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熊不跳舞
编辑｜渡水崖
还记得爸爸第一次带我去抓螃蟹时，那几个在岔路口立着的石柱，大部分只到小腿高，方形，灰白，像长了一丛杂乱的墓碑。对当时还不到十岁的自己而言，它们仿佛预示着一个即将出现的新世界。
岔路往下，穿过一小片树林和灌木，就能看见一条不甚宽阔的河，名为巫水河。当时的河岸多半没有修堤。石头从河床漫延而上，抑或夹杂着湿润而细腻的泥沙。还有一座晃荡的铁索桥。每当又一轮漫长的雨季降临，蕨类舒展出细密的绒，桥则新发出铁锈的味道。
螃蟹藏于石头间的缝隙。青灰色，不大，没于水中，也像一块块椭圆形的扁状石头。
我怕那两个钳子，只一个劲儿地翻大石头，如果发现了，就大声招呼爸爸过来。眼睛紧盯着一时还未反应过来的螃蟹。没找到，就站在岸边打水漂，石头跳跃出一个又一个的圈状波纹，直到河中央，那是传言的起源地。据说，诞生于此的水猴子会拖下溺水的人，置换投胎与新生。
螃蟹栖居于这些传言的边缘。被抓到的，通常会摆上当日的餐桌。但有时也会遇到几只抱仔的母蟹，它们像超载的列车，身上挂满了白色透明的乘客。一开始，往往注意不到，直到拎着悬空，才会发现几颗米粒般的小小蟹，坠落。重新放回去，看母蟹又缩回河水更深处。水面泛起的涟漪很快又消散，几条泥灰色的小鱼在一旁，打着转。
这些回忆也转了十余年，从河底掀起的泥沙，仿佛几颗不易分解的杂质，在一坛发酵的酒中，上下漂浮。
后来，爸爸信佛，已不再有兴致进行这类活动。我也缘于各种原因，从镇上跑到省城长沙念中学。一年两次寒暑假回家，偶尔再经过雨天的河面时，只能打伞站在新修的高桥上，看着密麻的雨，落成一个个细碎的圆。
省城离家约有四百公里。大巴车要先走过一段弯绕不平的山路，逆巫水河而行，从隔壁县再上高速。一路多见无序的杂树和竹林。临街建了几座三四楼高的砖房，侧面被刷上偌大的字，一般是中国联通或某男科医院的广告。其间穿插着零星的木屋子，房体稍微倾斜，窗玻璃已成了空。
偶尔有几个老人或中年人扛着锄头或蛇皮袋，沿着马路边紧赶慢赶，赶了几声狗吠，把对岸的山叫得绵延起伏。大巴车的发动机，也在轰隆隆。封闭的车厢内，汗味、毛巾味、零食味，沤在一处，胸腹处涨得发酸。
临行前，妈妈给我塞几个橘子，说是闻着橘子皮就不太会晕车。过完第一个远行后的春节，她送我到中心车站。整个车站都灰扑扑的，不一会就有检票员提示上车，声音穿过喇叭，还是遮不住其中的沙哑和疲惫。不大的候车室里挤了不少乘客。他们多半会南下广东务工。不同口音的方言中，混杂有几个地名，深圳、广州、东莞，或是珠海。
嘈杂的喧闹，从大厅蔓延到旁边好几家小饭店，它们的锅，架在店门口。蒸腾的热气，凝结成湿润的雾，模糊了大半个阴沉的冬天。
我和妈妈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在大厅后的院子里等发车。她塞我一张手抄乘车路线的纸条，又说了几遍究竟是哪一路公交，还有不要着凉、多吃水果、等我暑假回家。和妈妈一样不停的，还有汽车尾气，灰黑色，噗噗地往外窜。
风把天色吹得更暗了些。
司机鸣了几声喇叭。我翻开装有手抄纸条的口袋，检查一遍后就回头道别。车窗被罩了层白雾，抹开一道口子，看见妈妈的身影，越来越小。车驶出车站，她消失于拐角的地方。
回来，离开，回来，离开。
县城在一次次道别中改变、翻新。我仿若游客，一边走，一边感叹往日的不同。农贸市场入口处的灯塔消失不见，一同消失的，还有灯塔下安家的流浪汉，他们过冬的棉装和一地的纸壳。赶集老街的水泥路上，又铺上了青石砖，沿河的吊脚楼变成休闲步道。中心广场上的电影院也被拆除。
在家中每段足以倒数的时间里，我常会问有什么新发生的事，饭桌上，散步时，就像迷路而怀疑被抛弃的孩子一样。妈妈聊起那么一两件，某位见过面的叔叔去世，或是某个亲戚新去了什么地方打工。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一个四五年级的小学生跳楼，恰是我和妈妈都曾就读的地方。网上还留有她的遗书，评论里满是愤恨老师错误作为的人。
尽管这里的新闻流窜得很快，却一直不会浮出水面。你可以想象一堆人的头，凑近，窃窃私语。听到新消息的人，转身又找到另一波人。
城市的生活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偌大的市区像磐石一样坚固，行人和店铺则是其上繁密生长的青苔。小镇则像一湾滩涂，平静地吞噬偶有不同的日常。
于我而言，曾经的蓝和绿，被车轮掀起的尘土色而替代。河中游泳的人换成了更小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螃蟹躲进更深的石头缝，野菜已在我无法回家的时候茂盛过了。
几年后，有一次妈妈突然对我说，她头脑中，时不时有后悔的念头跑出来。她说，后悔送我独自一人到外面。
还那么小。
带着点嗫嚅的试探。不久前，我们曾激烈地争吵了一次。作为女儿的我，歇斯底里地控诉着她作为母亲的轻易许诺和少有实现，以及看上去口不择言的伤害。那时的我，就像一个无法再膨胀的气球，一根轻微的刺，就足以引发一场爆炸。从此以后，她的言行中总会透露几分对我的愧疚。
当时，我和妈妈正并排站着，侧身就能看见她头顶的发旋。我发现，原来大人也没有那么高。
没关系，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
说完，我才回头咂出是一句乐观但空洞的标准回答。于是又在一天后写了一封信，就像她和爸爸曾写给我的一样。
这段插曲很快就被更多更小的琐碎遮掩而过。
我想起几年前爸爸带我去抓螃蟹的场景。那些攀附在母蟹身上的蟹仔，他们也会长大、蜕壳。白色透明的小小身躯，变得如石头般坚硬。
大学到家的距离，比之省城，又多了一千多公里。跨过长江，到了威海。它的海域密集而庞大。自己仿若一只沿着河道顺水而下的螃蟹，一路到了海边。
对海的想象，生发于一次住院。病因和其他细节，已然模糊。但仍记得灰白的墙和难闻的窗帘。细小的气流，穿过发炎肿大的器官，激起一阵阵似微弱尖啸般的声音。我靠在病床上，一手打点滴，一手翻看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海洋图册。十几年前的县城图书馆还设在新华书店的二楼，一排排土黄色的木柜子上摆了很多陈旧的书。下午的阳光，像流水般，淌过挨着窗边的四方木桌。
海，应该是近乎没人的。船鸣着悠长的汽笛，水面下有数不清的生物在游荡。
正如在威海所见，浪潮带着韵律和节奏扑腾上岸，白色的泡沫涌上沙滩，留下少许贝壳和水草。我总试图从望不到边的对岸看出什么，山的轮廓，还是一两小只帆？
毕业前的倒数第二个夏天，爸爸妈妈来了威海，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短期的民宿。我把三年的记忆浓缩成十几公里的短途旅行，消融于海风咸湿的街道，爬过向上的缓坡，看过红顶白墙的楼房，去过傍晚的海鲜市场。仿佛只有站在一个向导的位置上，才可以获得某种支配的权力。但这种微妙的感觉,又很快泯灭在新一轮的焦虑和困惑中。
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午，太阳挂在头顶，恰是树荫最吝啬的时候。
他们询问我未来的安排。考研，还是考公？
我想起一节半年前的课，老师突然从文本中抽身，问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教室的左前方开始，同学的回答一个接一个。当时已快入冬，尽管有阳光，却仍是清清冷冷的，空气里有股即将下雪的凛冽气息。我把窗户关小了些，心跳得很快。在此之前，好像从未有过类似的想法。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的却是，需要去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在小镇长大，走一条平乏安稳的道路。那些从未走出既定河道的螃蟹，被赋予了更多隐秘的含义。
于是，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回答中，我说，自己是一个有很多想法，却不敢付诸行动的人。
半年后，对于爸爸妈妈的问题，我报以沉默，心思随着树的影子一样，慢慢倾斜。
那年冬天，又去了一趟海边。路上的雪很厚，走出道路的地方结了冰。风也很大，吹得人直溜地往后蹿。海上的浪花被冻成了泡沫，瘫在沙滩上。几日后，阳光从厚密的云层中，穿刺而出，平等地铺洒在高耸的大厦和低矮的平房上。雪化了不少。沙滩露出了本来的黄色。
我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听浪花，一声，又一声。
当还想在毕业做最后一次告别时，反复的疫情却把我困在家中，那是地图上瑟缩的一角。
在同龄人传来确定去处的消息之际，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考公的课程。几个星期后，恰好走过一座跨河的桥时，我铺垫了很长一段无用的话，最后告诉他们，已经找好了实习。一个自己喜欢，但不太稳定，也不太赚钱的行业。
桥下的巫水河仍肆意流淌，偶有新春飞过的麻雀，发新芽的树枝在回暖的风中震颤。
强烈的反对并未到来，抢先的，是一阵悄然的沉默。
原来某些禁锢，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
我顺着实习的路，继续行进着。如果可以再一次回答那个问题，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后半句调转为，可以付诸尝试的人。
但答案仍会孕育新一轮的迷茫。
年初，回到家，和小侄女走在新修好不久的河边步道上。前几天才下过雨，台阶上还留有涨水的痕迹，细小的泥沙，划出蜿蜒的曲线，断在路沿坚硬的边缘。
我看到路中间有一个熟悉的阴影，青黑色，像一块扁状石头，停在水痕消失的地方。
仿佛坠入了一场童年的梦。
一直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够特别，所以没写下来。但什么才是特别的故事呢？
非常感谢编辑渡渡老师的陪伴。当这个不特别的故事生长时，她一个个文字就像一滴滴小水珠一样，浇灌。
这篇文章发芽了，我期盼它以后能长得更大。哪怕是像杂草一样，但长出来了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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