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姐姐，也是人，独立个体的人｜三明治

我是姐姐，有一个小我七岁的弟弟，我是老师，他是学生。我们是福建人，拥有寒暑假是我们生活唯一的共同点。

今年暑假依旧是弟弟在做饭。弟弟今天的菜谱是炒面。微弱的抽油烟机声音没了，我就知道弟弟的晚饭做好了，接着房间的门被打开，是弟弟来叫我吃饭。我在餐桌前坐下，摆好碗筷的位置和碗里食材的位置，拿起手机咔嚓一声拍下照片，发了个朋友圈：有个会做饭的弟弟是什么体验。不一会儿朋友圈底下都是羡慕的声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弟弟承包了这个家的午晚饭。每每看见弟弟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我都要感慨一次，在这个“君子远庖厨”的传统家庭里，弟弟居然会下厨。

我这个姐姐特别“坏”。家务必须平分、吃的必须平分、任何能平分的东西都必须平分。“平分”两个字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朋友圈底下羡慕的声音是什么？是她们在面对弟弟妹妹甚至是老公都达不到的平分。“平分”这个词汇之所以出现就代表了现实是不平分的。

仅仅只是平分，就树立了“好弟弟”的形象。

如果弟弟被寄予厚望，但姐姐才是更强的那个人，对于一个福建家庭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世界上会多一个“姐宝弟”吗？我会心甘情愿付出吗？我，是爸爸含辛茹苦培养的大学生，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现在更是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作为过来人，更作为一个姐姐，我有责任且有义务承担起弟弟填报高考志愿的相关事宜。

2021年的夏天，在各个地方逐渐沦陷之后，新冠这个死神也终于挥着镰刀站在了莆田上空。弟弟也收到了只够上大专的三位数分数，最终确定学校在南平。南平，如果让莆田市民给福建省的各个城市以富有程度排个名，南平绝对是靠后的，一个又穷又偏僻的地方。

每个家长都希望后浪要比前浪强，尤其是姐姐终究要嫁出去，再好也算是别人家的，弟弟是要留在家里光宗耀祖，怎么可以比姐姐差？但结果很不幸，我作为要嫁出去的姐姐是本科，弟弟是大专，而且还是在南平。不高的分数和偏僻的地方构成的面子以及弟弟不如姐姐的里子都让这个家庭愁云密布。爸爸最后以一句“没关系，我也只是小学毕业，儿子已经比我强了”来安慰自己。

作为老师的我九月份刚开学没几天就被通知停课，居家不得外出，表明了此次疫情来势汹汹。眼看就要全面封城，而家里还有一个即将要开学的学生，原定的开学日期成了个迷。弟弟学校对于莆田的学生的决策是怎么样的？去不去学校？什么时候去？怎么去？谁去？这些问题如同疫情笼罩在莆田上空一样笼罩在这个小小家庭上方。

停课在家的我一方面我赶紧让弟弟问问学校的意见，另一方面我让家里人做好弟弟延期上学的最坏打算，这个延期谁也不知道延多久。不幸中的万幸，弟弟在还没封城之前的一天早晨收到了南平学校的消息，通知莆田学生立马去学校并接受隔离。爸爸当机立断，联系上表哥，带上弟弟和行李吃过午饭立马自驾出发去学校。第二天全面封城。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这个开始，会不会成功？待在莆田的我和妈妈谁也不知道。

自弟弟三人出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在担惊受怕。如果高速路口不放行怎么办？如果到了南平市内不让进去怎么办？如果在学校门口被拦住了怎么办？没地方住又怎么办？如果当初报志愿的时候我再上心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跑那么远？

我还记得弟弟填报志愿时的前后。我周末回家，弟弟正在我的房间里埋头整理可以上的学校。书桌角落立着的台灯打在专心致志的弟弟身上。这一年夏天，是我工作的第二年。工作之后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与父母保持边界感，300块在学校附近租下来的老房子是我逃离家庭的栖息地，以工作借口减少回家次数这一招也被我运用得游刃有余，即使是给弟弟选专业选学校这样的大事也只能让我周末回家。

我抽出他压在胳膊下的A4纸，上面列了十几个学校。“你可以上百度、微博、贴吧、公众号，甚至可以在QQ上直接搜学校名字去得到你想要的信息。一定一定要选一个有空调、上床下桌的学校。不然你会非常痛苦。”说完我就把纸张还给了他，让他先把信息收集好，再自己决定。

夏天没有空调，床铺不是上床下桌是我读大学时的痛，所以我一再叮嘱弟弟避开没有这些条件的学校，不要走我的老路。

表面上我是正义凛然的“你的事情自己做”，实则是我的嫌麻烦，这么多学校一个个收集信息再决定学校，那得多费时间。25岁的我，多好的花样年纪，还有钱有闲，去享受人生才是我的正道，弟弟的人生他得自己走。如此安慰自己过后，我就转身投入我的纸醉金迷。

所以当弟弟跟我说录取的学校在南平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会在南平呢？不是说不想让他走我的老路吗？自己的大学也地处偏僻，怎么也把弟弟送到偏僻的南平呢？我的不上心背后藏着的是什么？

记忆深处，有一对母女坐在客厅的电脑桌前，两把椅子紧紧得挨在一起，正盯着桌上那本厚厚的报考指南。她们要在这本报考指南中选出性价比最高一所学校一个专业，所谓的性价比最高指的是学费少的二本院校。最终妈妈决定把学费超过一万的学校都划掉。坐在掏光所有积蓄，为了弟弟读书而买的学区房的客厅里，姐姐看着妈妈把不符合心中预期的学校一个个划掉。

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主角。姐姐还是姐姐，写下记忆深处的那对母女让我心中的委屈久久不能平息，我和弟弟不一样，是真的不一样。

把记忆的手伸向2003年6月的某一天，我七岁。只记得天还没亮，就被楼下叮铃哐啷的声音吵醒。是什么声音？我光着脚揉着惺忪的睡眼下楼。

楼下无比光亮，我从没见过一次性开这么多的灯。只见妈妈站在光里往一个黄色麻袋里塞东西。衣服塞了一件又一件，塞完衣服塞脸盆，连热水瓶都塞进去了。这种麻袋在农村最为常见，是装饲料完用来装稻谷的，比我人都高，很能装。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神色紧张，仿佛要发生什么大事。

“你妈妈要去医院给你生弟弟去了。”奶奶跟我说。

后面的记忆就记得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一个年代久远的木质摇篮，里面有个小小的、满脸皱纹丑丑的小人，藏在一层又一层的被子下面。

“他叫什么名字？” 我问。

“魏加福，你哥取的。” 不知道是谁回答我。

“不好听。” 长得丑，名字还难听，是我对弟弟的第一印象。

弟弟的出生对一个七岁的小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爸妈下地时要在家里看着还小的弟弟，不能像以前一样跑出去玩；意味着身后多了一个小尾巴，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跟着；意味着我心中的小恶魔开始作祟。

对于那个阶段的小孩子发烧，是常有的事。那时候的弟弟已经是能跑能跳但还没上幼儿园的年纪，是个合格的小尾巴。弟弟从发烧再到退烧，一家人呵护至极，忙上忙下，生怕磕着碰着。弟弟清醒时大伙的忙碌与我无关，弟弟睡着时大人可以休息了，苦的就是我，我需要在床旁边看着，防止弟弟醒来哭着找妈妈时没人在。

在床旁边光看着弟弟睡觉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无聊，对小孩来说无疑是致命毒药。百无聊赖之际，瞥见床头的体温计，又想起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把体温计塞到发烧病人的嘴里。虽然两个体温计长的不一样，但是功能应该没什么差别吧？

手上的动作比脑子转的快，脑子还在犹豫，一只手已经打开了体温计，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得捏着弟弟的嘴巴把体温计塞进去了。第一次这么干的我还有点紧张，就怕弟弟突然醒了大哭。不过弟弟只是感觉不舒服砸吧砸吧嘴，皱了一下眉头，也没有醒过来。

就这样我趴在床边看着温度计的红线一点一点往上升，上升到爸妈拿腋下测出来的温度一样，没意思。不过这次实验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弟弟雷打不动的睡眠质量，并且睡觉时嘴巴会紧闭。

为了验证弟弟的睡眠质量，接着第二天我又将剪碎的线头塞进弟弟上牙齿与上嘴唇的缝隙之间。看着弟弟鼓起的上嘴唇，我第一次这么期待他醒来。弟弟醒来的场景和平时无异，看到旁边有人不哭也不闹，甚至没发现嘴里的线头，还一脸懵懂得看着我。这下我害怕了，连忙带弟弟到卫生间把嘴里的线头吐出来，我怕时间久了弟弟会把线头吞下去。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点我也说不清楚。妈妈说你当姐姐的要让着弟弟；奶奶说你当姐姐的要学会照顾弟弟；姑姑说艳艳会是一个好姐姐。在和弟弟相伴成长的二十年里，“姐姐”这个身份早就融进了我的血液里。在刻着“姐姐”的这枚硬币上，正面是我人前处处关爱弟弟的温馨时刻，背面是我不为人知的阴暗时刻。但我现在认为，“姐姐”这个词汇一开始就是充满道德压制的。

“你们知道吗？就我妈，对我弟，那真的是绝了。”

7月份的无锡热得要死，这是我来无锡参加婚礼的第三天，我们三个伴娘吃完饭躺在酒店的床上畅聊。我与其中一个伴娘并不认识，要聊天，总要有些话题，“重男轻女”这个话题总是能吸引大家的注意，也是我惯用的话题。

这位伴娘来自北方，还没开口她就告诉我她对南方重男轻女略有耳闻，所以我决定把素材库最新素材——我妈亲自给上大专的弟弟喂水果事件讲给她听。

即将开学要去市外学校上学的弟弟，依依不舍的妈妈，和冷眼旁观的我。

弟弟要开学了，受这件事情影响最大的是妈妈，时不时走到弟弟旁边看他在干嘛，或者问他要不要吃东西。如此细微频繁的关心只会让正在打游戏的弟弟很烦。

“我妈就问他要不要吃水果，我弟在打游戏欸，哪有空吃水果。就敷衍着说不吃不吃。” 一个关爱儿子的母亲是听不到拒绝的。

“然后我就看见我妈端——着一盘削——好的苹果，上面还地插着一根根牙签来到我弟面前。”我一只手掌心向上，另一只手食指和拇指贴合在一起，上下晃动着，“端”和“插着一根根牙签”被我演的惟妙惟肖，还特地拉长了“端”和“削”的尾音。

“你妈很夸张啊。”我的听众，那个伴娘回答道。

对啊，很夸张。在我眼里，妈妈总是在夸张得演绎着她对弟弟的爱。什么生活费之外额外的水果费啦，弟弟两天微信上没有联系就会问弟弟在干嘛啦等等。虽然我年长弟弟七岁，但这样的夸张的爱时刻戳痛着记忆里那个和弟弟同样年龄的我，因为这些都是同样年龄的我得不到的爱。

弟弟报考志愿的后续是我和妈妈吵了一架，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让弟弟自己选择那么偏僻的学校，我反问妈妈你有没有想过我当初报志愿也是自己选择自己决定，妈妈给我的回答是因为你比较优秀，比较厉害。

我曾经一度以为让我痛苦的是大环境下重男轻女的普遍现象，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让我痛苦的事件里，都有妈妈这个角色。我的痛苦源于我内心对于母爱的渴望，因为妈妈看我的眼神和看弟弟的眼神至始至终都不一样。

诸如此类的小事妈妈怎么样对我，我是完全想不起来的，单单这件因为其夸张性让我一直记着。对于吃水果这件事，妈妈对我远没那么精细，可能是当我成为姐姐时，她就觉得我长大了，我可以自理了，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弟弟身上。我想说好像更多的是我准备好水果给妈妈吃，或者是各自吃各自的，但这又会不会是我的记忆只保留了我的付出没有保留妈妈的付出，对于这一点的记忆的准确性我不敢保证。

我尝试进行一些分析。我作为姐姐的成长曾经遇到由于父母教育不当带来的一些成长痛苦，而这些痛苦我不愿意弟弟再经历。所以当弟弟和父母出现的很多矛盾，都是我冲在前面去调节，久而久之弟弟、我、父母对这种模式就形成了习惯。父母会把责任推给我，那时我也愿意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可是当我意识到“姐姐”这个身份是为了满足他们某种私欲，并且全家人希望包括我在内都应该牺牲自己只为了弟弟的成长时，我不乐意了，感觉他们对我的爱停留在了弟弟出生前。就像练号练一半去练了别的号，对原来的号只是登录做一下每日任务。

妈妈对弟弟看弟弟的眼神更多像是看着自己最终养老人一样。而且在她看来，姐姐凡是都可以自己做，更坚强更独立，她就更放心去照顾弟弟。或许我承担了她应该跟弟弟心灵上沟通的那部分责任，这也是她力所不能及的部分，也是比起生活起居更亲近的部分，所以看到很多时候弟弟对我的关心和言听计从又很羡慕，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部分加倍溺爱。

这些分析让我感到明朗，不过现实是复杂的，我确实是姐姐，但也是一个会爱弟弟的姐姐，我和弟弟感情一直很好，这没有什么罪吧？但同时我享受着我“调教”成功的弟弟给我带来的虚荣心，我也知道这也是我暗暗的反抗，无条件为弟弟付出是不可能的，但明明我又很爱他。这一切混杂在一起让我矛盾、纠结又不断自责。

弟弟出市求学的第一个寒假，那是我比弟弟还早放假的寒假。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时间，家里不论是谁都十分想念。所以在得知弟弟回家的确切动车时间之后，爸爸说要去接弟弟，我立马毫不犹豫得跟上，我说我也要去。

临近春节，三线城市的小车站外竟也站的都是人，总是来了一拨人接走了一波人。我和爸爸站在离检票闸机最近的位置，再使劲往里看，也只能看到一团团黑黝黝的人影。动车站的设计有问题，出站口居然有这么长的一段阴影，让人分辨不出来的人到底是谁。就在我们仔细辨认时，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拖着行李箱戴着米色鸭舌帽和蓝色口罩的人，这么突然就仿佛他凭空出现一般，不过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人为什么总会在人群中一眼认出那个我们最熟悉的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曾经我还在步行去学校的路上摘下我的四百度眼镜，去辨认路过我身边的人，结果是我依旧能喊出走在我前面的同班同学。原来我认出那个最熟悉的人，认出的是我们彼此相处的点点滴滴，他的一言一行早已刻入我的脑海中，认出的是我们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认出了弟弟，弟弟也认出了我们。我可以看到他眼里藏不住的笑意，并且随着距离的拉近，笑意逐渐加深。

“小老弟，我好想你啊，你有没有想我？”爸爸还没接过弟弟的行李箱，我就直接开口。和爸妈含蓄的想念相比，我的身份更利于我直接开口。

“想想想。”弟弟一边不好意思得敷衍着我，一边躲开我想要去拿行李袋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我和弟弟很有默契得都没有选择爸爸旁边的副驾驶，一起坐在后面疯狂聊天，仿佛要把没见面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所有事前都讲一遍。弟弟说他刚入学的新鲜事、刚认识的室友还有难学的科目，我说我学校搞笑的学生、愚蠢的领导还有做不完的材料。车里一路上都是我们的声音，爸爸说了一句：“你们姐弟俩的感情真好啊。”

转眼弟弟的学习生涯要迎来专升本考试，在家里备考和在学校备考成了全家人犹豫不决的问题，照例也由我与弟弟沟通确定最终方案。最后我们确定了在学校备考，但由于学校的种种政策原因，在学校外面租房是最合适的方案。既然要租房，就少不了钱的问题。

弟弟在微信上跟我说钱这个问题时，下课铃声还没响，我粗略得瞄了一眼信息，回了个电话：租吧，大不了这个钱我出。

这件事起因有二，一是爸爸担心安全问题反对弟弟在外租房，二是弟弟租房每个月需要多讨生活费怕花钱了但考不上。

向父母讨钱的羞耻感不仅在我身上发生，也延续在了弟弟的身上。想起自己求学生涯，“为家里着想”不敢开口的补课、报考指南上大学被划掉的一道道斜杆，我终究还是不希望弟弟因为钱被捆住双脚。曾经我经历的那些，你还是不要再经历了，一往无前得去做你想做得事吧。

下课后，我给弟弟回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最后以一句“放心吧，我兜着”结束挂掉电话。

这一句话没有给我带来作为姐姐的成就感，反而是一股涌上心头的悲凉。要是，曾经有人也对我这么说就好了；要是，曾经有人也给我一往无前的勇气就好了；要是，曾经也有人为我扫平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好了。

但生活没有那么多“要是”“曾经”，路还是要一个人走下去。

给弟弟回的第二个电话，是在朋友车上。

我在教授弟弟当自己有了决定之后如何与爸妈周旋，以及在找爸妈讨这笔租房子的钱时怎么做成功概率会更大：前提是不要跟他们说我们通了这个电话，然后先找妈妈探探口风表达为难之处，再问怎么找爸爸开口。最好的结果是爸妈全付，其次是我和爸妈一人一半，最后的退路是我给你掏钱。我可以给你掏钱，但养你不是我的责任。是我对弟弟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你也是蛮可爱的。”朋友跟我说。

“怎么说？”我不太理解“可爱”这个词。

“你爸妈都那样对你，你居然还能为弟弟的学业掏钱。”我看不懂朋友的眼神，不是赞赏也不是反对。

“弟弟是弟弟，爸妈是爸妈。”这是我的回答。

当我认识到自己成为弟弟最后的退路时，我也意识到或许爸妈的目的已经达成，那就是把我培养成“弟弟有事不会不管”的姐姐。

围绕在我身边有各式各样的姐姐：省吃俭用给弟弟买aj和手机的姐姐；拥有父母赠予的房子却被要求弟弟结婚要出彩礼的姐姐；爸爸卧病在床一勺一勺喂药嫁出去的姐姐等等。她们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我的样本。

我与弟弟的关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祈祷爸妈补偿缺失的爱也是天方夜谭。将来我可能也会继续在成全弟弟与成全自己之间痛苦纠结，但学会划分责任，只做姐姐的角色，弟弟从来不是我泄恨的工具。

我是姐姐，也是人，独立个体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写非虚构故事。在写的过程中，我会把每一天完成的稿子复制粘贴到另外一个文档里，每天写之前都看一下之前写了什么。然后我发现了藏在文字当中的“小孩”人格，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控诉。那些令我痛苦的事情，我一遍一遍得对其他人的倾诉或者通过对文字的描写，看似是在伸冤，更像一个小孩在闹脾气，躺在键盘上撒泼打滚。

不过也不能说闹脾气是一件坏事，毕竟有情绪需要宣泄，在键盘上一字一字得打出来是一个不伤人伤己的方式，也挺好。我的年龄还不够，还达不到以不变应万变，等哪一天我不再为这些事情痛苦、纠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我也不知道。

把这篇写完了，再整体感知一遍，感觉是给我自己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名为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