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土不勉
编辑｜渡水崖
凌晨一点半，我在机场的椅子上睡得迷迷糊糊。不锈钢椅子把冬夜的冷原封不动地传导进我的脊柱，我换了个姿势，胸口放着音乐的手机直接砸到了地上。我醒了，发现时间差不多到了，就往接机口走去。人像泉水一样，从那个小小的洞穴里不断地涌出来，五颜六色，有方方正正的，也有不规则的。
“要是世界就像乐高积木一样，人与人是榫卯结构，可以互补，可以叠加，该多好。”我想着，没停下脚步，直到看到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少年，背着包走出来。他没有拉行李箱，个头比我外甥略高点，脸上的表情是淡定的。我脑海中的外甥是个快乐的小学生，笑起来有小兔牙和酒窝，会朝我奔过来。
是他。他变了。我挥了挥手，“你怎么没回我信息？”
开口第一句，我就有些后悔，等就等吧，跟孩子计较什么。或许这句吐槽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距上一次我们见面已经四个月了，从杭州的公立小学一毕业，他就被爸爸送去了美国读私校。
“我用的是美国的手机卡，没流量，看不到你的微信。我想着，走出来就能看到你。”豆芽菜一般的少年自信地说。
在波士顿、温哥华、东京转了三趟机，他的头发油油的。如果放在学校，我一定会对这样的孩子多加关注，像我这样在国际学校工作的，无论教师还是职员，必须每年进行儿童保护培训。培训手册上说，衣服脏乱、头发长而油、卫生状况差，大概率是家长忽视儿童的结果，和身体虐待、情感虐待一样，都需要记录下来，马上向上级汇报。
“哟，在美国咋样，适应得不错？”我一把搂住这个瘦瘦的少年，给了一个大拥抱。
拥抱或许是我区别于其他亲戚最重要的特质，我想做一个最酷的，最像朋友的小姨。他出生的时候，姐姐让我给他取名字，我夸下海口说，跟着导师研究敦煌文献，阴阳谶纬方数之事略懂皮毛，我一定能取个好名字。当时我在写毕业论文，手头是一些佛教、道教的文献，就顺手找了一些看似舒展的，道法自然的字，拼凑在一起。我希望这个孩子能自在地活着。
他的名字是“乔”。
在众多乔木里，最先想到，也最先要排除的就是白杨。这种乔木的高光时刻永远只在文学作品中，在荒漠和盐碱地站着军姿，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太苦了。我也特别讨厌意识形态的礼赞，为什么要赞美苦难？越是大张旗鼓地推崇隐忍，越体现了体制的荒谬。然后也要排除法国梧桐，美虽美，但也是不行的。上海的法租界，每到秋天，金黄的落叶就会飘落在布满咖啡馆、小酒馆的街道旁，我刚来上海念大学的时候，特别为这种小布尔乔亚的氛围所倾倒，直到我发现梧桐的生长不是自由的，需要园林师傅定期修剪。这还不像剪头发那样细枝末节的修剪，而是用电锯将粗粗的枝干整段锯下。于是在冬天，人们会看到那残缺地手掌伸向天空，仿佛在乞讨些什么。
松树，太虬曲；橡树，太沉重；木棉，太炫耀；竹子，草。
最后的最后，我想到了高中校园里，主干道两旁的水杉。它是活化石，生命力悠长而顽强，关键是不讨人厌。它能参天高耸，也能乖巧可爱，厚厚的针状树叶落在泥土上，走上去是松软的。每当我从班级窗户往外望，就能看见那一排水杉，树尖尖上落满了白鹭。有几回暴风雨来临，水杉韧性地摇晃起来，那白鹭却能单脚站立而不倒，真像穿了白袍的功夫大师。上课期间，我常常会痴迷地看向窗外，没有老师打着响指说“hey you，focus！”也从不会埋在作业里抬不起头，这是我快乐自由的中学时光。
两点，乔的精力很好，一直叽叽喳喳地挑起新话题。他说在东京转机时，工作人员看他独身一个小孩，没有监护人陪伴，拒绝他登机。他用蹩脚的英文据理力争，最后居然成功登机，顺带吐槽一句，“日本地勤的英文是个什么玩意。”他说在美国homestay时，他爸爸还负担了表哥的学费，让他俩相互有个伴，但从小认识的表哥，进了青春期居然一副流氓样，非但不领情，还声称要把他给做了。他如何搜集证据，把所有对话截图，说服爸爸撤回对表哥的资助。他还说homestay的家在莱克星顿，是个郊区，回家晚了还不给他留晚饭。
“学校呢？学校适应吗？班级同学对你好吗？能融入吗？”我怕他英语不好，被人欺负。
他说和同学关系都不错，特别是女生，只有两个人很是奇怪。一个黑人女孩，会用舌头舔他的水杯，他用清洁剂洗了好多遍，还是觉得很恶心。还有个白人男孩，会在他经过时对他说，把你的裤子脱了。
“这他妈就是性骚扰加种族歧视，你告诉老师了吗？”我的脑子顿时警铃大作，充满了校园霸凌的新闻、亚裔脱口秀演员心酸的调侃、模糊的好莱坞电影，还有儿童保护的汇报流程……我想知道美国老师会怎么处理？
“没跟老师说，说也没用，反而会把事情闹大。”他老练地回应，“我就跟班里所有同学都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觉得这家伙是个傻逼，没对我造成什么威胁。”很好，他比我智慧多了，我是一个死板的教条主义者。
“小姨，回家的路上我们能点个烧烤吗？”乔一脸期盼：“我想吃‘陶小串’。”
陶小串是一家最近挺火的吉林烧烤，是小串，不是俄式珲春大串。但我更喜欢丹东的烧烤，牛肉嚼劲，蚬子鲜灵。
“太晚了，我家附近很荒，到家快三点应该没有店开着了，估计外卖也没有。”我身心俱疲，留给睡眠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三小时。
到家后，我给乔热了点炒饭，教他用了冰箱、热水器，刚爬上床准备闭眼，又跳下床把房间的空调打开。做半日代理母亲原来是这样的感觉，不复杂，但琐碎，还需要时刻充满责任感。
还有三小时。
睡眠对于我是奢侈的必需品。我每天六点起床，开车50分钟去学校。学校在中环隧道的出口，七点半之后就会堵成一道深红，像经血一样延绵，把人性中的魔鬼都吸引出来，焦虑、烦躁、破口大骂、连环相撞。我实在不愿清晨就目睹这场景，只好六点起床，练就特种兵一样的本领，准时六点半出门。
我去上班后，把乔一个人留在家，应该没问题，希望他睡到中午就能倒好时差。晚上我姐姐下班后会打车从杭州来上海接他。我姐姐是全家最勤奋的人，从小我就没见过她有过悠闲轻松的时刻，她一直努力学习，咖啡剂量大到足以让一头昏睡的犀牛狂奔40公里。现在她是一名医生，在职读博，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分居好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周末。
“小姨，我可以把牛肉解冻吗？”上午我三节课连上，没有喘息，在课间收到了乔的信息，他自己煎了牛排，煮了乌冬面，卖相很不错，我连发了三个表情包给他点赞。
“等我下班，我们去看电影吧。我们学校发了免费的电影票，你想看什么？”相逢如此短暂，我想和乔有个家人式的、温馨的场景。“对了，你不是想吃烧烤吗？我查过了，电影院附近就有那家吉林烧烤，你心心念念的‘陶小串’。我们可以看六点的那场，七点半去吃。”
乔答应了，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愉快。
四点半，下班，我一秒钟都不想在学校待着。这个学校比我上一个好多了，同事之间没有恶性竞争，生源也是上海最好的，但教学却没有什么成就感，不过是另一种应试教育罢了。走进校园的一刹那，所有人都开始了高强度的工作，教学、备课、批改作业、开会、写各种文件和报告、跟学生谈话。学校有免费的咖啡机，是商用的，可以源源不断供应各种口味的咖啡，拿铁、卡布奇诺、摩卡、意式、美式，还有冰块。教师休息室的冰箱里，填满了大家的食物，早餐、午餐、下午茶。我最喜欢观察冰箱里的饮料，鲜牛奶、水牛奶、冰博克、燕麦奶、巧克力奶、乌龙茶，随便一种都是咖啡的最佳伴侣。不知何时，我开始能享受观察带来的微小乐趣，这算是一件好事。
在上一个学校的四年时间里，有两个孩子选择自我了结生命。一个是我教过的，笑起来有酒窝的孩子，有点调皮，但也没犯什么大错。他后来转学出国了，中间还回过学校一次，在校门口，我还跟他聊了天，头发黄黄的，像那天的阳光一样。很久后才知道他离开了，同事们都说不是学校的错，是他的家庭太压抑了，同学们也说，不是很熟，熟悉他的人不多。有一段他辩论的视频还留在我手机里，还是我早就删了？我不记得了。另一个孩子，我看过她的作文，文笔很好，文章很短，不足800字，写的像是散文，与作文要求无关，格子与格子间透露出黑暗的压抑。
“不是我们的责任。”
“生活还要继续。”
“学校为所有教职员工提供了免费的心理求助热线。”
“国际学校已经很宽松了。”
人人都这么说，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像雪国列车，问题永远比解决来得快，来得多，既然行驶在轨道上，我们就只能继续前行。
你打过心理求助热线吗？我打过，也预约过心理咨询，话题不是孩子，而是人际关系、原生家庭、中年危机、生育焦虑……当这些都交织在一起，到底什么才是抽丝剥茧后，那个最本质的问题呢？
思考不了，就选择下班吧，去看一场电影，吃一次烧烤，陪外甥聊聊天。
回家的路上，我因为过度疲劳开错了道，这可是每天都要开两个小时、再熟悉不过了的路，今天却要比原来多绕20分钟，我真是该死。
一切都是计划好的，4:30下班，5:20左右到家，中间不磨蹭的话，20分钟能到电影院，无缝衔接。
一个红灯前，我赶快给乔发语音：“要晚到20分钟，到时候你直接下楼，我接上你，我们就走。”
结果， 我们还是迟到了。我没法像成龙大哥一样，在尖峰时刻超速飞窜，我们整整迟到了半小时，错过开头和整段人物铺垫。但我们并没有打断其他观众，因为，这场电影就我们俩人，嘿，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两张免费票居然包场了。
乔还在倒时差，再加上白天在家没有睡觉，一直在和美国的朋友们聊天，玩手机，到了电影院黑暗的环境里，困意袭来，干脆把鞋子脱了横躺在椅子上。我心里有丁点不舒服，作为教师，道德感是要比平常人要高点，但这不是没其他人么，在不干扰公共秩序的情况下，让一个倒时差的孩子睡一觉应该不过分吧。
这一睡，一直睡到了结尾，直到工作人员名单都跑完了，还躺着不起来。把他拉扯起来后，也是跌跌撞撞，走路都成不了直线，就说了五个字“不吃烧烤了“。回家后，乔什么话都没说，径直走向房间，锁门去睡了。
我站在客厅里，感觉一片虚无，厨房是锅碗瓢盆一片狼藉。我心爱的从斯洛文尼亚买的木纹小菜板，是专门用来放芝士和火腿拼盘的，被用来切了牛排，划得一道一道的。冰箱里超级贵的丹东草莓，230元20个，都被乔吃完了，一个也没给我留。我低头，袜子上沾上了红色的液体，不知是牛肉血，还是草莓汁。
那一瞬间，我对乔的爱消失了，他就是个不礼貌的、缺乏父母管教的臭小孩，他把我神圣的空间弄得一团糟，他辜负了我想要带他看电影、吃烧烤、共享快乐的期望，他自私地吃完我每天只吃三颗的草莓，并且一句晚安也不说，更不用说白天十几个小时、一个觉也不睡、不停地玩手机了，简直无可救药！
我甚至开始怨恨姐姐，为什么不多谈几段恋爱，第一次恋爱就要跟一个满嘴谎话，还隐瞒婚史的男人结婚。为什么要乞求这个男人的回心转意，把避孕套扎破来怀上二胎，有了乔的妹妹之后，又忽视对青春期的乔的关注，把他扔在他爸家，导致他抑郁出现躯体化症状，还曾半夜不能呼吸叫过救护车。那个有钱却极端的男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垃圾，不让乔参加集体活动，不让他在新冠时期打疫苗，完全不给乔任何适应期，就把他扔到了美国。为什么明明就没有爱了，还多年不离婚，眼睁睁看着聪明活泼的孩子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不是我的孩子，我救不了，我也爱不了。就像我的学生，一届一届长大，又一届一届地忘却，忘记何时也曾在窗外看到，单腿站立的白鹭，像遗世独立的功夫大师，可以那么自由，任他狂风暴雨而不倒。
我也救不了我的孩子。为了摆脱中年危机和职业瓶颈，我自作聪明地设计了一条战略备孕之路，计算好了产假的时间，刚好和暑假错开，这样就一直一直带薪休假。但在面试了另一个工作、有了升职加薪的可能后，我却难以接受怀孕的事实。八周后，offer没拿到，孩子也没有了，我成为一个充满怨恨的人。
孩子不是爱的结晶么，怎么就变成计划生育了？既然这个社会能把人异化成工具，成牛马，为何不会异化孩子？异化了的孩子能用爱来浇灌吗？可是，现代教育体系是工厂式的，爱能批量生产吗？这些问题你能回答吗？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试验。当你妈妈问，为什么不生孩子，生了孩子你就能感受到快乐，你就能忙碌起来，你就能拯救疲惫的婚姻，你会怎么回答？
接到乔的第20个小时，他的妈妈来了。我在房间里抱着我的小狗，迷糊地睡着。公寓密码早就发给她了，她蹑手蹑脚地进来，声音还是被小狗还捕捉到了，它激动地叫喊起来。对它来说，我姐姐是一个闯进我神圣空间的陌生人，就像进入我身体的受精卵一样，打破了我所有严丝合缝的计划。在近代最早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我的计划和我的人生息息相关，它需要被设定、被执行、被划上一条线来显示完美，但我现在只剩下喘息、睡眠、欲望、饥饿，我希望从来就没有计划，我希望能单腿飞走。
第二天，等我醒来，姐姐已经带着乔回杭州了。姐姐给我留了条发信息，说昨天晚上乔跟她大发脾气，为什么要买便宜机票，让他转机三趟，还差点没法登机，这一路他是又累又害怕。这些话，都是乔那天没有跟我说、只会同他母亲说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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