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依凡

编辑 | 西酱

法定五月退休。

五月未到，便是一个个的送别宴会。多年的同事们，分部门，分情分，分圈子，祝福我离开职场，光荣退休。最多的祝福词：从此有闲有暇，享受生活。最多看到的眼神是：羡慕，人生熬出了头。

我也满以为自己从此开始，便可顺利成章地从拼命地工作，切换到拼命地生活、旅行、徒步、养花、阅读，凡此种种。抑或自由到每天不知道今夕何夕，几点钟、星期几，都可以忽略。

事实是，不必再被时间约束之后，拖延症便无孔不入。每天我即使按时起床，但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延迟拍摄”模式。想洗漱的时候，想做早餐的时候，想换好衣服外出的时候，无论想做什么，都会被死死地困在手机里。从购物，到种草，再到聊天，仿佛手机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机器，可以切除掉现实世界里的时间和空间。

六月的某一天，妹妹的电话传来急吼吼的声音，父亲跌了一跤，摔断了骨头。我急赶慢赶，赶去医院已是晚上，父亲正在挂急诊。医生说，轻微骨折，绑上腰托，一个月后会好。住院么，没必要，也没有其它治疗的方法，在家也是一样的。可是，从此父亲不肯再走动，渐渐成了卧病不起，渐渐不能翻动身体，渐渐骨瘦如柴。还有我们那年龄相仿的天天叫嚷这疼那疼的母亲。

就这样，突然之间，在自己人生的拐角，还带着同事们羡慕的眼光沾沾自喜，还没来得及任性，等待我的，是面对父母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是如何与他们作“最好的告别”。

父亲骨折后，每天去父母那儿看一下，成了我和妹妹必须要做的事。因为伤处的疼痛，父亲很少下床行走。运动少了，便秘加剧，担心他便秘之后引发其它的疾病。我便做了芹菜雪梨汁，和各类大豆煮在一起。妹妹则专门买了助步椅，希望父亲可以借助椅子自己在房间里行走。

但是，父亲非常抗拒使用助步椅。起初，他还可以自行起床，完全能用助步椅进行康复训练，但他偏要叫来母亲，双手搭在母亲的肩上移动。或许，在他的心里，母亲的双肩才能帮助他治愈的最佳良药。几十年的夫妻之间的信任关系，就在母亲这双肩膀上。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已经熄灯入睡。听到手机震动的声音。现在这个时候，就怕父母亲有什么事情，电话不敢不接。我开灯一看电话提示，果然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在电话的那一头，口气听起来有些有气无力，好像已经用完了体内所有的能量，说到：“你爸要不行了，大便都拉在身上了，我实在弄不动了。”

同时，我又听到她和妹妹也在说话，是通过座机打通的。妹妹说：“我马上过去！”

我放下电话，再穿上衣服，叫上老公一起飞快地走出家门，开车去父母家。在我们到的时候，妹妹已经到了，她家离父母家走路不过十分钟。她忙着替父亲擦洗身体，换纸尿裤。但是，她一个人没法做到，因为躺在床上的父亲身子不能动，一动就哇哇大叫，说“痛啊，痛啊！”。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帮忙，这时候，已经管不了男女性别之事了。看来父亲这样的事情也不止一次，母亲自己能给他换尿布的时候就自己搞定了，也没有和我们说。但是，她同样没有办法彻底把父亲身体清理干净。我和妹妹给父亲擦身时，发现父亲身上结着一块块已经变硬的大便。

我们帮父亲擦干净身子，换了衣服和床褥，最后再把父亲从沙发上抬到床上。和母亲一样，我们在抱他时， 听到他惨痛的呻吟声，好像有人在用刀割下他的肉。当我用手抬他的双腿时，才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一层硬邦邦的皮肤下面，摸不到一点脂肪。

我知道，父亲可能不会再站起来了，而耳边似乎也能够听到那个终将到来的某种东西的脚步。

有人说，女性幸福的条件之一是有一个姐妹。毋庸置疑，前提是姐妹关系融洽。我和妹妹，一直都是好姐妹。我们曾经很多年都在一起旅行，一起聚餐，还会一起说悄悄话，既是姐妹，也是闺蜜，的确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指数。

在我出国的那十来年，她虽然出了嫁，但大多都是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渐渐地，照顾父母的生活也成了她的习惯。她对父母的关心，如同对自己的关心，所以，父母的一举一动，对的错的，都是她的意志来决定。

父母亲常常做出一些让妹妹不能理解的事来。比如，不愿意开灯，借着屋外的光亮就足够了；父亲养鱼，常常漏水，甚至渗透到楼下的邻居家里，她就坚决要求父亲停止养鱼。

有一次，妹妹下了班去父母家看望他们，正好撞见父亲站在凳子上，在修空调。这下把妹妹气坏了，万一摔一跤怎么办？本来是好心，在父亲看来却是不敬，更是气得暗自叹气。他认为妹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作为旁观者的我来说，虽说这样的行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存在着风险，但是父亲的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他让母亲在下面帮他把这凳子，万一有什么闪失可以有个缓冲。另一方面，太过于小心，就是对他们能力行为的否定，是对他们更大的心理打击。妹妹对我“投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嗯嗯啊啊地不知如何回答。

人老了之后，不管是大脑的状态还是脾性，都会渐渐变成像个小孩。自从父亲八十岁之后，我们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绝对的权威，说一不二的他，也开始放下架子，听取我们的意见。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时常拿自己记忆力衰退，行动不便，各种衰退老化的迹象自嘲，心态的变化也证明了自己服老。

从七十八岁开始，一直到八十三岁，父亲每年都要念叨着自己八十岁生日。八十岁生日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是一个生命的里程碑，在过去，更是长寿的象征。也难怪父亲连续几年都记得这个日子。连我女儿都打趣地对外公说：“外公八十岁生日过了五年。”

服老的父亲渐渐变得像个孩子。像孩子一样听话，又会像孩子一样任性，叛逆反抗。

我和妹妹断断续续地商量了很久，究竟是将父母送去养老院，还是在家雇佣护工。我们了解到上海市政府有一种针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护理政策，叫长护险。于是，我拿着父母亲的身份证和社保卡，去居委会打听情况。果然，可以马上申请。

护工第一次来时，虽说不上面试，但我还是在父母那里等待着她的到来。

护工姓S，是一个五十刚出头的外地阿姨。来了父母家之后，便给母亲按摩，给父亲擦身，除了我问她问题，几乎都没有停过。看得出来，她是一位训练有素，有职业道德的护工。我看到她给父亲的褥疮用药，前前后后的流程就像一个受过训练的护士，给父母做饭，也是营养搭配，胡萝卜青菜牛肉，还加粗粮等等，连调味也想得周到。她说：“人体是需要盐分的，不然会没有力气。”这些我们都无法想到和做的事情，她都帮我们做到了。

这几个月，我也和妹妹在商量如何让父母亲得到专业的照顾，即使人最终要走向千古，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保持他们最后的尊严。我们调查了一些养护院，养老院。但是，我们有很多选项需要先定下来。而这些选项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父母亲最后的心愿，他们想过怎样的生活走完他们人生最后的路程？想起父亲说：“你们不要我了？”就让我心酸。他一刻也不想离开母亲，不想离开家。

而母亲，她从来就喜欢自由，更不想住进养老院。虽说有些高端的养老院，有很多老人娱乐的设施，而这些设施对于父亲来说，已经是多余的了，对于母亲来说，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和熟悉的麻将搭子，每天做操的伙伴，买菜的菜场，八十二岁的高龄一切从新开始，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的环境，更是来自内心，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不管如何高档的养老院，都如同是一个把他们贴上标签，一同归类在一起被遗弃的废料。

S的专业，让我和妹妹决心让父母亲居家养老，不再去找养老院或者养护院。

当我们实在没办法把父亲从沙发上移动到床上时，我想起应该添置家用护理床。这样一来，父亲可以在床上半坐起来，甚至可以在床上洗头，或者大小便。护工S有时候还可以将床移动一下方向，让父亲可以看电视。还有那些小工具，可以帮助卧床老人翻身。

虽然这几年父亲的身体情况一直在走下坡路，饭量也越来越少，但是，摔了一跤之后，变得卧床不起，也是始料未及的事情。到现在，我才渐渐反应过来，其实，早在我们感觉到父亲已经衰老，而终将要到来的那一天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之前，就该添置那些必备的养老设备。

S的到来，也提醒了我和妹妹，父亲需要专人来照顾，而不是母亲。不然，母亲也会被拖累了。

刚开始时，S只能一周来三天，于是，我找来了顶S班的人。因为并不知道顶替的那个人是否可靠，我想着在她来的时候去父母家里看一看。

上午一如往常，忙完了家里杂七杂八的事情之后，看到挂钟上的时间，已经到了临时护工来的时间，赶紧打电话给母亲，电话里，母亲告诉我，她叫那位护工走了，不需要。我一听，顿时火了，立马在电话里吼起来：“让她走了？爸爸谁照顾？妈妈，我也是人，我也要活的！”几乎歇斯底里的吼声里，装满了这几个月来复杂的心情。

这段时间，为了照顾和请人照顾父亲的事情，我已经费尽心思。我深知母亲也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为了母亲不至于倒下，我每天往父母家跑，最多也是、看一看有什么状况需要帮忙，真要动起手来，实在也做不来。

这样看着他们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的心情也随之一天比一天差，更是无法从每天照顾父母的重复中抽身做些别的事情。而挖空心思找来人，想着可以帮着照看和护理，却被母亲赶走了。

不多久，母亲就再打电话给我，赔礼道歉，说她自己错了，声音和口气像是一个小孩。这让我更加心痛。

我想为什么自己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紧绷到了极点吧，也终于理解了妹妹之前的焦虑和火气。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父母，去郊外爷爷奶奶的墓地扫墓。在上海，墓地的价格不仅涨得和房价不相上下，而且稍微优质高档的公墓单价都超过市中心的房价，常常有人打趣地说，死人和活人抢地盘。而且，并非有钱就可以买墓地，老人必须到达一定的年龄才有资格购买。由于老龄化的加速，去世的老人也在不断地增加。上海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地产开发的脚步不断向前推移，市中心的概念不断扩大。正如一位同学说的那样，国人非常忌讳死亡，也许是因此缘故，在市中心是找不到墓地的。

而今，市内能够作为墓地的土地越来越少。除非是上海本地农村户口，才能享有乡镇墓地的特殊优惠，价格可能只有公墓的十分之一。

近些年来，墓地的管理者为了缓解这些矛盾，推出了海葬，以及互联网上的网上祭祖这样的新型模式。但大多数人并不能接受这样的新生事物。

恰恰爷爷奶奶的墓地是在靠海的郊外公墓。他们在那里，每天隔海面对着故乡浙江，虽然不能落叶归根，也算是如愿以偿。当初父亲在为两位老人选择墓地的时候，也是想到他们已经离开故土多年，而老家已无直系亲戚可以为他们扫墓。

从故乡连根拔起，把自己移植到了上海的父亲，决定将爷爷奶奶的墓地定在上海。我想，就在那一刻，他也把自己的归宿，放在了这里。

当父母已到达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决定在那个清明，去为自己购买墓地。

公墓的销售人员把公墓内的地图展示在我们面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墓穴大小，价格不一。在这些醒目的数字面前，我们知道，要一个能让家族聚在一起的墓地，是不可能的。

原先爷爷奶奶的墓穴的位置，是差不多三十年前就造好的，即那个世界的“老城区”，现在的墓穴，是在“老城区”向东，步行十分钟的“开发区”。最后，父母亲选择了“开发区”较为开阔的位置，为我们今后来扫墓的时候，提供了一点仪式空间。

整个过程，从询问、选地块，到付钱，不过半小时。当拿到那本“房产证”时，我想，这或许是他们自己可以知道的唯一一件身后事。这也让我更加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人生终点的存在，忍不住问母亲：“你害怕吗？”

母亲先是一愣，或许，此时此刻她只想到了花了多少钱，还没来得及想最后的最后是自己要去使用的事实。然后，她淡淡地一笑，说：“那又怎样呢？”

回首望去，这才过去四五年，而今，父亲卧病不起，母亲已经轻度痴呆。人的一生，不管经历过多少苦难，也无法逃脱最后的那份苦难。

印度裔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得所作的《最好的告别》一书，我断断续续读了四个月，英文原名为Being Mortal（直译为：凡人有死），译者因为国人视死字为大忌，所以取书名《最好的告别》。想来也是，如果我买了一本《凡人有死》的书，还要推荐此书，一定会有很多人为我担心。

母亲因为父亲的情况，原本每天下午的麻将场搬到了自己家里。而麻将搭子就是这几个老太，98岁，93岁，88岁，母亲是她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

有一天我去看父母，已接近中午。她刚吃好午饭，桌子上已经放好了麻将牌，在等待12:00麻将搭子们的到来。我去父亲病床边，和父亲说几句话，回到客厅，多了一个人。显然，麻将搭子中的一个已经到了。妈妈介绍她是吴阿姨，今年98岁。

98岁的老太背有点驼，一张开嘴下半边的门牙缺了两颗，可精神却是格外地硬朗。我看她手里揣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四根香蕉，这是应该是为麻将搭子们准备的下午茶点心。

我像是见到了稀缺物种一样，毕竟近百岁的老人还是不多见，便开始和她聊起天来：“您精神很好啊！”

她说：“只想着活着，其它都不去想就好了。不管如何，饭总是有得吃的。”

接着，她就开始数落起这个小区的哪一家的那些事，件件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4号的老张也卧床了，请了个二十四小时护工，一个月要花六千五百块，一个人的退休工资够不够。”

“8号里的老李家，他老婆娘家给她一套房子，搬过去住了，老太不让儿子走，还要每天睡在她脚跟头”

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来的那些事情，更不知道她是如何才记住的这些家长里短，肯定她的社交圈要比我妈妈大得多。思维也不是一般的活跃。

我一直记着她的那句话：啥都不要去想，饭总是有得吃。情绪心情和心态，远比口袋里装了多少钱，吃了多少补品，对身体有益得多。

当生命的寒冬真正来到的时候，坚强地活着。懂得抓住鲜活的生命，自由地呼吸，也能懂得放弃，不去强求和迷信任何的人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