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天职国际金融咨询合伙人周瑾于2025年10月21日在《证券时报》旗下的公众号“信托百佬汇”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更新而成。
2025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五年来金融业的发展成就。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及说明发布，对“十五五”的地位、方针、目标、任务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其中“金融”一词共出现17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对金融监管、货币政策、金融市场改革等多方面做出具体部署，体现了金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基于最近的中央精神和文件，笔者试图从过去五年的成就出发，展望未来五年的金融业，围绕五篇大文章的高质量转型发展路径，供各类金融机构的“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参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中国金融系统坚持以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取得了一系列奠基性、开创性的重大成就。以下从六个维度系统梳理“十四五”时期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成果：
顶层治理架构改革：
系统性重塑金融治理体系
金融治理体系的重塑是“十四五”期间最具标志性的改革成果。2023年，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领导体制进行历史性重构，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全面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改革彻底改变了以往“一行两会”分业监管下可能存在的协调不畅、规则不一等问题，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集中统一领导架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精准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进新一轮监管体制改革，实现金融监管体系的整体性重构。通过机构改革与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我国金融治理在顶层设计和制度执行上形成前所未有的政策合力：一方面，制度的稳定与权威为经营主体提供可预期的环境，减少监管套利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稳健有序的金融治理体系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金融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创造了制度条件。
金融监管制度完善：
法治化与“长牙带刺”监管并重
以顶层治理改革为引领，金融监管制度实现了全面完善与升级：
1) 监管框架革新：
2023年金融监管框架升级为“一行一局一会”，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的“五大监管”体系，监管能力实现整体跃升。
2) 法治建设突破：
《金融稳定法》立法进程取得重大突破，旨在建立权威、高效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压实各方责任，为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监管部门坚持“监管姓监”，旗帜鲜明地强调“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累计处罚机构2万家次、责任人3.6万人次，罚没金额210亿元，大幅增强监管震慑力。
3) 风险监测升级：
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双支柱”框架有效应对美联储加息、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等新兴领域进行系统性规范，实现金融创新与有效监管的动态平衡。
金融行业量质齐升：
规模与结构同步优化
在强有力的监管和引导下，中国金融业在“量”和“质”两个维度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1) 规模体量全球领先：
截至2025年6月末，银行业总资产近47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保险业总资产36万亿元，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沪深两市总市值54万亿元、债券市场存量160万亿元，均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
2) 资产质量持续优化：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处于国际良好水平。2024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9%，拨备覆盖率205%，风险抵御能力不断增强。保险业的保障功能进一步发挥，保险深度和密度稳步提高。
3) 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全球1000强银行中，143家中资银行上榜，前10位我国占据6席；全球前50大银行有43家在华设立机构，4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半数已进入中国，中国金融业的全球影响力达到新高度。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精准滴灌重点领域
金融系统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量增、面扩、价降”的显著成效：
1) 资金总量跨越式增长：
五年来，银行业保险业通过信贷、债券、股权等多种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资金17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量3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年均增量19万亿元。
2) 重点领域靶向支持：
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民生等重点领域获得精准支持：科研技术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年均分别增长27.2%、21.7%、10.1%；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万亿元，是“十三五”末的2.3倍，利率下降2个百分点；绿色信贷余额34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2.2万亿元，规模双双全球第一。
3) 民生保障显著增强：
保险业累计赔付9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61.7%；农业保险为8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超1000万人；“北到漠河、南到三沙，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服务”，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
“十四五”时期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阶段，一系列长期积累的风险得到有效处置：
1) 重点领域风险化解：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根本扭转，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白名单”项目授信超7万亿元，支持近2000万套住房建设交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水平大幅收敛，截至2025年6月末，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初下降超60%，金融债务规模下降超50%。
2) 高风险机构处置：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风险事件稳妥化解，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拓宽，累计发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超2万亿元。五年来处置不良资产较“十三五”时期增加超40%，行业抵御风险的资本和拨备总规模超过50万亿元。
3) 影子银行压降：
影子银行规模较2017年峰值缩减超25万亿元，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持续收缩，金融体系“脱实向虚”倾向得到有效遏制。
对外开放继续深化：
制度型开放新格局形成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基于准入的开放加速转向基于规则、标准、制度的深度开放：
1) 市场准入放宽：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33条压减至29条，证券、基金、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全面取消，一批外资控股或独资的金融机构在华展业，带来先进的国际经验和理念。
2) 互联互通扩容：
债券通“南向通”、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落地运行，沪深港通标的扩大至1200余只A股、600余只港股，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规模分别突破3万亿元、4万亿元。
3) 人民币国际化跃升：
2024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16.27万亿元，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8.2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地位；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第三。
“十四五”的辉煌成就为“十五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五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升级与地缘博弈交织，金融体系亟待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跃升。中国金融业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十四五”的成功实践，笔者总结出“十五五”期间中国金融业高质量转型发展将重点遵循的五大路径：
金融重新定位，凸显功能性价值：
从资本中介到产业赋能者
未来金融业的发展必须彻底超越“唯规模论”、“唯利润论”的传统思维，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其核心是功能性价值的凸显。这要求金融业完成从单纯的“资本中介”向“产业赋能者”的角色升华，助力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
1) 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与产业脉络：
金融机构不应仅是简单的资金提供方，而要成为国家战略的坚定执行者和产业升级的深度参与者。金融资源要更加自觉、主动地向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的领域倾斜。“由简单跟随扩张转为支持经济结构优化”，构建针对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专业化中长期融资支撑体系。
2) 大力发展养老金融与财富管理：
针对社会人口结构“双降”与老龄化的深刻变革，金融业需全面拥抱养老金融这一“战略机遇期”。围绕个人养老金账户体系建设，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需在竞争协同中，开发满足全生命周期需求的养老理财、养老目标基金、专属保险及住房反向抵押等专属养老金融产品。同时，财富管理市场将深度重构，从单一房产配置转向多元金融资产，机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提供稳健可靠、契合不同生命周期与风险特征的资产配置服务，推动服务持续下沉至县域及农村市场。
3) 构建“耐心资本”供给体系：
完善长期资金入市制度，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年金等“耐心资本”在市场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通过发展私募股权、REITs、产业基金等渠道，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跨越经济周期的长期资本供给，力争“十五五”末直接融资占比有显著提升。
摒弃路径依赖，寻求新质驱动引擎：
从传统红利到创新红利
传统依赖房地产、地方基建融资和同业空转的盈利模式已不可持续。“十五五”期间，金融业必须果断摒弃路径依赖，寻找并拥抱新的增长引擎，将服务新质生产力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1) 拥抱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并购与整合：
金融资源应前瞻性地配置到产业迭代重组的过程中。一方面，支持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龙头整合与初创企业洗牌；另一方面，为传统领域的产能过剩化解与深度整合提供专业化的并购金融服务方案。产业升级中蕴含着巨大的“结构性机遇”，金融应把握此机遇，动态优化信贷与投资结构，实现对“卡脖子”环节及专精特新企业的精准支持。
2) 挖掘数据要素价值，赋能普惠金融：
数据将成为金融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金融机构需深度挖掘内外部数据价值，将其应用于客户洞察、风险定价、产品创新和运营优化。特别是通过智能风控模型，解决小微企业与“三农”主体的信用画像难题，破局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实现从“资金中介”向“信息中介”和“数据服务商”的战略延伸。
3) 发展转型金融工具：
针对传统高碳行业绿色技改需求，创新发行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设立低碳转型再贷款、再贴现工具，探索建立碳减排支持工具与结构性货币政策联动机制，助力高碳行业有序转型。
调整业务结构，优化资产质量：
从规模竞赛到内涵式发展
在规模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金融业的竞争将从“跑马圈地”转向“精耕细作”，追求“结构优化”与“内涵式发展”成为战略方向。通过降低资本消耗、聚焦核心能力等举措，提升资产价值收益构成主要任务目标。
1) 资产负债表重构与收入模式变革：
银行业需优化资产端结构，压降低效同业资产，将信贷资源更多配置到高收益、符合战略的领域。负债端要提升核心存款占比，稳住净息差。更为关键的是，必须坚定推动非利息收入增长，重点布局财富管理、投行业务等轻资本业务，以有效应对利率下行带来的息差收窄与利差损风险，优化收入结构韧性。
2) 差异化定位与精细化客户经营：
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需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制定截然不同的战略路径。头部大型金融机构需发挥综合化全牌照优势，优化业务结构，拥抱科技创新，树立行业标杆；专业型资管机构（信托、券商、基金等）需建设投研能力护城河，锻造主动管理能力，在大资管市场中探索不可替代的专业地位；区域性金融机构则必须坚定选择差异化道路，“深耕区域特色产业和市场基础”，做透地方产业金融、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场景，践行“小而美”的发展模式；产业金融机构需重塑核心能力，提供特色化金融产品和服务，解决产业痛点。
持续深化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前瞻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一场持久战，“十五五”期间风险防控的重点将从“攻坚战”转向“常态化、机制化”的预警与处置，防控关口显著前移。
1) 健全“四早”机制与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依托监管科技(RegTech)，监管机构将逐步构建“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的“四早”机制。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控关口也需随之前移。同时，完善宏观审慎评估（MPA），将房地产、地方债、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压力测试，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探索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2) 重点风险精准拆弹与机构市场化退出：
持续关注并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房地产风险，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债务违约处置机制。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及处置路径日益清晰规范，监管将稳步推进“问题公司”和“边缘公司”的风险处置与化解，部分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将通过并购重组或有序退出实现市场出清。
3) 强化跨境风险防范：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与企业出海，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管理上升为国际业务的核心竞争要素。需构建涵盖风险识别、计量、对冲及监控的全流程体系，增强数字化工具赋能以提高风险响应的精准性与效率。
数字化和AI重塑行业能力体系：
从技术赋能到业态革命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AI）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工具，而是重塑金融业商业模式和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其影响将从“技术赋能”迈向“业态革命”。
1) AI驱动全面智能化与普惠化：
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技术将加速迭代，应用门槛持续大幅下降，推动技术红利从大型机构扩散至区域中小金融机构。AI将深度渗透所有环节：智能风控实现多维度数据融合，显著提升反欺诈与信用画像能力；智能投顾与“虚拟客户经理”实现个性化服务的大规模定制；智能运营在承保理赔、反洗钱等环节带来效率的质变。
2) “平台+生态”模式成为破局关键：
中小金融机构需积极拥抱“平台+生态”模式，接入外部技术平台能力以实现弯道超车。科技成为破局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通过大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与拓展服务半径，最终显著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满意度。
3) 区块链与数据资产应用深化：
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与特定资产登记结算领域应用日益深入。同时，强大的数字化转型必须以坚实的数据治理和安全体系为底座，在保障数据安全和客户隐私的前提下，打破数据孤岛，释放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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