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妹妹和我，去整理父亲的旧物｜三明治

文｜月夜

编辑｜李梓新

小时候只要妈妈打开五斗橱最上面一排的两个抽屉，我和妹妹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聚集到她的身边，争先恐后地把两个小脑袋挤到抽屉的上方。妈妈被我们纠缠着，抽屉半开，双手在抽屉里面把东西遮遮掩掩。对着两个赶不走的孩子，并不善于训斥的她只能无奈地打趣说道：“你们又发洋财了是吗！”。我和妹妹听到此话，就笑得前翻后仰，连连跟着妈妈说：“哈哈哈，发洋财了，发洋财了！”

不知道是妈妈善于隐藏，还是我们根本不懂得去发现，在我们成人之前，这两个小抽屉里的东西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全部的真相。只是偶尔，妈妈会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说道：“这些全国粮票又是阿银送的，她知道爸妈没上海户口，我们家粮票不够。”

阿银是爷爷奶奶抗战时期在宁波的老朋友的女儿，嫁给了志愿军老兵，当时就住在金山的石化总厂。计划经济时代，这样一个大工厂就是一座城堡，单位几乎包揽了所有的生活所需，连草纸肥皂都会发。阿银家的粮票总有结余，就拿来给我们。

这天，站在五斗橱前的我们娘仨，全然没有“发洋财”的愉悦欢乐，另外一种不可言状的沉重替代了以往。爸爸去世后，这房子空关了将近一年，现在要出租了。此时，必须做出的离别与割舍充斥着整个空间。钥匙依然只有妈妈独自拥有，她打开抽屉，我一样一样地把各种物件取出来。关上拆空的抽屉，就是关上了一道门，门的那一头，是再也回不去的，我和妹妹的前半生，还有妈妈的一生一世。

粮票居然还有几张留着，在一个时代突然终结的时候没来得及用完，如今已然成了收藏品。一个带着锈迹的铁皮盒子，印着的两个长着翅膀的丘比特，一如既往地用深情的眼光看向世界，那是妈妈在年轻的时候患了早搏，阿姨从香港寄药时装的盒子。这个盒子一直作为储物盒留了下来。里面有几封信，信纸发黄，脆如禅翼，我的手指上带着一颗微微跳动的心，不敢用力呼吸，一封封打开，又轻轻合上。身后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处理，放着日后慢慢看吧。

一本黑色硬质封面的小本子，封面上刻着两只长尾巴的鸟。妈妈曾经告诉我，那是一个解放军送给阿姨的，扉页上还写着赠予的留言。据说后来那位解放军死了，阿姨哭成了泪人，也把这本本子送给了妈妈。那是阿姨去香港之前，五六十年代的福建泉州，对岸就是台湾。

盒子里还有三颗子弹，其中两个只有弹壳，另外一个的弹壳上还有弹头。妈妈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些子弹的由来，我们也从未问过。但奇怪为什么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几次搬家都没有扔掉。

我甚至有些许恍惚，眼前的一切都难以置信。毕竟，一年前爸妈还在随便使用和精心保存的东西：大衣橱里满满当当的衣物，写字台里里外外的书籍和相片，床头柜上的台灯，爸爸亲手做的家庭聚会时必用的圆台面，墙上挂着的和斜躺在地板上的的字画，窗台上的花盆，还有我送给爸爸的制氧机，按摩仪，厨房里尚未吃完的大米和油盐酱醋茶叶，浴室里用到一半的洗浴液漱口水牙膏纸巾，一箱箱开过封的未开过封的药物保健品，阳台上爸爸修修打打的工具，所有的一切都如同突然遭受劫难一般，清洗一空。而要摧毁这一切的，居然是自己的女儿们。人是赤裸裸地来，又是赤裸裸地离去，不会带走一丝一毫。老人们容易被视为爱节约，此刻的场景让我懂得，所谓的节约又何尝不是一种离别前的了断，毕竟身外之物对于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人来说，于己于人都是累赘。

我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封一碰就散架的信，是在搬家之后了。那是外公于1966年写给父亲的信。除了两张黑白照片，这是外公唯一留给我们的真迹。

HM女婿好：

..........她没有工作已多年了，一旦有了工作高兴不必说，我心里得到的是莫大的安慰。

过往大人们有时谈论起的下放，拒绝，这些关键词一闪而过，拼凑起一块妈妈年轻时代的拼图，显示了一小块的图案。

·······现在SM亦能自力更生，你俩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我希望你不要太节约，买些营养的食品吃，滋补身体，因为身体好了，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无产阶级没有财产，就是没有包袱！这是说身体好一生到老，不愁吃，不愁穿，该是多么好！

外公中学时代因踢足球受到了伤，他隐瞒着不敢告诉母亲而没有及时治疗，最后成了瘸子，因此一生自卑，消沉。婚后更是不忍家庭的种种，带着妻儿躲开了上海这个大城市，离开老母亲，离开富裕而生活放纵的大哥，两个姐姐姐夫，远离喧嚣的花花世界，把自己和家人隐匿于福建老家。

“没有财产，就是没有包袱！”，这封信里最像外公的一句话。让我看到了历经富贵与贫穷之后的大彻大悟，一个看破红尘，佛系度日的外公。

..........我希望在1968年的春节，如果次女SL和儿子回家来，我一定请你俩来相聚天伦之乐，这是我多么愉快的大喜事呀。这个欲望我想是能实现的。

而现实是爸爸与外公从未谋面。68年春外公不幸成为当地医院里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的牺牲品，对他用错了药，在我出生前去世。次女，也即我阿姨并未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回到大陆。

“真是爸爸说的那个呆子！别再呆呆地看了。”妹妹催促着第二天要远行的我。“今天不整完，会影响租客入住”。妹妹的意思就是最好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这样最简单。我嘴里没说，心里却在反击：要是全扔了，你就是爸爸说的那个疯子！

呆子和疯子，是爸爸给我们姐妹两取的外号。我沉默安静，总是一个人呆呆地想着心事，是呆子；妹妹嘻哈顽皮，满弄堂乱串，为此挨过不少打，所以是疯子。房间里好像还回响着爸爸对我们两带着爱意的嘲讽。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变，连床单都还是父亲生前的那一套。只是少了一个，往生的人。

妈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固然拿不起任何的主意，看着一大堆翻箱倒柜出来堆积一地的东西，从她呆呆的眼神里看不到任何的情感。对她来说，时间是平的，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过去的事仍然是留在她记忆里的，虽然模糊，并且在不断地被侵蚀和掩埋。只有在妹妹要把她不穿的衣物，多余的被子和用具扔掉的时候，她才会极力出来阻拦：“还可以用，不要扔啊！”可她自然抵不过要彻底离开这个房间的事实。

妈妈是在五月的一天被我接来同住的。因为护工阿姨回了老家，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而妈妈日益严重的老年痴呆，已经不能一个人独住了。

我和妈妈偶尔也会去她自己的家。打开门的瞬间，一股异味扑面而来，那是黄梅天过后留下的霉味，过去的油烟附着在厨房家具上，渐渐挥发出来的气味，床单沙发巾窗帘等等布料里散发出来的尼古丁的气味，那是爸爸生前的烟味，它们都混合在了一起，飘荡在空气中。还有无孔不入的灰尘，蜘蛛结下的网，肆意地占领着整个空间。

一年来，我和妹妹都无力、无心，更是不忍再去顾及妈妈那个人去楼空的房子。直到有一天，有人想要租借这套房子，我和妹妹才不得不在那个周日，租客搬进来的前一天，把里面所有的物品都处理干净。而扔东西这件事，对于我们姐妹两即痛苦，也痛快。痛苦，是如同一场决绝的告别，是永远不会再见的分离，像极了爸爸的葬礼。痛快，是终于可以摆脱一切的束缚，不再有任何的羁绊。而我们每次决定要扔掉一样东西，妈妈都会用喃喃的低语声说：“留着吧。”显然，她对自己的主张也没有自信，仿佛这里的一切都不是她的一样。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好像缺了一条腿似的失去了心里上的平衡，需要我们姐妹两个来充当她的拐杖才能行走和生活。当我们处理掉了那些物品之后，她便一次又一次地念叨：“那个阿姨会偷东西，都是她拿走了！”。这声声念叨比医生的诊断更确实——妈妈的病情已经不可逆了。这让我们更为心酸。

虽然现在房间里已经乱成一团，但是能看出爸妈一直以来的生活还是挺有条理。黑白的老照片，和我们学生时代、第三代出生后的彩色照片一一分开。

那些近乎一个世纪前的黑白老照片，带着褶皱，和黄斑，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一直锁在妈妈的五斗橱抽屉里。照片比起我小时候看到的已经少了很多。其中大部分，妈妈的小姑在匆忙离开上海时留下的那些照片，已经在八十年代她和最小的女儿从加拿大回国时带走了。她的小女儿想写一本关于她父亲和爷爷的书。她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上，记载了她爷爷许老先生作为当时的黑帮第一人，在上海滩上叱咤风云的身世过往。

我把所有的过往信件，和那些黑白的旧照片一一放入口袋中，准备带回家去，做一场怀旧的旅行。而妹妹正蹲在地上整理着一本又一本彩色照片的相册。突然发现她一反疯子的常态，翻来覆去地看着几张照片，忘记了时间的紧迫。然后又幡然醒来，对我说道：“嗨，不能看！”

我在她湿润的双眼里，也瞬间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里有她曾经想要极力隐藏掉的往事。

我索性拿过她手里的照片，不管是黑白的，彩色的，统统一股脑儿地装进大布袋里带回家去。即便如此，谁又能真正把曾经的一切彻底雪葬？

爸妈的床头，常年放着一张我和妹妹的合影。近二十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刚回国不久，我们站在滴水湖边上，身体相依，欢乐地望向父亲手里的相机镜头。在我们两吵架的时候，爸爸就会有意无意地说，这张照片拍得真好。呆子的我总是不断地学习，力争职场上的上游，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了工作上。除了物质上的给予，连周末都很少有时间去看父母。疯子的妹妹却截然相反，她不追求上进，几次有提干的机会都自动放弃。都是因为那疯子的个性，决定了她不想被束缚，只要像风一样的自由。我们俩个对待职业生涯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决定了我们在家人身上不同的关爱方式。妹妹对我的疏离甚为不满，并视作是对父母不问不顾，为此有几个月对我不理不睬。然而，在我退休后，父亲去世之后，我把妈妈接来同住，我们的关系才又恢复了以往的亲近。

有那么几年，我和妈妈两个人单独住在上海的家里，父亲远在外地支内，妹妹被送到了乡下奶奶家里抚养。孤独的妈妈把我当成了树洞，会和我说一些我并不完全听得懂的话。

“那时候，我和奶奶一起在深夜，跑去别的弄堂里，趁着没人就把小姑父留下的匕首扔进井里。那时我好害怕。”

“文革之前，我扔掉了家里好多的瓷器，一筐筐地扔。”

我比妹妹对那些旧物有更多的情感，或许就是因为听了妈妈的那些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故事。而那些旧物里似乎隐藏着妈妈没有讲出来的故事。

家里还留着一些旧瓷器，应该是当初被妈妈一筐筐扔的时候的漏网之鱼。从前妈妈只在春节全家人相聚的时候才拿出来用，现在虽都已陈旧不堪，有带缺口的，也有带着细细的裂痕的，但它们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模样，上面放着我们在小年夜的晚上围在煤气灶前做的蛋饺，和妈妈一盆盆做好了的香喷喷的菜肴。我和妹妹一边流着口水一边把装饰的香菜一根根地放上去，然后急不可耐地等待开吃的时间。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爸妈不再去用这些旧瓷器，全部换成或者添加了新的瓷器。这些旧东西，就被藏了起来。爱扔东西的妹妹也没有机会扔掉了。

一个画着红色枫叶图案的大口汤碗，碗口比我脑袋还大。孩子的眼睛里它更显得巨大，好像它一摆上餐桌就可以占据一大半的位置。我们称它为大大碗。大大碗里，盛满了飘香的热乎乎的鸡鸭鱼肉汤，它的主人仿佛被这个大口感染，要有点仪式感的东西才能配得上它。

几个盘子，是纪念品。其中一个盘子的中间有一条细缝，上面刻的字样深浅不一，模糊不清。写着：

乙亥？年

？月

许老先生乔迁志喜

晚辈某某某

我只能看出落款是几个人的名字，模糊得辨认不清名字的全貌，更无法知晓这些人是谁。但从我听到的有关那位许老先生的点滴故事中，在一些旧物的线索里，隐约看到一条清晰的轮廓和模糊的图案，那里是妈妈家族曾经辉煌一时的过往。其中许老先生传奇的人生，留下了时代的脉络，也连接着妈妈家族的人们从上海租界时代到解放，再到文革之前动荡飘摇的命运。时代的裂变，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归宿。或许，如许老先生和他一脉相承的后代，到了另一个时代，就成了人人唾弃的恶人坏人，但他们不过也是被时代造就又愚弄的棋子而已。

我第一次注意到几个盘子的底部，印着Johnson Bros England，我们吃甜点的小碟子，底部是Royal Copenhagen。就问妹妹：

“旧瓷器你要吗？”

“不要不要。”妹妹说。

我想，妹妹是因为自己家里刚装修好，不想让那些老旧的东西破坏了风格，或许是她明知道我喜欢而不和我争，又或许是她想让与我同住的妈妈还可以看见那些旧物。于是，我没有再多问什么，便把这些瓷器都用棉布包裹起来，装进了带回家去的袋子里。

父亲生前是一个修理能手，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他修补敲打一下，就又完好如初。但到了前两年，晚年的他早已力不从心。坏掉的鱼缸里漏出的水一直滲到楼下的邻居家，妹妹只好又是赔钱又赔礼。此后妹妹让他不要再养鱼了，父亲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里还有精力照顾那些鱼儿。但他执意不肯，说这是他唯一的爱好了。为此父女俩大吵一场。家里厨房里的抽屉坏了，空调坏了，卧室窗户上窗帘栏杆坏了，一样样轮着坏，两个女婿有空的时候会帮着去修理，可老化了的东西，修好了很快又坏。那时妹妹就开始扔爸妈家的旧东西，扔掉了鱼缸，扔掉了旧衣服，旧鞋子，旧家具。扔东西让妹妹上了瘾，甚至一不小心把新的羽绒被也扔掉了。似乎这样可以扔掉所有的烦恼和包袱，让人暂时得到解脱。我即使在事发当日缺席，双方抱怨的声音也总会传到我耳朵里，一同卷进一场场的争执之中。然后以和事佬的姿态出现，让父母感觉到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他们更好的生活，都是合情合理。

“天色不早了，我们赶快理吧。”妹妹又在催促我。

我打电话给老公，让他开车来把东西搬走。其中还有几只红木凳子，那些红木凳子被“疯子”小时候跳上跳下，摔过几次，雕刻着花纹的横档也都摔坏。一个将近百年的停摆了的挂钟，在它的滴答声中曾经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我还是想找一找老的手工师傅修一下留下来。

我带回去的那些东西，虽然不是妈妈家里的全部，但在如今生活的地方能每每相遇，对妈妈也是一种陪伴。而那些依然留在她房间里的物品，即是别人用，总归还在那里。

“这些东西都留着，以后哪一天你想回来住的时候还可以用。”

我知道自己在信口开河，口吻很像小时候妈妈哄我去幼儿园，心里却比谁都清楚妈妈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家。如果哪一天妈妈身体出现了大的问题，我想，我更不可能把她送回家去独自居住。

外公的那句“没有财产就没有包袱！”实在经典。虽然我依然是一个充满物欲的平常人，但他的这句话让我适可而止，让我会在得不到的时候得到释然。如果不是因为那怀旧的情怀，最终都无法扔掉因物件而具象了的我们的情感，我也不想绞尽脑汁在自己的家里腾出一块地方，收留那些旧物。

当所有的物品都悉数处理完毕，清空搬走，已是黄昏。我们再次环顾四周，做最后的确认。五斗橱、冰箱、衣柜鞋柜、写字台、床头柜里没有了以往使用和保存的物品。我们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定一定神，让飘远的思绪重新返回。

从朝南的窗户望出去，小区的花园里，一颗芙蓉树上正盛开着花朵，粉红色的花被金色的余晖勾勒出妙曼的轮廓，在夕阳下闪耀着柔和的光。那是三十年前刚从浦西的老弄堂拆迁过来时，在新建的拆迁房的小区里，只有草地的绿化带上父亲种下的树。父亲生病的时候，床头朝的方向正对着这颗芙蓉树。我也是从父亲生病开始，才注意到这颗树的。北面厨房的窗外，葡萄树的枝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过了窗户，向上不断地延展，茂盛的枝叶几乎成了半块镂空的窗帘。如今，所有他在小区里种下的树，芙蓉树，梅花树，石榴树，桃树，枇杷树，葡萄树全部长成了参天大树，并且还会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继续它们的四季轮回。只是这些在公用的土地上种下的树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他，过去如此，现在和日后更是如此。但不管是他还是妈妈，还有我们姐妹，那些树对于我们都是一种慰藉与成就，带着过往与现在，也带着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