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听团史，星火百年✦
百年风雨兼程，一路筚路蓝缕，让我们通过＜百年青声＞专栏，带领大家穿越时光，踏上百年征程。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5月，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完全屈服，与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分丧失。10月，日寇策动河北香河等县的汉奸、流氓举行暴动，由此开始了日寇策动的以汉奸、流氓、毒犯为主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寇指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个县的国土便脱离了中国的统辖。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学生6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学生和市民2万多人在天桥和前门火车站广场分别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主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成了推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的起点。
西安五青年事件
西安五青年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制造的迫害爱国青年的事件。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不仅消极抗战，还处处限制人民的参战活动，对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更是横加迫害。蒋介石先后给各地发了许多密令，严禁学生公开讲演、举行座谈、集会游行、宣传抗日。
1938年2月至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下令，非法解散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民先队总队部、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13个爱国团体。6、7月间，又逮捕了西北青救会驻西安的负责人何志诚、民先队西北负责人李连璧、民先队西安队负责人于志远、蔺克女、陈宇五人，时称“西安五青年”事件。中共和各界抗日爱国人士对国民党政府迫害青年及爱国团体的行径进行严厉的抨击，并领导“营救五青年运动”，连续组织几次游行示威，发动各学校各团体轮流探监慰问和开展签名运动进行抗议。在各界群众的压力下，9月，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五青年。
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民主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
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次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全国学生和昆明市民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
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青年团的试建
青年团的试建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试建。1942年以后，有些解放区青年救国会日渐涣散，青年工作日趋消沉。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问题愈加严重。陕甘宁、太行、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中下层青联或青救会组织大多涣散，上层青联或青救会有名而无实际机构。山东、晋察冀、华中、晋绥等解放区各级青联或青救会组织虽存在，但工作方针不明确，工作范围不确定，工作任务不具体，上下级联系很少，会员没有组织生活，青年干部经常被抽去做党政工作，普遍不安心，整个工作处于自流状态。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青年组织已不适应青年工作的需要。
1946年8、9月间，分管青年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重新建团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应该建立青年团，但要先经过试点。同时对团的名称、性质、任务、工作方法、团与其他青年团体的关系以及建团的方法等提出了重要意见。1946年9月中央青委首先在延安的冯庄、丰足火柴厂、延安行知中学试建青年团并获得成功。
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解放区中共各中央局、各分局按照《提议》的要求，陆续择地试建青年团。1947年8月至9月，中共中央青委召开了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决定扩大团的试建工作，并决定改秘密建团为公开建团。到1948年底，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在各解放区普遍展开，并获得很大成功，为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建团提供了依据，为青年团从试建到在全国普遍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望建团百年，新时代青年应以奋斗为笔，绘青春之梦，接过历史的旗帜，迎着风雨与阳光奋力前进，永不气馁，承载先辈精神，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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