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国内某小明星国外代孕又要遗弃孩子的事件引爆舆论。
有人觉得小明星一家都是极品，把孩子当玩具，想要就要不要就扔；有人觉得代孕意味着子宫可以买卖，坚决反对代孕；有人觉得当事人是在挑战广大母亲的底线，自己不生可以，代孕也可以，但弃养不可以；还有人把矛头指向两个孩子的爸爸，居然把这等极端隐私的事情拿出来曝光，是彻头彻尾的渣男；更有人拿小明星动辄几千万捞钱与山东金矿坍塌被压工人对比，说什么劳动人民干一辈子也不及戏子轻松捞钱，真真是世风日下。
又有媒体爆料，说广东一个17岁的女子，以1.5万元的价格出售卵子，不想在取卵过程中发生事故，重伤残疾，极有可能一辈子无法生育。
尘嚣之下，就连官媒也正义发声：前有代孕妈妈遭退货，后有明星代孕欲弃养，录音中“这两个孩子七个月真的打不掉，TMD”更令人愤怒。代孕在我国被明令禁止，其对生命的漠视令人发指；胎儿如存缺陷或被丢弃……如此践踏底线，法律难容，道德难容！
代孕对旁观者来说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伦理问题；但对当事人来说，特别是对处于弱势的、贡献出子宫的女性来说，更是一个生存问题。
中国自古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没有子嗣代表着家族的灭亡。没有后代的人是没脸去见祖先的。家族的延续，姓氏的传承，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始终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直到今天，年轻人们仍然被长辈们各种花式逼婚、催生孩子。但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娶妻生子的机会的。没有性伴侣的生理压力、传宗接代的精神压力、没钱下聘礼结婚的经济压力，成了当代年轻男性新的三座大山。
为了传宗接代，城里人用三代积蓄买房子，小镇青年自家有房，把钱拿来当聘礼，偏远山村则砸锅卖铁买老婆。
传宗接代的困境并非当下独有。特别是在封建时代，有实力的男性一夫一妻多妾。明媒正娶的妻子不需要多少美貌，只要持家管账就好；至于妾室，就跟玩物一样既能用来享乐，又能拿去送人，是不被当人看的。
女性总量就那么多，最好的资源被少数有实力的男性霸占了，普通的被中间阶层的男性娶了，剩下海量处在社会底层，没钱没身份也没颜值的男屌丝又该如何解决传宗接代的问题？
古人自有智慧。
为了延续血脉，娶不起，那就租用别人的妻子来代孕生孩子。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买不起房不要紧，租房子也可以结婚嘛！
于是就有了“典妻”。
典妻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五胡乱华，战乱不止，当权者尚且要从中原迁徙去南方避难，广大老百姓更是命如草芥。只要能活下去，别说租给别人了，就是卖身为奴也在所不惜。
苏轼就曾提到，因为欠苗，当时卖田宅雇妻女的人数不胜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有记载，北宋时，由于灾害频发，老百姓活不下去只好质妻卖子。
到了两宋之交，金兵南下，中原百姓纷纷逃亡，很多家族在战乱中离散。为了延续香火，典妻现象更加严重。
元朝政府曾明令禁止典妻代孕，明朝法律也规定无论是出租老婆还是租别人老婆，都要处以重罚。但典妻之风并没有减少。到了清朝，底层百姓生活愈发穷困，加之明清两朝礼教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愈发严苛，买卖妻女的行为就更加普遍。有些地方典妻甚至成为公开的习俗。
其中又分为典妻和典妾两种。
所谓“富人典业，贫子典妻”。典妻，顾名思义，有“妻”就有“夫”。女子是被丈夫当成物品“典当”给别人去生孩子。目的就是借腹生子，事后必须离开。
租别人老婆的人一般有两种：一种也是屌丝男，因为娶不起老婆，只好蹭别人的老婆生孩子；还有一种则是自家老婆生不出儿子的富户，他们或者怕老婆，或者有点小钱但还没财力养一大群妾室，所以干脆找个代孕妈妈，给点钱，生完孩子就让人回家。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战乱和灾荒，丈夫死在战争中，或是因逃难而离散，长时间不回家，妻子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被迫自典。就是自己把自己出租给有钱且需要传宗接代的人家去充当代孕工具。在此期间，租赁方必须养活她和她的孩子，直到她给东家生下孩子才能重获自由。
典妾，则是单身女子为了生计，不得已靠出租自己来谋生。典妾的目的在于挣钱养活自己，生不生孩子要看契约双方约定和意愿。
与典妻生子相对的，很多穷苦百姓却因为无力抚养不得已把亲生孩子（特别是女婴）溺死。
因为古代中国是按照人头来收税的。家里人口越多，要交的税就越多。而养孩子的成本又很高。老百姓连自己都养不活，孩子生下来只是负担，只好溺死。
因此古代中国的人口始终在一个区间内徘徊：隋唐鼎盛时约5000万，宋元1亿，明朝最多接近2亿，明末清初锐减到不足1000万。
直到清朝中期雍正皇帝不顾骂名强力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口与土地和税收松绑，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加上外来农作物的普遍推广，中国人口才开始暴增。仅仅几代人，到乾隆晚期和道光年间，人口增加到4亿。
但人口过剩又让底层适龄男性愈发娶不到老婆。
清朝有个屌丝男叫赵喜堂，因为穷，就决定把老婆租给别人使用，租期8年，租金“国票六百元整”，并立下字据为证。像赵喜堂这样把老婆长期租给别人的，被称为“典妻”，短租的则被称为“租妻”或“雇妻”。而无论短租还是长租，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借肚皮”，也就是把老婆的肚子租给别人生孩子。
即便是像赵喜堂这样的屌丝男，在封建礼制下，只要他觉得有必要把妻子租出去就可以立刻执行，而不需要征得妻子同意。
直到民国，典妻现象依旧存在。鲁迅就在一篇小说里提到了典妻。被“典”的那位农妇，从一开始的思念幼子心含怨怼，到被富户的温和软化，后来生下新的儿子因母爱不舍离开，却又因为契约不得不走，最后回到家中对着丈夫和儿子怅然若失，充分展现了典妻制度下女性的痛苦和无奈。
如今，代孕在世界范围内呈愈演愈烈之势，尤其以乌克兰和印度最为泛滥，印度更是被称为“世界代孕工厂”。
富人和中产阶级去乌克兰代孕，主要是因为乌克兰女子总体肤白貌美，母体基因好，生下来的孩子自然不会太难看。而选择印度则更直接——便宜。
印度代孕产业年收入在2015年达到130亿美元。很多来自欧美日本的有产阶级家庭纷纷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印度代孕事业的支持。其中不乏事业有成、自身条件极佳的女性，也有部分同性恋者。
站在她们的立场，随着女性在职场上地位的提高，她们在收入上接近甚至超过大多数男性。但女人一旦结婚，终究要面临生孩子的问题。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哺乳期，这个时间段往往长达两年。而时间，正是职场女性最输不起的地方。她们想要孩子，喜欢孩子，又不想因为生孩子影响事业。用自己的卵子花钱代孕就成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至于同性恋群体，则可以靠代孕组建有孩子的完整家庭。
在印度，代孕一次的成本为2.5万美元，而在美国代孕的平均成本为7万美元；而其他合法代孕的国家，如希腊、日本、塞浦路斯等国的价格则介于两者之间。
不过这笔钱最多只有1/3会落到代孕女子手中，也就是7000~8000美元。对于年均收入只有300美元的印度女性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其它大头则落入机构和中介口袋。代孕由此成为暴利，催生出完整的地下黑色产业链。
在中国，民间代孕近年来也呈现出规范化、产业化的特点，在南方尤为突出。而针对代孕问题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仍处于空白状态，这就给人可乘之机。
职场女性不想因为怀孕生产丧失竞争力而选择代孕。
年轻小明星们不想因为生孩子影响身材、耽误赚钱而选择代孕。实际却是为了保持身材太瘦了，瘦到连例假都不来，根本没法生孩子。只好花钱代孕。用别人的子宫生自己的孩子。
至于别人的死活，花了钱，关我何事？不满意还要退货。
而处在底层的广大屌丝男性，在没钱下聘礼正儿八经娶老婆的情况下，只好从人贩子手里买一个，或是凑点钱借个子宫来生一个。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代孕和出售卵子的行为在我国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对家族子弟的品行教育。正所谓有才无德是小人，一个人如果只有才华，但是没有道德约束，就很容易去做伤天害理之事。这样的人越有才华，拥有的资源越多，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几乎每个家族都会在祖训家训中强调为人处世的道理，防止子弟做下道德沦丧人性扭曲之事。
传宗接代，不仅仅是简单生命延续，更是家族精神和的操守传承。
食人者，恒为鱼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天寻找底层女性来代孕的小明星、职场精英、中产阶级，在更高层级的掠食者眼中，俨然是质量更好的代孕母体。你们打开的潘多拉魔盒，终有一天将（或许已经悄然）反噬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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