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感对大学生对生成人工智能态度的影响：生活意义的中介作用以及学术参与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研究背景

研究问题：这篇文章研究了孤独感对大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态度的影响，具体探讨了意义生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学术参与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探索了性别差异。 

研究难点：如何系统地探讨孤独感对GenAI态度的心理机制，如何验证意义生活在孤独感和GenAI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学术参与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相关工作：现有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特征、社会规范和学习动机对GenAI态度的影响，但缺乏对学生内部心理特质的系统研究。孤独感作为一种显著的情感体验，可能影响其对GenAI的信任和接受度，但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验证。

研究方法

这篇论文提出了基于意义构建理论和拓展-建构理论的调节中介模型，用于解决孤独感对大学生GenAI态度的影响问题。具体来说， 孤独感与GenAI态度的关系：首先，假设孤独感会显著负向预测GenAI态度。 

意义生活的中介作用：其次，假设意义生活会在孤独感和GenAI态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意义生活被定义为个体对生活目的、价值和方向的主观理解。 

学术参与的调节作用：此外，假设学术参与会调节孤独感与意义生活之间的关系，即学术参与水平较高的学生在孤独感增加时，意义生活的下降更为显著。 

性别差异：最后，假设性别会调节意义生活在孤独感和GenAI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男性的中介效应完全，而女性的中介效应部分。

实验设计

数据收集：研究通过便利抽样方法从中国26个省份的大学招募了1651名大学生（平均年龄=20.41岁，标准差=2.62岁）。参与者通过在线平台“Wenjuanxing”匿名填写问卷。 

问卷工具：使用了多个经过验证的自评量表，包括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意义生活问卷（MLQ）、荷兰工作投入量表学生版（UWES-S）和大学生对GenAI态度量表（GAIAS-CS）。 

统计方法：数据分析使用SPSS 24.0和Mplus 8.3进行。首先，使用SPSS 24.0检查变量分布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然后，在Mplus 8.3中使用潜在调节结构方程模型（LMS）测试假设的调节中介模型，包括中介分析中的调节和简单斜率测试。

结果与分析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24.75%，低于推荐的40%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孤独感与意义生活（r=-0.33，p<0.001）、学术参与（r=-0.32，p<0.001）和GenAI态度（r=-0.22，p<0.001）显著负相关；意义生活与GenAI态度（r=0.32，p<0.001）和学术参与（r=0.43，p<0.001）显著正相关。 

调节中介模型的检验：基线中介模型拟合良好（x²/df=10.63，CFI=0.95，TLI=0.93，RMSEA=0.05）。全模型包括潜在交互项后，模型拟合显著改善（Δ-2LL=18.42，Δdf=1，p<0.001）。最终模型显示孤独感通过意义生活间接负向预测GenAI态度（间接效应=-0.10，95% CI[-0.14,-0.06]），意义生活在孤独感和GenAI态度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学术参与的调节作用：学术参与正向预测意义生活（β=0.55，p<0.001），孤独感与学术参与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意义生活（β=-0.12，p<0.001），表明学术参与显著调节了孤独感与意义生活的关系。 

性别差异：多组SEM分析显示，自由模型拟合显著优于约束模型（Δx²(3)=10.464，p<0.05），表明性别在中介路径中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样本中，孤独感通过意义生活完全中介GenAI态度（间接效应=-0.17，95% CI[-0.30,-0.09]）；女性样本中，孤独感通过意义生活部分中介GenAI态度（间接效应=-0.05，95% CI[-0.10,-0.03]）。

总体结论

这篇论文通过构建和验证一个调节中介模型，揭示了孤独感对大学生GenAI态度的负向预测作用，发现意义生活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而学术参与则显著调节了这一关系。性别分析进一步表明，意义生活的中介效应在男性中完全，在女性中部分。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情感状态如何影响技术接受的理论理解，还为高等教育中的AI素养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了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跨文化或干预性方法，进一步探索情感状态与技术相关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建设更加包容和人文中心的数字社会提供心理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