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5日，本该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却给伦敦蒙上了最沉重的面纱：马路上的可见度为零，道路被迫封闭，车辆无法行驶；短短5天里，伦敦因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病死亡的人数多达五千余人，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死亡人数增至一万三千人。墓地一反常态变得拥挤，寂静述说着人们对死亡的极大恐惧和对雾霾的深恶痛绝。
1956年打响雾霾战斗的第一枪
1956年，伦敦用一部法律打响了与雾霾的第一战。在这部《清洁空气法》中，出现了四条尤为重要的空气治理方法：
1．关闭市区内所有发电厂：这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拿北京举例，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四个角各有一个大型热力发电厂，是四个重大污染源，处理它们涉及到整个城市供气供暖系统的极其复杂的改造。而当年的伦敦毅然把市区内所有的热力发电厂迁移到了城区外。
2．鼓励工业企业外迁：作为工业革命的主力军，工业、工矿企业的外迁无疑动用了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可能影响企业的发展。可见伦敦并没有沉溺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将环境治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3．改造传统炉灶系统：煤球燃烧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硫和微小颗粒物质，加重了空气污染。于是政府花大本钱用天然气、煤气供给炉灶系统。
4．城市集中供暖：通过集中供暖来减少能源资源的浪费，减少了空气污染的供给源。
伦敦政府的对症下药似乎卓有成效，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行空气治理的做法，终于让伦敦渐回明朗。
20世纪70年代后的持久战
就像经济永远不会停下它昂首前行的步伐，污染亦紧随其后，以新的形态侵袭。70年代，伦敦从一个工业性城市发展成为商业城市，大量中产阶级购置私家轿车，至今已达四百多万辆车——汽车尾气成了流动的空气污染源，其犹如手段高明的杀手，于无声无息中每年杀死5000多人。新一轮战争打响了。这一次，伦敦卯足了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地铁建设：作为世界第一个建造地铁的城市，伦敦的地铁系统非常复杂。伦敦地铁每天承载300万人流，使路面汽车骤减。且地铁已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重要组成，更是英国文化不可割舍的特色元素。
2.控制政府用车：在伦敦，只有首相和内阁大臣有权使用公务车，而首相也经常骑车或搭乘地铁上班。反观北京，通过分析，2006年北京的公务用车占到了全市汽车保有量的20%，而今北京有532万辆车，其中公务车数量可想而知。
3.限制私家车进城：当然，这是建立在公共交通极其发达的前提下。这也是今天上海、杭州等城市在采取的饱受争议的措施。虽然这是对外地车的“歧视”，也是一条以金钱划出的门槛，但确实也起到了限制作用。
4.改造出租车：由于出租车的老旧，伦敦空气污染的20%来自出租车。于是政府补贴，将1200俩出租车改装为电动，并对车龄15年以上的出租车进行吊销执照以强制淘汰。
5.修建自行车高速公路：2010年，伦敦第一条8.5公里的自行车高速公路修建完成，可直达市区。未来十年，还将修建11条类似的专用道。既健身又环保，甚至比开车省时间，一举三得。
6.打造城市“绿肺”：在伦敦市区以外，保留了4434平方公里的环形绿地，用“绿肺”来缓冲污染，净化空气。
7.新材料治理空气污染：伦敦的环卫部门使用了一种名为钙基粘合剂的新型材料。将其涂抹在城市建筑的外墙面，可减少空气中14%的漂浮物。
8.全民监督空气治理：PM2.5监测在1999年就被伦敦引进。2010年伦敦国王学院在全伦敦布置了200多个监测点，并让每个市民都能下载APP监测空气质量，并对政府环保工作进行反馈。
其实，不仅仅是伦敦，美国、日本、德国同样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剧。但它们也已回归洁净的蓝天，我们虽不能拷贝他们的模式，但他们的决心与方法却能给予我们信心。
天蓝蓝，水蓝蓝，我们共同的梦想。
