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淼淼
编辑｜李梓新
我
我看着我"妻子"的眼睛，我不认识她，她把书页翻得哗哗响，她说加粗的那行字写着她的丈夫1989年出现在某一个城市的火车站，他拎着公文包消失在混沌的人流，她曾经改嫁，又离异，她去了某个地方，她现在不想说是哪里，她焦灼地对我说，你看一下群里第十二张线索卡。我说好的，我正看到在1989年我离开某一个城市，大雪堆满了我的心，我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任务模块说，我必须否认这一切，为了更重要的人。
更重要的人此刻坐在我斜对面，她用力吸了一大奶茶，她沉默寡言，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同。我看着她的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我的记忆卡片里说，她给过我一支蔷薇花，我把卡片扣过来，这时我还完全不知道这张卡片的重要性。我以为1989年在火车站出现的那个男人是我，而这朵行李里压碎的蔷薇花将证明我是另一个人，那年我搭上一辆金杯货车，一路北上。我有着他的记忆，他有着我的眼睛。
我没法像他一样一走了之。我每一个人都是，在真实生活里。我拿着一本薄薄的手册，试图复诵我的行为。这时候我只需要是他，不需要是我自己。
我有过艰难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有，在真实的缝隙里。事情像一串过熟的香蕉，催促着生活中一切的腐烂。我不想表达。我知道不应该如此。
我要和你、他、她以及其他人说话，需要社交。但不以我的口齿。剧本杀是个好活动，剧本是现成的，一言一行是一字一句是写好的，玩家只需要戴上面具，放松，沉浸，轻轻微微地与他人产生暂时的链接。
因此，在这个下午，我成为了一名中年男子。这是我试探生活触角的安全区。我说，以他的嘴唇。
时间到了九点一刻，我们知道了所有真相，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后，那个男人已经老了，故事也结束了。我妻子收拾好背包，和她的情敌——那个更重要的人一起离开，甚至没有和我说一声再见。我拉直因久坐而褶皱的裙子。夏天夜晚晴朗，街道喧闹，我选择走路回家。我还在想那个中年男人的一生，曾经的几个小时里，我是他，我是他的全部悲伤和全部的难言之隐，我是纸上的一行字，明天将会被另一个人阅读。
另一个读者会是什么样呢？他或者她为什么要在周日下午去玩剧本杀游戏呢？我打开电脑，开始打字：我看着我妻子的眼睛，我不认识她，她点的两杯奶茶刚刚送达，主持人说现在你们可以开始阅读下一页。
有时候在剧本里我们能说谎，有时候我们选择不。据说人一天要做一百个决定，撒至少七个谎言。在明凶本里——“凶手玩家”知道自己的凶手，他会为自己辩解，可以说出任何编造的谎言——只要不被别人的交叉验证所戳穿。为了增加主线难度，支线任务会要求玩家欺瞒某个对破案非常重要的事实。能听到有人开始报菜名式的讲述自己的时间线和不在场证明，也就能听到“呃”、“哎”、“嗯”以及一串一串洒落在尴尬中的省略号。在暗凶本里——“凶手玩家”知道自己的凶手，或者凶手并不在玩家中间，一般大家不说谎，但难免也有意欲把人玩弄于鼓掌之上的支线任务。这时候，一个谎言更是一种智力的抵抗，比谁的思维最快，谁的假设更严谨——假如是比演技和嗓门，那就是最无聊的。常常，一个谎言比一句真话提供的信息更多，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就会说什么类型的谎言。
此刻我是个剥离游戏的叙述者，我看着我的内心感受，在游戏中我是深入他人内心腹地的叙述者。常常，在一个游戏中，每个人物会出现2-3个剧本，后面的剧本将推翻前面的推理。在某个畅销小说作家谋杀案中，前一秒我还是饱受欺凌的面包师，很快猛然发现受害者另有其人，是她的记忆混入了我的记忆。最后，我们必须在开放式结局里做出选择，对于这个复仇的受害者，是抓捕她，还是放过她。因为我前面的剧本里，体验过她饱受欺凌的回忆，我很烦闷，我感受到了她，我要选择放过她。但有人不同意。
我们展开辩论，我好像是在为自己辩护。最后我赢了，也许是因为其他人想保护我的感受，大家纷纷露出“就这样吧”的微笑。我依然十分烦闷，扭曲的正义不是正义。
但我终究得到了我想要的：与他人产生微弱的、不存在利益关系的、愉快的链接。我们讨论剧情，因为邻桌的脑洞大笑，眼里煽动着兴奋，轻轻又叹气，和斜对面的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为了某个言论生气，很快因为情节反转而原谅对方。这些都是这段艰难时间里，我在真实世界不容易体验到的。尤其是结尾，我感到了她们的善意，她们放弃了自己的观点，给了我的情绪一个出口。
我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留下一桌子散落的剧本、涂得犬牙交错的草稿纸以及今天的心情。我通过角色的唇齿，得到了自己。
不少场剧本杀，我都有类似的收获。虽然有时候也会无功而返，或者心情更加糟糕，比如一次我邻座的女人一直在吸电子烟，她豪爽又粗暴地打断我的发言，宛如我们的导演一般，指挥着现场调度，我不喜欢烟的气味，冷漠地看着她，她收起电子烟，继续盘点我是谁。糟糕的是，我的大脑一时死机，我也盘不出我是谁。
我托着头，手肘拄在桌面上，空洞地看着面前的空气，好像看的足够久，那里就可以浮现我的名字。
去杭州旅游时候，我去了六和塔。塔似乎是重修的，修了一片百塔之园，汇集了全国的著名的塔，北海白塔、应县木塔等等。但是什么都比不过六和塔。征讨方腊之时，我最喜欢的水浒人物鲁智深和武松来到这里扎营，夜里鲁智深听到江潮声音，如鼓如磬，他大惊失色，忙问旁人，得到的答复是钱塘江的潮水声。
我站在塔下，觉得非常寂寞。我不由自主反复想到：他当即写下，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圆寂。
你
这是某个商住两用的公寓楼，一层大厅虽然陈旧，还算干净，招租广告剥落的前台后，坐着常见的看门老大爷，以前他们是看报纸的，现在则必然地在刷抖音，他面前放着一个不锈钢水杯和一个门禁扣，他并不准备看任何出入的人一眼。
我走到电梯厅，拐角处是堆砌的可收回垃圾，周五晚上，狭小的电梯带着住客和访客一起上升，又带着职员和个体户们下降。我下了电梯，走进楼道，走过照相馆、美甲店、打印店和早教班，这些弱小的店铺悄悄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窗外是这个地区最高的大厦——在香山上就可以看到，和繁华褪尽的中关村商业区，窗内是汇聚了各种外地口音和酸辣土豆丝气味的家庭式店铺。甚至有一次，我在路过了一家基因报告解读公司。我在微信上搜索了这家公司的公众号，几百的阅读量，宣传着外显子结合临床的辅助诊断。
我要去的剧本杀店铺就在其中一间公寓里。店铺开着门，门上挂着写有店铺名称的小木牌和一串铃铛，我敲门，客厅里并没有人，满墙书架上横七竖八塞满了盒装剧本杀——一般是深蓝色、深橘色和黑色的装帧，沙发上丢着一盒UNO卡牌，茶几上堆着一袋奶茶外卖。
我能听到房间里传来的大笑，听不清他们说话， 只有一阵快速的簌簌发言声，然后又是笑声。我想起来曾经有一次，一个格子短袖的青年学生，认认真真朗读剧本，直接读出来“他”作案的过程。读完这段，他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磕磕绊绊地企图解释，最后只发出几个声带妄图振动的半浊音。
一个男人从走廊尽头的房间走出来，他显得年轻而圆鼓鼓，告诉我走到尽头的房间。一张红木桌子摆在把屋里占得满满当当，五个木椅子上坐着五个女人，我拥挤到最里面窗边的第六把椅子上。
我逐一检查着我的同伴们。一场剧本游戏，信息分散在每个人单人视角的本子里，没有通力合作、交叉验证，是难以解开谜题的。因此所谓“一车”人的水平是很重要的——剧本杀管一场游戏叫“一车”，一伙儿来齐了是“整车”，散客拼场叫“拼车”，游戏准备开始叫“发车”。我总想到一辆小巴，导游数着人头，冲我大喊快来集合，我们上车，开往北方的茫茫夜色，然后静静地堵在高速路的入口处。
我看着我们“一车”人，暗自盘算他们的职业和性格。据说，经验丰富的主持人听几句玩家的推理后，就大概知道了这是一个什么性格、什么思维方式的人，并且“看人下菜碟”。这是他们的工作很难有SOP的原因，引用一位店长的原话：三百六十场，场场有一杠。“杠”就是对剧情做出抵抗和吹毛求疵。
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我们这样的六个人围坐在圆桌旁。
一号位置坐着一位纤瘦少女，她浅金色的头发和鼻钉都仿佛来自斯蒂格·拉森《龙纹身的女孩》，我有点儿害怕她的气势，她不置可否地把我的剧本递给我。假如有人看过动画片《大草原上的小老鼠》，里面淳朴憨厚的小老鼠特薇佐就是我这样的人。我把铅笔推给不方便拿笔的三号位，她就像刚刚出演过《小妇人》，我似乎能听到她严肃地陈述“女性不止有心灵，也有思想与灵魂”。四号位置的女人，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她，她是附近一家商店的售货员，她不认识我，她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规npc，我则是她收款扫码墩上的一笔支付到账的滴答声。离我最远的五、六号位置，坐着一对小姐妹，她们是公司职员，睁大芭比娃娃的眼睛，真诚赞叹着主持人的表演——虽然多少有些刻意的油腻。后者是个声如洪钟的男青年，他敏锐地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作为DM（Dungeon Master），他很满意地看着我们在他的巢穴里艰难跋涉。
我有时不由自主会想，别人在想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我很难。人生是POV写法的小说，被迫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个“我“，就会因此变得大大的，如同一颗陨石，撞飞所有“你”的碎片，仿佛“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剧本杀的所有叙述都是第二人称的。“你是王雨”，“你今年59岁”，“你从小生活在A市”，“李岩离开了你”，“你第一次来到了红黑馆”，“你加入了SCP控制局”，“你执念是永远和父亲做出同样的选择”，“你使用周公仪进行心理治疗”，“你发现了一辆time mechine”，“你会选择回到过去吗”。因此我开始尝试理解一个文字里的陌生人，这个“你”究竟是何许人也。
有人是“水龙头”，他们共情能力很强，跟着剧情喜怒哀乐。市场为了迎合这一类顾客，也衍生出了情感本、欢乐本，无非大梦一场。唐传奇《大槐安国》里，书生经历了一生，从赶考高中、迎娶公主，到犯上作乱、牢狱之灾，他在傍晚醒来，一身冷汗，才发现这是一个梦，这时候客栈的黄粱饭就要蒸熟了。对于玩家也是如此，电话铃响了，外卖员正在来电，外卖放在一楼取餐柜了，主持人说好的，我这就找人帮您下楼拿。
有人被称作“推土机”、“菠萝头”，戏谑他们不会哭，不会笑，一心扑在推理上。我也很羡慕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推算世界的逻辑。画时间轴、盘建筑诡计、交叉验证不在场证明。有时候，还需要令人无言以对的脑洞，或者作者设计的漏洞。如果能从理智的角度，给世界建模，用算法和概率，对抗世界巨大的混沌与空虚，真是不错。但是真实生活中的信息过于芜杂了，不像剧本，都写好了，我只需要努力地阅读。
也有人干脆跳出推理，尤其和人打交道多的职业或年龄成熟的人，用自己的经验降维打击。他们不再以剧本中的“你”去看待“我”，而是以现实中的“我”去看待“我 ”，在工作中他们遇到类似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场景，在生活中听过类似的绯闻，，或许就是小时候常给他买水果糖的远方姑妈的烦心事，又或许他们自己在恋情或婚姻的边缘，在一个“瓜”中猛然与自己相遇。“这个事情道理我也说不清，但是我遇到过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会这样说。就好像，他们是已经长大的彼得·潘，再也不能去享受一个荒唐的游戏，兴奋地指摘着“同车人”言语的漏洞，捕捉着桌面慢慢上升的微小的欺骗的气旋。
也有拖家带口、全家出动来过节的，有人抱着不到一岁的婴儿，一边计算人物的年龄和辈分，一边拍哄着婴儿，真是店家的噩梦。也有团建来的，这不是玩游戏了，这是人情世故，他或许在想：“糟了，可不能比领导先推理出来”。也有人为了社交需求，甚至谈恋爱，情感本的玩家比较复杂，听说或有“恋陪”，一场要收到300-500元，也有人为了“谈恋爱”或者“拿C位”，包场付费的。如此等等。
这一桌子的我们实在相去甚远，彼此间并无话题，在真实世界里我们大概不会坐在一起聊天。除了这一盒剧本，一封虚幻的他人的命运，令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房间稍作停留。我叫“维罗妮卡”，在一家面包房打工，“我”有一个孩子，她是我天不亮就出门工作的理由。
“我”有过艰难时日，我读到。真巧，我也是。我抬头看着对面的玩家。她的角色一定也有艰难的时日。她自己也一定有。这是生活。
我听到他们说话，我喜欢听他们说谎，我重复着他们的情绪，兴奋、紧张或者无聊。理解他人，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这里，我试图听到他们。
椅子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特别流行安乐椅侦探。从过于肥胖、不能行走、不得不蜗居轮椅上的尼禄，到只能住在养老院里的周四推理俱乐部，从英国农村爱闲聊的马普尔小姐，到躲在书房里做填字游戏的路德维希。
在温暖的房间里坐好，窗花在玻璃窗上慢慢爬动，茶壶吐着轻松的水蒸气，扶手椅上的靠垫软硬程度刚刚好，膝盖上铺着威廉·莫里斯花样的毯子，厨房传来烤普鲁斯特的小饼干的香气。我舒舒服服地摆好自己的肢体，扎进暖烘烘的、带着图书馆昏昏欲睡气质的侦探小说。
这必然是一个完美的周末下午。我有一把完美的椅子。我默念道。
似乎对不少人来说——包括我，好像现在阅读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太多事情掠夺着注意力，失去进入心流的能力，自称患有学习困难症，但就是不肯接受知识的治疗。
在剧本杀的房间里，我获得了一把椅子。木头的，刷着朱红色的漆，最廉价的那种审美，椅背僵硬，没有扶手，如同这把椅子在特意大肆违反人体工程学并且十分得意。
这把椅子摆在一个公寓房间里，这个公寓有3-4个房间，这个城市有多少开着剧本杀店铺的公寓，在地图的若干个地点突然亮起许多颗黄色的星星，每一颗代表一把椅子。也有人造革坐垫的小圆凳子，陷进去很难坐直的藤椅，带着聊胜于无的小靠背的金属椅子，最可怕的是沙发，重力会在上面形成一个特殊的场，人坐着怎么都特别不舒服。
店家需要填满这些椅子。剧本杀就像种地，看天吃饭。客人风不来，雨不来，糟糕的天气里，即使周末，也很少有顾客上门。对于店铺而言，收益受限于房间数——一个房间一天2-3场是非常好的利用率了。为了填满椅子，店铺走向两个极端：
好看的椅子：精心打磨带本、维持高单价、追求回头客、生意更多集中在周末的、精品店式的；
吓人的椅子：和追求一次性刺激感、谋求低单价、面向首次光顾顾客、工作日生意不减的、连锁店式的。
坐在椅子上，等待“发车”——人齐开场，经常有人会迟到，更可怕的是跳车——直接不来了或者半场突然跑掉，因为每一个剧本的人物是固定的，欠缺一个人物，游戏便不能正常地推行。
这些椅子在等待故事被讲起。就好像远古时代的篝火在等待故事被讲起。黑沉沉的夜晚，人们围着篝火讲故事，故事就是蜂蜜，故事就是枯骨，故事就是泪水，故事就是隐喻，故事就是回忆，故事就是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故事就是为死者代言。
剧本杀，归根结底是“故事”，必须基于现实的逻辑，尤其是在附加了“世界观”“谋杀手法”之后。一场顺畅的推理离不开主持人的“扶车”——为推理做出提示和演绎，他们是游戏的说书人。
有一次，一个主持人打开了蓝牙音箱，吱扭吱扭的背景音乐里，他压低嗓子，宛如蛇在吐芯子，将我们引入荒废的建筑。这是一个关于霸凌的严肃故事。门外传来其他房间的笑声，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要求四周安静下来。
那是他的信念。他必须要我们记住这个时刻，一个正义在伸张。哪怕这个时刻是虚假的。但那一刻，情绪是真实的。就这样，在这把非常不舒适的椅子上，我们坠入心流。
这是一个并不完美的周末下午。我有一把远远不够完美的椅子。没有威廉·莫里斯花样的毯子，也没有普鲁斯特的小饼干。我花费了几个小时玩耍，做了毫无意义的事情，没有任何产出和结果，还花了钱，我感觉有些糟糕。从绩优主义的角度看，这是没有用的，我在荒废时间。
然而，似乎还有一个微弱地吹拂而来的念头。就像刚刚我读到的，“这是我的艰难时日”，只要我能静静沉浸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人生一个微小的胜利。剧本杀宛如一次次模拟训练，不要胡思乱想，集中注意力。生活会好起来。
炸鸡
我们大脑唯一可以直接使用的供能物质是葡萄糖，这个覆盖着沟回的器官以全身2%的重量，使用着全身20%的能量，沟回越深、越复杂，人就越聪明。我恐怕是光滑的，尤其在一场游戏的尾声时，“漫长的人生”会抻开皮质的沟回。
总之，一般来说，游戏是在午后一至三点开始的，玩到结束——五点、六点或者七点，取决于每一个人不同的生物钟，大脑会说“我饿了，我要吃糖”。
如今，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剧本杀的体量越来越大，追求更复杂的情节与机制，动辄6-8小时，主持人会抱着一个中等挂画般大小的盒子走进来，发给大家第一本剧本，三个小时后，不管玩家意犹未尽还是精疲力尽，他又会笑嘻嘻地或者沉痛地拿出第二本——要看这场游戏的主持人手册上，对他的表情是否有所要求。他有时候会被要求夸张的演绎，装出森严深沉的样子，流下重复性的泪水，突然拍桌子，或者夺门而出。
人们需要食物，微信群里发满了线索卡，大家眉头紧蹙，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来划去，心照不宣、偷偷点起外卖。大脑说，要高糖、高盐、高脂。
有一次，我立志不点外卖，在一个带阳台的房间里，雨闹着夏日的脾气，阳台上堆满了已经被市场淘汰的盒装本们，它们落寞地看一本崭新的豪门惊情被我们环簇着，发出剧本中民国年间赛先生与民间传说缠斗的蜂鸣。我背着身子站在黑板前，用力拔出马克笔，一边担心油墨甩到我天蓝色的衣服上，一边在脑海中艰难地整理人物关系，试图画出令遗传学专家频频点头的家族树。
这时候我闻到了罪恶的味道。酥脆、蓬松，像隆冬沉积的雪片，在某个人的牙齿间发出咔咔的声音。油旺旺的香气，宣告着热量的活力。我不用回头也知道，那是一块炸鸡，连环案件中最好的疗愈。所有的饥饿终将得到救赎。
有些作者也意识到，饥饿在游戏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把一些食物引入剧情中。如果你走入“东北雪乡”一个昏沉的夜晚，与同行人面面相觑，琢磨谁是今天刑侦故事的“C位”，店家会似笑非笑端上来一盘饺子，嘱咐你填饱肚子，饺子一般可能是较为便宜的韭菜馅或白菜馅，你对面的陌生男人，门牙上挂着菜叶，对你似是而非地一个眨眼。你就知道，今天会是艰难的一天。
因此，我的双手变得油腻，炸鸡令我成为了更敏锐的人，大脑皮质又深邃起来。油滑滑的手更难拔出马克笔，我快速地画。
我奋力的笔画像秋天激荡的落叶，这是我与作者一决胜负的时刻。我们与他们抗衡，宛如凡人与智者的抗衡，在寓言中找到某种命运的提示，并企图识破诡计。
感谢作者们，剧本杀是舶来品，没有历史传统和方法论，他们靠自己的摸索硬生生撑起来一个并不存在的行业。让我在一片纯粹的时间里，感受到进食智力的快乐。
离开
我们已经知道了， 剧本里是个好地方。有我，有你，有难受的椅子，还有炸鸡。而炸鸡是其中最好的部分，这没有人会反对。
我曾经荒废过十多个下午，在陌生人与食物的救赎里。那时，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人与人的链接、大脑皮层活动和高脂肪。
景山公园关门很晚的，在我的记忆里，某一次，夜晚似乎是晴朗的，街道两旁全是积雪，环卫工人洒过工业盐，催促着道路上积雪的融化，形成湿漉漉的颗粒，走上去带来簌簌作响的强烈触觉。我从三联书店回来，穿过城市突然安静的街道，路人几乎没有行人，我路过景山公园的售票处，透过玻璃窗，灯光平静而昏沉，一个女人厌倦地望着街道，她望着雪和我，又似乎没有看到我们。
我透过她的眼睛，看到很漫长的夜色，她可能有点儿想回家，雪夜有些冷，但也有可能办公室里暖烘烘的，她暖和得困了。也有可能，她在遐想着什么，爱情、流浪或者账单。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看着她的眼睛，觉得天地之间突然非常寂寞。如雪如尘，如昨天。
这件事情和剧本杀并不相关，但我却常常想到，一个人在一个小小的平米数里，看着，想着，这个世界、路人和她自己。
这时，我知道了，是时候丢掉剧本了。感谢剧本杀带给我的安全的缓冲空间，和突如其来的勇气，我得以熬过艰难时日，顺利回到真实世界。这个世界依然有茫茫然的大雪。下雪也很好。
写作感想：
面对真实的世界理解他人。
今天的文章来自「非虚构短故事」工作坊，
报名8月短故事（8.1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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