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船廊，追寻曼谷潮汕人的过往｜三明治

初来乍到，曼谷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自然的熟悉。

路边的民居和商铺门上常出现泰山石敢当的保护符，却紧挨着两张端坐的泰国佛祖画像。饮食文化中充满南中国的食材，却煮在泰式青咖喱汤中。在这片泰语组成的海洋中，偶尔也会撞见几个汉字。比如总是出现在电线杆上、用红笔刷写的“对我有利”。或者常出现在糕点店门口招幌上的异体“斎”字。这些字符像一个个谜面，我以为自己能猜出谜底，却常常毫无头绪。

在我游览湄南河西岸吞武里地区时，一座中式三合院把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放大了。这座合院虽然带着岭南装饰特色，但结构比例却不协调。中间的庭院豁大，被热带的阳光炙烤着。屋顶、廊柱、台阶虽是熟悉的轮廓，却似乎被放大了一倍，需迈开步子才能爬上二楼。

这座合院由一位泰国华裔贵族建于1850年。我在网上找不到他的中文名字。据说他在当时拥有一只火船，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火船廊”。

网上对火船廊的用途有两种说法。火船即蒸汽船。1850年是蒸汽贸易的鼎盛时期，建在码头的火船廊自然是用来给往来船只下货的。火船廊一楼天花板高挑，确实像一个仓库。又一说是身为华侨的这位贵族，因同情初来乍到的同族移民，建了给他们暂时落脚居住的。这个颇为浪漫的说法吸引了我。1850年也是中国南岸移民大举迁泰的小高潮。

尽管建筑结构略显粗犷，但二楼窗檐的壁画却精致细腻。它们是在最近一次修复中被发现的。在脱落的层层石灰下，工人们发现了百年前的这些用自然矿物颜料绘制的壁画。赭黄的远山淡影、朱红的湖上落日、靛蓝墨水书写的诗词。诗词后有署名，笔迹难辨。漫步在梅花、鸟雀和宋诗点缀的门廊之间，好像热带的阳光被一片云遮住，眼前浮起一个苍翠的江南来。

据说只有有名的画匠才会在壁画上署名。这位画匠或许是被火船廊所有者特意从中国请来的。这位泰国贵族为什么要请中国画匠来装饰他的屋墙？而这位画匠又是谁？在墙上落笔的那一刻，他在想些什么？

我决定重游吞武里，在附近居民的回忆中拼凑出火船廊壁画后的故事。

很少有人知道，火船廊所在的吞武里才是中国旅泰移民最早落脚的地方。有着一半潮州血统的泰王郑信（1767-82）就在这里建起了他的吞武里王朝。而有着“皇室侨民”之称的潮州人，则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大举迁泰。

尽管郑信在不久的政变后被覆翻，但泰国皇室中对中华文化的朝拜却延续了下来，甚至变成了皇权合法性的来源。拉玛三世加冕后，自称郑福，还派外交使者去清朝朝贡，被道光帝封为暹罗国王。

这一时期在吞武里建立的皇家寺庙中有许多中国元素。比如在火船廊不远处的Wat Phichai Yat，大殿入口的屋顶是厝角头的顶，大殿门口守着两尊颇为喜气的石雕门神和顾盼石狮。而大殿四周围栏的石壁上则刻着三国演义的故事场景。甚至连寺庙附近的一间西式凉亭，其屋顶上也点缀着青花瓷器的碎片。在对制瓷技术的那种如信仰一般的崇拜中，中华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环境下，火船廊的“中国风”壁画在当时并不出格，反而是一种政治正确，反应的是本土统治者的品味。这位华裔贵族，也许并没有潮州籍贯，而想借用壁画来暗示自己与泰国皇室的渊源罢了。

在一座寺庙的庭院里，我看见许多仿苏州园林的假山。奇特的是，假山外部散落着许多小石碑，上书姓名、地名和年份。细看才知是一块块墓碑。澄海、潮阳... 我在心里默默读着墓碑上写的籍贯。这些都是清朝潮州府下的地名。每一块墓碑后，都是一个背井离乡却未能落叶归根的故事。我想起火船廊壁画上那个难以辨认的署名。那位画匠最终回家了吗？

火船廊附近的社区至今仍住着许多潮州移民后代。百年前，他们的祖辈在这里下岸，从小生意开始做起，最后借着火船将家族的事业运往东南亚各埠。

潘先生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来自潮州府饶平县的他，据说是第一个把鱼露带进泰国的人。他来到吞武里后，发现本地并没有这样调料，便在码头建起了鱼露工坊。一开始，他将故乡的味道卖回故乡。渐渐地，也卖给本地的泰国人。现在，泰国料理已经离不开这样调料了。

年近八十，潘先生说起这些，脸上还是带着孩子般的得意。

谈话时，我们正坐在潘先生用祖宅改造的河畔咖啡厅里。这是一栋码头旁的泰式民居，距离火船廊步行约10分钟。天气炎热，我点了一份泰式冰奶茶。热情的女主人给我端来两个捏成精致花朵和小鸟形状的糕点，告诉我它们是“皇家点心”。我咬了一口，面皮是用玉米淀粉做的，呈半透明状，很像是粤式点心店里会卖的潮州粿。它究竟是泰国的，皇室的，还是潮州的？

在咖啡厅的墙上挂着好几张潘先生祖父的黑白人像。在一张放大的特写中，老人身着笔挺西装，一头银丝，却意气风发。在另一张泛黄的相片里，他弯腰伸出双手，略显拘谨地从一位似着制服的男人手里接过什么。一旁的翻译作神秘状悄声告诉我，这一定是与泰国皇室有关系才能拍下的相片。

面对日益攀升的移民人数，前几任泰王采取亲华态度和政策，通过授予爵位和鼓励中泰婚姻来进行软性同化。许多潮州富商借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公贵族，攀个一官半职，踏进上流社会。而泰王也借此稳固对华贸易，同时控制在泰的华裔移民。

潘先生的祖父最终没能回到他的故乡。“其实，祖父还是想回去的。”潘先生告诉我。这个码头旁的祖宅他租了几十年，直到晚年才决心从一位贵族手中买下。

尽管没能给我提供与火船廊画匠直接相关的线索，潘先生的祖父却为我展现了一幅早期移民的奋斗图景。他们为了生计而离开故土，随某个同乡乘船来到暹罗。他们把熟悉的味道和手艺带进吞武里，再从吞武里码头带向东南亚。我想，这位画匠在火船廊的墙壁上落笔之时，一定想着村里老先生教的诗句，戏院里演的戏文。他想着老家后山中的五彩鸟雀，但也许也念着旅途中看见的奇怪海鱼。他对前途的思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一处上墙，他写“登棱看山，东滩吹笛”，颇有归隐田野之意。在另一处，他又写“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似乎在这句卜卦里寄藏着自己的野心。

在不久后，这些壁画被一层层的石灰遮蔽。对于生活在火船廊附近的移民后代，他们的记忆正始于这片空白。就好像祖辈的故乡之于他们一样，仅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是他们唯一能用潮州话念出的地名。

如果对最早的移民来说，这些壁画是故土的剪影，是他们荣归故里的动力，那么对于后辈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是谁带着何种心情将它们掩盖在石灰之下？

1919年，在与拥有火船廊的泰国贵族通婚后，一位来自潮州、经营大米贸易的陈氏富商终于买下了火船廊及其附近的码头腹地，并将火船廊变成了其家族员工宿舍。自那以后，院落二楼的壁画就被刷上了一层层的石灰。

这位陈氏富商叫陈立梅，他是著名潮商陈慈黉的次子。他的祖上两辈在吞武里码头已经经营了半个多世纪，从水手到船长，再到船队。比起他的父辈，彼时不管是中国或泰国的局势对华人来说都不乐观。民国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而泰国反华情绪高涨。如果在70年前，中国风的壁画是一种政治正确，那么在此时的泰国，则是一种不合时宜。

不同于潘先生的祖父，陈慈黉仍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选择回归故里，在广东澄海兴建如今成为旅游景点的陈氏宅院。而陈立梅，决心买下吞武里的这片码头，让家族后人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

从陈立梅写给父亲的家书来看，他一定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毛笔字。早期潮州移民会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泰国本地的中文学校，有条件的还会送往香港的英文学校，期望他们既能流利地掌握经商必须的语言，同时不忘乡音。

当陈立梅第一次漫步在火船廊时，我想他一定能读懂这些壁画上的诗句。不仅能读懂，他或许还能读出其中我无法领会的用意。比如，为什么这位画匠明明会写“西”字，却在“欲把西湖比犀子”中将“西子”写成了“犀子”。

但当家族中的某一人将第一层石灰抹在这些壁画上时，陈立梅并没有制止。又或许，是他作出的决定。也许在陈立梅眼中，这些壁画已经过时了。彼时，他父亲正在故乡大修新式宅邸，从世界各地运来彩砖、彩色玻璃，以大理石为建材，泰国楠木为窗扇，几何纹路为墙饰。

直至1939年，抗日战争在潮汕爆发时，陈慈黉的家族院落仍未完工。而在家书的另一头，火船廊也开始走向荒落。1941年，日本入侵泰国。几小时后，泰国当局与日本妥协，签订了军事同盟。在这时期，不少反日的华侨领袖遭到了暗杀，教授中文的学校也被关停。

潘先生对火船廊的记忆正始于它的衰落。“哦，那个地方”，他面带不解，“那里好像是给工人住的仓库吧，墙体都被浆糊覆盖，乱糟糟的，谁都可以随意进出。”建立之初从潮州特意请来的三尊妈祖像，在潘先生的记忆中挤在二楼一个极小的房间里。“小得只能放下妈祖的一根手指”，潘先生笑道。

“你们家也有火船廊墙上那样的壁画吗？”我问他。潘先生摇摇头。

沉默一番后，潘先生又像想起什么，起身要带我去咖啡馆旁他的住宅看看。

这是一座明显的潮州厝风格民居，入口两旁有火行马背山墙。一进正厅中央仍旧挂着潘先生祖父的相片，框在欧式椭圆的相框里。相片四周环绕着一个仿佛是从老式雕花床上拆下来的花雕面，中心写着“连生贵子”四字。我忍俊不禁，潘先生仿佛注意到我的反应，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有些惊讶，这些他用来点缀正堂和祖父相片的字，他却不认识。

我想起之前谈话时，潘先生告诉我，他的祖父说潮州话和泰语，父亲说泰语和一些潮州话。而到了他这一代，学习中文是不被允许的。1950年后，泰国的右翼政客禁止开设中文学校。这使得在50年代后出生的泰国华人很难有学习中文的机会。

在一个侧屋，他指给我看珍藏在透明塑封膜里他祖父鱼露厂使用的不同宣传画，上书中文和泰文。这一屋子与自己家族和祖辈有关的老物件，潘先生却无法辨识其上的书写。

回到前院，潘先生转身指向二楼正门两旁的上墙，那里依稀还留存着一些靛蓝色的颜料印记。但剩下的部分已被人从右下角开始往上胡乱地刷白，一直刷到门顶那张横幅才罢休。

那里曾经也是一幅幅壁画吗？我没有问出口。

潘先生告诉我，他曾经请了文物修复的专家来家里看过这面墙，也想将这里修复后作为景点开放。但修复壁画的费用昂贵，而懂得修复这些壁画的匠人在本地又难以找到，渐渐地也就作罢。

也许是火船廊失而复得的壁画让潘先生忽然在脱了漆的记忆深处看见自家祖宅墙壁上原本的颜色。2017年，陈氏家族的后代决定重修火船廊，在脱落的石灰底下，百年前的这些壁画又重新浮出水面。他们随即调整了计划，请了文物专家修缮壁画，并将火船廊作为文创园对外开放。

“修复需要不少经费，这座三合院也要想办法养活自己。”陈氏家族第五代执行长在一次专访中提到。

在和潘先生告别之前，我问他二楼正门贴着的那副横幅是什么意思。他看了看，说“是过中国新年会贴的东西。”那张横幅已经被阳光晒成灰白，许久没换了。但上面写的四个“新年如意”却仍保留着似乎能穿透纸张的遒劲。他似乎真的不认得那几个字。

当人们忘记了符号原本的意义，符号还承载着什么？

在寻找火船廊壁画“谜底”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华裔老人。他们平均年龄约80上下，大部分能说一些零星的、在我听来是泛广东腔的潮州话。他们对我的到来和问题表现得格外热心。许多人告诉我，热忱中似藏几分戏谑，“你一个‘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这么感兴趣，我真的很开心。”

一位寺庙的老照看人快90岁了。我刚进门，他就热心地领着我去参观寺庙，给我讲寺庙的历史，又给我看他的笔记本，上面抄着一些佛教心经。原来他正在学写中文，从右到左竖的繁体写法。他的字如人一般，略显颤巍，但一笔一划皆认真。走之前，他递给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行佛所行”。

他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外婆也在年过半百后开始识字，为了能诵读佛经。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晚年的一种消遣。后来我才知道，外婆是在一个寺庙里长大的。也许这些佛经上的字也是她的某种乡愁。

而对很多长在泰国的潮州移民后代来说，在族群流散过程中对父辈语言和文化的想象和重构就是他们的乡愁。

陈先生的祖父来自澄海，在暹罗码头卖船用绳索起家。陈先生仍经营着这家店铺。在他的母亲离世后，他惊觉之前被母亲领着做的那些习以为常的祭祀活动在脑中开始渐渐模糊。他决心花时间把它们弄清楚：“本头公”是谁，我们是怎么祭祀的，祭拜桌上要摆哪些贡品？

“你大概花多少时间做这个项目？”我问他。

“这不是我的项目，这是我的生活。”他郑重地说。“人们应该知道他们对神的职责是什么，文化也是一样的。”

临走前，得知我还未吃午饭，陈先生又热心地给我推荐了好几家老字号餐厅。“我真的很开心，看见你对我们的潮州文化感兴趣。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故乡。”

“我们的”潮州文化。“我们的”故乡。

“你的故乡是哪里？”我不禁问。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