，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早早成熟的同学，格格不入的同学，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莫名其妙的嘲笑他们，有时候我们就是他们。

比如我自己。我在入职的时候没有告诉Amanda的一点是，我之所以选这行，是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毕业后赚的第一笔工资就是用来支付给心理医生的，我本人接受过将近一年的心理治疗，主题是环境创伤——来自于我那个和锦锦几乎一模一样的青春期故事。

时间不是2022而是2007年，在那个北方工业城市的初冬，我已经整整忍受了将近一年来自我后排男生对我的骚扰，比锦锦情况更糟糕的是，我甚至不是一个成绩好的女同学。在这里，没有成绩护体，日子只会更难过。

直到那天我放学后把一把椅子狠狠地砸在那个男同学身上。虽然16岁的我身高已经超过一米七，但力气早就没有同龄男生大。他抓住我的胳膊，用力踢在了我的肚子上。

我为此尿血了整整三天，不过这件事情我谁都没告诉。那三天里，我每天躺在床上都以为我第二天醒来会死。

2022，距离我高中毕业已经过去十年整，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在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之前，我依旧不能参加任何同学群，甚至刻意不联系任何在那一年见过的所有人。

我大可以故作轻松地，以过来人的身份说，只要坚持过这一年，只要她不想，就可以和那些她不喜欢的高中同学永不相见。锦锦可以换个城市生活。但是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的痛苦与泥沼都可以用挺过去来鼓舞人心，那些关于她长得漂亮就是为了勾引男同学，爱打扮就是不正经的话，对一个高中女生是什么样的打击。

锦锦的心理治疗安排在每周三下午两点半，其他时间里，锦锦都在附近一家商场里的炒酸奶店打工——她人机灵又勤快，很快获得老板和其他同事的喜欢，经常一起下班聚餐。锦锦喜欢打工，也喜欢赚钱。

从她在哈尔滨确诊抑郁症，开始治疗，锦锦就自己拿主意是否要服药，是否看心理治疗师，如何治疗。自己在网上找专家看心电图脑电图。连她的主管医生种医生都很惊讶，17岁不到的女孩子可以成熟地面对疾病和诊断上那些吓人的字眼。

锦锦的妈妈只能听女儿的。

虽然妈妈嘴上说着，“这丫头从小有主意，我现在都不知道她在想啥呢。“但父母深深地不理解她的痛苦：为什么非得做那个人群里不一样的人，为什么这种大家都不想展开说的疾病，会落在我们这个普通家庭里。

锦锦和父母，大家都很孤独。

锦锦爸爸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起早贪黑的在早餐店里忙于生计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帮助自己的女儿面对这个劈头盖脸狂风暴雨来的世界。当父母意识到锦锦不对劲的时候，锦锦的抑郁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她开始吃不下东西，无征兆的流泪哭泣，晚上无法入睡。锦锦主动要求去哈尔滨去看心理医生，也是从那时候，锦锦一家踏上了辗转多个城市的治疗之路。

在我们诊所，受过临床训练的心理治疗师最便宜的是800元每50分钟心理治疗。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算贵。但是心理治疗本身的特点就包括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进行，已经确诊过精神类疾病并且已经开始药物服用的，甚至要半年起步。这两万多元，别说对于锦锦这样的来自东北地级市的个体户家庭，就算是对杭州本地的工薪家庭，也是一个足够让家长产生焦虑的数字。

我努力用我这个小运营所有的打折权力去给她们减免费用，赠送所有我能赠送的服务。私立医疗的目的是盈利，但是我要努力对得起所有我见过的孩子，在违规给他们使用了只能给首次就诊的患者的499代800元的优惠券之后，我在周会上Amanda点名批评。

“共情是好的，”Amanda说，

“可以非常好地促进销售，但是你这是在做什么？”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Amanda说得对，但是我不是Amanda。

后来我谎称跟患者沟通过，用锦锦的名义自己补上了那301元。

这不是我来诊所上班以后第一次给患者补差价了，锦锦的钟医生说我早晚要倒贴钱上班，我苦笑。可能这就是我的弱点恰好体现在这份不近人情的工作中了吧，对锦锦的帮助何尝不是为了我自己需要在这份看似离救世主很近的职位中找到一丝丝除了每日汇报业绩数字的意义感？

2022年的春节前，锦锦亲戚所在的东北菜馆开始放假，他们一家也启程回老家过春节，按照计划，春节之后菜馆开门营业，锦锦也会很快随父母回杭州。只是令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春节后江浙沪疫情爆发，紧接着伊春也进入完全封城状态。

雪上加霜的是，我们很快发现，我们诊所医生给出的处方在当地买不到任何相似的药品。尤其是情绪稳定类药品以及进口的药品更是根本无法在本地拿到。随着杭州顺丰快递站被封控，我们快递的药品无法出杭州市，我再次不顾公司规定偷偷从友商的北京医院和沈阳医院分别调货，但是伊春长达三个月都无法接受外地的快递。我们的药品一直卡在快递集散点，一动也不动。

我当即建议锦锦求助伊春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看是否可以在当地得到相应的帮助。但是疫情期间，当地精神卫生中心根据防疫要求关闭了所有门诊，所有患者只能简单地线上问诊，隔着医院的铁栅栏拿药。精神科面诊非常重要，加上强行换药以及当地医生开具的传统抗精神病类药物产生的巨大副作用对本来就情绪不稳定的锦锦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的心理治疗师提出给她做线上治疗，锦锦拒绝了，她觉得线上心理治疗的效果会打折扣，她不舍得在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花费这800元钱。

疫情期间我们诊所的上级指令是力保所有患者留存率，所有患者100%转线上治疗，价格不变。这也意味着，我私自让锦锦求助当地精神卫生中心又一次违反了公司规定。我知道Amanda已经不高兴到了极点。

“你知道这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投入的营销成本是多少吗？”Amanda看着我的眼睛问我。“你以为你是在为患者省800块钱吗？"Amanda问我，"患者，才不会感激你。”

“嗯嗯我知道，”我说，我本来也没有指望任何人感激我。

“怎么办”是锦锦和锦锦妈妈在电话里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她开始焦虑自己无法按时得到治疗而状态太差，无法按时参加高考。这样的焦虑让她锦锦之前的癫痫症状也显现了出来。她手抖得厉害，并且一次次彻夜无法入睡。

在那段时间里，我每次接到锦锦的电话她总用颤抖着的声音说老师我心绞痛。我都需要走出诊所大门，站在阳光下的行道树旁边做15分钟的深呼吸才能平静情绪。

大多数时候你把她当作个成年人，锦锦妈妈打来的任何电话的第一句就是，“我闺女让我说，我闺女让我问您。”但是总有时候，我会想起来她是个不到17岁的孩子。我幸运的花了近十年时间重新面对2007年的生活，没人比我更清楚，她正在一个人面对疾病，痛苦，和恐惧。锦锦也许需要不止十年，也许她根本到不了十年那么远。

她的精神状态和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她再在这个环境里支撑一年。为了维持生计，锦锦爸爸打算解封之后再次南下打工，又怕锦锦妈妈一个人在家照顾情绪极为不稳定的锦锦会出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在电话那头没说出口的那句实在是对父母太残忍的话，因为我也和他们一样担心，担心锦锦在断药情况下出现极端反应。

不论是自残还是自杀，都会让锦锦的病情更严重。抑郁症复发率非常高，创伤是非常难以被治愈的，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好好处理。这几次高昂的心理治疗从长期来看，对锦锦的帮助非常有限。心理治疗本来是一场无法计算回报率的高昂消费，而从我来自2007年的个人经验来看，这些青春期的创伤也许会伴随她的一生。

6月，锦锦参加高考。我也从诊所离职。Amanda表示我还有成长空间，愿意继续培养我，“你肯定能赚到大钱。”但是我执意要走，甚至是裸辞。

就算除了锦锦的事情，我也受够了为所有患者——包括在地铁上偷拍女生裙底被警察抓住拘留，被父母带着冲进门诊，拒绝就诊但要求我们开精神病证明的高中男生做患者留存率，在周会上上报这些数字。这个男生的妈妈不想承认自己的孩子需要治疗，但是需要有一张纸上写着自己的孩子有精神类疾病。而我为了业绩则必须配合。

我最后一次听到锦锦的故事——她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高考之后不得不进入精神专科医院的封闭病房进行治疗，我不知道和我没能在疫情期间及时让她得到药物有关系。虽然伊春解封之后，锦锦告诉我她的药品已经收到了，但是由于私自采购，Amanda拒绝了我的报销申请。

*这篇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