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懿娟
10月29日，周三，坦桑尼亚大选。由选举争议引发的暴乱，我未曾亲眼目睹。我所知的一切只透过微弱的声音，它让我模糊看见两种平行生活。
那天午饭后，同事给我发来华人群里的城郊影像：火势迅猛，黑烟翻滚，执法部队发射的声光弹在空中炸裂，亮得竟如一轮太阳。我向住在那边别墅区的中国朋友求证，她什么也没听到。半小时后，她说：“好大声的枪声，救命啊，一直在响。”随即，网络中断。
下午，我独自坐在办公室的小房间里，听着外面急促的脚步声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原来，在达累斯萨拉姆（阿拉伯语意为“平安之港”），街头先是聚集起因选举和国家现状而愤怒的示威青年，随后警察与军队蜂拥而至。打砸抢烧的暴徒行为与民警的激烈冲突瞬间爆发，伤亡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领导设法把现场同事接回小区；一些前往达市的同事则取消行程，或滞留中转机场。眼前的一切推翻了我的认知——这片素以和平著称、几乎从未经历流血冲突的土地，竟在顷刻间被卷入黑暗。
断网前，朋友从华人群里转来的城郊影像
断网前，朋友转来的城郊自媒体影像
我是在当晚听见枪声的。我住在达市最富裕的行政区，所在的别墅小区与富人区仅一线之隔。晚饭后，我走出小区食堂，路过泳池，转弯，经过铁扇般高大的旅人蕉，准备回宿舍。忽然，天边传来两声紧促的巨响，我吓得一抖，下意识缩了缩头。栖息在棕榈树上的乌鸦齐声惊起，从头顶掠过，只留下颤抖的尖叶。空气里弥漫着难以言说的不安，我加快脚步，找到室友商量：若有人闯入小区，我们该躲到哪里？衣柜、阳台，还是洗衣房？最终，我决定，狭小隐蔽的保姆间大概最安全。
大选后一天，我收到了当地朋友的关心。我的读书会发来短信：“希望你和你爱的人都安好。请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直到一切恢复正常。”不久后，刚搬出小区的欧非混血女孩凯莉也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全。许久未联系的导游也发来消息。我的朋友未必富裕，但绝非赤贫，他们大多躲在家中，或待在安全的街区，利用这段时间陪伴家人、与朋友叙旧、与书籍为伴、为坦桑祈祷。即便在特殊的日子，人们也总会想方设法寻得片刻平静。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压制其他党派的报道以及网上的愤怒声音，朋友早已预感到这次选举难免混乱。大选前一夜，超市里挤满了囤货的人。这些景象，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当地人，都未曾见过。我不由得再次思考：坦桑一直热爱和平，经济持续发展。即便在2024年六月，肯尼亚因失业与通胀等问题暴乱时，坦桑依旧风平浪静——非营利组织长达十年的民调显示，民众对国家发展颇为满意。那事情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的呢？
大选前一天，朋友拍的囤货景象
凯莉回应道，“我们有特权，日子过得舒服，没看到别人的生活。”
仔细想想，我曾从当地同事身上瞥见生活的艰难。中年的帮厨好友阿内好不容易休假，却染上疟疾；刚治好病，又在乘坐三蹦子时被一辆轿车撞破头。司机肇事逃逸，把她扔在街上，幸好有人将她送去了医院。休养没多久，她又挤上公交赶去上班，结果包被人悄悄打开，手机被偷走。
当地同事大多住得偏远，家境较好的打车半小时上班，其他人要么骑摩托四十分钟，要么花两小时换乘三蹦子和公交。除了通勤的艰辛，他们还可能被解雇，许多同事都未得到雇主青睐。此外，他们时常开口索要东西，甚至有保姆会从我们垃圾桶里翻出剩菜和面包充饥；小偷小摸乃至抢劫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无不表明：对普通人而言，物质资源依旧稀缺。而权富阶层的生活五彩斑斓，豪车、别墅与金钱多得难以计数。
坦桑的确热爱和平，也在不断进步，但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昔日的种族歧视似乎已演变为富豪与贫民之间的阶级界线。随着城市逐渐扩张，人口日益增长，住房紧张、物价攀升、交通拥堵……接踵而至的难题对穷人的冲击更为明显，而富人的生活波澜不惊。过度的贫富差距迫使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追寻更为平等的生活。
无奈的是，这场最终演变为暴乱的反抗，受苦的仍是最底层的贫民。出不了门，就意味着没有食物；上不了班，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与此同时，物价又翻了好几倍。过去一千先令（约三元人民币）能买七个番茄，如今有人花两千先令才买到一个。在那些偶尔开放的加油站里，油价也已从每升两千七一路飙到一万五。
我在厨房发现了一张保姆留下的手稿，上面用英语、斯瓦希里语和图像记录着各种概念：脆弱（vulnerable）反复出现，还有政治、议会、问责与责任（accountability, uwajibikaji）、爱国主义、艰难环境（unazingira magumu），以及英雄、恶棍、暴徒、伪善者（mnafki）等等
不知怎的，我开始为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愧疚。外面的混乱与危险仍在持续，而小区里却已逐渐放松下来。外国邻居自在地游泳、唱K、烧烤，甚至在院落里搭建简易场地挥杆高尔夫；同事虽抱怨断网，但离线游戏、老旧电视剧或扑克麻将也能让他们乐在其中；而我的生活也宁静惬意——看书、写作、弹琴，一切如常。平日长时间待在“笼”中常让人窒息，但在非常时期，这种封闭、自给自足的生活却显得格外安逸。
尽管每天仍能听到一两声枪炮，但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战事的人来说，那声音越来越像烟花礼炮。不知是心态使然，还是自觉身处“安全屋”，除了偶尔被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惊到——谁差点没命了、水源被投毒——那一周竟带着几分年假般的荒诞轻松。
大选后的第四天，周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毫无悬念的连任结果已悄然公布，但达市仍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想为自己营造一些仪式和希望。零点，我独自坐在床上，把食堂的面包放进蝶形杯里，插一根牙签当蜡烛，又煮了碗方便面当长寿面。我给悄悄连上星链网络的现场同事打了电话——这几天，多亏他帮我念新闻、查百科、联系父母。电话里，他给我读了村上春树的《过生日的女孩》：女孩在二十岁时许下一个愿望，但无法确定它是否已经实现。“人生的未来之路还很长，我并不是已经看到事情演变的结果。”我想，我的愿望也是一样。在它的庇佑下，非洲将容纳无数种生活，彼此不再冲突，而是各自精彩。
就在我以为今年的生日将要冷冷落幕时，住在隔壁的老乡好友悄悄送来了蛋糕。他费尽心力找人制作，又辗转找车送到我手中，我一时间感动得无言。同事也变魔术般从家里找到我喜欢的礼物。在这危急时刻，我竟过了个热闹的生日。我感激这些温暖瞬间，也再次意识到自己的特权。
蛋糕上写着“暴富暴美”这种世人皆爱的愿望
我为仍在忙碌的帮厨各留了一块蛋糕。那天，领导安排帮厨、保姆和司机复工，但愿意且能赶来的人寥寥无几，年轻的帮厨好友阿奈是第一批回来的。见到我，她一边抱怨物价飞涨，一边又难掩重返工作的喜悦——她不仅工资比平日更高，还能暂住小区。她半开玩笑地说：“斯语里有句谚语kufa kufaana，大概意思是，有些人的死成了另一些人的好处。外面的人死了，我也管不着，只要我还有工作……”
话虽冷漠，道理却不含糊：当下非洲的痛苦与动荡，其根源仍在生活的不平等；若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事情也不至于演变成暴乱。我不敢自诩能拯救谁，但仍相信并支持人们的韧性。非洲的苦难与危险长期被过度聚焦，足以让外界轻易将其定格为刻板印象；实际上，人们坚韧乐观，绝非被苦痛压垮的模样。
即便政府未必健全，中年帮厨阿内仍笃定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无论是工资还是社保。她是个坚毅的女人，丈夫离世后独自抚养孩子。她说男人是一种包袱，不愿再婚，还主动承诺一定会抽空读我借给她的女性主义小说《一封如此长的信》。至于其他人，我最信任的司机好友升任了司机主管；没能续约的同事陆续找到生计；我身边那几个为果腹而翻找的保姆不碰属于他人的物品……就连小偷也大多胆怯，称不上满怀恶意，或许只是被一时的困境迷了心窍。我相信，他们的韧性将引领他们度过难关，而世人也会与他们一道，探索以和平方式反抗不公、改变艰难现实的可能。
周一，总统宣誓就职，网络恢复，宵禁解除。次日，大雨倾盆，将血迹、废墟与垃圾的气味冲刷干净。暴乱造成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最少十人，多则“成百上千”。这些数字听起来很模糊，但凯莉姐姐的朋友就在宵禁期间被误杀。恐惧仍在蔓延，民众怒气未消，但生活总得继续。人们重新外出，城郊依旧留有暴乱的痕迹，街上仍有手握警棍和枪械的警察与士兵。复工当天，司机发现同事停在小区的车上，一颗疑似从天而降的子弹穿透挡风玻璃，卡在了上面。我想，这一定意味着什么。
朋友路过城郊时，看到工人们正在修缮受损的楼房
回落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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