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玲
编辑｜李梓新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 加缪
01
在一片阴森森的墓地，一群白骨规规矩矩地端坐着。他们空洞的眼眶，毫无表情，安静得可怕，他们像一群最听话的学生，手中都捧着书，看似在认真学习。而我穿梭在其中，盯着它们，竟不觉得害怕，诡异中又透露出一丝滑稽。
这是我高三时，在高考备考最紧张的阶段做的一个梦。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
猛然惊醒，那一丝滑稽瞬间变成了窒息，我感觉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心脏剧烈跳动，仿佛要撞破胸膛逃出来......随后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之中。
在高三的那段日子里，我的生活几乎被考试完全吞噬。周考、月考、模拟考，一轮接一轮。每天都在刷题中度过，感觉所有人都被卷进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没有人能停下来，也没有人被允许停下来。每一位老师都在向我们传达同一个信念：必须要努力，没得选择，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因此迄今为止，我对教过我的老师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他们除了不断强调恐惧、强化焦虑之外，几乎没有给予我真正的启蒙。在他们苦口婆心的督促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压榨自己，像不断被碾磨的齿轮一样向前推进。
在我梦中的白骨，正是这种状态：它们在“学习”，却已经“死去”。身体在端坐着，灵魂却早已离场。我也渐渐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像我这样没有任何资源、只能依赖成绩向上攀爬的人来说，“拼命学习”并不是一种修辞，而是真正在“拼命”，代价就是逐渐消失的生命力。
那时，我的生活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勒住了，而且越勒越紧。每天清晨，五点的闹钟准时响起，所有学生统一跑操，之后，我们就像被按下开关的机器，开始重复，教室、作业、试卷、分数……一直到深夜十一点教室熄灯。
身体越来越沉，睡眠越来越差。妈妈终于看不下去，去药店给我买了一种安眠药。我记得那是一种浅粉色的小片剂，带着微苦的味道。我吞下去，在昏暗的灯光中，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可药效只是让身体陷入一种模糊的沉浮状态。我半瞌睡、半清醒，眼皮在打架，可大脑却仍旧在高速运转——未背完的单词、公式一页一页浮现出来，它们完全占据了我的头脑。我的身体好像已经不由自己控制了，根本无法真正入睡。于是我又坐起身，拿出资料，强迫自己一页一页地翻着。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状态：药效、睡意、书本的字句纠缠在一起，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了，大脑没有任何思考，嘴里发出机械的背诵单词的声音，和笔尖在纸上胡乱划擦的声响。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突然把我拉回现实：“你是不是疯了？把书放下，赶紧去睡觉吧。”
原来是妈妈。她站在门口，灯光在她脸上晕出一圈柔软的光。她的声音里全是心疼。我抬头看着她，喉咙干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许是药效终于起了作用，我昏睡了过去。那盏灯却始终亮着，像一只疲惫的眼睛，看着我一点点远离生活的温度。后来我常常想，那时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学习，还是在惩罚自己。
妈妈告诉我，那一刻把她吓坏了。她看到我眼神空洞，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以为我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走火入魔”了。好在睡醒之后，我还“正常”。
那时，班里有同学在喝一种保健药，我至今记得它的名字，叫“**一号”。她们说，喝了以后特别精神，一整天都不瞌睡，学习效率也高。我当时甚至动过心，想去买一瓶。问了价格，庆幸自己囊中羞涩，没有买成。后来我才隐约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兴奋剂，对身体的副作用极大。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后怕。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些无良商家正盯着学生这块“肥肉”，学生们，在那套体系里，正被无数只狼围猎。
现在回望，高考前的那几个月，真的是一种对人的摧残，几乎毫无人性可言。有人说，不经历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可我想说，经历过高考的人生，可能是极其悲催的。那场以“成功”为名的训练，在悄无声息中收割着我的青春、睡眠，甚至灵魂，把我一点点打磨成一个合格的学习工具。我有过这样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噩梦般的经历，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去经历一遍，所以圆圆提出自学时，我毫不犹豫大力支持她。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学校、军营、工厂、监狱，都是生产‘顺从身体’的装置。” 那时的我，正是一具被规训中的身体。它被训练得准时、服从、高效，被要求忍耐、忽视疼痛、忽视疲惫，在铃声、时间表和分数中精准运转，变得越来越麻木。
而我的梦，恰恰发生在这里——在身体已经被驯化到极致的时刻，意识开始反抗了。
梦中的白骨，身体依然“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地坐着”，手里还捧着书，但生命早已经被抽空。而我在梦中穿行其中，却并不害怕，因为我早已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习以为常。回想起来，在梦里，我已经隐隐意识到——这不是“正常”，这是荒谬。那一丝滑稽感，或许正是反抗的裂缝。
作为一个出身普通的孩子，我以为通过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却在无休止的题海中被彻底驯化。拿到不错的学历，却发现自己仍然被困在原地。布迪厄说，教育体系往往是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表面上人人都有机会，实际上，不同阶层的孩子早已在起点被区分——有人拥有资本、资源；有人只能靠压榨自己，靠身体去硬扛。那些年轻、没有资源的灵魂，在这种体系中，被一点点规训，慢慢失去自我。
教育原本应当是一种“让人觉醒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它却常常变成了一种“让人服从的方式”。
而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控制”，而是“自觉地被控制”。
我早已习惯给自己加压，不需要老师催促，那根皮鞭早就握在自己手中，一下一下，抽着自己向前走。正值青春期、开始爱美的年纪，我却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头发剪到最短，只是为了省事，衣服穿得最朴素，这样就不必分心。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其余时间几乎都耗在教室里刷题。这，正是老师们心目中的“好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他们不断告诉我们：“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被干掉的，往往也正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学会了竞争，却不知道如何合作；把自己的同学视作潜在的对手。回头看，那是一种多么扭曲的心理，可那正是我所接受的教育。
学习不再是为了理解世界，也不是为了成为更完整的人，而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一次，我的排名是多少？有没有前进？学习效率可想而知。我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却并没有换来理想的成绩。这场以“奋斗”为名的游戏里，我到底得到了什么？更多的时候，我只觉得自己输得一败涂地。
我去了一所普通师范类院校。在这种评价体系里，我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对自己很苛刻的人。别人说我“上进”“好强”，我知道，它更像是一种无法停下来的自我逼迫。
大学里，我看到不少老师衣着优雅、神采飞扬，站在讲台上，自信而从容。我心里想：当一名高校老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这样，我又陷入了新的幻想之中——幻想自己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从农村出来的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人生或职业规划，走的每一步路，似乎都是在仰望别人生活的过程中实现的。看到他人的生活光鲜亮丽，便想象自己置身其中，然后开始不断地努力，从未真正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热爱它？
于是，我给自己又定下了新的目标：进高校。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向往的生活，把别人的从容、自信看作可能的未来，却忽略了去探寻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我开始着手准备考研，然后读完硕士、博士。可无论身份如何变化，我的学习方式始终延续着中学时的学习方式：埋头苦学，埋头苦干，把全部精力押注在“成果”上——论文、项目。想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教会我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牛马”，却从未教过我，如何优雅地生活。
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一所二本学校。入职那天，所有美好的情绪一起涌来。我享受着这一刻，这时我感觉自己真正“安稳”了下来，也是幻想真正落地的时刻。
刚进学校时，我仍然怀抱着宏大的理想，想把科研和教学都做好。于是，我再次把自己塞回实验室：实验、论文、项目。运气也确实不错，入职不久，我拿到两个青年项目，论文也陆续发表，同时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生活再一次被我压缩。我真的热爱这些吗？我不知道。现在想来，我享受的，其实是被仰望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会上瘾。同事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发这么多论文？”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用我全部的生活时间换来的结果。这些结果也让我顺利评上副教授……一切都“进展顺利”。
表面上说的顺利，其实评副教授也并不顺利，在准备的那段时间里，内心始终被两种情绪拉扯着，一边期待自己能评上，一边又恐惧自己被刷下来，是的，它有淘汰率，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其中被淘汰的一位，所以在准备的过程中，心力耗尽，感觉自己身上能掉一层皮，最后评审时，我们组刷掉了一个老师，听别人讲，她已经是第二年评了，又没有通过，而通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庆幸自己没有被刷下来，还是熟悉的模式，我们始终在同样的环境里，带着恐惧感，耗着自己的生命力。
可就在这些目标被一一完成之后，我却陷入了深深的空虚。我发现自己既不能停下，也不敢停下。这种状态让我恐惧。我开始反复追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敢休息？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强烈的自我怀疑。我明明已经抵达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岗位，可为什么，却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空虚？从评上副教授开始，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处在一种“瘫痪”的状态里。彻底失去了心力，身体还能勉强运转，但是内在已经停摆了，那是一种持续的、难以言说的痛苦，用浑浑噩噩这个词来说明一点也不为过。我尝试过让自己“恢复正常”：继续做科研，主动去找其他老师合作，像过去那样，重新把自己推进项目和论文之中。但每一次尝试，都无疾而终，我做不下去了。
我能用来支撑自己的那点力量，已经被彻底用完了。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一些我从未认真面对过的问题，开始反复浮现：我的生命有意义吗？
我到底为什么而活着？我要怎么过我的一生？
这些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们是在我停下来之后，终于有机会浮出水面，让我重新思考定义自己的人生。
02
在这些日子里，不可避免地回想起我那段被压抑的青春岁月。
那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我喜欢文字，喜欢画画。周末时常常一个人窝在家里画画，沉浸在天马行空的绘画世界里，那是一种极其静谧，不被任何人打扰的幸福，安静，专注，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后来，随着课业的繁重，我仅有的爱好被挤压没了。
到了高二分科，我的人生方向在那一刻也被改写。我们那里的教育环境，极度重理轻文。文科、艺术，被视为及其“没出路”“没前途”的选择。在一次班会上，班主任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学文科没出路，文科生以后能干什么？只有理科才实用，才有未来。”二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的话。
我被成功劝服，选择了理科。那似乎是“最优解”，是被老师和学校共同认可的正确路径，在理科的学习中，我最喜欢化学，最终也选了化学专业。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自己没有选择文科抱有深深的遗憾。
三十五岁时，因为超负荷工作，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正是身体的崩塌，让我第一次真正停下脚步，去思考、去转向，也开始重新整理自己与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回头看，我做科研、写论文，半年密集完成四篇 SCI。那段时间，我每天一睁眼就坐到电脑前，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前走，记得当时论文有两个问题未解决，白天想，晚上想，连睡着之后大脑还在思考，人已经入睡，思维仍在高速运转，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这让我想起了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的瞬间——他在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后，在睡梦中半梦半醒间看到了那条首尾衔接的苯环蛇。我也在凌晨三点的静谧中，在生理机能濒临极限的时刻，想通了那个一直未能闭合的逻辑环。那时，我还暗暗自诩凯库勒，心生一种‘天才式’的浪漫感，看，我们都在睡梦中把难题解决了。我沉溺在那种潜意识与逻辑共振的快感中，却忽略了这种高强度的精神透支的代价，当时只觉得灵感如泉涌，殊不知身体早已在超负荷的运转中临近崩塌，超负荷的工作导致整个脊椎不能动，身体僵直得无法弯曲。医生告诉我：太累了。建议我多运动，做瑜伽，慢慢调整。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工作本应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把生命的能量过度透支给工作，其实是一笔极其不划算的交易。
当然，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并非没有回报。我发表的论文、申请的项目，也确实为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这些实实在在的金钱回报，也让我真正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给予了我一种“我可以”的自信。
但这种自信并不稳固。
它还是童年经验的延续，仍旧是依赖外在标准的认可来确认自身价值：分区、排名、经费、绩效。只是把“好成绩”换成了“好论文”，把“被表扬”换成了“被奖励”。我依然在用一种可以被量化、被评估、被交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完全的物化了自己。
我成为了马尔库塞笔下的一个极其合格的“单向度的人”——失去真正的自我、不断压缩着内在的感受力与自由度。
这些成果让我站得稳，但并没有让我真正安顿；它们给予我力量，却也在悄然消耗我作为“人”的丰度。我也逐渐意识到，我真正缺失的，恰恰是一个不必通过指标来证明的自我。
在我心目中，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拉瓦锡，道尔顿，诺贝尔、门捷列夫、凯库勒，鲍林……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之所以值得尊敬，并不是因为论文的数量或头衔，而是他们真正用化学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与认识世界的方式。我想那是一种出于内在热情与责任感的探索，一种对真理的执着。
而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我所身处的科学研究中，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坦率地说，就是为了发论文。而我也并非个例。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这样一套逻辑中运转，唯论文说事。论文很直观的代表着成果，影响因子的高低代表着价值，等级越高，学术成就越大。这一评价体系是那么的牢固，没有人会追问：我们究竟在研究什么，又为什么去研究。
也正是在这里，我的撕裂开始显现出来，当我并非真正出于内心的热爱与好奇去做研究，而只是为了完成发表、获取奖励时，那种不协调感便逐渐累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是“成功的路径”；但我的感受却不断提醒我，我正在参与一场与自己价值观并不一致的劳动。当这项工作不是源于热爱，而仅仅成为绩效体系中的一个节点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异化的劳动。而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撕裂，也正是这种异化在我身上的显影。
真正停下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并不能立刻适应。什么都不做的状态让我异常焦虑，一种“被别人超过”的恐惧几乎要将我吞没。我开始反复怀疑：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这种怀疑让我情绪持续走低，也迫使我去寻求改变。
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开始了大量阅读，接触心理学，哲学，与艺术，开始疯狂地阅读、思考、记录。我想试图为生活寻找新的支点，让自我不再只依附于那套评价体系。阅读成为一种缓慢而持续的陪伴，艺术、文史社科类书籍让我重新找回兴趣，也让我从对论文与竞争的持续焦虑中慢慢抽离出来。终于，我有机会去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真正的转向，发生在我开始重新允许“无用之物”进入生活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一凡。她是央美的艺术博士。她鼓励我通过画画疗愈自己，她对我说：“不要想着画得像什么，通过你的感受去画。你观察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就把它画出来。”于是我开始画画。
起初我想画花，画叶子。那些美好的、舒展的植物，但当我真正去观察它们时，我看到的画面却是骷髅头——干枯、深邃，带着一丝荒凉。我如实地把自己所看到、所感受到的都画了出来。有一天，我突然想画自己。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并不是成人的我，而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独自躺在一片荒无人烟的雪地里——一个雪地弃婴。那个画面出现的一瞬间，我彻底崩溃，大哭不止。也是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总是马不停蹄地往前奔跑，从不敢停下。因为我没有退路。从始至终，我的世界里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童年时期，父母情感的疏离与严苛的要求，让我早早学会了克制与自持。我隐约地感受到，自己并没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家”。只有不断取得好成绩、不断向前，才能换来一点点被看见、被肯定的可能。
当我把那些骷碌头、那个雪地里的婴儿一一画出来时，一条被切断许久的生命线突然重新接上了。童年的孤独、成年后的紧绷、持续不断的自我驱动，第一次在同一张画纸上彼此呼应。那一刻，我清晰地看见了自己。
她不是一个抽象的“努力的人”，而是一个从未被真正看见过、没有被温柔对待过，但却独自活下来的生命。
当我画完这些画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一点一点复苏。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沉睡多年的人，终于被唤醒了。我重新找回了那个喜欢画画、喜欢文字、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女孩。
我也终于明白，前些年我放弃科研，是我根本没有兴趣继续做下去。命运兜兜转转，最终还是把我带回了真正热爱的领域。现在，我热衷于社会学研究，思考人、社会与自我，这让我感到鲜活、自由，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活着的人。
它也让我相信：教育的意义，不是把人训练成一条合规的路径，而是让人有勇气，去走自己的路。
从高考结束到现在，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03
“2013年9月17日，午后十四点五十分。我的女儿圆圆出生了。圆圆出生时重2.9公斤，脸色红润干净，脸上没有半点污垢，她安安静静地躺在产房的灯光下。我永远记得那个瞬间——她小小的身体，如同一颗刚刚坠落人间的天使。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生命”的重量与奇迹。
在我初为人母、懵懂茫然时，遇见了尹建莉老师的文字，她用温柔与真诚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坚冰，让我第一次读懂了尊重与信任的力量。最让我触动的，是她关于“财富”的定义：真正的爱，不是给予孩子消耗性的物质，而是赋予他们足以安身立命的“生产性财富”即阅读的滋养、自由的空间与身教的引领。受尹老师的影响，我选择独自带孩子，不希望有人干预我的教育方式。虽然辛苦，但看着圆圆，一切都变得值得。她的每一个成长瞬间，都让我兴奋与欣喜：第一次学会翻身，第一次独自坐起，摇摇晃晃地迈开脚步……这些小小的变化都足以让我激动许久。
在圆圆的成长过程中，几乎一切都被允许。小时候的她很爱阅读，还不认字的时候自己抱着绘本一页页翻着看，让我给她读，读起来就不让我停下来，现在想想好有趣的回忆。她爱玩水，每天清晨一起床，就跑到鱼缸边捞鱼玩，常常玩得满身湿透，依旧乐此不疲；下雨天，她一定要到院子里踩水，溅得浑身泥点，却笑得格外灿烂。有一次她竟然点燃纸箱，瞬间火势大增，吓得钻进我怀里，我抱着她，冷静地用湿抹布扑灭。她睁大眼睛问我：“妈妈，你怎么不害怕？”我告诉她：“妈妈在实验室里经常会面对这些情况，知道怎样处理。”那一刻，圆圆给我投来钦佩的目光，我当时真觉得自己的笃定给孩子做了很好的榜样。还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发现家里安静得出奇，很是奇怪，平时吵闹的圆圆，竟然没有一点声音？跑出来一看，只见她正专注地在墙上画画，画的都是她小脑袋里幻想的小人儿。那份全神贯注的神情，让人很是疼爱，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说到圆圆的趣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跟圆圆在一起经历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场充满惊喜的旅程。记得在卢梭的《爱弥尔》中有这样一句话：“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初读时，这句话直击我的心灵。在养育圆圆的过程中，我始终谨记这一点：凡是她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不去强迫她。正因如此，圆圆慢慢成长为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孩子。
在圆圆身上，我看到了新生的自己。若不是她的到来，我恐怕很难发觉自己竟能如此强韧，也难有那般向内探求的勇气。原本只想着为她撑伞，回过头看，这风雨兼程的一路，何尝不是她渡了我？
到2021年9月，圆圆准备上小学了。当时对口大学城老师的学校只有一所，我没做足够的调查，就给她报了名。开学第一天，圆圆兴高采烈，很是期待，但是第三天开始，她就哭着不想去了。通过圆圆的描述，我知道了这是一所处处充满束缚和规训的学校。下课不许出教室，只能去厕所，并且还有人专门看着，不能出去玩，上课时孩子必须端坐在座位上，双手平放在课桌，一切整整齐齐，井然有序，老师说这是“为了安全”，但是他们忘了，这是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啊，她们正是活波乱跳的年纪，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在操场上奔跑、肆无忌惮的玩耍，而这样的“安全”正在抹杀孩子的生命力。我打听了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跟圆圆商量每周请一天假，具体哪天她来决定，就这样每周圆圆哪天不想去了，就请假，我带她出去玩。我的经历告诉我知识什么时候学都来得及，但是思想不能被破坏，思想一旦在成长过程中被扭曲、被剥夺、或被强行压制，那么，人的成长就会很难很难。
圆圆经常会跟我说，她喜欢校长来听课，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校长在，老师就会很温和，就不凶她们。那一刻我心里直发酸——这样的老师，能教会孩子什么？孩子不只在学校里学习知识，更在学习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处。教育充满了惧怕、表演与两面性，它还叫教育吗？
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一天，圆圆回家把我拉进屋，说：“妈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谁也别说。”她挽起裤腿，露出一片淤青。她说在课堂上朗读，读的声音小，语文z老师认为她“不读”，当众在她腿上踢了一脚。圆圆指着腿上的淤青说：“妈妈，你报警吧，这就是证据。”那一刻，我愤怒极了。听了圆圆的话，拍下照片，打了110。警察很快上门做了笔录、验伤，第二天警察和我一起去了学校。z老师得知，如果家长不和解，教育局也会介入，z老师当场痛哭流涕着道歉，校领导在一旁帮着老师说话：“老师也是为了孩子好，要养成好习惯，小时候养不成习惯，再大了你根本管不住。”听得我心口发堵，原来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做教育，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Z老师一再道歉，圆圆说原谅她了。我也没有继续追究，只希望她能有个平静的学习环境，而我当时的认知也不到位，没有为孩子做好铺垫。后来，老师觉得事情平息下来了，就开始对圆圆冷暴力，怂恿同学孤立她。有一天她回来哭的很伤心，说不想再上学，甚至说：“再让我去学校，我就跳楼。”
那一刻，我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学校已经成了伤害她的地方。我们决定停学，圆圆回家了，在家那段时间，圆圆阅读、写作，看了很多书，表达欲很强，写了很多小文章。但同时在家她没有玩伴，只能周末才能约到朋友。
为了能有交往的朋友，我又开始继续寻找适合圆圆的新的学校。后来朋友推荐了位于山上的一所华德福学校。第一次去考察时，被他们的环境迷上了，蓝天白云，四周群山环绕，特别美，孩子们在山村的道路上骑车、唱歌，空气里全是泥土和笑声。圆圆很喜欢，我们当下就决定在这了，为了圆圆方便，我决定在山里的一个村子租了房子。那段时间，我已经主动放下科研任务，教学上只保留了两门课。和圆圆住在了山里头，生活节奏明显慢了下来，整个人也随之放松了起来。
这个学校里也有一些家长在山里租房，所以圆圆每天的玩伴很多，她也有了自己的好朋友，那段时间，她过得无比快乐——学习、玩耍、做手工、写故事。我以为终于找到了“教育的桃花源”。但慢慢地，我也看见了另一种隐性的控制。这里的老师们很温柔，她们深信自己掌握了最好的教育法，她们会很温和坚定的要求孩子必须按照他们的节奏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也让我看到了她们身上的控制欲。
我意识到，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学校，当教育没有自省，都会变成新的教条。这些老师就是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她们只是学了一点不同的理念而已，认知水平远远跟不上。这也让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教育的暴力不只来自“打骂”，更是来自制度化的控制与规训。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说过，教育是经验的生长，是民主生活的训练。真正的学校，应该让孩子通过经验去理解世界，而不是被迫接受命令。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主张让孩子在“准备好的环境”中自由选择、自我建构——她相信孩子有内在的成长力量。华德福教育也是提倡艺术、想象与节奏化的生活，希望让孩子完整地发展。这些理念的核心都是“尊重与自由”，可惜在现实中，只是一句口号，她们都没有的东西，怎么能给到孩子呢？后来也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到，教育并非孤立存在，教育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下的社会结构是很难撼动的，因为这里需要的是驯顺的肉体，没有思想的脑袋，所以教育无解。
04
我和圆圆在山里一起生活了两年。那两年里，我们几乎与城市的节律脱钩，春天我们种地，房东把他的地给我们空出来一块，我和圆圆一起翻地，把冻了一个冬天的很结实的土地一点点松开，撒羊粪，播种，我们种了西红柿，玉米，萝卜，白菜，夏天，我们一起除草，浇水，等到秋天的时候，收获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果实，数量不多，却真实可见。在那段相对缓慢、贴近自然与真实劳动的生活中，圆圆也逐渐形成了对世界和自身兴趣的清晰感受。
十岁那年，她主动对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妈妈，老师教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东西，老师不教。我不想去学校了，我想自学。”听了她的需求，我想了很久。因为我自己，正是从这套教育与学术体制中一路走出来的人，我深知教育对人的异化有多严重，它并不适合每个孩子在特定阶段的发展节奏，还有一个因素，圆圆用到的教材，很多内容缺乏逻辑和真实性。基于对教育的失望、孩子性格、学习能力与现实条件的综合考量，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不再让她继续被那套对她并不适用的体系束缚。因为我见过太多聪明、勤奋、优秀的人，最后只剩下“合格”驯顺的肉体，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在一个教育把人变得不像人的体系里，我问我自己，我该如何去保护我的孩子？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我不能让她继续重复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想到了汉娜阿伦特，她的三次逃离，那是她的精神反叛，也是她行动的开端。想到了我自己这两年的成长，也是在不断逃离中实现的，逃离让我窒息的生活环境，逃离让我窒息的人......我意识到这种逃离，是一种觉醒——意识到只有从他人设定的规则中抽身出来，才有可能重新触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
现在，圆圆“逃离”体制教育，同时也能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认知，不去学习那些虚假的东西，不被外界的标准定义，不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评价体系里。她是有权选择属于自己的探索世界的方式，我想，这本身就是一种健康成长的力量。
马尔库斯的“大拒绝”此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拒绝被规范、被压制、被异化。这些年的成长与反思，早已让我看清教育的危害性，也让我明白，孩子是自己的，不能交给一个生产合格标准“产品”的机器。我该做的，是成为她的守望者，陪伴她去发现属于她自己的天地。
我支持圆圆，我想这是一种谨慎、缓慢、带着责任感的选择。我们只是寻找一种适合圆圆的学习方式。
圆圆回到家后开始自学。我看清了很多学校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谓的“创新”也不过是体制里的“创新”，所以我放弃了继续为她寻找合适学校的想法。起初，我带着殷切的期望去看待她，希望她能学好基础知识，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会有偏差的，这期间我们经历过一段难熬的时刻。
我给圆圆配备了电脑、手机和 iPad，希望她能用这些工具打开更广阔的学习世界，接触丰富的学习资源。她爱阅读，本来每天会花大量时间读各种书籍，她的动手能力也很强，做很多手工作品，我是相信她能够把自学做好。可现实并不像我最初设想的那样。自从她有了这些电子设备后，她在屏幕前的时间越来越长，阅读的时间却逐渐减少。没有同伴，她在网络中的游走越来越深。这让我焦虑，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原来圆圆在学校的时候，她早上去上学、傍晚才回来，一整天见不到她。等她回到家的那一刻，我总是满心期待。哪怕白天发生过什么冲突，到了晚上也会在等待中烟消云散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每天都黏在一起。那些原本隐藏着的不耐烦开始慢慢暴露出来，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陷入了那种相看两厌的情形。我会忍不住用说教的语气去跟她表达我的观点，而她面对这种说教，则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我和圆圆的冲突也在不断升级。
我陷入焦虑、怀疑和责备中，会反复追问自己：我经历了这么多，对教育已经看得很透彻，内心也知道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是最优解，可为什么在真正实施的时候，我仍然会这么消耗心力、这么不坚定？
我还是在关注她有没有“学习那些知识”，她是否符合我内心长期以来的那个标准？
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我问自己，我的孩子能不能保留对世界的好奇？她能不能质疑、理解、批判和思考？她又如何在不被框架设定的情况下走向未来？是的，我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成她自己的模样，否则她跟在学校有什么两样？我意识到自己对未来的忧虑、对失败的惧怕以及对体制内成功定义的依赖，这是我成长的教育体系深深印刻在我身上的反应模式。我也意识到在这个AI迅速迭代的时代里，知识的获得及其容易，大量刻板的工作随时可能被AI取代，人真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想它应该是独特的个性、思想和创造力。而我的焦虑正是自己身上被训练出来的优绩主义在作祟，它从未真正离开过我的思维，始终影响着我看待孩子成长的方式，想要彻底抛弃哪是一朝一夕的事，真的是需要时间，不断的觉知，不断的反复练习。
幸好，我是一个有很强的自我反思能力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粗暴，我开始慢慢看到圆圆的另一面。在她注册的小红书账号上，短短几个月，积累了四千关注者；她在 iPad 上画画、创作各种原创作品；她的三观很正、善良又有爱心，她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因为家庭因素而自我伤害时，她会很心痛，会关心对方，会给对方寄礼物。她的很多认知、同理心与洞察力远超过我的想象。虽然她用电子产品时间很多，但也有在阅读，而且她会花很长时间很用心地给她的朋友做手工礼物，她在混乱中不断的寻求自己的节奏，这一切体验不正是成长中最宝贵的收获吗？当我还在紧盯她是否在“学习课本里的知识”时，是我把学习想的太狭隘了，她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与真实的社会互动、感知和表达。
随着自己慢慢地成长，心态逐渐地放松，我在学习如何爱与理解的路上也愈发清晰，我们都在成长——圆圆以她特有方式在真实社会中探索；而我则在学习如何真正放下内心的紧迫感，让爱不再被焦虑和恐惧所遮蔽。
很幸运的是，我和圆圆遇到了W。他是一个博学而专业的人，他真正思考教育本质同时也有替代学习方案。W自己也在带着孩子走一条“去学校化”的道路，圆圆开始跟随他在教育体系之外，寻找一条替代之路，他们在真实的社会学习，面对具体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承担责任、互助协作，他们从真实的生活中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
看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这本书是高先生的精神自传，真实，克制而感人，也是最早给我精神启蒙的一本书，这本书，让我更深层地去思考人在这个既定的环境里所处的位置。我被书中这句话深深震撼：“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寥寥几个字，刻在我的脑海里，它揭开了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荒谬，在“努力”“奋斗”“自我实现”的宏大叙事的包裹之下，我们很多人所追逐的是一套被内化的秩序、一种主动奔赴的禁锢。高先生在书中写道：“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世界。”这两句话像一束光，照进我内心深处未曾触及的阴影。
人本该是多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色彩与节奏，可当我置身人群，一眼望之确是如此惊人的一致，相似的欲望，相似的恐惧，相似的生活，这并不美，让人心生寒意。我常常在想这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是在那种不断被筛选、被评判、被定义的过程中，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迎合，放弃了独特，在标准答案里生存，也就变成一个统一模版。久而久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那种真实、自由、丰沛、带着呼吸的生活感。
想到了那种“整齐划一”的美学，不过是一种无声的暴力。它曾经让我误以为那是“正确的生活”，却也在潜移默化中剥夺了我与生俱来的差异与创造力。也许，当我开始怀疑这种“被定义的美”时，正是我重新找回自我的开始。
硕博六年多的时间，加上工作的前四年，整整十年。我像是一只被设定好程序的陀螺，在那套精密的学术体系中高速旋转。那时我的世界是闭环的：身穿白大褂，终日在实验室里研究不同的化学合成，它们的反应机理，筛选溶剂，在几百组失败的实验中等待一次成功。每一次实验结束，我就迫不及待地坐在显微镜前，期待结果。
大约上千次的实验，换来一个可用的数据。然后就是做测试，写论文、发表……
直到有一天，当论文再次投出去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限放大的虚无感，我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在这团虚无快要将我吞没时，朋友的话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你是化学博士，为什么不研究点生活化学？比如配置植物营养液，或者……你是山西人，可以去研究老陈醋。” “圆圆也在家休学，不如带着她一起去做，让她在真实的劳动里看看事情是怎么做成的。”
听了他的话，我麻木的心开始动了起来。对于山西人来说，流淌在血管里的不只是血，还得有二两醋，那真是一种不需要思考的本能，是真的热爱。
于是，我接纳了这个建议。这一次，我带着圆圆开始走进了老陈醋田野调查，刚开始，圆圆对此并不感兴趣，由于家里没人陪她，她只能跟我出来。
我搜寻到的第一位匠人，叫张小样。
走进他的醋坊时，正值正午。院子里腾起一股带着酸香的热浪，他正在“熏醅”。院边是用砖头砌起的土炉灶，五个长条状的池子一字排开，像某种古老的仪式祭坛。
我一眼就看懂了这里正在发生的微观化学反应：美拉德反应（Maillard reaction）。还原糖与氨基酸在高温下相拥，生成焦糖色与类黑素，赋予醋那种深邃的色泽和焦香。
但张小样不懂这些术语。他自有他的经验：一号池热一天，倒进二号池，再热一天，倒进三号池……如此倒腾五天，醋醅才算“熟”。
“那是多少度？PH值多少？”我习惯性地想问。
他只说：“看颜色深了，闻着香了，那就是好了。”
在他的院子里，化学指标失效了。看颜色、闻气味、触感，这些被现代科学视为“不精确”的感官，在这里成了最高的准则。
张小样是这间醋坊的守望者，醋坊是他爸爸留给他的，他也算是创二代了。他所在的这个村曾经被称为“做醋第一村”，八九十年代，这里三百多家醋坊能撑起山西醋业的半壁江山。如今，喧嚣退去，工业化食醋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传统手工酿造的醋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大多数作坊纷纷关停，传统技艺面临流失，但他仍默默守着这间老作坊，继续着这一套真实的发酵工艺。
他带我品尝了两瓶醋。一瓶刚酿好两个月，尖锐、刺激；另一瓶陈了二十年，入口竟然柔和绵长，酸而不涩，带着时光的厚度。
“其实老醋的酸度更高，大概有九度，但它不扎嘴。”他说。
我很惊讶。在实验室里，酸的强弱时有固定pH值来呈现，但在时间的容器里，高度的酸竟然变得如此“温柔”，但它是真实的，它来自时间的艺术。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瓶凝结了二十年时光粮食醋，在市场上售价并不高，他说村民们只选择很便宜的低价勾兑醋，他们舍不得买贵一点的。是啊，老百姓怎么知道廉价的工业醋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呢？在有限的收入与长期被压低的生活里，他们所能做出的选择，本就不多。省钱，几乎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生存本能。他们在缺乏信息、缺乏选择权、也缺乏被认真对待的市场环境中，勾兑醋并不只是价格优势，而是一种看似理性的、实际上别无他选的决定。
张小样一年的纯收入大概二十万。他正在盖新厂房、筹备果醋转型，像个固执的骑士，守着某种传统文明最后的尊严。
随后，离开张小样的醋坊，我继续前往李家村。在路边遇到一群老者谈笑风生，我去向他们打听，他们推荐我去找王爱国，他们告诉我，他的醋最好，纯粮食酿造，去找他没错的。一位如古籍中手工艺人般的存在，一路问人，终于在村头一角找到了王爱国的醋坊，仅占据他自家院子的一隅，却干净的让人吃惊。他介绍说他用澳洲高粱、本地玉米与自家井水（深达38米）进行酿造，这些要素构成一个自足的世界——一个从地表汲取能量，再交给微生物演绎的发酵世界。
他是个“叛逆”的匠人。原来在大醋厂打工，现在自己干，他不甘心只做传统酿醋，他在发酵缸里加入了红枣、西瓜、苹果以此来增加口味。
“我就想试试，这味道能不能变一变。”他说。
这不就是最朴素的实验精神吗？没有经费支持，没有导师指导，他在用自己的味蕾做实验。我问他，他有没有对自己醋做过检测？他流露出一丝局促，他说检测太贵了，没钱去做检测。
“我来带回去测。”我脱口而出，“我来测它的营养物质，有没有工业添加，有没有重金属残留。”
这一刻，我突然找到了“化学”的落脚点。它此刻不再是让我“焦虑”的工具，原来，它还可以是用来守护“安全”的盾牌。
那天回来的路上，夕阳把连绵的黄土坡照得金黄。后备箱里装着几瓶田野得来的醋样品，我心里却异常踏实。
那种感觉很奇妙。以前我研究的化学是“悬浮”的，是纸面上的；而在这里，化学是活的，是会呼吸的。它连接着土地、粮食、微生物和人的温度。
这种与真实生活的触碰，让我原本空洞的心，突然有了“着陆”的真实感。
在整理样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张小样、王爱国……我见到的似乎都是男性匠人。在这个古老的行当里，有没有女性的身影？她们的手，酿出的味道会有不同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决定继续走下去。
05
整理完张小样和王爱国的访谈笔记，我在互联网上搜索，看到的都是男性传承。
不由得想起了书桌上那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在百年前发问：如果威廉·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她想象力丰富，智慧过人，文笔不俗，在各个方面可与哥哥匹敌。她会去学校读书，在舞台上大获成功吗?她会有怎样的命运？也许她会被困在琐碎的家务中，连一张书桌都没有，更别提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而在醋的世界里，是否也曾有过“并没有名字的女性酿醋大师”？
在山西的传统村落里，酿醋从未离开过女性。她们种地，大半年的时间在这片黄土地上劳作，她们将收好的粮食收拾干净，蒸煮好放入醋坛中，还要在深夜里起身查看炉火，她们的付出与家中的男性不相上下，撑起来家庭的重任。但在叙述的历史中，这些劳动被隐没在了“家务”的巨大黑洞里。这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犀利指出的：女性的劳动往往被定义为“无偿的再生产劳动”，是“爱”的延伸，而非“技艺”的体现。
当一个男人酿醋时，他是“匠人”，他在创造文化；
当一个女人酿醋时，她是“媳妇”，她在操持家务。
这种隐形的屏障，让我感到一阵失落，却也燃起了我强烈的渴望。我想我要去寻找一个会酿醋的女人，寻找一个打破了这种沉默契约的女人。
我渴望找到这样一位女性：她不只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拥有“一间自己的醋坊”。在那间屋子里，她不是辅助者，而是掌控者。她手里的翻醅铲子，就是伍尔夫笔下的那支笔。
我开始特意向村民们打听：“有没有哪家是女的掌柜？女的酿醋？”
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带着善意嘲笑的摇头：“女人哪有力气翻醋醅？”“女的只能干点家务活。”是的，在很多人眼中，女性的付出只是无偿的家务活。
这些回答并没有劝退我，反而让我看到了上野千鹤子所说的“厌女症”在这个环境下的各种显露。但我坚信，在这片厚重沉默的黄土高原上，一定存在着某种缝隙，生长出不同的生命体。
伍尔夫所言：“女性想要写作，每年必须拥有五百英镑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那么，我要找的那个她，一定是一个争取到了“自己的房间”、并在这个父权社会里确立了自己法则的女人。她的醋，一定有着不同的味道，一种经历了被忽视、被边缘后，依然顽强发酵出来的、属于女性的坚韧与醇厚。
带着这样的思索，我的田野调查从单纯的“技术考察”，变成了一场“女性力量”的寻觅。
我要找到她，看见她，并记录下那个属于她的名字。
写作后记：
我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接近理想中的那个核心。当这种状态清晰地浮现时，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在文字的世界里，我获得了在现实生活中被约束时失去的所有自由，不受限制的去思考，去写作……这种感觉，就像灵魂挣脱了出来，独自在浩瀚的宇宙中游荡……我知道我的写作语言生涩，但这是我生命最真实的呈现，这种真实，给了我满足感。文字治愈我……
编辑导师｜李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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