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齐
编辑｜渡水崖
“这就是你刘姨，来，快跟你刘姨打个招呼。”“刘姨好。”
应付完必要的客套话，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面前的茶杯上。新添的热水与新的茶叶，平静的水面下，还未舒展开的茶叶上下浮动着，牵动此时我皮肤下的心脏。
为了这一次会面，我从北京专程请假回到了老家山东，虽然心中有一万个不情愿，也不想再用加班、工作忙等借口闪躲。该来的终归还是会来的。我迟早都要见一见刘姨，父亲新的妻子。
气氛很尴尬。父亲喊了一声餐馆服务员，催促着菜的进度；刘姨则始终低着头，双手不断展平空盘子下的餐巾，越展越皱。哪怕席间免不了一次又一次地互相客套，给对方夹菜、双方碰杯、一些老生常谈的家长里短。
一个半小时的饭局，我去了七次洗手间，与那杯茶水无关，只是想喘口气。
父亲又一次喝了酒。回去的路上，我开车载着微醺的他，熟悉的酒气向我袭来。我下意识地瞄了一眼后视镜，他斜倚在右后座，闭着眼睛，嘴里不断吐着浊气。那是母亲最喜欢的位置。
二零一七年的九月，我母亲癌症去世。在我小学毕业那个暑假，她被诊断出肝部肿瘤，切除后检验是良性，但在我高二时原位复发，切除。我大三时，她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腿骨，接受了化疗，从此离不开拐杖。我工作第二年，转移到腹腔全部，化疗。最后一次化疗后，母亲感觉身体转好，一七年五月还亲自送我来到北京，见证了我新生活的开始。
但是，最终还是抗争了十多年的病魔得逞了。留给我们爷俩的，只剩母亲变得冰冷的躯体，再加一个残破了的家。
这一年，这个家只剩了两个男人。
这一年，父亲五十岁，我二十六岁。
“你觉得，你刘姨怎么样？”父亲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回了现实。他向前探了探身，双手从头枕两侧伸出，交叉抱住副驾的椅背。一股更浓郁的酒气向我袭来。
“我觉得还不错，挺踏实的人。”我努力回忆着十几分钟前的场景，去极力还原刘姨的面貌与精神特征，却发现脑海中并没有留存什么特别的印记。“踏实”这个说法，也诚实地反映出我真的觉得刘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她就是这样，也不太爱说话，就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很过日子，也不会打扮自己，这是为了见你才特意买了套像样的衣服。”
“挺好的。人好就行。”我再也不想接话。他嘴中喷涌的酒气让我感到眩晕和想呕吐，也让我想起小时候他每次醉酒回家后的样子、跟母亲争吵的样子，和我偷偷在被窝里小声哭泣的样子。
餐馆离我家有八个红绿灯的距离，巧的是，无论我如何抢时间，都是红灯乍起。一个路口停一分钟，也让我有了喘息的时间，得以看看这座陪我长大的城市。不得不说，一切已变得陌生，记忆中的路口、房屋、树木都逐渐消失或变了模样，很新。就像我的家，也开始对我陌生，我习惯性放在右手边的牙杯，开始被整齐地安置在了左手杯架。一切都是新的，消散的熟悉。
记忆里，是母亲填满了我的生活。她每天起居做饭、陪我学习练琴，周而复始，一直持续到我高中离家住校。父亲对于我而言，只存活在每次买玩具的时刻，或者是看他不间断地从酒局回来。但那时，我并不知道“酗酒”一词的真实含义。
不喝酒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幽默的人，无论走到哪，都能跟别人扯上话题，当然这不是为了取悦谁，只是单纯地开玩笑而已。所以他在单位里人缘很好，这换来的就是酒局很多，大家都喜欢跟他喝酒聊天。
而我，跟他没有话题。他不懂，我也不想说。如果硬要找出一个，那可能只有“汽车”。他驾驶技术好，刚好我也是个“车迷”，仅此而已，也大概只是“巧合”。
自从母亲生病后，他的酒局少了，每天开始围绕锅台转圈，也学会了包饺子、烙饼等我母亲的拿手手艺。每个月，我的高中学校会有两天放假时间，父亲会早早把我接回家，每一餐的饭菜都不会重样。但是每一餐的桌上依然会有他的一瓶啤酒，美其名曰“解乏”。
后来母亲病得越来越重，他们开始全国各地求医，北京、天津、海南都有他们租住过的地方。那时候我在新疆上大学，与四处奔走的父母相隔千里。他们也从未向我提及这一段段曲折的“旅程”。每次我放假回家，他们也早已提前归来，营造出从未离开的“假象”。
或许，那个阶段的父亲每餐还是会喝一瓶啤酒。解乏。
到家了。我安置好在车上就已睡着的父亲，回到自己的房间。书柜还在，书的顺序没有变化。每次临走，我会把书柜里的机器人模型进行重新排布，它们的位置和动作都没有变化。书桌上的相框玻璃明亮地映着我的影子，柜子顶的小提琴箱积了厚重的灰尘。
自从母亲走后，我深陷“抑郁”的囚笼，每天都会在这里——自己的家、自己的床上失眠，见到三、四、五点钟的整点次数比六、七、八点的更多。这次还是一样，距离关灯五分钟、十分钟、一小时过去了，我还是醒着的。
味道变了！和书桌、书柜不一样，我床上的枕头、被子、床单都是陌生的味道。不是因为更换了洗涤剂，而是一种在别人家待过许久后沁入棉絮的气味。
终于，我的床也远离了我，变回一个普通的物件。在这个有新的人——刘姨和父亲组成的家里，我也像是成了一个无处归放的物件。
我第一次听说有关刘姨的事，是春节放假的时候。因为平时工作和出差比较多，虽然工作的城市离家只有四个小时车程，却也只能一两个月回家一次，一次最多待两个夜晚。每次仅有的探亲时间，我都是在与少时玩伴的游玩中度过的，早出晚归，因为此时的家对我而言已经是一处凄美地，极力去逃离。所以真正留给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又一次收拾好准备去鬼混，刚拿起钥匙准备开门，坐在客厅的父亲终究忍不住地问了我一句：“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走？想跟你说个事。”他声音很低，更像一种自言自语。
“啊？啥事啊？”我迟疑一下，还是把拿起的钥匙放下，转头问道。
“就是……”他停顿一下，从茶几上摸起烟盒，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燃那根细烟，猛吸一口，暗火瞬间吞噬了四分之一的烟身。一阵烟雾笼罩着，我越发看不清父亲的脸。“你看你妈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你也经常不在家，每天晚上如果不喝点酒我也睡不着，老失眠。有一次喝醉了，我半夜上厕所摔倒在浴室，一直到天亮才醒。睡醒后什么也不记得了，就看到水管的铁把手被砸弯了，还好它是横着的，如果是竖着的，那脑瓜子就被插穿了。自打这件事后，我也害怕了，酒也喝得少了，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如果没一个人在身边也有风险。”
“那身边有没有条件合适的？”我把帽子攥在手里，来回在客厅踱着步，像一个盯着犯人的看守，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父亲手中的烟。母亲在的时候，家里不允许有人吸烟。
“周围亲戚朋友也给介绍了几个，但是我都不同意。我自己有一个人选，主要因为她是离婚，而且没有孩子，家庭条件一般，也不化妆打扮，就是个普通人。”吸完最后一口，烟屁股被插在那个无地可塞的烟灰缸内。
“多大岁数？家是哪的？做啥工作？有没有生活保障、医疗保险？……我妈这个病已经让你累得不行了，如果没有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后半辈子你还会像之前一样累……”面对我连珠炮一般的质问，父亲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当然，我不反对找，但是你也要全方位考虑一下的。”
“我找她主要是因为她没有孩子。我们即使在一起了，也不会再要孩子的。这也全都是为了你。”
“这么多人里，你就非要找一个没有保障的？你忘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了？！”
“她自己在交相关的保险的。……如果有时间，我希望你可以见一下。”父亲的声音更微弱了，又顺手想要去摸烟盒。
我盯着父亲又拔出一根烟。“等下次回来再见吧。”说完，我抓起钥匙，拧开大门。父亲拿着火机的手悬着、这次没有点火。
这一句“等下次回来再见”，一等就是八个多月，期间我再也没有回过家。
我原本是一个恋家的人，对家有着深刻的执念，但在那八个月里，家，在我的潜意识中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处再未到达过的梦境。
是的。我逃避了。我不再去想有关它的一切，有关父亲的一切，它们只会令我原本忧郁的情绪更加沉重。我选择了远行，在工作中去往不同的陌生城市，见不同的陌生人，在新的陌生中挣脱对于家的陌生的惶恐不安。
在这期间，我的伯母来过一次电话，简单询问我的近况后，直奔主题，还是关于刘姨的事情。她是一名说客，也是父亲方所有亲属的代表。
“你爸应该跟你说过刘姨的事情了吧。”
这不是一句反问，而是陈述，更像是强调性的提醒。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式通知。
“提到过。”我丝毫没有掩盖我的冷漠，与其说冷漠，更像一种平静的反抗。
“我跟你大伯、姑妈们一起跟她见过面吃过饭了，我们觉得她人很不错的，你想，你爸爸经历了那么多，现在也年纪大了，也该为自己今后的生活考虑了。这件事，你爸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说，也跟我们大家说过好多次，你爸可全都是为了你呀。你也要多考虑你爸的感受。”
原来这一次是来“逼宫”的。除我之外，父亲方的亲戚都已经跟刘姨见过面了，这是一种明面的认定。而我，只是被告知了一个结果，而且是最后一个被告知的。
“我不同意！我的诉求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如果得不到我要的答案，我不会认可的！”
“我理解你的想法和角度，但是，你爸也考虑了很多，他的初衷也全都是为你考虑，你刘姨没有孩子，将来也不会要，这为你省去多少麻烦。”
“我只想我爸不再受苦受累。我想让他找一个有保障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家产了，即使对方有子女，我也不在乎！”
在宾馆外的庭院，我来回踱着步。原本青葱的竹此时也变得面目狰狞，像在弯着腰地嘲笑一个失败者。我狠狠抓下一把竹叶，喇得手疼，却又令我清醒，冷静地等待着下一次有力反击。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有啥事，等我回去再说吧。”我十分气愤地掐掉了电话。家的认可，好像只是饭桌上“你好，我好，大家好”说说笑笑的应付。真正的生活，只有生活在这个圆圈之中的人最懂。
这一次，我从父亲的对立面走到了家族的对立面。
直到八月的一个下午，我被工作闹得心烦，一通电话响起，展示是父亲，不详的预兆顷刻间涌起。每周三次我们都会电话沟通，父亲也一般把通话时间默契地选在我下班后走路到地铁站的那十分钟间隙，这次选在上班时间通话，必然是有大事的，上次类似的情况是因为奶奶去世。
“在上班吗？”“是啊，忙着呢。”
“有点事我想跟你说一下。”“嗯……行，我先出办公室……啥事啊？”
“我找了个大师算了一下，说九月X日是个好日子，我跟你刘姨打算去领证。因为我们就去盖个章，也正好是周二，你就不用着急回来了。然后我们去趟海边待个三四天，就当旅行结婚了。一周后也就是九月X日，把亲戚们都叫来，一起吃个饭，就当把这个事办完了，而且这天是周六，回趟家吧。”
“生米”到“熟饭”了。原来重要的不是因为“火”有多猛，也不是因为“锅”有多好，而是时间。一种慢慢把人给熬透的感觉，疲惫、无奈的感觉。
“好，九月X号对吗？我安排一下时间就回家。”
我很平静地挂断电话，很平静地回到工位，很平静地继续工作。对我来说，这件事已经不再能够调动我的情绪。对于已知的、无力改变的结果，平静地接受和让步是对各方最好的选择。
父亲和刘姨领证前的这段时间，生活好像恢复平常，我回了两次家，还是如从前一样，留给父亲的时间并不多，增加的唯有，临出发前会与刘姨吃一次饭，以及刘姨准备的各种各样的食物，自己做的包子、年糕、各类家乡特产的蔬菜，满满当当，一个月的消耗品。
刘姨最终还是进了我的家。一场小型家庭式的婚礼，其实也只是双方的亲戚一起见了一次面，吃了一次饭。两方家族的人都是开心的，而我却像嫁出女儿的父亲，应付着笑，应付别人，也应付着自己。
生活的步子依旧向望不尽终点的方向走着，家里的事成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插曲，我在孤独时想起，在忙碌时便忘记。偶尔的电话成了我们之间关系唯一的加强符号，一个略显增量的音。
直到十一月，一位我认识七八年的朋友在北京住院了，一种要命的急症。她前不久刚结束北漂生活、返回老家，那时我心底还有些遗憾，遗憾在同一座城市这么多年依旧素未谋面，未曾想一个月后她又回到北京，更未能想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里，接近于生离死别的碰面。
因为朋友已在病床无法活动且处于命悬一线的境地，家境困难，手术的费用还未筹齐，而她的亲人也不知如何向社会筹款，迫不得已，她想到了我。在为她奔走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了解了她的家庭。
朋友家有家族遗传病史，父亲在她很小时因病去世，母亲一人把哥哥和妹妹带大。她十几岁时母亲再婚，继父也是一个没有自己孩子的人。她的哥哥和朋友也是家族遗传病患者，哥哥早年间做过了手术，如今自己也到了病发的节点。
手术前一晚，我下班后赶到医院，朋友已被安排进监护室，无法再探视。在门外等候的时候，我与她继父交谈了起来。他也是一个内向不善言谈的人，给我的印象是老实、本分，就像刘姨。
“不然我带你出去吃个饭吧，你赶过来肯定还没吃饭吧。”他先打破了沉默，搓着手，酝酿了很久，看得出对陌生人说话充满着羞涩。
“没事的，叔，我平时也吃的晚。您吃了吗？如果没吃，咱俩就去街对面吃碗面吧。”
“我要吃了两个馒头，吃饱了。”
“那咱就不出去了，我一会儿回家吃就好。”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期间，我一直看着他坐在走廊尽头的墙角，用熬红的眼睛盯着监护室的大门，不放过每一次门开启的响动。医院里只能留一位亲属陪同，他舍不得入住一晚150元的小宾馆，几个夜晚就睡在医院大厅的长排椅上。
“叔，这么多年俩孩子的事让你受累了。”
“这有啥累的，都是一家人，我一下有儿有女的，多好。”说话间，他的眼睛又亮了，黝黑的皮肤里的皱纹舒展开，说完又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再苦再累，只要我儿子和我女儿能健康地活着，比啥都好。他们好，比我们好重要。无论有啥代价，我都不会放弃。钱没了可以再挣，债欠了可以再还，孩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说完，他拿出被热水烫坏的矿泉水瓶，喝了一大口，又靠墙坐着，继续等着大门后的消息。
我走出医院时已是深夜，风变得更凉了，隔着手套的手指也感受到寒意。回想朋友继父做的事、说的话，感觉胸口像彭彭挨着重拳。
其实，刘姨也是一个这样的家长。我也许刻意忽略了，每一次归家前，是她将我所有的床单被罩拆洗一遍，虽然只会使用两晚；反乡的深夜，她会在楼下车库里等我；我离家前的晚上，她又包上一夜的包子，第二天装满我的行李。她也会独自默默收拾生鲜蔬菜、做好父亲的帮厨，又在父亲喝醉后一个人收拾残局，打扫得一尘不染。我未曾真正接受过这些细节，总是吃饱就睡去了，醒了就玩去了，归了家后的家务事都理所应当地丢弃给了她：因为我不认可你。
说到底，心底的坎，是自己设的。无论父亲找的是刘姨还是其他人，我的这份偏见总会存在。与其说针对的是刘姨，更确切的是对自己，把所有的借口都归给了母亲的去世。
杨本芬奶奶在《浮木》中曾写过：“人世间的缘分就是那一刻相遇，然后又永远告别。”
我与母亲的缘分，从相遇到告别用了26年，而与父亲的缘分还在继续。我病不知道这场缘分还能持续多久，这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事情。幸运的是，在告别之前，通过朋友继父的事情，我好像终于卸下了一点心防，愿意与他重新建立更亲近的联系。虽然这时已经是在最初缘分开始后的第32个年头，但开始了，就不是太晚。
今年十二月初，北京很冷，来到北京这些年，我第一次感受到滴水成冰的寒。这也是父亲第一次带着刘姨来看我，他们在我并不算宽敞的居所住了四天。我正处工作日，没有时间陪同，教会他们如何坐地铁后，两人就自己白天出去看了北京的城色，下午早早归来，在我进门时便已准备好了晚饭。
临走，两人起了大早，包了一堆的水饺给我。怕我吃不惯花生油的生味，刘姨把生油炸熟灌满了大桶，我的冰箱里塞满了能吃半个多月的食物。饭后，简单收好行李，父亲向我一声道别，就和刘姨驱车回家了。
我从路口目送，在上到楼顶，看向他们转过再也忘不见的路口。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这是母亲走后我第一次流泪，没有发出声音，怕被邻居听到。心是疼的，但此时已不在去在乎疼痛的理由。
他们回家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颐和园。冬天的园子很冷，却阻挡不了在湖边遛弯、摄影的人们。
“爸，这光线多好，咱们合张影吧。”
对着阳光，我们三个人挤在手掌一样大的屏幕里，都露出了笑脸。看起来，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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