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了一位新的专栏作者，苏西。她是一位大学老师，三个孩子的母亲。
两段旅程，两个父辈的童年
文 | 苏西
编辑｜李梓新
巴查瓦纳湾
“查理，护照、钱包、手机、充电线，都带好了？”我反复确认着。
“带好了。”
“尿片有没有多拿出几片放在车里。”
“有的。”
“再准备几个塑料袋吧，万一孩子们晕车。”
“我去找一下。”
“拉肚子呢，如果拉肚子了怎么办？”我总想着要万无一失。
“我去找找益生菌了。”查理奔回了屋子里。
我把后备箱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然后给孩子们一个一个把安全带系好。这是我们有孩子以后，第一次自驾这么久去一个地方。
“找到了，冰箱里还有一些益生菌。好了，可以上车了。”查理招呼着。
“妈妈，我们先走了。”我对着我的婆婆玛丽女士挥了挥手。
“嗯，我们等科琳过来，然后也就出发了。”科琳是查理的姐姐，是我的大姑子。
“芝加哥见。”
“芝加哥见。”
我和查理启程了。车子里放起了美国的乡村音乐，孩子们在后排用水彩笔画画、涂颜色。我们要去的地方有1500多公里的车程，将分成两天完成，第一天是从奥马哈出发，在芝加哥停留；第二天再一路向北，进入加拿大。
“爱丽也出发了么？”我开口问，爱丽是查理的妹妹。
“他们昨天就出发了。”
“那今天晚上所有人都住在姑姑家？”
“不是的，芙兰他们一家住酒店，爸爸妈妈，还有思丽娅和她的两个女儿和我们一起。姑姑家住不下那么多人。”芙兰和思丽娅是查理的另外两个姐姐。
“明天和姑姑一起从芝加哥出发是么？”
“是的。”
车子就这么一路开着，窗户外面是看不尽的大豆和玉米地。
这是我第一次加入这趟旅程，这是2018年的夏天，我和查理已经有两个孩子，而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还将拥有第三个孩子。从事教育行业的我们俩，奢侈地拥有着寒暑假，这些假期我们几乎全部都用来“探亲”。
这个夏天，我们再次从亚洲飞回美国探亲，查理在行前就告诉我，这一次中间有两周，我们要去加拿大。我一直很期待去加拿大，期待这趟全家人将同吃同睡的时光，因为这趟旅程已被家人们无数次地提及。
从查理的父亲记事开始，每年夏天，一大家子就要费尽心思去准备这趟行程了。查理的爷爷奶奶有七个孩子，他们需要载着一整车的孩子，沿着密歇根湖一路向北，进入加拿大，最终抵达苏必利尔湖东岸的巴查瓦纳湾，他们将在那里住上两个月。等待他们的，是一座爷爷亲手建造的小木屋。
查理的爷爷患有严重的鼻炎，每到夏天，芝加哥城里花粉、草籽的铺天盖地让爷爷不眠不休。在试尽了各种方法后，查理的爷爷决定去躲一躲。
爷爷一路沿着密歇根湖，开过了边境线，抵达了五大湖的另外一边，一个叫做巴查瓦纳湾的地方。而这一次并没有预先精密规划的行程，却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在另一片土地上，他不再受到任何花粉、草籽的困扰，他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就是这么顺理成章、毫无悬疑的，他在湖边买下了一块小小的林地，然后自己画出了图纸，和家人一起，在上面盖起了一个小小的木屋。
他买下土地的那一年，是1947年，那一年，爷爷27岁。然后，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盖出了这个木屋。
查理的父亲总是和我说小木屋的故事。说他们儿时总是在湖边玩耍，说他们长大后满屋子地赶蝙蝠。他还说，有一年他和姑父纷纷喝醉，然后在小木屋里拳脚相向。我很难想象我眼前两位超过70岁的老人家，几十年前是如此血气方刚。
查理也会和我说小木屋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在湖边玩沙子，说他们姊妹五个怎么一路上大吵大闹，说有一次他为了反抗姐姐科琳，把嚼完的口香糖黏在她的头发里，害得她最终只能放弃掉那一撮头发。还有最重要的，同样患有严重鼻炎的他，是怎样可以在小木屋里一觉到天亮。
“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晕车”我一路上有些担心，孩子们还没有坐在车里这么长时间，两天16个小时，他们会怎么样。
“应该不会吧，我小时候不会。”查理不觉得有什么。
“我小时候晕车，很怕坐车。”
“你们小时候也自驾去哪里么？”
“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人家有私家车，都是坐公共的巴士。”
“你们坐巴士去哪里？”
“坐巴士回爷爷奶奶家啊，过年的时候。”
“我还没试过坐巴士回爷爷奶奶家，咱们下次试一试？”查理看着我。
生完第一个孩子后，我们就带着4个月大的宝宝回村子里看我奶奶。查理可能是这个苏北的小村落里，第一个出现的白人。他觉得村子很新奇，村子里的人觉得他很新奇。他第一次去的那一年，奶奶90岁，爷爷已经不在了。
“小时候那是没有路也没有车，只能坐巴士。巴士好麻烦的，我小时候要辗转好几次，大车换小车，花一天功夫才能到家呢。”
“那不就和我们去加拿大一样么？”查理看看我。
“什么意思？”我不明所以。
“花很多力气才能抵达啊。”查理又朝我看了看，“像朝圣是不是？”
眼前这个业余哲学家，又开始说一些深刻的话，一些不无道理的深刻的话。
可不就是一样么。夏天去小木屋，和过年去奶奶家一样，已然变成了某种真理，天经地义。但是不论多么辛苦，我们没有怀疑过动机。
旅程的终点，是我们各自和父辈的童年。我们要去捡拾的，是遗落在岁月里的小小愿望，和一片片的记忆。
苏北乡下
那是一条国道，平整而延长，离汽车站不远。柏油路面是深灰色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横穿高速公路，要是被警察抓到，可是要被罚上一大笔钱。但是还是有人在铁丝网上划出了一大道口子，正好够一个人进出。这道口子一直没有人修补，似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以穿过这道口子，走上这条国道。
爸爸先穿了过去，然后是妈妈，然后是行李箱，然后是我，然后我们就这样站在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高速公路上，等待。
爸爸没有买到过年回老家的汽车票，这也不是第一次没买到，他似乎已经有了经验。要回乡下的奶奶家过年，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沿路拦车。这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不通过官方渠道买票，沿路拦长途汽车，汽车超载，是个常态。
很快，一辆黄绿相间的长途汽车就在我们眼前停下了。一个胖胖的女人打开车门，招呼我们上车。招呼我们上车，就说明还有位子。可等我们真的上了车，所有的地方都被挤满了，目力可及的所有座位，座位上面的行李架，还有那个胖胖女人自己的位置，都已经满满当当。一整车的人看着我们，等待我们落座。
“这儿还有个板凳，坐那个过道，过道里还可以坐几个。”司机用着有明显苏北口音的蹩脚普通话招呼我们。
我和爸爸妈妈，一个紧挨着一个坐了下来。我前面是个大编织袋，后面是妈妈，屁股下面是个硬硬的木头板凳。
我最怕的就是坐长途汽车。晕车的我经常就吐得稀里哗啦。车厢里永远弥漫着一种由汽油、旧皮座和不散的烟味交织成的黏腻气味。为了应对眼前的这一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往后一仰，靠着妈妈，努力睡去，当然，妈妈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个小小的塑料袋，以防我的呕吐。
车子在高速上飞驰，过了很久很久，等我不知道醒过来多少次，又昏睡过去多少次，我们到了。一整车的人鱼贯而出。
“走不走，走不走？”
“东台，东台，走不走？”
“大丰，大丰，走不走？”
还没下车，很多很多三轮小摩托车司机围了上来。他们像一股突然形成的旋涡，把刚下车的人卷进去，然后所有的人就消失在了嘈杂的风声里。
糊里糊涂的，我就被爸爸妈妈塞进了一个绿色的三轮小摩托车里，这一次我们转的不是中巴，而是电动三轮车，有点新奇。我正暗暗窃喜不需要再坐巴士，逃过一劫的时候，三轮车就突突突地上路了。
可是太颠了，颠得我屁股都没有办法落在座椅上，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去镇子上的路可不如城市间的国道平坦，石子路加上减震能力很低的电动三轮，让整个车子一直发出一种叮呤咣啷的声音，像要宣告马上就要自我散架。
妈妈紧紧抱着我，不停地说：“快到了，快到了。”
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我透着三轮摩托前面那扇模糊的玻璃窗，看到了熟悉的小镇中心，耳边似乎还听到了二伯的声音。是的，二伯已经和他拉货用的板车等着我们了。
终于可以出来透口气了，我们仨又换上了二伯的板车，我知道，这次真的是快到了。外面虽然很冷，阴阴的冷，但是好过颠簸时的屁股疼，好过长途汽车里的气味。
从小镇中心，到爷爷奶奶家所在的村子，这一路的风景我是熟悉的、村口的河水里应该还是有很多芦苇，那些青砖的平房旁边应该会落着一堆一堆的草垛，窄窄的小道上应该会有一些土狗跑来跑去，而奶奶应该已经站在家门口的石板桥前面等着我们了。
这样寒冷的天气，她应该是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棉衣，戴着那顶灰色的毛线帽子，揣着那个铜制的手炉。她要么是站在那幢青砖的平房前面，要么是站在石板桥上，她应该在等着我们。我更知道的事，堂屋里的小餐桌上，肯定有准备好的京果和红枣莲子汤。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可以爬到村子里的草垛上张望，可以跟着奶奶去猪圈喂猪，可以到厨房里帮着爷爷拉风箱，可以坐在堂屋里面帮着做春卷、搓圆子，可以吃到宴席，最后一道总是我爱吃的藕粉圆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作为独生子女的这个我，在那个现代化的职工社区里没有的。
这样的期盼，贯穿着回家的旅途，根植在我的记忆里，成为了构成我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每每想起来，心中就是无限的温暖，我知道，在那个路途的终点，是爷爷奶奶的期盼，是爸爸的童年，也是我的童年。
按着这样的逻辑，花上两天的时间去抵达爷爷的小木屋，也就没有什么新奇。这样的期盼，也贯穿着查理一家人的记忆里，成为了构成他们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路途的终点，不是一次简单的团聚和度假，而是查理爷爷为家族创造出来的历史。
我看着身旁开车的查理，我知道，他此刻也正在期盼着。期盼着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去林间散步、在小木屋里和家人一起玩桌游、去湖里面游泳、去沙滩上阅读。这一切的一切，也不是我们在城市里可以拥有的。
时空交错下的命运
“农庄里面有头牛，咿呀咿呀呦。
这里哞哞哞，那里哞哞哞，这里那里都是哞……”
车里的音乐换成了孩子们喜欢的传统童谣。孩子们跟着音乐一起哼唱，他们已经不知道睡过去又醒过来了多少次，就和我小时候一样。
窗外的玉米、大豆地，也逐渐被高大的树林所取代。我知道，我们进入湖区了，五大湖重要组成部分苏必利尔湖的湖区。
在北美的心口位置，五大湖像镶嵌在北美大陆肩头的五面明镜，从东到西铺开，从密歇根的腹地一路向东北延伸到圣劳伦斯河口。在没有铁路的年代，这里的水路成为了最高效的交通方式，成为欧洲殖民者登上这一片土地后向内陆扩张的重要路径，也是连接印第安人和欧洲皮毛贸易市场的中枢。
这也是当年查理爷爷的爷爷，一路从瑞典抵达美国后所居住的区域。
19世纪下半页到20世纪初，瑞典面临着人口过多、农村贫困的粮食危机，而这个时期的美国拥有着各式各样的机会和更广袤的土地。于是，各种各样的瑞典人，怀揣着对自由的想象、对土地的渴望、对机会的追寻，来到了北美。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有超过100万的瑞典人宜居到了美国，约占据了当时20%的瑞典人口。
这是一条艰险的道路，大部分人要从哥德堡坐小客轮，历经两天横穿北海，抵达到英国东海岸的港口，然后再被送上火车，一路穿过英国抵达到西海岸的大港，有时候是利物浦、有时候是格拉斯哥。然后再改乘去往美国的大型客轮。
查理爷爷的爷爷应该坐的是去往纽约的客轮，这段横跨大西洋的航程，要花上一两周的时间，在十几天的晕船和拥挤中，一点点靠近他们想象中的自由美洲。我不知道当他在船上看到自由女神像的时候，是否也曾经像各种电影中的场景一样，激动澎湃地挥帽致意。
或者，他不能带有任何浪漫主义色彩，他想的一定是要马上找到生存的机会。
这是1860年代，美国刚刚结束了南北战争。五大湖所在的美国东北的铁路网正在迅速扩展，铁路建设和维修需要大量的劳工，矿区需要大量的矿工，城镇因为工业发展正在快速成长。查理的爷爷的爷爷，这位16岁的瑞典少年，这位自由的劳动力，他需要做的，就是在这场工业浪潮中，寻找他的机会，他的立足之地。
对于渺小的个人而言，前行往往是在偶然与幸运交织的浪潮中被推着走的。谁能想到，到了1947年，查理的爷爷买下巴查瓦纳湾一小块林地的这一年，作为新移民第三代的他，已然成长在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当中，接受着最精英的教育，不再需要漂泊和远行去寻找机会。我想爷爷，他可能也无法想象他自己的爷爷，当年是以怎样无依无靠的新移民姿态来到这块土地上的，然后又是依靠着智慧、勤奋和说不明道不清的运气，在一两代人的努力之后，就创造了命运的翻转。
1947年，同样的这一年，我苏北乡下的奶奶已经诞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成为了一个两岁幼童的母亲。她已然对务农、种地，有了一些经验。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完，这一年，国共双方正在抢夺苏北这个重要的城池，护城河里堆满了尸体，全城死寂。
我想这时候的奶奶，每天仍然是惶恐不安的。在镇子上长大的她，家里的哥哥弟弟都是被送去私塾读书的，虽然谈不上富裕，但和种田的辛苦相比，还是要好上许多。可是几年前，哥哥去参加了共产党，镇子上面到处都还是日本兵，这让他的父亲夜不能寐，心生惶惶，跳河自尽了。母亲为了能安置身边这个唯一的女儿，决定为了安全，把她嫁到乡下去。
奶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已经无法辨识身边的任何人。但是她一直嘴里叨叨的，就是“我是街上的，不是乡下的”，以去诉说命运对她的不公。
我想这一年的爷爷也是忧心忡忡的。虽然生在农村，但是他并不是在赤贫中长大的。他的父亲本来是拥有一些田地的。只是在沾染了赌瘾后，他将所有的田地变卖还债，让这个本不十分富裕家庭彻底陷入了困境。几年前，他的一个弟弟，为了逃离贫困，被村子里的人带着一路逃荒去了上海，听说，在城市里总能做个学徒，谋个生活。而现在，作为长子的他，肩负着一家人兴衰的重大责任。娶妻生子根本不是万事大吉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局面的起点。日本兵走了，可仗还在打，怎么改变贫困的状态，怎么能活下去，是他肩上的重担。
但是这时的他们都不会预计到命运将如何扭转。爷爷怎么会想到，两年后，战争就将结束，而从“富农”摇身一变成为“贫农”的过程，让他们躲避了日后无数的劫难，至少是留下了给子女继续教育的机会；一路靠着讨饭去了上海的二爷爷，成为了拥有“上海户口”的城里人；奶奶也不会想到，她的哥哥没有在战争中死去，而是荣归故里，并在日后成为了她生长起来的小镇镇长，而在她即将出生的三个儿子当中，有两个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而她也因着“多子多福”的形象，成为了乡里乡亲远近闻名的“福奶奶”，在自己的土地上赢得了最让人珍视的尊重。
车子两边的树木越来越高、越来越密，我们也从大路上开到了铺满石子的小路上。森林里，隐约可见一个一个小小的木屋房子。
“终于到啦！”
“孩子们，可以下车了，这次不用再上车了，我们到了。”
一座带着阁楼的小屋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们在此相遇
“这是爷爷的小木屋？”我很是惊讶，因为展现在我眼前的这座房子很新。
“姑姑和叔叔们在爷爷去世后翻修过了，以前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把车停了下来，走了进去。
“这座木屋目前是归属于姑姑和叔叔的，咱们家在另外一边。”查理说。
“另外一边？”
“不远。因为人太多了，住不下，爸爸二十年前就买了邻居家的木屋，咱们家的人住那边。”
是的，人很多。爷爷有七个孩子，光查理父亲的这一支，目前就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个人，怎么可能住得下。
我好奇地在小木屋里上下走动。
小木屋一共有两层，楼下的一层是厨房、客厅，还有一间卧室；楼上是阁楼，查理爸爸说他们小时候都是在阁楼上打通铺。阁楼上面有一整排的天窗，躺在地铺上，往天上看，就可以看到星星，这是爷爷得意的设计。
我在一面照片墙下驻足了下来。这是一部和这个小木屋相关的照片史。
很多照片是黑白的。最早的一张，是爷爷修房子的照片。他坐在这个盖好了一半的木头房子面前，旁边的土地上还堆积着一堆一堆的木料。阳光很明亮，穿过森林的职业缝隙，打在他的身上。
1948年，查理的爷爷坐在盖了一半的小木屋前
还有一张木屋的雪景图，美极了。森林里的树木的叶子全落完了，一眼看过去天地间多出来很多空间，开阔了不少。皑皑白雪压在木屋上面，可以嗅到炉火的味道。那样的冬天应该是很冷的，爷爷应该需要准备上很多很多的柴火。
小木屋的雪景图
爷爷去世后，查理的姑姑和叔叔将爷爷建造的小木屋做了现代化改造，保留了原有的结构
还有很多照片，大部分是各式各样的家庭团聚和孩子们玩耍的照片，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张一张，从模糊到清晰，从黑白到彩色，一直连接到今天。
我看到一张查理爸爸小时候和兄弟姐妹们在湖里玩耍的照片，虽然是黑白照片，仍然可以看到姑姑小时候的一头金发，那是瑞典血统留给这个家族的标识。沙滩上有一些浮木，孩子们就这样坐在湖水里玩耍。
背对着我们的查理爸爸和他的兄弟姐妹，在湖水里玩耍，上个世纪的50年代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想我的父亲应该也在和他们的兄弟们一起，在奶奶家门前的小河里游泳。那个苏北小城的夏天太热了，除了在河水里泡着，别无他法。而他们的奶奶正在岸上拿着一根树枝，远远看着河里的儿孙们，并等待着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回家的时刻。只是，贫困的他们，不会拥有一张黑白照片，去记录他们的童年。
我最终在一张查理爷爷的单人照片面前停了下来。照片里，他留着非常浓密的大胡子，一头的银发，再加一大把的白胡子，和指环王里的甘道夫毫无两样——智慧、孤独、又带着一丝远古的倔强。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位老人，这算是我的遗憾。
这位在富裕家庭中一路长大的独生子，却未曾沾染世人常提及的“富家子弟”习气。在生活里，他相当简朴，并将这种简朴一代一代地传递了下去。他拥有着对自然科学的一腔热爱，大学毕业后去了芝加哥大学工作，并参加了当年的“曼哈顿计划”。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和他穿越了时空，找到了连接。毕竟，查理爷爷参与的这场集体努力，成为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的爷爷奶奶最终告别了日本人占领的恐慌，进而进入了和平年代。没有这一切，或者有一点点闪失，奶奶都无法有机会生出作为最小儿子的我的父亲，也就不会周周转转最终有了我。
“苏西，我们去我们的木屋吧。”查理招呼着。
“好的。”
我打开门，走出了爷爷的小木屋。我看到几米之外，就是林地，穿过林地，就可以看到那一片湖水，巴查瓦纳湾的湖水，那一片浸润着查理父辈和查理兄弟姐妹童年的湖水。
这种相遇，就好像二伯的板车已经进了村子，我看到了村口那条充满了芦苇的小河，那条弯弯曲曲，支系繁杂，一直流淌到奶奶家门前的小河，那条浸润着我的父辈和我的童年的小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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