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的北京读书会｜三明治

我说，我最喜欢的是弗洛依德的《救济金管理员》，油画框都拦不住肥胖的救济金管理员向下流淌的肚皮，她皮肤脏兮兮的，躺在一看就弹簧已经被压坏的旧沙发上，沙发的布面已经疙疙瘩瘩，不舒服，但她只想躺着。我说这是向下的自由。和绷着的时代不一样，有人应和我，是个不再年轻的美术老师，她看上去像一件洗了好几次，有肥皂味的微微发皱的毛衣，实际上我忘了她穿着什么了，她整个人像一件温暖的羊毛衫。我最不喜欢洛可可，我继续说，精致僵硬，像个奢华不再的小气贵妇，板着身子，戴上雕花丑陋的珠玉翡翠，完全没背叛了巴洛克的典雅精美。

有人应和，有人反对。我没注意听，我正身处一个《现代艺术150年》的周六读书会，在北师大旁边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咖啡馆有些吵闹，也有些漏风，冷得我的手指像需要上机油的合页，哦不，像洛可可，冻的发硬。我们六七个人围着一个长方形的桌子，正在分别讲述自己最喜欢的和最不很喜欢的现代艺术。一个统计学家、一个精算师、一个美术老师、一个斜杆老年以及一个始终不开心地趴在桌子上不肯说话的男青年，这些灵魂们在吹弹自己的浮屑。

我很想听其他人发言，我的钉钉一直在响，我的老板刚被他的老板批评完，旋即在群里给我们倒灌任务，我那洛可可风的僵硬手指掀开电脑屏幕，带着几丝不满敲击着键盘。我很抱歉地给他们解释，基于能量转移，我老板正在批评我，我需要加急处理个文件。

大家表示理解。坐在我左手边的数据统计师幸灾乐祸地赞同道，这就是你需要向下的自由的原因。我嘴里含含糊糊哼了一声。这位数据统计师是这场读书会的组织者，他完全是理工出身，喜欢艺术喜欢得不得了。毕竟离经叛道的爱情最甜蜜。他很瘦，像老式旅游照片中一块嶙峋的太湖石，但是画幅被拉长了，比例变得奇怪，显出一种少见的精神面貌。我很喜欢他组织的读书会，非常用心，他会记得每一个参加的人的名字，针对性写出欢迎致辞，如果你的昵称是番茄，他就会用《油炸绿番茄》迎接你，如果你的名字是李李，那么他就会在致辞里写下《玫瑰的名字》，因为翁贝托·艾科写了一句“那么大的李子，利亚的洋葱。”

为什么要参加读书会呢？如果问足够多的人，就会出现一些高度重合的答案。为了增长知识，为了扩展技能，为了打发时间，为了广交朋友，为了疗愈情伤，为了赚介绍费，为了给自己的公众号引流，为了到漂亮的咖啡馆打卡，为了享受掌控局势的感觉，为了滔滔不绝展示匮乏的自我，为了扭扭捏捏流泻孤独的本我，或者多少有些心理不健康地纯粹为了看别人滑稽的发言，为了体会自己抽离现实的流淌的存在。为了一边给老板奋然打字，一边假装自己拥有广阔的天地。为了向上的自由。

我很喜欢读书会。我情商和智商都有限，向来不太懂得他人的意思。别人说的话，像摆尾的鱼，在我意识里滑溜溜地出没。在读书会上，大家会就明确的主题依次发言，这能让我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场景下，听到别人是怎样说话的，怎样思考的。

在小红书调研了一番，我参加过三个读书会，最终选择了一个名叫“春天的熊”的读书会——并非因为它足够好。第一个读书会是主讲人制，每期由读书会的运营人员选定的书籍，会有读书会自己的讲师或外聘讲者进行讲座式分享，附带简单的问答。选品比较大众化，运营痕迹很重，以工具书和心理类目更多。这不符合我的动机和好奇心。简而言之，它就像一块儿铁蛋糕，圆圆的十分端正，但是看上去不好吃，吃起来牙会掉。第二个读书会非常发人深省，是情绪价值制，大概是建筑商人要做文化沙龙，在一个非常像吃私家年夜饭的厅堂里，环绕着鹦鹉和翡翠，她的助理拉扯着读书活动，没有明确的主题，大家零散地分享了一些诗歌，也有参与者非常自豪地表示从不阅读诗歌，最后商人出现了，带着我们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展示收藏品，讲述自己做文化沙龙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对诗歌的看法——对儿童作文很有益处。那些大鹦鹉很漂亮，假山和画角飞檐都令人印象深刻。大鹦鹉的雕塑原料或许非常名贵，但它不会飞。

第三个读书会——我最终参加的，谢天谢地没有主讲人，只有读者。这个读书会是代理分会长制，在北京有不同的分会，这些分会高度密集在朝阳和海淀这样年轻的区域，领地并无边界，犬牙交错，胡乱交叠，各自盘旋在不同的咖啡馆或者文创空间，而远郊区则十分稀疏，会长招新、运营，参与分成，据说十分琐碎烦心但分成有限，他们会关心选品，但有时候因为自身的局限和口味，以及会长对分会长的削藩而对选品的影响力有限。何况，读者——即使经由每一个分会加入，也并不限于参加这个分会的活动。我至今都不知道我经由哪一个分会加入，也不知道每次我去读书，是谁拿到了运营分成。

总之，打开“春天的熊”小程序，能看到至少这个随机形成的小社群中，人们在关心什么。这个社群是去中心化的会员制，内容上没有组织者，每一场读书活动，都是成员们自主发起和主持的。大多数图书都是真实的选择：老生常谈的百年孤独、活着、悉达多、村上春树，功利心明显的瓦纳尔宝典、民法典、DEEPSEEK使用分享，漂泊者抱团的你为什么留北京讨论会，小年轻特别青睐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及中年男性最喜欢的高谈阔论的置身事内。当然，有些图书是虚假的选择，有些时候人们只是想打卡拍照，读书轻烟似的弥散，话题集中在美食、美甲和家庭琐事。

这些被阅读的书，构成我们所见的人们的思想。他们所爱的，他们所反感的，他们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小小世界里我们所经历的，并且要共同面对的。而他们在读书会上所说的，所表现的，所赞美的和所抨击的——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毕竟有人发言就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或者有人就是不能接受自己与他人不群而伪装共鸣——都是他们能带领我看到的一场场活动内部的碎屑。

去年春天，杨絮和圆柏花粉用过敏无差别随机攻击城市居民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的父辈》观后感讨论会。就像实验设计里你需要实验组和对照组一样，这场活动正巧出现了两派角色。

一派是两个年轻的研究生，脸庞仿佛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里的“春天的花蕾”，我能听到西班牙黝黑的年轻恋人唱着歌。读书会里学生其实不多，校园的文化活动应该已经足够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很惊讶会见到他们。一派是一个老狐狸，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到处折腾，热爱滑雪，大尾巴毛茸茸的慈祥大叔。还有我，一个智商、情商都不算健全的城市打工人，没有与年龄相称的深思熟虑，眼神常常突然变得空洞，那是自我的匮乏的舒适区。更多的读者都是我这样匮乏的、平凡的社会人，周末好不容易压迫出大块的时间来放松一下。

《我们的父辈》是一部反战主题的德国电视连续剧，讲述了六个年轻人在二战中失去、忏悔、失去、绝望、失去、忏悔、失去、绝望的故事。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起初端端正正坐好，一丝不苟小口抿着咖啡，我挺直脊柱，互不相识的四个人开始讨论剧情，常规性地惋惜生命的流逝，按部就班地感慨战争的无情，一个小时后，大家渐渐熟悉，放松下来，我们塌下腰椎，手支着头，或者半瘫坐在沙发椅上，咬手上的倒刺。

像西班牙花蕾的年轻女孩抛出一个问题，问题很长，足以作为文学答辩材料，抽象出来则是，战争里有没有道德？这是一个非常学院派的问题。她想讨论人性，就像她在学校被训练的那样，从人类学或者民族志的角度，观察复杂的现象，提出有力的问题。我看着她明亮的脸，感觉到自己青春的消失。她的脑子还是九成新，我的脑子已经漏洞百出，思辨性的脑脊液淅淅沥沥全落了下去。我听着，既觉得因话题流于空虚，割裂现实而悲伤，又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而觉得有趣，又会感到这问题实在陈词滥调而可笑。我很好奇回答会是什么。

老狐狸笑了，面对年轻的孩子们，他决意要挥斥方遒。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他说，该干的时候就要打。就像他在职场上被训练的那样，面对真实，从流泪到流血，最终得出必然的结论，动手。他说的很果敢，似乎这个问题在工作中已经问过自己无数遍，最后形成了肌肉记忆。我按了按自己的大臂，感受了一下肌肉的硬度，我不知道若干年后我是否也会像他一样，我很期待。

他们在不同的语境里争执了几句，大学生们是很想讨论人性的，也许是未曾被迫尝过人性的滋味，聊起来实在幽微有趣，因为希望把事情往复杂聊去，反而陷入二元论的简单化，中年人是很不想讨论人性的，大抵是长期困居人性的愁城，无法挣脱，聊起来实在没有辗转腾挪的空间，用个体有限经验固化的砖头加固其自己的围城。所幸，老狐狸还是成熟的，开玩笑化解了争执，两个研究生重新开心起来。我们点了几个甜品——付款者显而易见。我看到拉锁两端的两个小世界在逐渐靠近、弥合，但是很快天色暗淡，我们起身互相告别，不同的位面再次分开，分别走向茫然的街道两端。

我很喜欢这场读书会，它让我看到了我所希望了解的——各种各样的他人，而这他人在这次读书会中，又纷纷可以照见我自己。我曾是幼稚的大学女生，花朵一样天真烂漫，口无遮拦，思考着羸弱的道理，偏偏自以为深刻，折戟沉沙在不知不觉蔓延的成年之路，我期待变成狡诈的中年人，老狐狸一样毛色深沉，全身钝化，不能再被身外之物伤及分毫。我想要变成那个成熟稳重的滑雪大叔，我也想要变成那个清澈热切的年轻女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在此经由他人相遇。这就是我想要遇到的意义。

但是，还有另一种更加“坚固”的意义。

我裹上黑色的羽绒服，努力提上靴子，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都市白领。我要去西城区的一家保险大厦，“春天的熊”今天有一场《低空经济》的读书讨论会。我太邋遢了，担心保安不让我入内。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家都像刚考完高数一样精神涣散，全裹着黑色羽绒服，仿佛呆滞的松树栽在会议桌两边。我们被安排坐在一间工会活动室里，这间活动室毫无温馨可言，只是一间普通又无聊的工作会议室，残存着昨天某一场会议虚与委蛇的气味。我坐在黑色网面的办公椅上，身体转来转去，试图让自己内心的气氛活跃一些。

主持人是个看起来是个四十上下的朴素女性，她看起来十分温和，但时不时令人感到暗自骄傲的气息。一般而言，读书活动是第三方的咖啡馆，没有场地费，大家各自买一杯咖啡，但她选择的地点是一家公司的会议室：她的绝对舒适区。她打开电脑，投屏，开始讲课，给我们这些没精打采的听众灌下知识的流食。这些内容都在书里写着，我不太想听，屋子里的空气像一杯隔夜的白开水。根据第二页PPT，我们知道了她是一位行业研究员，即将要做低空经济的投资研究。她很忧伤地叹了一口气——甚至没有掩饰，来参加的人都是凑热闹的“门外汉”，没有能够提供“参考价值”的从业人士。她皱皱巴巴的讲完最后一页PPT，看着我们，我们回避的眼神跳来跳去，不肯落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揣摩着我的邻座们，一位来自通讯行业龙头，一位来自航天企业，一位来自研发无人机的互联网公司，似乎除了凑热闹的我，她们都是“间接相关人士”，并不从事于低空经济相关的工作，但所属企业在做着相关的探索。我们本来有很多技术畅想或者科学幻想可以讨论。主持人太急切了，她只想问一个问题：低空经济行业哪个公司能最早商业化。这可以讨论，找到草蛇灰线分析，推断可能性，但她只想听到一个直接的“行业内答案”。一个深灰色卷发的年轻人，爱好炒股，和她意图接近，面色白净，蒸发着淡淡的绿色光泽，他们俩单独讨论起来——并没有压低声音，卷发的人抱怨说自己只是想知道该买哪一只股票。

这与读书无关。我不停地切换着微信读书的页面，我也很多问题想讨论，却一个也不想说出口。我望向十几层的高窗外的天空，那里空无一物，只有冬天阴霾的青色，我想象着在这片青色中，张牙舞爪的负重无人机，小巧的快递无人机，喷漆靓丽的空中汽车，突然穿越时间，拥挤在视野里。我想象着比视野更远的地方，人们坐在凉爽舒适的驾驶工位上，远程操作，窗外烈日当空。

这让我相当一段时间抗拒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功利性的读书，也是读书的重要意义。但是把书作为工具是一回事，这是很好的学习方法；把人作为工具——试图把我当做工具是另一回事。那天北京在下雪的前兆里，十分寒冷，我感觉到整个房间向我索要着热量。幸好我是无知的，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提供不了。现实性过于坚固，我想，这是很难磕破的。后来我想，这也是一种我想要的意义，理解青葱的树的生长曲线，也要接受黑沉沉的藤蔓缠绕的感觉。

但也许有人试图磕一磕平凡的现实。我们站在知春里卫星科技园的一栋二层小楼的开放式阳台上，领读人突然大声喊起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开始！”事实上，楼下是一条小甬道，对面的一行网红咖啡馆，露天位坐满了游客。她这一喊，大家全抬起头来，看着一群滑稽的人在阳台上莫名其妙的蛄蛹。

这群滑稽的人正在剧本围读，今天的剧本正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领读人瘦小健壮，声音嘶哑，偏偏喜欢大声喊叫，用力挥舞拳头。她说话声“咯吱咯吱”的，非常陶醉于饰演剧本中的“疯子”，小组分配角色时，她像幼儿园小朋友抓糖一样，“我不管，我要”，敏捷地抓到了这个角色。

两点钟内，读书会一开始，领读人就写了“戏剧平权”四个字在小白板上。她从退休以后才接触戏剧，我能感受到她此刻是热爱且无私的，她拼尽全力把她关于戏剧的心得体会塞进我们的耳朵，为什么达里奥·福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疯子要伪装成不同的人物，为什么疯子是良心，似乎生怕我们错过什么人生真谛。那一刻我相信她相信戏剧的平等的。但是她从懵懂无知到走近戏剧平等，是花了真金白银去自费学习来的。感谢“春天的熊”禁止二次收费——大家缴纳148元的年费，活动不可以再次收费，今天她组织的剧本围读是免费的。可是我猜想，艺术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吧。

茶室的桌子被拆卸下来，堆在墙边，我们围坐成一个半圆，我的斜对面又是一正一反两个样本，太典型了，简直像我在编造的。据说有一些固定的读书小组，有些甚至进化为闺蜜小组，我不加入任何固定的小组，我的筛选条件里第一项是交通，第二项是选品。我推测读书会的基数不小，常常遇到的是陌生人。

我打量着这两个陌生的对照人物，她们都五十上下了，也素不相识。我刚到茶馆的时候，遇到了其中黝黑肤色的大姐姐，她的声音像大雁冲破秋天的阳光，骨骼粗大，手腕有力，爽快又拘谨地帮我带路，爽快是她的性格，拘谨是她的礼貌。围读时，她果断地抓起剧本的载体——也就是她的手机，以极高的分贝朗读。后来我们这些懵懂的羊羔被领读人赶到阳台上后，小组表演时，她异常兴奋地表演起来，声音之嘹亮，仿佛军训时在开饭前放歌。其他一些人变得不自在起来，纷纷想回到房间内，还没等大家去交涉，茶室自己的运营来了，要求领读人带大家回屋。

另一个大姐姐的面色白里透红，穿着滑溜溜的花衬衫，带着镯子，有人误以为她是茶室老板，和她商谈生意。她端端正正站好，却不好意思地小声阅读，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情的女学生，在教室后面罚站背书，知道错了，有些害羞，但心里并不服气。她不是很喜欢表演，事实上是带有一丝恐惧，但我知道她是喜欢戏剧的，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五一节下午，漫天的花香都在喊人出去玩耍，否则她不会和一些争先恐后扮演“疯子”的人一起站在茶室里——特调咖啡和水果茶虽然好喝，但是性价比不佳。

我看着她们俩，一个黝黑、一个白皙，一个爽朗、一个内秀，一个发疯、一个发痴，她们俩太典型了，仿佛天生就是要结对出现，摆在一起叫别人思考的。无论天性如何，她们对戏剧都有一样的喜爱，这种喜爱不能以擅长与否定位，不能以任何外在表现出来的动作评判。大声朗读，很漂亮，读不出声音来，也很美好。

领读人在解释即兴戏剧的根本——“YES,AND”，她兴奋地摆动手臂，甚至出了残影。她们都已经上了年纪，正是有大把时间和爱好热闹的时候。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感动，我在读书会见过很多退休人士，她们不肯把自己交给社交媒体和推荐算法。

不能否认，我体验过一些美好的时刻。还记得像太湖石的统计学家吗？我又坐在他旁边，听他高谈阔论。从油炸绿番茄，到苹果酒屋，从在西瓜糖里，到困惑的三文鱼，从给樱桃以性别，到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他好喜欢一本书，喜欢到不能继续阅读，他不能读完这本书，否则美梦会结束。他说到一个星期二，金色的晨光里，他打开一本书，书里写道：今天是星期二，一个早晨。

这一期的读书会我们在讨论任何与食物有关的书。有人分享了村上春树的鳄梨，有人分享了漫画里的樱桃小丸子，有人分享了阿多尼斯的桂花。因为读书会开始前，没有人知道其他参会者会带来什么书，没有人知道这一期图书的画风是什么样的，这一期的画风才如此的不可调和，无聊的，幼稚的，深刻的，悠远的，大块鲜明的黄色、红色、蓝色颜料堆砌在一起，浓郁地拥挤在此刻时间的油画布上。

我另一侧是位银灰色头发的高个子，他也不翻开书，双手整齐的叠放，双眼目视前方，似乎脑海里有一个提词机，他不带任何停顿和语气词地讲述起来。他讲到《桔子夫人》，作为蝴蝶君的原型之一，灰蒙蒙的冰冷的大海，缭绕着雾气的山路，一个闯入者在多年以后记录下自己的回忆。我无法复述他的话，这个银灰色人形机器人娓娓道来他所知的一切，我无法验证他所说的真伪，但是那时候真实和虚假都不再重要，我太喜欢了，他的语气没有起伏，没有感情，但他话充满了惆怅，他消失了，他叙述的场景栩栩如生地浮现起来。

早已停暖了， 屋里很冷，我感觉自己马上要感冒了，有人冷得提前离开，我不舍得离开。我们在一个咖啡馆的地下酒窖里，要穿过一扇谷仓门样式的铁门，走向螺旋两次的狭窄旋转楼梯，才能进入这个房间。我想象着楼上那些喝咖啡的人，他们在谈论他们所关心的一切，我一无所知。在他们的脚下，我们谈论着我们关心的一切，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人，阅读着不同的图书，来自不同的地方，偶然汇集在这个时空的坐标点，讨论、聊天、争执，然后走向不同的地方。

但也许万分之一的概率，我们就是在谈论同一本书。我很庆幸，无论如何，我能看见他们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