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光，我们看不见任何颜色。我在北京摇滚乐酒吧打工 | 三明治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7月“短故事”报名中，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如今，再沿着旧北京城中轴线走到紫禁城正门，左转，找到一条叫南长街的街道，沿着这条街道一路向北，路过中山公园西门大约500米，到北长街，你会在右手边一个平房屋顶的瓦片下方看到一个**委员会的牌子。7年前，这个瓦片下面还是一块圆形的牌子，牌子中央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问号。

2016年春天，我沿着故宫西门城墙外这条笔直的长街，一路躲避着迎面撞来的人流，一边走一边张望沿街的店铺招牌。三五不时，写着"老北京家常菜"的招牌进入视线，挂在店门口的红色菜单一律写着：老北京炸酱面，北京烤鸭。操着各地口音的老板站在店门口，随时等待捕获眼神飘移过来的游客。

即将迈入千禧年的那个秋天，我就要迈入成人的队伍。而在此之前，一整个夏天我都在一群高中生组成的队伍中间，摆动着手臂，在操场或临时围起的训练场上，一步一步从场地一端走到另一端，转身，再一步一步沿着走过的路前进。那年夏天格外炎热，1981-1986年出生在北京的人大概还会对此记忆犹新，几个月后的10月1日，全北京市的中学生们将手举花环围绕着或走过宽阔的长安街。

我对长安街的印象，停留在那一天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中间的女孩身上。我未曾想过16年后自己又再一次与长安街产生交集。每周至少4天的下午，我都会坐上52路公共汽车到天安门西，瞥一眼曾经用双脚踩过的马路，然后左转进入南长街，一路向北。

手机导航显示不到50米，我的目光停在了被一群人包围着的平房上。平房的门窗是木质材料，漆成了红色，屋檐下方挂着一个圆形招牌，招牌中间是一个红色问号，四周围绕着英文字母和不规则符号。招牌下方有两扇向外敞开的窗户，外面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穿带领体恤，他就是Gao，OW时任老板。

“我是来面试兼职的”

“你家住哪儿？”

“平乐园”

“嘿，这我发小儿！”Gao拍着旁边哥们肩膀说

“你今儿能上班吗？”

“能”

我是后来得知Gao小时候也住平乐园，并且和我同年生。OW之前的老板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大家都管他叫Lv哥。

那是2016年，我失去工作后，在清迈漫游了一个月回到北京，误打误撞地看到了OW招聘吧台员工的广告。“这里可以接触到北京地下摇滚乐的魅力”，尽管当时的我连Beatles都不认识。说来奇怪，命运好像拽着我，让我遇见一些必须遇见的人，经历一些必须经历的事。

Gao没问我年龄婚否学历经历为什么来，我也没问工资工时管不管饭。OW没有员工手册，不签劳动合同，当然很多兼职都不签劳动合同，但这不是重点。OW关门后我也找过几个咖啡馆兼职，老板（有时候这个角色是受店主器重的老员工）对员工也很好，但这种好总得拿点儿什么东西来交换，比如服从老板的个人意志，懂得卑微，宠辱不惊。而在OW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装B。老板和员工这两个词语太不适合，毕竟是舶来品，更贴切的说法是OW没有主人和仆人。来OW的人也不像上帝，他/她们更多的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

据说，OW的前身是隐藏在三里屯的一家地下摇滚乐组织，几经辗转，搬到了故宫西门。还据说那个隐居北京胡同的摇滚乐精神领袖曾经现身OW。后来，新来的兼职满脸好奇加期待地盯着Gao，Gao甩开脑袋说了一句：“别问！我见没见过他”。一次，Gao指着一个被众人围坐的男人，对我说“那个被叫老师的，是那年给他打鼓的。”那天晚上，很多人都期盼着他会来，可最终我还是无缘见到这位中国摇滚乐传奇人物。

走进OW，我才看到右手边有两个不规则形状的门洞，整面墙像是被随意凿了两个洞，就这样留在了那里。墙上的涂鸦从靠近门口的墙体向里延伸，像一间艺术品画廊。画廊中间围了一圈人，吧台后面的姑娘递给我两小团纸巾搓好的纸条，指了指耳朵。

咚..咚..咚..    咚..咚..咚..

“他们每周日下午都在这里打非洲鼓。”姑娘扯着嗓子冲我说。这群打非洲鼓的人是Gao的朋友，由于没地方可去，每周日都来借用Gao这十几平米的空间。这群人的穿着十分野性，领头的男人大眼睛，麻布上衣，其他人有的梳着缠绕着五颜六色绳子的辫子，有的穿着宽大的灯笼裤，颇有丛林归来的气质。不时有行人驻足，好奇地向里张望。

面试当天我就算上班了，递给我纸巾的姑娘拿出一本手写的酒水配方：“等人点的时候照着上面做就行了。”她见我有些疑虑，笑着说：“有一次，一个客人一把拿起我手中的调酒器，冲我说：‘姑娘，这个酒应该这样做’，自己在那儿调了起来。”

我忘了那天结束前自己都干了什么，只记得回到家倒在床上后收到姑娘发来的微信，问我是否安全到家。

Gao排我和臭丫头一起上班的那天跟我说：“臭丫头可好了，就在你家旁边上学，读设计。”

他在群里问几点开门，3点还是4点？丫头回：那就4点。

周四下午的北长街并不热闹，我不知道钥匙在哪，于是坐在门口台阶上听隔壁大爷拉二胡。不久，一个穿着背带短裤，亮黄色菠萝图案上衣的女孩走过来，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几缕发丝优雅地垂在脸颊旁。我下意识觉得，她就是我等的人。

臭丫头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是源自于她先喊我：臭姐姐。一起上班后，她每周四都会发来微信：“臭姐姐，来来”，而我也欢快地答应。我喜欢臭丫头不紧不慢的腔调。在她面前，好像永远不会有刻不容缓或必须去做的事情。

臭丫头登上台阶，在大门左上方的电表箱上摸了摸。握着拳头的手转了半圈，丫头拉来立在旁边的砖头垫在门下。她从屋里搬出一张矮腿小桌子，又从沙发上拿出4个靠垫。推开两扇窗户后，她拿起挂在吧台墙上的小黑板，从盒子里取出两只粉笔。阳光打在她的侧脸上，像仙剑奇侠转里的赵灵儿。

傍晚，两个少年一进门就坐在了吧台外面的凳子上，其中一个体型圆润，个子不高的看了我一眼就低下头，另外一个瘦瘦高高的，一直咧开嘴笑。臭丫头从身后墙上取下两个玻璃杯，杯口倾斜四十五度放在一个小型水龙头下面，左手按下龙头上面的红色把手，黄色的液体流进杯底，逐渐托起一层白色浓稠的气泡，像棉花糖。两杯顶着棉花糖的液体依次放在少年们的面前。臭丫头翻开一个磨旧的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上：“中南海小胖，瘦子：扎啤”，然后在扎啤后面画了一横一竖。

中南海小胖和瘦子也就十八九、或二十出头的样子，在中南海警卫队上班，每次来OW的时间都很固定，晚上7点半以前一定会离开。

装满啤酒的冷柜玻璃门上面的彩虹逐渐变得黯淡，微弱，北长街也从安静变得喧闹起来。OW对面是一所中学，骑着自行车，电动车的家长们逐渐聚拢过来，偶尔一辆铁皮怪顶进人群，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四只橡胶大脚。

因为无事可做，我总和Gao要求多上几天班。独自上班时，我总在下午3点前，有时是2点就开了门，然后把音响插头接到手机上，点开网易云音乐，搜索Bob Marley或The Rolling Stones或Beatles。这是写在一串长长的乐队名单中间的我播放过的最多的三个乐队或乐手，剩下的乐队我至今没有印象，也忘记了当时听过之后的感受。我偷偷放过Maroon 5的Lost Stars，这件事要是让Gao知道，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一个大嘴巴"，他不让我们放歌单以外的非摇滚乐。

我有时候不太理解Gao，比如他好几次中断了Bob Marley的音乐，说“不许放这首歌”。我努力回想那首歌的名字好像是《No Woman, No Cry》，但好像又不是。

“先吃饭”，Gao从里面走出来。丫头从墙上的布帘后面拿出两双筷子，两个碗。打开饭盒，薄皮大馅的饺子还冒着热气。

Gao一向自己做饭，我们吃的晚饭都是他从家里带来的，有时候是两个炒菜，有时候是黄豆猪蹄汤，他也在巷子里开了多年的窗口外面排队给我们买过鸡腿。他经常吐槽没了烟火气和个性的城市，还骂过满大街的沙县小吃。他曾对一个来OW看Live的人说：“真喜欢就走到店里吃，别叫外卖。”

吃完晚饭，我和丫头把饭盒洗干净，装在塑料袋里。丫头拿出铅笔，水彩准备做学校的学业，我也拿出淘宝买的水彩和画本。

看丫头写作业，激起了我从小对画画的热情。我经常问丫头怎样画，她的回答永远是：“想怎么画就怎么画。”OW关门后的7年里，我时常拿起画笔，但总也找不到当时的感觉。我经常翻看在OW半年里画满的黑色封皮画本，回想当时在烟雾缭绕和扯淡的脏话声中旁若无人的自己，仿佛隔绝在一个真空玻璃罐里，手中的笔自由行走。

黄昏将至，一辆电动车闪进视线，在OW大门前停稳，走进来的是一个结实的高个子中年男人：“Gao来了吧，我看见他电动车了。”男人指了指吧台桌上的扎啤罐子，丫头转身拿起一个玻璃杯，在笔记本上写下：慧哥，扎啤。在后面画了一个横。

慧哥是OW的常客，据他自己说在一家国企做人力资源。他和中南海小胖、瘦子侃起他当兵时的经历。

“真打起仗来，谁管你是多大的孩子，子弹又不长眼睛。”

“当年我们就趴草丛里，对面全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慧哥把烟头按在铁质烟缸里，鼻梁上的肉挤出好几条褶子。“你要是听见“嗖”的一声，再低头，那就晚了。”

“画什么呢？给我看一眼。”

慧哥突然转过来问我。

我把画本转了过去。

“你这个，画的不对，我跟你说……”

慧哥把画本举到空中，一双手按在他左肩膀上，慧哥顺着回过头，一个影子闪身坐在了他右边的吧凳上。“你小子...”

丫头在本上写了两个字：帽子。

我总共见过帽子三次，他跟我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是：“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你一个小姑娘没事别往泰国跑了。”来OW的大部分人都把我认成还在上学的小孩，毕竟三十几岁还在社会上晃悠的人不多见。

帽子是典型的北京男孩，可能还是胡同里长大的那种。他的脸上看不出急躁与慌张，也没有因刻意掩饰表现出来的镇定。他话很少，总盯着手机打字，偶尔和慧哥互相揶揄几句。

“又和女朋友聊天。”慧哥逗完他，继续评价我的画。

“慧哥，你杀过人吗？”我问

慧哥张着嘴，半天没说话。

慧哥到底杀过人没有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至于他当兵时是否真的打过仗我也不得而知。

画本上的颜色在吧台微醺的灯光里越来越黯，丫头拿出一个LED灯，接在插线板上。北长街的夜晚进入宁静，偶尔有夜跑的人经过，也只听得见鞋底拍在水泥地面上的声音。暖黄色的灯光照亮了OW门外的几平方米，灯光下那个我第一天到来时Gao站着的台阶上，坐满了即将进入我记忆或永远陌生的面孔。他/她们有些是Gao的朋友，有些是Gao的仇人，有些想要成为Gao的朋友或仇人。他/她们是文字记者，大学老师，办公室职员，无业游民，乐队主唱，电台主持人...

临近午夜，堆在一起的人们渐渐散去，只剩下Gao的几个好友，坐在窗外射灯下的台阶上喝酒。丫头的作业本上已经建起了伸向远方的街道，街道尽头耸立着一栋圆顶建筑，蓝色水彩随意点缀在建筑墙体上。我不舍得挪开自己的眼睛。

Gao把加满水的锅放在电磁炉上，拆了一包挂面放在沸腾的水里。细长的挂面在水中散开，逐渐弯曲。几分钟后，Gao洒下一把青菜，拿来两个碗，从布袋里掏出从重庆带回来的辣酱。我和丫头一边吹着滚烫的面条，一边把还未凉透的面条往嘴里送。鲜辣的味道触碰舌头的那一刻，我甚至以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重庆小面。

凌晨一点，我和丫头把散落在角落的啤酒瓶扔进垃圾桶。Gao把烟灰缸里的烟头又按了几下，从外面关上大门，冲着屋里的我俩说：“锁好门”，转身去开电动车。丫头从书包里拿出折叠牙刷，又掏出一叠塑料布。她把四张桌子拼到一起，铺上塑料布，然后铺床单。我已经躺在沙发上，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

丫头和另外几个兼职的大学生回不了宿舍，只能在OW的沙发上凑合一晚。丫头是处女座，从不躺那张历经沧桑的沙发。独自上班的我也有懒得回家的时候，尽管Gao总劝我回家睡的踏实。我们几个女孩都觉得在这里过夜十分安全，毕竟没谁敢在距离中南海几公里的地方闹事，更别说OW门外500米处就有一个24小时警卫亭。

我和丫头曾在关门后的凌晨一点骑着自行车，先抚摸了西华门外的宫墙，又围着筒子河转了一圈，最后回到OW门外的北长街，当街坐在地面上。北长街空无一人的安静和我俩肆无忌惮的夸张，在这个象征权力与结构的宫殿不远处，连同多少个夜晚OW里混着荷尔蒙的咆哮声，或叙述自由与爱的诗歌声中，完成了对比鲜明的行为艺术。

微凉的空气透进皮肤时，我听到车辆驶过的声音和人群喧闹的声音。睁开眼，天色已经大亮。丫头盘腿坐在铺着塑料布和床单的桌子上，边玩手机边说：“姐姐你终于醒了。”

明亮填充了角落，我才看清屋子东侧墙正前方的地面上隆起一个椭圆形20厘米左右高的台面，正上方开了个天窗。台面中央放着一个架子鼓，光透过天窗淅淅沥沥地洒在鼓上。鼓背后的墙上站着一个披着铠甲的人形，那人形一条腿抬起，一条胳膊弯在背后，双眼凝视前方，威严又庄重。之后的很多个清晨或夜晚我都在想，是谁把它画在了紫禁城外不远处的墙上。闭上眼睛，它是有颜色的，但我已经无法从留下的照片里获得印证了。

离开OW，沿着北长街向南走，路过中山公园，一队大妈迎面走来，昂首挺胸，威风凛凛， 我慢悠悠地向52路公交车站挪动。

周五、周六的Live是OW最热闹的时候。演出时间是晚上8:30，但演出真正开始通常要等到9:30，因为很少有乐队会准时到场。即使到场乐手们好像也不急着表演，而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不善言辞的乐手独自一人调弄乐器。我听到过不少风格迥异的音乐，多数是震得耳朵颤抖的那种。有的音乐在让人颤抖的同时好像又要把空气扯开，像野兽嘶吼，后来我知道这玩意儿叫金属。

一次，我听到一种很诡异的音乐，这种感觉至今仍难以描述。我只记得自己的耳朵是拒绝的，可又忍不住竖起来听那个声音背后的含义，恐惧又带着点儿肮脏。朋友告诉我，这个叫碾核。碾核又分很多种，名字都带着不堪入耳的词汇，比如：死亡、血腥、性、排泄物。

后来我知道了，这些风格都叫摇滚乐。

人类有向往生的本能，大概就有向往死的本能。生与死的对立、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洁净与肮脏的对立，被埋葬的对立面如同潜藏在地底的岩浆。音乐是能量的另一种表达，它代不会讲话的对立面发声。声音冲出黑暗世界，摧毁光明世界的生物，而死去的生物又化作养分，生命在灰烬中生长。

很多摇滚乐队的名字里，都有冥王星的影子，比如：冥河乐队，涅槃，Sex pistols。而国外摇滚乐手自杀的比例也不在少数。也曾听说有国外朋克乐手用结束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致敬（践行）朋克。

而相比这种真硬核，我既不敢撒开了对抗权威，捍卫信念，又沉溺在自己虚弱无力的内核里，硬披上一身铠甲，扮演愤世嫉俗的傻逼。

来演出的也有不少外国乐队，不过我从来没听Gao说过英语。一次店里来了一群外国姑娘，一个喝高了的小伙子一句句往外抡英文，Gao指着他的鼻子：“说中文”。

Gao老婆是芬兰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一次Gao让我把一个布袋交给他一朋友。我刚问是谁，一个声音从后面传过来：“就坐里边儿沙发上内个。”要不是回头看见一头金黄色头发还真以为是一老北京。后来听常来OW的朋友说，Gao老婆跟他吵架都用北京脏话。

很多来OW演出的乐队在百度或音乐app中搜索不到，Gao经常给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乐队演出的机会。一次演出，来了一群大学生，观看的人零零散散，大部分还是乐队的朋友。学生们唱到起兴，Gao和他们合奏了一段很熟悉的旋律，听起来像何勇，但我又敢肯定不是他。夜深时，他让我从钱盒里拿出两百块钱，转手给了主唱。

一起上班的女孩跟我说：“Gao还给钱，他连场地费都不收。”“他说收场地费是一件特别傻逼的行为。”我想起偶尔有酷酷的女孩站在门口收门票，这些钱也从未进过OW的钱盒，也自然不进入每日的营收。“Gao整天在赔钱，来看演出的好多人还不买酒水。”姑娘说。

姑娘把盘起的长发放下来，拿出学校的作业。我摊开一本已经忘了名字的书，大概和哲学有关。我们在昏暗的混着烟味和噪音的空气里，各自专注，我看得入神但又不知道看懂了没有。

与OW熟识后，我把自己的吉他拿到店里，白天无人时对着谱子拨弄琴弦。慧哥依旧喜欢做师傅：“你这弹的不对”。他教了我一首两个和弦就能弹完的一首歌，那时我知道了科特柯本。

几个穿T恤，戴鸭舌帽的人走进来，他们从一米长的箱子里拿出萨克斯、小号、电吉他。Gao是EB乐队的鼓手，他们乐队每周的排练现场，我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海风从遥远的岛屿吹来。后来我知道了EB是一只SKA风格的乐队。在百度搜索SKA可以得知这是一种牙买加风格音乐，最初由几个牙买加乐手把当地民间音乐和即兴小调音乐与美国爵士乐和R&B相结合形成的，是一种传达乐观和快乐的音乐。

“我弹吉他那会，他们还玩儿呐。”慧哥又开始扯淡。

我在OW关门后的9月或是10月里，在隐藏在天桥一间地下室的酒吧看了EB的演出。我每周都会听到的那个旋律原来叫《紫禁城摇滚》。我和故事之外，一个在我生命里留下浓烈印记的女孩在台下跳跃。女孩没来过OW，我和她相识也是在OW关门以后，那时她总对我说Gao能把这群人聚在一起，是福报。她老公是Gao的好友，曾经写过一首风靡全国的彩铃，特别不着调又听起来特别好玩，他和一个名字里带方位词的人组过乐队。如今回忆起这些，他/她们都已落地遥远的大陆、岛屿。因Gao聚在一起的时光，有琴声，歌声，有月光，虫鸣。我们这些人因OW和Gao相识，在彼此生命里留下记忆。而OW变成一个图腾，留在所有人心里。

来OW的人分成两类，一类热爱摇滚乐，一类冲着Gao的啤酒、汉堡和羊肉串，这两类人的共同点都是喜欢Gao。慧哥曾说Gao做饭好吃不是没有道理，五音相通。当然也有恨Gao的，我见过Gao曾一言不发地走出OW，一个男人对着他远去的背影甩出一句：“你丫不就是牛逼吗”。几个月后OW最后一次营业那晚，我好像看见他了，面无表情，喝了好几瓶酒，没给钱。

Gao的个性，得罪的人应该不只一个。一次他眼看着一辆电动车刮倒了一个人，正准备扬长而去时，对着电动车上的人说：“下次就轮到你”。

在酒吧里，有时候一天也没一个人来。晚上十一点，Gao让我算当天营收，我把空白的笔记本拿给他看，他说：“关门，回家”。晚上十一点后通常是高峰时期，我本想说“要不再等等”，不过我了解Gao的个性，便起身去收拾东西。

下午也是门庭冷落的时间，偶尔有路过的外国游客走进来，像发现一块宝地一样兴奋。唯一一个经常在下午到来的外国常客，是汉斯。

汉斯有一个光洁突出的额头，头发背在脑后，有点像列宁...他经常拿一本书，要一杯咖啡，一直坐到黄昏。

一次他坐吧台看书，看了一会儿抬头问我喜欢谁的书。

“难道是韩寒啊？”他问。

我还没说话，他又接着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看韩寒吧？”

“我喜欢的作家没有一个至今还在喘气的。”我说，引用了这个忘了在哪听过的句子，只觉得好玩。“你在哪学的中文呀？”

“这不用学，看看就会。”

“你是德国人吗？”

“挪威，这个名字听着像德国人哈。”

“你知道老舍为什么投河么？”

“不是因为身体的折磨，是因为被家人出卖。”

汉斯的话让我想起在清迈遇见的一个英国老师。提起那段历史，他无奈地摇摇头。

巴扎黑走进来。巴扎黑是一所985大学里的老师，那个夏天他成了OW的常客。巴扎黑这个名字，是在一次他喝了八杯扎啤倒地不起之后被授予的。

“今天没人在呀”，巴一进门就大声喊到。

汉斯放下钱，拿着书走出大门。那本书的封面上写着中文：乡土中国，费孝通。

巴扎黑回头看了一眼，“切，谁没事儿跑酒吧看书。”巴大概看出汉斯烦他，一次，巴扯着嗓门和慧哥胡扯，汉斯也是转身就走。不只汉斯，酒吧里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他。他讲话粗俗，话题离不开姑娘，让我们这些兼职的女孩十分不适。

巴扎黑是顶让我们头疼的一个人。他留过英，又在大学里工作，来酒吧却像“逛窑子”一样。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夸张，不过我没想到贴切的比喻。遇见他之前，我对“物化女性”这个词的用法，只在美国电影里见到过。他觉得人人都应该尊重他，可假装是Gao哥们儿的时候，又自己把尊严踩在脚底下。

巴花钱大方，每次必拍下3位数以上，可这也没能让他赢得更多他梦寐以求的尊重。一次，他见慧哥啤酒杯里的浮沫不到一指宽，要求我也给他打一摸一样的。慧哥弹了两下烟灰，“我在这又教吉他又修自行车，你修过什么呢？”巴扎黑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他的脸上泛起鲑鱼的颜色，不知道是酒精，还是他自知理亏。

一天下午，巴扎黑耷拉着一张愁苦的脸，拉着Gao聊天，说他喜欢上了一个上大四的兼职姑娘，“万一我们是真爱呢？”“虽然她比我小太多，那又有什么关系。”Gao说了什么我没记住，那天慧哥也在。

这件事，巴念叨了一个星期。之后的某天，Gao骑电动车送姑娘去公交车站，巴怏怏地嘟囔着：“她不会喜欢Gao吧。”

慧哥跟我说：“巴这个人不坏，就是郁闷，我陪他聊聊天也算给社会做贡献。”我也不认为巴有多坏，换了性别，没准反而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可这个看似有力量的性别，反而让他的不成熟带着点“胁迫”和“纠缠”的意味。

Gao说话一向不正经，唯一一次正经跟我说话，是在他一个朋友夸我画的画好看之后，一字一句地跟我说：“这里任何人说的任何话都别相信，包括说喜欢你。”如今回想这些，我也在反思是否自己当年对任何人都过于热情。

隔周的周二，Gao忽然发微信叫我过来。前一天，巴扎黑透露了自己要表白，周二是姑娘的班，Gao怕巴说出什么让她害怕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的到来破坏了巴的表白计划，姑娘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卷入过这样一段并不浪漫的单相思。

我希望就这样一直在OW待下去，就像很多个下午，我坐在吧台后面的高脚凳上，任凭时间慢慢流过。

8月里的一天，丫头刚把桌子和靠垫搬到窗外，一群人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把门口能看的到的东西一股脑卷起扔进卡车里。丫头追出去：“这些还要呢”。卡车上的人发出蛮横的声音，吐出的并不是文字。一队穿着制服的人走进来，领头的冲着我和丫头吼叫：“这里营业吗？”“营业啊”丫头说。“你后面的营业执照都过期了。”

我和丫头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我从没遇见过这种仗势，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几秒钟里，我在心里捋了一条自洽的逻辑链：我们没签劳动合同就不算员工，来这的人都是Gao的朋友就不算经营，我们只是一群好朋友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喝酒、聊天。然而那句就要冲口而出的“我们没营业，在这等朋友呢”却未曾说出口。以后的很多日子里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说了，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赶紧给Gao打个电话。”站在一旁的另外一个穿制服的人温和地说。

制服们离开后，丫头还是天塌下来都没事儿的乐观：“姐姐，不会关门的，Gao肯定有办法。”那天晚上我和丫头睡在店里。第二天一早Gao去了工商局，回来的时候我从他的表情里看不出事情的进展，他依旧跟我俩开玩笑，讲他上午在工商局跟制服装孙子的样子。

我们又平静地度过了一周，我和丫头依然画画。丫头拿着一个Asahi的瓶盖，画在了墙上，在旁边写上“臭姐姐，你好”。我拿起路飞的图片，画在了墙上，在旁边写上了“臭丫头”。我真庆幸我们那天的随性，我们并不知道几天后会和这些墙上的画说再见。那天晚上，Gao忽然拉着我说了很多话，又忽然拿起我的吉他，非要教我弹一首歌，教完后，又非要看着我弹几遍，问我记住了没有。那天，我感觉或许这辈子都会见不到他了。

OW的营业执照很早以前就过期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些日子里全靠着街坊邻居和街道警察帮着瞒。听说北京要整顿街道，突然的毫无征兆，如同哪日行走在大街上，忽然被告知戒了严。从当天被扔进卡车的桌椅板凳来看，要搬走的不只我们一家。OW公众号发表过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这场OW的游击战，胜利属于伟大群众》。

OW结束营业的那个晚上，我依然坐上52路公共汽车去上班，丫头发微信过来：“姐姐，真的要关门了么。”那天晚上，我看见了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大家轮流在台上弹琴，大家在十几平米的空间里跳舞。大家笑着，哭着。相爱的人互相拥抱，结仇的人相视一笑。我像往常一样打啤酒，在本上的昵称后面画正字，本子写满了好几页，后来，干脆不写了。来结账的人不问钱，放下钱也不找零。

OW关门后，很多人都劝Gao找个新地址，他把嘴横到脖子上，不说话。Gao笑的时候嘴巴就会横到脖子上，有点像小混混。Gao也曾经假装搂着我们，喊我们“果儿”，可我从未觉得被调戏。帽子的那句：“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大概可以转换成“OW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我说不清这种信任是如何产生的，我甚至感觉这里比家还安全。

我在OW那张从未洗过的沙发上睡过很多个夜晚，我知道墙缝里，沙发底下，看不见的褶皱里藏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有的会飞，有的会跑，可我从没感到过害怕。Gao第一次见我时的那句“发小儿”也仿佛暗藏了宇宙的深意，我的确感觉自己认识Gao、臭丫头很多年了，以及通过Gao认识的没有出现在故事中的人物，她/他们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